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苏北“海势东迁”与淮盐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兴衰论文,明清论文,试论论文,海势东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3-0096-11 位于江苏沿海的明清两淮盐场(淮南、淮北)是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海盐产区，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长期为全国盐课主要来源；1194年黄河全流夺淮后，苏北海岸不断淤涨，在明清时期内快速形成广袤的滨海平原，这一罕见的重大自然事件在文献中称为“海势东迁”，对明清两淮盐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尽管明清两淮盐业史是学界非常传统的研究领域，①不过，有关明清苏北海岸变化与淮盐兴衰的关系，以往学者却很少正视、关注。②有趣的是，学界又存在一个普遍的说法，往往将淮盐兴衰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岸变迁引起的自然环境变化。如认为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淮南产盐区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海岸线东移，盐场卤水减少，盐的产量也很快下降，盐业趋于衰败”、④“淮南盐业到了近代迅速衰竭，主要原因是黄河夺淮引起海势东迁”，⑤以及“1495年以后，灌河口以南海岸线变化迅速，淮南盐场发展受到抑制……淮北盐场处于较稳定的海岸滩地，发展颇快”等。⑥类似的说法在文献中确实有很多反映，如“海势东迁，卤气渐淡”、“海势东迁，卤气日薄”、⑦“海势东迁，卤气淡薄，报荒者达百余副”⑧等。但若进一步扩大文献考察，便可窥见其中的矛盾： 自海势东迁以后，昔日斥卤之地，大半去海已远，其间经官勘明放垦者，所在固有，而民间影射私垦者亦多。⑨ 滨海新淤日涨，旧时亭场去海日远，潮汐不至，盐产遂绌……故淮南煎盐渐次衰退。⑩ 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荡草日绌，供灶维艰，虽有移置亭灶之议，尚未实行，故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极形短绌，金沙一场且久不出盐。(11) (刘庄场)卤气枯竭，荡多垦熟化为腴田，又无尾沙，难谋移筅，灶丁乐于开垦，苦于办煎。(12) 上述记载表明：(1)“海岸变迁”、“海势东迁”导致的主要是“昔日斥卤之地”、“旧时亭场”因远离海潮而土淡。即文献所载的“海势东迁，卤气渐淡”说法本身无误，但不是沿海滩涂均不能产盐。(2)像石港、金沙、刘庄等远离海潮的旧盐场，盐绌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向新淤荡地搬迁亭场，或者没有尾沙(即新淤荡地)，自然“难谋移筅”。对这些盐场若不加以综合分析，便会将其作为证明海岸变迁导致盐衰的证据，有将个别现象扩大之嫌。(13) 显然，文献记载与学界的普遍说法存在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一普遍性说法长期流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存在对文献误读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默认了一个隐含前提，即江苏海岸变迁、滩地淤涨是淮盐的抑制因素，二者负相关。(14)换言之，认为海涂淤涨愈强烈的地区，会因卤水淡薄而使产盐的自然环境条件丧失，从而抑制盐产。在此隐含前提下，即使出现了相反的文献记载，也甚少怀疑，容易形成沿海滩地逐渐不能产盐的印象与图景，对海岸变迁与淮盐兴衰关系的认识陷入简单化，并一定程度上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成为其他学者不加检讨的论证前提，被广泛引用。(15)为此，笔者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与现代海岸研究，尝试考察“海势东迁”对淮盐的影响。 一、“海势东迁”与新淤荡地的“草丰卤旺” 明清两淮盐场主要采用传统煎盐法，(16)“草丰卤足”是生产的必备条件。(17)果真海岸变化引起滨海滩地卤水淡薄，荡草缺乏，不能产盐了吗？事实上，文献中对“海势东迁”引起的滨海滩地变化，特别是新淤地带的“草丰卤足”情况有充分描述，同治年间两淮盐运使丁日昌的实地勘察，便为我们了解当时各场盐作环境变化提供了生动图景： 滨海之新淤尽属斥卤，蓄草之外，不能种植……宜置亭而不虑其垦种也。(18) 安丰场……乾隆中年以来至道光初年，马路以东得古淤七八里，新淤十余里，续淤又十余里，地方广阔，出草既多，兼卤气极厚，又东至海边光沙六七里，人皆以捕鱼为业。(19) 吕四场……场境之北，向有荡地，计可置百余面，实为草丰卤足之区。(20) ……三场近海下沙之地，其势辽阔，卤最厚，惜无殷商建立亭场。(21)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江宁知府许星璧同样查勘了两淮盐场，所记各场草卤情形如下： 丰利场有卤无草，如果烧窑、烧锅认真查禁，产草全得归煎，该场荒塌亭灶尚可力图修复。 角斜场引荡式微，向系借购邻场之草……拨富安新淤归角配煎。 栟茶场正场最为困苦，李堡并场较优，亦苦草为窑所占，该场引荡辗转典卖占为民业，近岁草价昂贵，典荡者居为奇货。 