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竞技体育全民制与全民制的思考_举国体制论文

关于我国竞技体育全民制与全民制的思考_举国体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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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13)03-0014-06

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训练体制一直是体育界和社会人士关注的焦点,学界对于现行的举国体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起点低、进步快,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就走完西方体育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在奥运会上取得辉煌成绩。回顾我国在1952年象征性地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时全军覆没,仅仅是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会体育场,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但时隔56年,我国不仅圆满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而且金牌数名列榜首。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的举国训练体制。但另一部分人认为,尽管举国体制给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带来优异成绩,但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应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且我国竞技体育的基础项目如田径、游泳和三大球的水平始终上不去,问题归咎于体制,同时举国体制也不利于我国整个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老体育工作者,我时刻关心体育的发展,现抱着“体育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情,再谈谈我对训练体制改革的看法。我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从深化体育改革出发,应该逐步从举国训练体制向全民训练体制过渡,以克服种种弊端,使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不仅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得到更大的发展。我已很久不写理论文章,这次应《军事体育学报》编辑部之约,盛情难却,为庆祝军事体育学院建院60周年和学报更名,抛砖引玉,但愿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1 举国体制的由来

什么是举国体制?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楚。百度网的“百科名片”是这么说的:“举国体制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的有关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我基本同意这一概念,但我认为可以用最简单的哲学概念来理解,即我们常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是“以少胜多,以小胜大”有效的取胜战术。如果用另一句话来表述,举国体制就是官办体育的体制。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大型建设项目都是依靠举国体制取得成功,例如50年代的卫星上天,近年来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和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也都有赖于举国体制的实施。

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底子薄,成绩差,1936年旧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吃了“鸭蛋”,被西方人污蔑为“东亚病夫”。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学苏联,为使体育很快赶上去,也就顺理成章地实行以苏联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同时实行这种制度的还有东欧国家、古巴、越南和朝鲜。这一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

为什么在苏联会产生这种体育制度?我们知道,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状态。他们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体育各个方面都在明争暗斗。苏联在体育上处于弱势,因为沙俄时代根本不重视体育,甚至学校都没有体育课,所以苏联为了要和美国抗衡,就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于是他们就实行以少体校为基础的体育举国体制,奏效很快。终于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苏联队首次参加就一鸣惊人,获得71枚奖牌,以5枚之差与世界最强对手平分秋色。于是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很受鼓舞,纷纷效仿。而我国当时正推行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体育当不例外。国家体委也请来苏联顾问,运动队请来苏联教练,体育学院请来苏联专家。同时,与苏联交流十分频繁,不仅派了运动员到苏联训练,而且当时国家队训练的全套体操器材和举重器材也都是从苏联进口。所以我国实行举国体制有其历史渊源。据我所知,我国国家队的集训比苏联严格,采用了军事化的封闭训练,这也是我国部分项目突飞猛进的关键。

我国推行举国体制,还有一个政治因素不可忽略,即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列强的包围,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走向世界。体育是我们走向世界的突破口,所以中央十分重视。中央文件中曾经特别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含义,一方面要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一方面要求运动员为国争光。

2 举国体制的利弊

2003年夏天,国家体委下达了一项研究任务,由党组书记李志坚同志亲自布置,国家体委科研所牵头,进行《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这显然是为领导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当时我已年届77岁,但并未完全离开业务,领导让我这个“老兵”也参加。我们这个组兵分四路,到东北、西北、华东、华南进行深入调研。我带了一位年轻同志直奔华东,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我在南京、上海和杭州分别拜会了省市的第一把手,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同时每到一地总要和基层搞训练、竞赛和人事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座谈。由于我们这个研究组的成员都是资深教学和科研人员,所以大家交谈没有顾虑和拘束,给我们上了一课,有些发言很激烈,总之对现行体制的弊端深恶痛绝。我们回到北京经过多次讨论和分析,最后成文送交国家体委领导参考。2004年,该论文获得科学技术奖。这里我先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论文发表后网上有人说我是反对举国体制的,这是一个误会。举国体制的成绩有目共睹,我怎么可能避而不见呢?我只是认为举国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进行改革,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不符合辩证法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关于举国体制的利弊,议论不少,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方面。先说说举国体制的优点:在我国经济比较落后、运动技术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竞技体育资源,形成三级训练网,实行训练一贯制,有效地培养一批专业运动员,对我国竞技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短时间内使我国部分运动项目如体操、举重、击剑、射击、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女子排球、短距离速滑、花样滑冰和网球以及田径、游泳个别项目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奥运会和世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五星红旗不断在赛场上升起,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这种激励作用是其他国际活动所不可比拟的。

