贸易发展战略:东盟四国的经验与启示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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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转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陆续独立。经过五十年代对战争创伤的医治与民族经济的恢复,东盟四国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贸易角度而言,东盟四国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贸易战略经过了两次大的转变。

1.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是东盟四国经济的起步阶段。此间各国开始有计划地着手国家经济建设,纷纷聘请国外专家帮助策划、制订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各国政府颁布诸种法令条例,积极鼓励发展传统农业及矿业,同时也及时改善贸易结构,建立有效的贸易保护制度,迅速而稳步地建立起了“替代进口型”工业。由此,制造业逐渐获得发展,并日益成为东盟四国现代经济的核心,国产消费品日益占领了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

2.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是东盟四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六十年代进行的大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一部分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还对部分工业品的进口实行优惠政策,从而客观上刺激了东盟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及至七十年代,东盟四国的产业结构已由“替代进口型”转向了“面向出口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急速上升,以旅游业、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加之农业的多产品化、高商品率、高出口率局面的形成,使东盟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旺的地区之一。

3.八十年代中至今是东盟四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针对八十年代前期出现的经济衰退,东盟四国及时调整了四国经济结构,至1987年其经济再次出现高潮并持续至今。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大量的国际资本寻求出路。面对这一新的格局,东盟四国纷纷建立起“引进外资的外向型经济”,其运行机制表现为外资启动、两翼齐飞的良性循环,即引进外资一方面可以吸收就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进口替代,另一方面能够建立加工工业,提高供给能力,扩大出口。

二、贸易发展战略的运作特点

东盟四国的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各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总体看来,东盟四国的贸易发展,大体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东盟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国内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贫乏,经济规模不大,国内市场狭小。与这种特点相适应,东盟四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经过五十、六十年代的发展,农业占GDP 的比重已经大为下降,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使工业逐步成为了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七十年代初东盟四国传统农业的特征尚存,工业占GDP的比重还次于农业,但到了七十年代末,农业的重要性让位于工业。除了菲律宾结构变动较为迟缓外,其它三国都较为迅速。目前,东盟四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的关系,基本上保持在2:4:4的比例(表1)。

在过去的20年中,印尼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速度高达52.8%,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35%和31.6%,菲律宾仅为12.8%,正因如此,菲律宾在东盟四国中经济最为脆弱,经济增长速度亦最为缓慢。

表1 东盟四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占GDP的%)

2.大力引进外资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增加国际竞争能力。由于东盟四国推行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努力改善投资的软硬件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外资吸引力与区位优势。具体来说,第一,东盟四国强劲的增长势头,无疑增加了外资吸引力;第二,东盟四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第三,金融环境相当宽松;第四,外资政策优惠。由于上述原因。东盟四国成为国际投资特别是东亚地区相互投资的热点。

1987年日本直接投资开始波及泰国、马来西亚,1988年下半年又波及到印尼和菲律宾;“亚洲四小”自1986年起因工资成本剧增和货币升值,把曾带动其创造经济奇迹的劳动密集产业转向东盟四国,而本身则将注意力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1986—89年,东盟四国累计获得外资约500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及“亚洲四小”的投资占其61.7%。

以日本为例: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尽管经济增长持续减缓,但对东盟四国的投资额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取代“亚洲四小”而成为其直接投资的重点(表2)。

表2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百万美元)

当然日本在亚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向东盟转移,除了前述的优惠的投资环境与外资政策及劳动力低成本吸引力外,日本也有自己的目的:其一,确保资源和能源供应;其二,开辟东南亚市场;其三,为构建所谓“东亚经济圈”扩大势力范围,以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经济区相抗衡。

3.改善贸易结构。东盟四国贸易结构调整的战略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即“外资+外向型的国内经济政策→工业化→贸易增长与贸易结构高级化→更多的外资+外向政策的连续性”。