掘港场三面环海……草多卤足，为通属九场之冠。历年荒废亭灶尽可修复……各港汊淤，不通潮，卤气不足。 何垛场草丰卤足，泰属十一场中，除草堰外，以此为最。 梁垛……新淤尚可增亭，惟招丁稍难。 丁溪场正场灶亭草卤无缺。 安丰场开垦独多，产草独少，不但堤东之草不准私售供炊，即堤西辖境之草亦只准零星肩挑售与本场街市，严杜出境，庶可勉敷供煎。 伍佑场上亭一千余面，荡草未尝不足，乃前年为西水所淹，亭面浸淡，上年又无潮水引入，现该场员兴挑西潮河及南北两汊，必俟挑通咸潮灌入正场，卤气当可如常。 新兴场规模尚好，草卤皆敷。 庙湾场……学滩营地租价极贱，产草极丰……随地皆卤，随地皆可筅置。且闻学滩、苇营两地草荡几数千顷，诚天然丰沃之区，似宜招商认办补救淮南缺产。(22) 这些文献记载说明：(1)滨海新淤荡地不缺少卤旺之地，卤水资源普遍存在。(2)伴随海岸东迁，滨海卤旺之地空间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不断东移。(3)盐场正是通过向海搬迁(“移亭就卤”)适应了海岸变化，即旧亭场通过移筅到新淤地带继续盐作活动。(4)各场新淤情况不一，草、卤分布具有不平衡性。(5)部分盐场由于人口密集，私垦以及其他手工业发展等原因，以致荡草紧缺，影响了盐作活动的持续。(6)盐场水利兴废对维系旧亭场生存十分必要，有些旧亭场远离海潮，对引潮河依赖较高，水利失修，往往导致旧亭场难以为继。(7)财力不济、荡草紧张、招工困难或者水利失修等社会经济原因，导致亭场搬迁乏力，制约了“移亭就卤”的积极性。(8)新淤滩地“尽属斥卤”，草卤条件好，“宜置亭”，而不宜垦种，伴随海岸变迁，旧亭场不再宜盐，相反，近海新淤地带又成为新的宜盐带，可能存在一个动态的递进过程。 综上可见，“海势东迁”并未导致滨海不利于产盐，并没有显示盐作资源(荡草、卤水)普遍缺乏，只是盐作资源出现了空间分布变化，整体仍然十分丰富。同时，这一特殊的海岸变化——历史时期“海势东迁”引起的盐作资源分布变化，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在现代海岸带中普遍存在。 二、海涂要素演替作用与海岸盐作活动 海岸变迁与淮盐兴衰的关系复杂，仅依靠文献分析，难以获取对海岸环境变化与盐作活动关系更为深入的认识。实际上，“海势东迁”引发的海岸盐作资源分布变化，在现代江苏海岸仍有普遍反映，特别是与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的演替现象有关，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苏北沿海环境变化对历史时期盐作活动的影响提供了条件。 据现代海岸学者研究，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植被、土质、盐分)存在规律性的自然演替现象，自海向陆，海岸带土壤盐分、植被等生态要素呈现有规律的演替序列。板沙滩逐渐向浮泥滩、光滩、盐蒿滩、草滩转变，在自然状态下，承前启后，循序渐进，不可超越或逆转。(23)显然，这种特殊的海岸自然资源变化，对人类的海岸资源利用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以往研究中少有学者注意到从海岸自然变化考察淮盐生产活动，赵赟等学者从苏北海涂地貌与要素变化去思考、揭示对淮盐生产活动的影响，是笔者目前所见仅有的涉及海岸生态要素演替作用的文章。不过，作者虽然说明了亭场搬迁是伴随海涂淤进而形成的客观变化，但并未明确指出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作用的深刻影响，没有揭示海岸变化对盐业生产的影响机制，未认识到草滩、盐蒿滩也存在空间位移、宜盐带不断东迁的变化，以及亭场搬迁、人工引潮、贩运荡草等活动对盐作要素集约利用的重要意义。故认为自然条件制约是废灶的根本原因，这与前文其他学者的看法并无明显不同。(24) (一)海涂要素演替作用及对淮南煎盐的影响 海岸生态要素演替作用对盐作资源变化的发生机制表现为：滩面淤宽淤高，土壤淡化，旧时宜盐带转变为宜耕带，而其向海一侧的新淤滩地又演替为新的宜盐带(“新淤卤旺”地带)。这一递变规律、发生机制，促使了盐作资源分布的整体稳定(图1)，在古今海岸也具有相似性。(25)这种演替作用对明清苏北海岸的盐作环境、盐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即“海势东迁”对盐作资源分布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只是盐作资源随着海岸淤涨出现的空间分布变化，并未导致资源普遍缺乏，(26)作为一种特殊的海岸自然演替现象与资源分布变化，始终保持了动态的存在。
图1 淤进型海涂生态要素演替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14、16、78页改绘。 首先，演替作用对海涂盐分分布有着深刻影响。传统煎盐生产以卤水充足为首要条件，制卤是极重要的步骤。近岸海水一般为2-3°Bé，直接煎煮费时费燃料。因此传统煎盐采用晒灰制卤法，通过近海傍潮的卤旺滩地开辟亭场，引潮浸灌、晒取盐分，提高土壤盐度，收土淋卤，一般可以提高到16-20°Bé，再上鐅煎熬成盐。(27)自海岸东迁，引发不同位置的滩地土壤盐分存在明显差异，并有相应演替现象。据现代考察研究，江苏淤进型海涂中，自陆向海，其远离海潮的年潮淹没带(草滩)潮浸频率与潜水位下降(图1)，不仅剖面平均含盐量较低(2.1‰)，而且0至5厘米的表土盐分低于剖面平均盐分。(28)然而，在近海傍潮的月潮淹没带滩地(盐蒿草滩、光滩)，潮浸频率高，植被稀疏，土壤处于强积盐状态。其盐蒿滩土壤含盐量为6‰至8‰，光滩则超过10‰，蒸发作用强烈，是潮间带主要积盐地带。