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和在国际上取得荣誉,对于我国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都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也就是说对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有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具有相当强的实力,才有可能在2008年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一届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在我国得到普及,奥林匹克精神在我国得到发扬,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崛起的新中国的风貌。至今北京市还把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作为城市建设的口号。

在缺点方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现行训练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它必然限制和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首先是这种体制不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趋势的社会化原则。人们一致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知识体育的新时代,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和科学化是现代体育发展趋势。而我国的现行体制仍是五十年代苏联的体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体育当局曾提出“向人民还债”的鲜明口号,彻底改革了举国体制,与世界接轨。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体育强国,这一点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体育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只有社会化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本质功能,即教育、健身和娱乐功能。我们出于政治需要,突出了它的政治作用,于是国家大量投资,数额十分惊人。有人说我们一块奥运会金牌值7亿元,我看这有些夸大。据我所研究体育经济学的专家估计,国家一个奥运会选手投入大体上在四五百万元。按代表团运动员400人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到20亿,折算32枚金牌,一枚值五六千万。如果我们再为运动员从少体校到国家队几万人算一算账,又是各级体育部门一笔庞大的开支。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体育经费大部分用在竞技体育上,开展社会体育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多年来要解决“两手抓”(一手抓竞技体育,一手抓社会体育),事实上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实情。

政府办体育不利于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事实上所谓项目中心和体协,仍是国家机构,只是多头领导而已,机构越改越庞大,公文越来越繁琐,和改革的本意背道而驰。这是地方最大的意见之一。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又是管体育的主体,管办不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达不到高度社会化和产业化。体育机构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经费完全依赖国家拨款。

体育人才流动困难。教练员运动员完全是按行政区划分统一管理,只能上下流动,横向流动困难,以致调动不了积极性。相反,个别单飞运动员如李娜在国际上取得很好的成绩,援外的运动员如姚明等等也在体制外得到发展。

现行体制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运动员的出路难问题。有些运动员很小就到少体校训练,牺牲了就学的机会,学训矛盾无法彻底解决。我在南宁就参观过李宁所在的少体校,有的孩子就像幼儿园的小孩,还必须有保姆照顾。他们退役以后完全没有就业能力,这是举国体制最大的危害。我曾率领国际象棋代表团参加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世界锦标赛,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和苏联棋手在文化上的明显差距。在一次招待会上,苏联世界冠军卡尔波夫风度翩翩,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的运动员躲在角落里,当人家前来寒暄时,我们的运动员答非所问,我作为领队兼翻译只好打圆场。棋类运动员况且如此,其他项目就可想而知了。这不怪运动员,这是我们的训练体制造成的恶果。每当我看到有关运动员退役后的不幸遭遇,如街头卖艺的,卖奖章的,澡堂搓背的,卖烧鸡的,等等,我感到非常心酸。这是谁之过?试问现在独生子女的家长有谁愿意做这样的牺牲?

3 各国体育体制的研究

1986年5月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5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各国体育科研体制的比较研究》的大会报告;1988年8月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第6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在大会作了《各国训练体制的比较研究》的报告;1990年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上作了《海峡两岸体育制度的比较研究》的报告;1992年在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作了《欧共体12国体育体制比较》的报告;为介绍国际体育体制的发展现状,根据这一内容,在国家体委礼堂给全体处以上干部做了报告。我从这几项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是和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体育体制也要相应有所变化,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继承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东欧国家也是一样,我在1994年去布拉格参加第8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看到他们的体育体制和政治体制一样,发生巨大变化。我同时体会到,一个国家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体育教学体制、体育训练体制、体育竞赛体制和体育科研体制是一脉相承的,这样才有利于体育事业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我在《各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比较研究》的报告中,谈了以下问题:1)运动员培养专业化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不同类型的训练体制及其发展背景;3)各国训练体制的异同及其特点分析;4)中国训练体制的改革;5)结论。这里我不可能全文介绍这篇论文,只想简单介绍几种类型和结论。尽管各国训练体制有许多差异,但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3.1 集中型体制,也可以称为集权型体制

这是在政府领导下以专业培训为主的训练体制,相当于我国的举国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古巴、越南、朝鲜都是采用这一体制。以前苏联为例,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把三级训练网最基础的一级分为3种类型,即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寄宿学校和奥林匹克后备力量专项少体校。这种体制把体校分为两类,一般少体校只是为了让中小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运动训练,如发现人才可向专项少体校或二级训练机构输送。奥林匹克后备力量专项少体校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从小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早期多年系统的专门化训练。这两种少体校都是业余性质,由政府教育部门和工会举办,学生达300余万人,形成了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雄厚基础。运动寄宿学校是全日制的运动技术学校。这类学校在文化学习的同时,把运动训练放在重要位置。一般半日学习,半日训练,他们根据学生的运动才能,向中级或高级训练机构输送,进入专业化训练阶段。他们的国家队就是从高级运动技术学校和奥林匹克训练中心选拔产生。