东盟四国的共同点是以初级产品换取制造业产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各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净入值在贸易中的比例高达20—50%。贸易结构调整最成功的印尼,其特点是逐步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尤其是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了基础制造产品出口,使该项贸易由净入超变为净出超;但高技术产品对外依赖毫无改观。马来西亚则加强了燃料出口,积极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使高技术产品净进口幅度大大下降。泰国减少农产品的出口依赖性,而增加了杂项制品出口,同时使高技术产品通过进口替代逐步增强自给率。菲律宾尽管在未分类杂项制品出口方面大获成功,高技术进口有大幅下降,但矿物燃料进口量依然很大,基础制造业产品的自给率有所下降(表3)。

表3 东盟四国贸易结构及变化

说明:各国贸易结构由各国该项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减去该项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表示。正项为出大于进,负项为进大于出。

与贸易结构的调整相适应,东盟四国在商品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4)。其出口商品结构

表4东盟四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的变化主要表现在:①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而初级产品的出口的份额相对下降;大宗出口商品种类迅速增长,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直线上升;②农产品的比重虽不断下降,但其出口结构日益多样化,且几种主要传统出口项目仍保持着自己的优势。

三、东盟四国的贸易经验及其启示

东盟四国的贸易发展历程及其现实格局所提供的基本经验是:

其一,一国的贸易发展模式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特点及产业优势。就目前来讲,东盟四国还带有明显的农业经济国贸易特征,但在过去二十年间逐步发展了初级制造业,近年又利用“四小龙”产业高技术化的趋向,接过其淘汰的或丧失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配产业等。在出口方面东盟国家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制品的生产,尽力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从而使出口商品结构大为改善;在进口方面东盟国家实施工业化政策以前,工业消费品都依靠进口,但实施工业化政策之后,占进口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材料、机械和运输设备等。

其二,贸易竞争力来自于技术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整个八十年代,东盟四国急于扩大出口,汇率大幅下降。1980—89年,印尼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下降达55.2%,菲律宾下降32.2%。但有趣的是,印尼和菲律宾的大幅汇率贬值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印尼由1981年的1.284%跌至1989年的0.749%,菲律宾由0.309 %跌为0.262%。相反,马来西亚与泰国的汇率下跌较为平缓,但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马来西亚则由0.635%升至0.866%,泰国由0.379%升为0.694%,这一反差表明,决定贸易竞争力的第一因素是技术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其次的。尽管汇率调整在消除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扭曲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刺激出口、改善贸易竞争条件方面却并不总是有效的。

其三,积极参与区内贸易,将大为减低贸易产业转换的风险性。东盟四国都是小国,在开放条件下,小国国内所有的生产性部门都要受到外贸影响。并且,由于小国不可能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因而一旦由于本币升值,或原来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相对优势随劳动成本上升,小国必然经常面临产业的更新与转换。一旦这一转换失败,整个外向型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区内贸易的扩张已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西欧大市场建成与北美自由贸易集团形成之后,排他性的贸易壁垒将使东亚国家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所以东盟四国减低对美欧市场的依存度已成为必然趋势。马来西亚、泰国出口市场较为分散化,但各国也有特定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主要的出口对象是“亚洲四小”,1988年出口“亚洲四小”的贸易量占总额的30.4%;印尼则以日本市场为主要出口目标,比重达41.7%;而菲律宾出口美国、西欧的比重在1889年则高达54.2%。

综合东盟四国在东亚地区贸易中所占比例,来划分东盟四国对区内相互贸易的依存程度,依次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区内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就越高。