(29)因此在演替作用下，盐蒿草滩、光滩不断东移，地面光洁，杂草稀少，依潮傍海，一般是设置煎盐亭场理想之地。另外，1855年黄河北归，此后苏北沿海淡水径流显著减少，近岸表层海水盐度有所提高，如废黄河三角洲地带土壤盐分不断增加。(30)因此，海岸东迁并不会导致卤水普遍变淡。以往认为范公堤外海岸渐渐淤积，咸水浓度亦逐渐减少，(31)但根据前文分析，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误解，实际上仅指已基本脱盐淡化的草滩地带，出现了卤水淡化的现象，但受演替作用影响，新淤荡地仍然处于强积盐过程，咸水浓度并不会减少，此消彼长，正是海岸要素演替的常态，故清末丁日昌、许星璧查勘盐场时才会看到很多卤旺之地。 其次，荡草丰富是传统煎盐另一个必备条件。“煎盐必资草荡，草多则煎办有具，盐自丰盈。”(32)海岸东迁，草滩带相应东扩。草滩带是海涂演替发育的最后阶段，土壤有机质增多，结构疏松，基本脱盐，不再适宜盐作活动，而对农业生产最为有利，成为宜耕带，适宜种植业(图1)，(33)如“泰属各场……每因淤沙外涨，腹内荡地土性渐淡，是以率多改荡为田”。(34)但草滩的不断扩大，无疑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白茅草资源。多年生白茅、獐毛等草甸植物便大量分布在年潮淹没带的草滩上。其白茅植株一般高25至80厘米，(35)群落覆盖度70%至90%，在今天苏中岸段仍有大面积分布。(36)同时，月潮淹没带(盐蒿滩)以一年生盐蒿(盐地碱蓬)为主，其植株高30至70厘米，(37)自海向陆逐渐密集分布，是滩涂裸地先锋群落，群落覆盖度约60%。(38)可见，海岸淤涨、荡地扩大，丰富的白茅、盐蒿等草甸植被，为两淮煎盐生产提供了充裕的燃料来源。 最后，海涂资源利用与演替密切相关，沿海滩地因此同时存在紧密联系又不断递变的宜耕、宜盐以及宜渔带(图1)。这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使原位于盐蒿草滩附近的新亭场，由于海潮远离，土壤脱盐加快，周围草渐茂而卤水渐淡，遂成为旧亭场，即荡草丰富易得，卤水资源却难以获得，只能暂时通过引潮沟获取卤水资源。随着海岸不断东移，这种矛盾状况逐渐加深，最终旧亭场只能废弃，搬迁到距海更近的新淤滩地，但也有以贩卖荡草为生，或者转垦。(39) 总之，“海势东迁”引发的盐作环境变化，对淮南盐业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煎盐生产离不开较多的土地资源，“荡地既多，煎盐较旺”。(40)据《盐法通志》所载原额草荡、沙荡与历次新淤荡地亩数，淮南各场荡地总面积超过600万亩，其历次新淤荡地占原额荡地59.3%。(41)显然，淮南盐场因海岸不断淤涨而获得了大量荡地资源——滩地面积增大、荡草、卤水资源丰富，为盐业兴旺提供了更多空间与可能，有利于煎盐生产简单扩张、复制。加上明清官府长期施行蓄草供煎制度，对海岸土地利用采取重盐轻垦的政策，促使淮南盐业在16—19世纪中叶——海岸快速淤涨的时期内，迎来了黄金时代，至乾、嘉、道时期，为极盛时期，(42)如淮南盐课约占清廷全部盐课的49%。(43)淮盐经济也因此长期保持了南强北弱的基本格局。 (二)“海势东迁”对淮北盐业的促进作用 明清苏北“海势东迁”对淮北盐业同样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淮北盐场自嘉靖以后皆为晒盐，(44)采取淋卤晒盐或晒卤晒盐法(滩晒盐)。以往有学者将淮北盐业兴起归因于淮北海岸东迁不明显、海岸线相对稳定，(45)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海岸淤涨，淮北晒盐的产生与发展将缺少基本条件——大面积开阔滩地与丰富的粘土层分布。(46) 于淮北晒盐而言，关键的自然条件在于气候与丰富的粘土。利用风日蒸发制卤、结晶成盐，必须空气干燥、降雨量或降雨日数少、蒸发量大、起风日多。(47)淮北沿海地带降水、蒸发条件比较优越，盐城、射阳及其以北岸段，年均日照时数为2300小时以上，年均蒸发量超过1500毫米，干燥度明显高于淮南岸段。(48)不过，这种优越的气候条件是天赋的，并非“海势东迁”的结果，淮北岸段大规模粘土层分布才是明清苏北海岸变迁的重要产物。 滨海粘土分布与晒盐活动密切相关，盐田的土质对晒盐发展至关重要。(49)这是因为晒盐的制卤环节需要一定粘土，贮水池(养水滩)、卤井、结晶池等设施的修建均需要依赖粘土层防止渗漏。(50)特别是蒸发池的土壤要求有良好的持水性，毛细管水运动缓慢，含有某种程度持水强的多量粘土最为理想。(51)另外，海滩远浅、斜度适当，面积广大，附近无河流、高山的平坦海涂更有利于晒盐发展。(52) 海岸变化为淮北晒盐提供了丰富粘土与开阔滩地。1494年后，黄河三角洲淤进速度增快，大量泥沙经过充分分选，在苏北沿海各岸段渐次堆积。连云港至灌河口一带快速沉积了大量粘性泥沙，由原来砂质海岸转变为粉砂淤泥质海岸。南起灌河口、北至临洪河一带，成为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北扇冲积滩地，普遍分布着平均粒径在0.005至0.008毫米的黄色粘土层，并且自黄河口向南、向北，逐渐变薄、变粗。(53)另外，一般粘性土比砂性土含盐量高，土壤含盐量随物理性粘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加，(54)并且当土壤粘粒含量大于30%时，随着粘粒的增加土壤盐分增加得更多。(55)在射阳河口以北岸段，沿海土壤物理性粘粒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岸段，淮北灌河口附近更超过30%。(56)因此，淮北岸段土质分布变化、干燥的气候、丰富的粘土与开阔滩地，为淮北实现制盐工艺优化、提高生产效率、较早过渡到滩晒盐提供了条件。