我在研究报告中例举了前苏联和前东德两个实例。东德仅有1600万人口,但他们采用这一体制,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成绩竟超过美国,震惊了世界。在1988年卡尔卡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成绩仅次于苏联,获得第二名。这充分说明这一训练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东德很看重学校体育的基础,他们学校体育明确有两项任务,一是增强青少年体质,二是发现竞技人才。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但是,这种体制尽管能有效地迅速提高运动成绩,但如前所述,它会带来许多弊端。国际体育界也有非议。奥运会长期标榜业余性质,不允许运动员领取物质报酬,连体育教师都不能参加奥运会。现在职业开放又当别论。所以长期国际上对于苏联体制贬称为“国家业余”和“制造冠军的工厂”。

3.2 分散型体制,也可称为分权型体制

它的特点是以学校和社会的业余训练为主,在重大比赛前进行选拔和短期集训。政府过问体育但不设政府体育部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采用这一体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训练体制是把中学作为培养奥林匹克选手的摇篮。全美中学体育联合会管辖的21000所中学都有校代表队,大学院校是美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第二阶段,美国的优势项目如田径、游泳、篮球、橄榄球、排球等等的高水平运动员都在大学和高中,由全美大学生联合会领导,进行频繁的区域性和全国性比赛,从比赛中选拔人才,然后在大赛前进行短期集训。据报道,美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60%就是大学和高中的学生,这就不存在退役后的就业问题。同时,美国教育发达,学校经费充裕,体育设施完善,在训练方面有专门的教练员和俱乐部,也具有良好的科研测试条件,这是他们训练体制的前提条件。美国在1975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开始建立奥林匹克集训基地,比较长期地集中培训部分优秀运动员。如女子排球就是在企业赞助下进行长期集训。美国这种体制具有它的社会基础。美国是一个体育发达国家,体育非常普及,许多城市每天的牛奶瓶的盖纸上就印有当天当地的篮球比赛日程,普及程度可想而知。一场重大比赛往往万人空巷,公路上汽车减少2/3。学校比赛家长都要出席,他们以孩子的胜利为荣。同时学校还设有体育奖学金,这也起到鼓励作用。还有美国黑人把参加体育活动取得好成绩成为他们最好的出路。一个职业篮球选手的收入大大超过美国总统,美国人体育热情可想而知。

3.3 结合型体制

这是近20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训练体制,事实上是以上两种体制的结合,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政府领导,单项运动组织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使教育与体育有机结合,开展经常性的训练,在重大比赛时进行选拔和集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法国,1975年法国政府把国立体育运动学院和高等体育师范学院合并,成立综合性的国立体育学院,作为国家队的永久性集训基地。特点是把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和体育师资及干部培养结合起来,使教学、科研和训练三结合,解决了学习与训练难以解决的矛盾;为运动员的就业做好准备,使家长和运动员解除了后顾之忧。政府设有体育管理部门青年体育部,经管体育方针政策和财务计划,但不干涉具体事务。法国在中学普遍开设体育班进行早期专项训练,发现人才就向体院输送。法国国立体院的学制与众不同,完全是开放式的,招生时间不定,一年四季都可以报名入学。学制和课程也非常灵活机动,适应运动员学生的特点和要求。学院为他们提供训练和生活条件,大学生可以在体院学体育,也可以考取其他专业在校外就读,中学生可以在附近中学就读,但必须集中住宿,保证不耽误训练。欧洲共同体国家纷纷效仿,联邦德国和瑞士都是利用体育学院进行高水平训练,据我实地参观的印象,他们的训练场地和科研设备非常齐全,已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训练体制。我曾在德国看他们一堂体操训练课,录像控制室随时拍下运动员的动作回放,同时播放世界优秀运动员的动作和他们对比,这样就能直观地提高运动员的动作质量。他们的生物力学测试也是在实验室遥控进行。瑞士体育学院不但培训本国运动员,而且可以提供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使用,我在那里还看见过美国教练带着运动员来瑞士训练。当时有一项研究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们科研所研究每一个国家队员的脚型,然后给厂商定做运动鞋,因为他们认为任何项目的运动员脚都非常重要,一般按尺码买穿鞋是不合适的。这些都能反映体育院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的科技能力。我们如今还做不到这些。