其四,东盟四国的现实表明,要增加外资的吸引力,就必须采取新的外贸政策,致力于投资环境的改善。①淡化“本土化”倾向,放宽对外资的政策限制。泰国规定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不受股权限制(但服务业限于49%以内)并可内销20%的产品,允许外资企业在当地拥有土地,并开放房地产、金融、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马来西亚规定外资的前5年可拥有100%的股权,产品50%外销或就业超过350 人的企业也可独资经营。印尼也相继颁布放宽外资管制的一些措施,如将限制外资投资的273个行业减至75个,外资的最低投资额由原来的100万美元降至25万美元,取消318项产品的进口配额和进口垄断等。②提供各种优惠。泰国规定对投资出口产业、开发当地资源和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外资企业;豁免3—8年所得税,并免征机械、原料进口税和产品出口税,马来西亚的外资企业可享有新兴工业地位、投资税收优惠、调整后收益回扣及出口奖励条款。③大举兴建外商投资区,鼓励成片开发。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马来西亚的交通、港口设施良好,而且电力也较为充足,因而吸引了外商投资的视线。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经济规模巨大,国内市场广阔,产业多样化特征明显,与东盟四国有显著区别。尽管如此,但在发展格局上仍具有许多共同点:第一,在发展型式上都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之中;第二,在贸易结构上都开始由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制成品出口国;第三,在产业特征上都是以劳动密集型和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第四,在外贸水平上都依赖农产品、矿物燃料、基础制造、未分类杂项制品的净出口来换取高技术产品的净进口。这些共同点在对中国贸易经济发展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相互经验的借鉴提供了启迪意义。

通过分析东盟四国的贸易发展历程与经验,考虑到我国产业多样化与技术层次低的特点,我国发展外贸的政策应该是:

(1)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以与制成品出口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高级化。

(2)与上一总体思路相对应, 一方面利用国内产业多样化的优势,大力通过引进与开发,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尤其是要注重对化学、机械、运输设备、通讯器材、电子等行业产品的培植,通过进口替代,逐步改善目前高技术大额净进口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要巩固现有初级产品和初级制成品出口市场,尤其是初级制成品应尽力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绕开地区贸易集团越来越明显的贸易壁垒,尤其是配额限制,从而用单位价值的增加来抵销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

(3)大力参与东亚区内贸易,以增强对区外冲击的承受能力, 在此前提下扩大贸易对象,分散进出口市场,避免过度依赖少数国家。

(4)在激烈的国际投资竞争中, 特别是面对亚太周边国家加快经济政策调整的形势,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和审订我国的投资政策。第一,在外资利用的策略上必须有长远眼光。尽管外资推动了东盟四国的经济发展,尽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生产基地到亚太发展中国家的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但从大国特征考虑,我们不应该继续将外资看作是填补储蓄与国内投资缺口的手段,而应更多地将其作为促进技术转移和开发出口市场的载体。第二,吸收外资不能单靠税收优惠这一条件,还必须在人事管理、外汇进出、基础设施等方面更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能只与国内相比,更多的应该是放在亚太周围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大范围作横向比较,并要根据内外条件的变化做适时适度的调整。第三,应借鉴东盟四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放开外商对一些以外销为主的公司企业和其他部分与国民经济稳定关系不大的企业的持股权。只要合理规定单个外商和所有外商对一个企业的最高持股额,就可以灵活地扩大外资的进入范围与进入程度。

(5)在外贸体制上,应采取信贷、 利率互补等多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培植我国综合性的外贸企业集团,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与风险承受力;放开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外贸自主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建立在对国际国内价格与供求信息较为充分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参与能力与应变能力;通过创造条件,提供各种服务和资讯,鼓励和组织企业集团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6)采取逐步到位的汇率政策,消除汇率高对出口的负面影响,但又不能有意压低汇价。东盟四国的经验表明,在技术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汇价压得过低反而不利于改善国际收支。

(7)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区,以此为突破口, 带动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已从东北亚到南亚形成了一条半弧形的自由贸易地带,这表明亚太地区不少国家(地区)以局部地区采用自由贸易化的策略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此,我们亦可以在东部沿海有选择的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不仅有利于有效地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而且对我国在亚太地区地位与作用的加强亦有重要意义。

注释:

〔1〕Asian Development Bank:Key Indicatiors of Developing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1992。

〔2〕亚洲开发银行:1990年亚洲发展展望。

〔3〕UN: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Statistics,1990。

〔4〕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0; 19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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