(57) 不过，淮北盐场虽然晒盐的自然条件优越，晒盐法也出现较早，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明清官府为垄断两淮盐利，担心晒盐产出效率高，容易透私，而淮南煎盐的生产要素例如荡地、荡草、劳动力以及生产工具等都容易控制，(58)故而长期采取重南轻北(或重煎轻晒)的政策。同时，在销售市场的分配上，明清官府又将古代中国最大的食盐消费市场(引地)长期配给淮南盐场，而淮北盐场的销岸范围远小于淮南。如清代中期淮北盐场纲盐引地只有皖岸四府三直隶州、豫岸一府一直隶州。远小于淮南纲盐的湘、鄂、西、皖四岸共三十一府三直隶州；(59)就食盐人口而论，淮北纲岸(豫南、皖北)、食岸(江苏)在清代中叶人口合计约为2770万，(60)而淮南引地范围内食盐人口合计约为6000—8000万。(61)因此，明清官府在江苏海岸重南轻北的政策显然推动了淮南煎盐的繁盛，同时也相应迟滞了淮北晒盐的发展。直到清末，淮北盐产仍远低于淮南，据孙鼎臣上疏，清末淮南岁额1395510引，淮北296982引，(62)淮北只占两淮盐场总引额17.5%。 到清末民初，随着淮南盐衰，淮北晒盐方迎来快速发展。此时时局维艰，清廷财政困难，更加迫切需要稳定盐课收入，竭力维持淮盐经济，遂逐渐放开了以往对淮北大规模滩晒盐的控制，增加投入，以便“借北济南”，淮北盐业因此获得快速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淮南因产不敷销，于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即济南场)。(63)全采用新式八卦滩(即泥池滩晒盐田)，占据了废黄河口北侧苇荡左营大量的开阔滩地，产量增长很快，1910年为17万担，1912、1913年分别为38、88万担。(64)至民国年间废灶兴垦以后，淮北盐产已基本取代淮南，淮南六场合计尚不如淮北一场产量。(65)此后淮北盐场成为淮盐重心，长期以来南强北弱的基本格局发生逆转，是淮盐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 总之，尽管受到官府的政策影响，淮北晒盐长期缓慢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淮南盐场一样，“海势东迁”同样促进了淮北盐业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丰富粘土沉积以及大面积开阔滩地的形成，是促进晒盐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清末淮北晒盐勃兴、淮盐重心北移，并非“海势东迁”导致淮南盐场难以为继，而是社会经济状况促使淮北晒盐有了发展的历史机遇。 三、淮盐“移亭就卤”对“海势东迁”的响应 如前文所述，海涂生态要素演替作用所引发的海岸盐作资源变化，集中体现在空间分布的变化，并非盐作资源短缺。为适应“海势东迁”，盐场往往放弃卤淡的旧亭场，搬迁至宜盐的新淤卤旺滩地，筅置新亭场，成为淮盐适应海岸变化的基本表现(66)。早在宋元时期，沿海兴筑捍海堰，不同岸段的堤西亭灶便渐次搬迁至堤东滩地，以便就卤生产；约至明代，堤西基本没有煎盐亭场。(67)尽管以往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现象，(68)但未引起其他研究者重视，没有进一步分析海岸变化与淮盐发展的关系。总体上看，淮盐响应海岸变化的机制可以概括为：“海势东迁”—宜盐带东移—“移亭就卤”，即伴随海岸东迁，宜盐带也不断东移，草、卤资源分布虽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但通过移筅亭场、人工引潮、修护河道、场内贩运荡草等手段得以弥补，实现了盐作要素集约利用，维持了淮盐发展。 首先，在新淤卤旺之地开设新亭场，是维持盐作的重要方式。对淮南煎盐而言，淤进型海涂要素演替作用使得“草丰卤足”的宜盐带始终存在，而宜盐带伴随“海势东迁”不断东移，又促使亭场通过“移亭就卤”以适应这种变化。故“海势东趋，(旧亭场)卤气日薄，宜劝各垣商另移卤地筅置。”(69)“亭之筑必随荡地……厥后海势变迁，沙淤滩涨，有移亭就卤者。”(70)同时，淮北晒盐也是如此，伴随海岸东迁，卤旺之地也此消彼长，近海傍潮地带成为主要移铺之地。“道光季年，海势东迁，卤气日淡，于是花垛废而中、富兴，盐池悉移铺焉。”(71)由于新淤草卤条件好，对新淤荡地的争夺也往往日趋激烈，如光绪末年，“泰属之草堰新淤最多，其次则何垛、丁溪、梁垛、富安、新淤亦多寡不等。……饬商赶紧认领，迅速增移，迟则本地奸徒择肥私占”。(72)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独特的“移亭就卤”生产形态并非清代后期才出现，而是与“海势东迁”的自然过程相伴随。只是清代后期“移亭就卤”逐渐困难，为恢复增产，文献中才有了更多反映。 其次，除在新淤滩地筅置新亭场外，旧亭场尽管距离海潮较远，难以利用潮水，但可以通过大小引潮沟渠实现引潮、定期浸渍摊场、提高土壤盐分，以暂时维持煎盐生产。民国《最近盐场录》载：“各场地面有串场河、引潮河，不独得资蓄泄，亦可藉引咸潮，而运草运盐更为便利。若沟河不通，无从得潮，潮水不至，无从得卤水利。”(73)但这种方式必须投入大量财力、劳力资源加以维护。因为引潮河口处由于海潮周期性淤积泥沙顶托，极易淤塞，“每为沙泥壅涨淤塞，每岁亦须频频捞洗以深之”(74)、“冬令潮枯水涸，责令一律挑修，其通海口门尤宜疏浚，务使潮流四达，卤旺盐丰。”(75)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官府管制力下降时，这种方式与投入需求会影响盐作活动的维持。一旦水利失修、引潮困难，远离海潮的旧亭场便难以为继。