上面我列举的世界上不同类型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应该说是各有利弊,但作为发展趋势来讲,综合性体制吸取了前二者的经验教训,比较而言,是利多弊少。目前欧洲大部分国家采取这种体制,大同小异,各有千秋,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倾向于这种综合性训练体制,它实际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全民体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

不管社会制度如何,根据各国经验,一个国家的训练体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有利于科学选材,层层选拔,培养高水平运动人才;2)有利于推动学校竞技体育的开展,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3)有利于全面教育和职业培训,使运动员有良好的职业前途;4)有利于多年系统的科学训练,实现教学、科研与训练相结合;5)有利于参加各种竞赛,实现竞争机制;6)有利于创造训练条件,包括教练员、场地设施和一切物质保证;7)有利于调动社会各行各业的积极性来集资办高水平运动队,实现竞技体育社会化;8)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实现竞技体育的信息化、国际化与科学化。

4 思考与建议

1993年5月24日,原国家体委在总结15年体育改革的基础上,制定了深化体育改革的政策措施。文件指出:

“深化体育改革要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改革;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总目标是,改变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依赖国家和主要依赖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化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

这就是我国体育改革的方向,至今未听说有什么改变。2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尽管运动成绩辉煌,但改革步履维艰。

我也认为,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自我完善,也是自我革命。我们体育界还有一个特殊的思想障碍,生怕改革不好,运动技术水平下降,不好交代。在北京奥运会后更听到一种声音,认为举国体制是制胜的法宝,动不得。金牌拿少了,老百姓不答应。事实胜于雄辩,俄罗斯改革后运动成绩并未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何况我们主张循序渐进,慢慢过渡,这有什么风险可怕。我们要十分清醒地看到,不改革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前途堪忧。

我在1997年退休5年后,应各地邀请,从东北三省到江西,总共走了10个省市15个城市,做了30次报告和15次座谈,听众达一万人次。主要给体委机关干部和体育院校师生讲两个专题: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体育改革。

我主张我国体育体制应该向国际上比较盛行的结合型过渡。我认为结合性也可以被称为全民体制,也就是“还体于民”,使体育充分社会化,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体育,鼓励企业兴办体育,在大量的群众基础上,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这也符合我国国情。在竞技体育改革方面,我提出以下建议:

1)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体育局按《体育法》规定,主要是领导、协调、监督,不承担具体业务。负责制定方针、政策规划和财务管理以及组织参加重大国际竞赛,如亚运会、奥运会等等。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给学校和部分体协以经费支援,使它们能发展壮大,具备训练条件。

2)中国奥委会成为实体,负责实施《奥运增光计划》,领导各奥运会项目的运动协会,组织单项竞赛和培训运动员,协助政府领导全国竞技体育的开展和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它的组织系统遍及全国。少体校以学校业余为主,由教育部门领导,协会给予协助,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为其重要任务。举办全国和省市单项锦标赛,代替全运会来提高运动成绩。

3)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体,负责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社会体育,领导各产业体协和特殊人群体协,如老年体协、大学生体协、伤残人体协等等。负责举办以群体为特征的国民体育大会代替全运会。各省市按此进行工作,直至推动和管理基层俱乐部和乡村文化体育站以及城市社区街道办事处的体育活动。同时负责领导非奥运会项目的体协工作。

4)建立学校运动俱乐部,以六大体育学院为基地,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生源来自各体协和学校,逐步解散国家队和省市专业队。

5)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赞助并参与建设各运动协会的工作,可以冠名作为回报。

我这里仅仅是大的框架,细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中,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为实体,不仅不会削弱国家对体育的领导,而且有了两大臂膀,和体育总局形成有力的“三驾马车”。为减少因改革带来暂时的负面影响,我认为可以用8~10年的时间有计划地进行这一过渡。可以设想,已经实行60年的举国体制,要想一朝一夕就改头换面,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还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但如果我们体育界领导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一意想改革,抱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观念,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我们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改革一定能成功,我国体育事业的成就一定会更加辉煌。

熊斗寅简历: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先后在青年团中央、国家体委国际司、科研所从事国际联络、科研管理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共党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退休。熊斗寅毕生致力于体育科学研究,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著有《体育现代化》、《比较体育》、《熊斗寅体育文选》、《圣火在燃烧》等专著;合著有《2000年中国体育》等25本著作和回忆录《冲浪人生》。曾参与起草《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增光计划》。参与建立体育科学体系、体育社会科学并引进体育信息学和比较体育等新学科。退休后继续从事奥林匹克研究,并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奥林匹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首席专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全国优秀科技情报奖1项;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以其他奖项11项,并获得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和体育工作贡献奖奖章。退休后还获得老教授协会颁发的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老有所为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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