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3)05-0004-06
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踏上了新的征程，着重表现在以“中国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复苏与提升的势头十分明显，软硬实力的交替上升极易刺激传统强国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统治全球多年的情境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想攫取一席之地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文化强国的强势反弹并面临诸多文化安全困境。面对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传承者和最高风范，领导和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便无可争议地落在了它的肩上。作为执政党，能否领导和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梳理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是我党开展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基础性理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是突出的。
一、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基础的奠定
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国家文化安全理解为：一个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毛泽东时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从未提及“文化安全”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政策中，不难看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已经展开，虽然受时代的局限，这一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但因此萌发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却给后世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1.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反对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战场。毛泽东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的主线，以此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毛泽东早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大家，必须学会向帝国主义作文化斗争。从1953年起，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开始突出地倡导“和平演变”战略，并鉴于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把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针对这种渗透战略给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全面安全带来的威胁，毛泽东为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通过抓住教育、理论研究和新闻出版等领域来巩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一方面在各类学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在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通过建立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同时，通过出版《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著作，主导了文化宣传领域，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除此之外，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为此，他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并指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途径是通过群众斗争和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
2.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反对和平演变是核心，对自身文化实力的加强是根本。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将文化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予以重视。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开国之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表达了建设新中国高度文化的决心和信心。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此后多次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重视国家文化实力的文化安全战略思想还突出地体现在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政策中。首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懈追求的文化建设目标。这个文化建设目标的确立虽然当时是指向新民主主义的，但同样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目标。其次，确立了文化建设的目标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从服务对象、发展原则和发展方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建设方针。如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艺术学术发展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化发展创新方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针的提出等。
3.提供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所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遇到的文化压力和威胁是巨大的，这既包括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糖衣炮弹”和“和平演变”的压力。面对这些文化上的挑战和压力，毛泽东始终是把革命的文化作为“武器”来看待和使用的，以文化这个“武器”来武装人民、保家卫国，这一点给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以极大的启示。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一些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思想要么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彻底贯彻，要么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有的甚至出现了背道而驰的做法，造成的教训极为深刻，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3]这些教训我们必须深刻记取，因为他们从反面警示我们该如何对待文化自身建设的规律，该如何看待文化安全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二、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初步形成
邓小平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形势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时“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空前灾难刚刚过去，但其影响在中国内部还未完全消退，改革开放的实行，又加大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外部压力，内忧与外困决定了当时的文化安全战略必须兼具反“左”和防右的双重职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继承毛泽东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
1.实现了文化战略上由封闭防御向开放竞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内外因使然，在文化上我国基本上依旧采取的是封闭和防御的战略姿态，相应地科教文化建设总体水平也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文化上最大的不安全莫过于封闭和落后，而且由于文化具有极强的传导作用，落后的科教文化也必然拖累整个国家走不出积贫积弱的怪圈。由于邓小平对科教文化在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突出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其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实现了从封闭和防御向开放和竞争的转变，挽救了中国文化安全状况的危局，也开辟了我国高度重视科教文化工作的新时期。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了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是科教文化建设。他讲“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4]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承认落后而又勇于进取，以开放的姿态和务实的手段实现了向世界科技文化发展潮流的迈进与融合，在实践上提高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度，也从思想上开始确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突出地位。
2.明确了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对文化安全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在科教文化上取开放竞争姿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甚至是内外呼应的。在精神文明建设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这个课题上，邓小平解释说，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国内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老东西已经重新出现了，而且，“文化大革命”也遗留了精神上的很多问题，所以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是必要的。所谓精神文明，包含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它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的内外双重困境。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安全内忧外患的积极回应，这种深远的考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格局下，强调了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对内提高民族凝聚力确保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对外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作用，这实际上就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外要义所在，也为后来“精神文明建设”向“文化建设”的话语转变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深远。
3.树立了“三个面向”和“四有公民”的长远目标。追赶世界先进的科教文化水平和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都需要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和完成，也就是说，文化战略的调整和国家文化安全的保证最终要以“人”为落脚点，才能落到实处。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十分注重培养合格接班人的原因，他说：“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5]那么什么样的公民才算是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83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5]至此，“四有”公民的培养目标被完整地提出和确定了下来。此外，“四有”作为对公民素质的整体性综合性要求，是不会自发形成而是需要培养和塑造的，在这方面，邓小平认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教育是关键。1983年10月1日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5]这一思想后来逐渐发展，扩展到先进文化建设领域，党的十六大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6]由此不难看出，“三个面向”思想对人才培养进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深远影响。
三、江泽民：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
江泽民时期，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完成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时代转型，使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实现了向更具普遍的国际认同和对话意义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建设的历史转变，使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得以发展。
1.完成了文化建设的话语转变。党的十二大时，我们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9]此时文化建设作为与思想建设并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而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8]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话语的转变代表着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和对新的历史形势的积极应对。江泽民从冷战结束后国际大局出发，结合国内的形势，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9]体现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上把握住了历史潮流，完成了精神文明建设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并把文化提升到综合国力有机组成部分的高度，把保持发展本民族文化提升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2.奠定了新安全观的广泛基础。江泽民1999年3月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8]在旧安全观中，军事和政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少提及文化安全，这主要是由于冷战的缘故，掩盖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文化安全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灵魂，对一个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甚至足以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此时，如果再固守旧安全观，显然已落后于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安全需要，新安全观的提出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文化等新的安全因素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从总体上来看，文化等新安全因素重要性的提高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新安全观形成后，特别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核心确立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了更广泛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并确定了指导原则，使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成其为新安全观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有了其既相对独立又和其它方面安全战略协调发展的可能性。
3.指明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世纪之交，江泽民在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10]，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指出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虽然在内容上是和政治、经济一起提出的，但其划时代的意义不可否认。在此基础上，进入新世纪后“先进文化论”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宽阔视野观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思想产物，是其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向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提出的种种理论及现实课题的理性回应。先进文化论向人们昭示了，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只有先进的，才是安全的，确立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四、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丰富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加深了对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规律性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我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
1.进一步丰富了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和理论。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方面面临的是崭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继续上升，重要性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步加强，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多元化的趋势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息化时代新的文化安全挑战从广度、深度和速度方面都给新一代领导集体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3年8月12日，胡锦涛在主持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11]此时，党中央已开始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保国家文化安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再一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即“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12]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明确了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上确立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一次飞跃。
2.确立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进入新世纪，文化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软实力、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日益突出。能不能让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世纪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不仅关系到在激烈的世界文化竞争中能不能通过文化自身的发展和繁荣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更从根本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七大上正式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旨在通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家文化安全，并制定了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战略举措，切合了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对文化建设的需要，集中体现了其对我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对文化安全重要性认识的新突破和对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手段的新把握。
3.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构想。文化安全重在建设，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进入新世纪，在先进文化建设方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构想，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建设“和谐文化”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为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筑牢了更加坚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构想的提出通过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来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扭牢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构想的提出以和谐文化建设为路径来促进先进文化发展，开辟了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新世纪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深刻的思想观念变化，不但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从来未有的活力，也同时带来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就抓住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和谐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当代的集中反映和具体形态，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为以先进文化建设促进国家文化安全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
习近平同志早在主政地方时就十分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他曾指出：“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3]。2013年3月23日，作为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外访，习近平在莫斯科指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14]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发展规划目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与接触提升至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地位正在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承认，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加快了与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合，迈上了以提升文化领导力和增强自身文化魅力来维护和确保安全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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