(76)如光绪末年许星璧勘察淮南盐场时所见：“各场原有沟河大半淤塞，是以前年雨水为患，经数月而不消，去年卤气浸衰，引咸潮而无，自即平日著名腴产至此亦成荒亭。”(77) 此外，明清时期官府为控制盐业生产，施行“聚团公煎”(团煎)形式，但由于海涂淤涨变宽，亭场日益分散，清初以后逐渐转为散煎。(78)为保护日渐分散的灶民生命财产安全，官府、民间兴筑了数量众多的避潮墩，此后多形成自然聚落。如今盐城市境内部分地名，大量聚落、居民点仍带有“墩”、“灶”等字，保留了其盐作活动的历史遗迹，很有规律性。(79)这也是亭场伴随宜盐带东移，形成明清时期大规模、长期存在的“移亭就卤”适应“海势东迁”的重要图景。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移亭就卤”的因素固然很多，有自然环境变化，也有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但在并不缺少新淤卤旺地带的情况下，淮盐亭场搬迁(特别是淮南盐场)，实际上主要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咸丰军兴以来，销岸萎缩、垦进盐退、盐课沉重等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淮南盐场“移亭就卤”的能力，长期的“移亭就卤”盐作形态在清末民初已难以为继。(80)显然，战乱直接导致了淮南盐业生产破坏严重，以往移筅的新亭场也大量遭遇破坏。(81)如咸丰八年，“淮南二十场亭鐅大半荒废”。(82)虽然“海势东迁”并没有引发盐作资源普遍缺乏，仍可通过“移亭就卤”增产，但社会情势变化已然促使“亭场移筅为难”。(83)乾、嘉、道时期淮南盐业鼎盛状况自此转入衰落，尽管各场荡草、卤水资源并不存在问题，但“惜无殷商建立亭场”。(84)而官府往往“专己自是”、“安于苟且”(85)；场商则“安享其成，不思振作，吝于接济，惮于休整，以至灶情疲玩”。(86)此时淮南传统煎盐本重利薄、商力衰耗，移筅乏力，徒有增产愿望。(87)可见，虽然盐作自然条件仍然存在，但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迫使传统煎盐难以维持。换言之，此时淮盐之病，在社会因素，而不在自然条件。 总之，淮盐正是通过“移亭就卤”的方式适应“海势东迁”，维持了持续发展。同时，清末淮南盐场“移亭就卤”出现困难的原因，并不在于土壤淡化，或盐作资源不足，而是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制约“移亭就卤”，从而影响了淮盐发展及其整体经济格局变化。 通过考察“海势东迁”对两淮盐作活动的影响，可以认为，“海势东迁”并不会抑制盐作活动，滩涂面积增加提供了更丰富的生产要素，反而有利于淮盐生产规模扩张，为明清时期淮盐繁盛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淮南传统煎盐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荡地资源、丰富的卤旺之地；淮北晒盐也获得了开阔的滩地空间、丰富的粘土层分布；同时，在海涂生态要素演替作用下，海岸带始终存在宜盐带、随着海岸淤涨而不断向海移动，相应地，两淮盐场正是通过“移亭(铺)就卤”，很好地适应了“海势东迁”引起的海岸环境变化，维持了长期发展。这种独特的盐作活动对海岸环境变化的适应机制可以概括为：“海势东迁”—盐作资源演替(宜盐带东移)—“移亭就卤”。 另外，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的“海势东迁，卤淡产薄”，实际上仅指旧亭场，并非海岸滩地均不能产盐，新淤地带仍然条件优越，即“海势东迁”引发的盐作环境变化，也并非盐作资源(荡草、卤水)的缺乏，仅仅是它们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改变，整体上盐作资源仍然普遍存在。海岸始终具备煎盐生产的自然环境条件，只要其他条件允许，人们仍可以从事煎盐生产。(88) 综上，尽管海岸变迁与淮盐兴衰的关系复杂，但海岸变化对两淮盐作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往认为明清时期苏北“海势东迁”是淮盐发展的抑制因素，或淮盐经济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正确。自然环境变化只是提供了基础，没有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便没有进一步的开发意义。包括清末淮南盐衰、淮北盐业崛起(或淮盐重心北移)，并非“海势东迁”引发的盐作环境变化妨碍了淮南盐业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的结果。相反，“海势东迁”对淮北晒盐、淮南煎盐的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①何亚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综述》，《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刘庆龙：《近20年清代两淮盐业研究述评》，《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2期；陈锋：《近百年来清代盐政研究述评》，《汉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2期。 ②王日根、涂丹在《“明清海洋政策与东亚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一文中介绍了吕小琴的会议论文题目与基本观点，认为“卤水淡薄促使两淮盐业生产重心由淮南移至淮北”(《论明清“海势东迁”对两淮盐场的影响》)，但目前为止未见该文正式刊载。 ③渡边惇：《清末における淮南塩場の衰退について》，《立正史学》1972年第36期；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 ④佐伯富：《清代盐政研究》，《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⑤于海根：《民国期间苏北淮南盐区的废灶兴垦事业》，《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⑥凌申：《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如《清史稿》卷123《食货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3637页；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续朝(2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0页；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8《图说门》，顾廷龙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7页；张茂炯：《清盐法志》卷101《场产门二·草荡》，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第1页。 ⑧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4《盐产》。 ⑨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218)》，第730页。 ⑩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2册，1933年，香港宗青图书公司1980年影印本，第257页。 (11)刘锦藻纂：《清续文献通考》卷39《征榷考十一》，民国影印十通本。 (12)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民国三年(1914)文明书局铅印本，第11页。 (13)如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第249页；凌申：《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严小青、惠富平：《明清时期苏北沿海荡地涨圮对盐垦业及税收的影响——以南通、盐城地区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4)拙文：《再议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与凌申先生商榷》，《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15)如王振忠：《清代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方明、宗良纲：《论江苏海岸变迁及其对海涂开发的影响》，《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邹莉莉：《清末民初苏北沿海滩涂农业开发的缘起及其影响》，《前沿》2007年第12期。 (16)明清时期淮盐主要采用摊灰淋卤煎盐法，即利用滨海盐土引潮水、晒灰淋卤、采集荡草煎煮成盐；另外淮北盐场嘉靖年间以后开始采用淋卤晒盐法，生产规模较小。 (17)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3《制法》载：淮南盐场“其煎以草……其草有红有白，皆含咸味，白者力尤厚，红可外售，而白有禁斫”。按：白草即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var.major)，为白茅草属，有白色圆锥状花序，是草滩带的优势植物；红草或红茅为盐蒿草(即盐地碱蓬)(Suaeda salsa)。 (18)丁日昌：《淮鹾摘要》，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243页。 (19)丁日昌：《淮鹾摘要》，第1249页。 (20)丁日昌：《淮鹾摘要》，第1257页。 (21)丁日昌：《淮鹾摘要》，第1321页。按：三场指栟茶、丰利、掘港。 (22)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第9—11页。 (23)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河海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24)赵赟、满志敏、方书生：《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清末民初废灶兴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 (25)康熙《淮南中十场志》卷1《图经》梁垛场图中将海滩自陆向海分为三带：草荡、新淤沙荡以及海沙。这种分带与今天江苏淤进型岸段的主要分带(自陆向海为草滩、盐蒿滩、光滩)一致。参见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26)拙文《略论盐作环境变迁之“变”与“不变”——以明清江苏淮南盐场为中心》，《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7)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8)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76—77页。 (29)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15、20、77页。 (30)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央大学出版组发行部，1934年，第17页。 (31)郑尊法：《盐》，王云五编：《万有文库》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89页。 (32)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6，《场灶·草荡》，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55页。 (33)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17页。 (34)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7《场灶一·草荡》，同治九年(1870)扬州书局重刻本，第2页。 (35)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江苏省植物志》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6—237页。 (36)赵大昌：《中国海岸带植被》，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37)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江苏省植物志》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3—124页。 (38)赵大昌：《中国海岸带植被》，第147、150页。 (39)丁日昌：《淮鹾摘要》，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247页。“煎丁半皆改业力农，其未垦之荡，每遇秋冬收割之时，率皆速樯满载，贩运出场售卖。” (40)光绪《两淮盐法志》卷97，《征榷门·灶课上》。 (41)据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整理。 (42)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第104—105页。 (43)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 (44)嘉靖《惟扬志》卷9《盐政志》。 (45)凌申：《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6)拙文：《再议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与凌申先生商榷》，《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47)郑尊法：《盐》，王云五编：《万有文库》第一集，第51页。 (48)任美锷：《江苏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转引自陈邦本、方明《江苏海岸带土壤》，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49)郑尊法：《盐》，王云五编：《万有文库》第一集，第53—54页。 (50)郑尊法：《盐》，第36页；薛自义等：《制盐工业手册》，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187—188页；河北塘沽盐业专科学校编：《海盐生产工艺学》，轻工业出版社，1960年，第74—78页。 (51)河北塘沽盐业专科学校编：《海盐生产工艺学》，第77页。 (52)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3)王宝灿、恽才兴、虞志英：《连云港地区(临洪河口-灌河口)海岸地貌》，转自陈吉余、王宝灿、虞志英等：《中国海岸发育过程和演变规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54)宋达泉：《中国海岸带土壤》，海洋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55)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71页。 (56)陈邦本、方明等：《江苏海岸带土壤》，第38页。 (57)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0页。 (58)王日根、吕小琴：《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制因素》，《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59)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9《图说门》；周庆云：《盐法通志》卷6《疆域六·销岸三》。 (60)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数字参见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101、358、361页。 (61)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5册，第467—468、505、535、540、553页，1776-1851年间，五省食淮南盐人口约6000—8000万。 (62)孙鼎臣：《论盐二》，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3《户政·盐课二》。 (63)《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 (64)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近代史资料》第10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6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盐业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97—98页。 (66)拙文：《明清两淮盐场“移亭就卤”与淮盐兴衰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 (67)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5，《赋税·灶课》：“凡明以前之灶地多在范堤以西，今曰农灶，亦曰引田，其地在明之季世已多垦辟”。 (68)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第103—104页。 (69)丁日昌：《淮鹾摘要》，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3，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1218页。 (70)张茂炯：《清盐法志》卷103《场产四·亭池》。 (71)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8《图说门》，第97页。 (72)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7《场产十三·产数》，第10—11页。 (73)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近代史资料》第10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74)陈椿：《熬波图》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2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2页。 (75)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218)》，第730页。 (76)如嘉庆《东台县志》卷10《水利》载：“灶河亭民之命脉也，在团则赖以淋晒，在场则赖以装运，但地系沙土，其性善走，又形势浅狭易致淤垫，逾月不雨，河流立枯，淋晒既艰，装运复苦，驾以牛车劳费数倍”。后定例五年一濬。“万历中未经挑濬者三十余年，几成平陆，天启五年，分司徐光国请濬未果。迄今数十年来灶民恒苦河涸”。 (77)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7《场产十三·产数》，第9页。 (78)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4《产殖·场灶》，第7页。 (79)蒋炳兴：《盐城市综述》，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 (80)拙文：《晚清淮南盐衰的历史地理分析》，《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2—183页。 (81)光绪《两淮盐法志》卷30《场灶门·亭池》。“因海势东趋，卤气日薄，曾于咸丰元年饬令觅地移筅亭场，名为新亭，各场均遵办有案，乃停纲之后，任其荒废，至咸丰七年……查亭鐅仅存十分之六七”。 (82)张茂炯：《清盐法志》卷109《场产门十·产额》。 (83)张茂炯：《清盐法志》卷101《草荡》。 (84)丁日昌：《淮鹾摘要》卷3，温廷敬编：《丁中丞政书》卷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321页。 (85)民国《南通县图志》卷4《盐业志》。 (86)周庆云：《盐法通志》卷27《场产三·物地三》。 (87)张茂炯：《清盐法志》卷109《场产门十·产额》。“海势既迁，垦地益辟，荡草之供煎不足，亭场之移筅为难，产额虚增，无补实际”。 (88)如民国《江苏省政府咨文》(《财政日刊》，1934年，第1961期，第2—4页)记载：“现今启东人民，挖取盐泥，日益增多，动辄万人以上，均用小车搬运，每人至少必至数百斤之多，以每日计算被刮盐泥，均在数万斤，以之沥卤煎盐，为数至巨……将有恢复废灶基地筑墩淋卤之举，税警查禁，恃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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