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顺鼎与清末民初诗歌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诗歌论文,易顺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4-100-6
易顺鼎(1858-1920)的文学活动主要从光绪三年(1877)开始到民国3年(1914)为止，虽然此前已有诗歌创作，但诗作存世不多①，而此后，虽有一些作品面世，成就也颇有限。放在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终点的近代文学史上，易顺鼎是一位活跃在它中后期的诗人、作家。
通常地，近8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社会形态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按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说法，这三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1840-1873)；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1873-1905)；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1905-1919)。这样的划分，眉目清晰，体现了思想变迁与文学演进的动态特色及主要线索。屈指数来，第一阶段的代表诗人是龚自珍、张维屏、林则徐、魏源等人，第二阶段则是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第三阶段要数秋瑾、柳亚子、陈去病、宁调元等人了。在这根主线之下，在这个社会制度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纷纭多变的近代大变局中，还有不少诗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文化相对守旧，甚至反动，而其诗歌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甚至超过上述诗人。比如活跃于同光时期以至民初的王闿运、陈宝琛、陈衍、樊增祥、陈三立、郑孝胥等诗人，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被划归为“魏晋六朝派”、“宋诗派”、“晚唐派”等不同诗派，但他们与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诗人”，以及高旭等“革命派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顺鼎是旧派诗人中相对晚出而又非常早慧的一位诗人。相对闭塞的文化地域、传统的家庭教养、旧式功名的人生设计与“风流自喜”的思想性格，使他没能越过前辈乡贤如魏源、郭嵩焘“睁眼看世界”的视域，也没能像亲炙“泰西”文明的黄遵宪那样，在灿烂的诗歌世界表现域外风情，以及先进的、新鲜的思想元素。尽管他也使用“欧巴罗”、“卢梭”、“拿(拿破仑)华(华盛顿)”、“大隈伯”(日本教育人士)、“火车”、“铁轨”、“人道主义”一类词语，在《〈亚细亚报〉周年纪念，题诗》中以“历朝因仍专制习，坐使风俗成唯阿”之语，表达对“暴君专制”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对“文化进步”持肯定的态度，大致表现出温和的改良思想。然而，整体以观，他的诗主要不在思想上，而在艺术上，与当时旧派诗人一道，为我国古典的诗国暮天涂上绚烂的霞光。
文学创作首先关乎创作主体。在新旧思想交冲的背景下，清末民初诗坛狂人辈出。黄遵宪谒见总督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②；他对自己的诗颇有信心，其《酬曾重伯编修》声称：“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则声言：“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在旧派诗人中，王闿运以“放荡”著称，而易顺鼎也自称为“狂士”。南社诗人林庚白更说：“曩余尝语人：十年前郑孝胥诗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数年，则尚论今古之诗，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③清民之际，文人的种种行为，与魏晋、晚明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在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下，知识阶层总是以文艺为“小道”、为“雕虫篆刻”、为“馀事”，然而当仕途不顺、人生坎壈之时，又将之作为生命的寄托。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之际，尤其如此。同时也极易发生分化，通常是，进取图强者，以文艺相号召以图变革，与世疏离者则以文学自娱。近代以来，异域的、新兴的文化思潮，对于吟咏性情的传统诗道来说，是一种无情的革涤，分化的情形也就更加激烈与复杂。旧派诗人樊增祥说：“至光绪中叶，新学日昌，士以词章为无用，而古所谓道性情，体物象，致讽谕，纪治乱之作，见亦罕矣。”④历经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的屈辱，有识之士，着意于思想启蒙，思变图强，传统的“道性情，体物象，致讽谕，纪治乱”的词章，难奏肤功，甚至成为阻碍，自然遭遇冷落，甚至被视为“无用”，或者被“革命”，都在情理之中。
此际，在易顺鼎的内心深处，进与退一直杂遝胶葛。他有抱负，却不甘平流进取，希冀一举成名，而当希望落空时，退隐的意愿则变得格外强烈。这位襟期远大却又日渐无望的诗人，早年诗魔般的情怀，终于喷涌，他意识到，只有诗，才是他生命的最高价值。
不妨参照他人的说法，来描述易顺鼎的这一认识。比易顺鼎晚一年去世的好友王梦湘(1855-1921)有这样一个遗嘱：“署碑毋以官位，曰：‘有清诗人王梦湘之墓。’”⑤作为晚清官员，王梦湘在入民之后，回家乡武陵(今湖南常德市)隐居，属于伯夷、叔齐之列。“清诗人”的身份，或许是表明，他不齿于民元，而以“清诗人”自证清明。这有点像清初诗人吴伟业。吴伟业也曾立下遗嘱，题其墓碑为“诗人吴梅村之墓”。入清后，吴伟业一度被迫屈身仕清，深以为耻，抱恨终身。他这样的遗嘱，大概是要还祖宗清白之身。
易顺鼎与他们有同有异。他有易代的感叹，却少遗民的情结。他早年虽也认为：“道德功业，降而至于文章，技艺之末者哉！夫诗，又文章之末也。”(《〈丁戊之间行卷〉自叙》)“初非以诗人自命”，但屡经困踬，便“以歌代哭，哭国事之不可为，哭怀才之不遇”(程清《〈琴志楼编年诗集〉序》)。可见，他对诗充满真诚，其诗大多有感而发，与樊增祥“以诗为茶饭”，多作文字游戏，追求诗歌的“乐境”，自不相同。易顺鼎曾在《樊口大雪，醉中作歌》中说：“清风明月自在天与壤，吾辈万岁千秋魂魄可长享，死便题我诗人不为枉。”“诗人”的名号，是对他最高的奖赏了。可见，他虽标榜为“诗人”，却不是为了自证清明，而是从内心深处感到自豪与骄傲。此外，他对诗十分的执着。前辈王闿运曾告诫他：“华才非成道之器，然其先不可少。东坡六十而犹弄聪明，故终无一成。”⑥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华才的追求。有人批评他的诗，他不怒，也不改，“自谓竿头日进，弗能改也”(樊增祥《书〈广州诗〉后》)，表现出一种超乎常态的执守。他行役于大江南北，其诗歌几乎一地一集，付梓刊行，遍赠友朋，临殁，仍抄写编纂自己的诗集，谓有“少年之乐”。奭良《易实甫传》有载：
余与君游十年，月恒数见。君甚笃诚，意之所之，即行无回顾，而口呐呐然。人或狂实甫，余曰：“非狂也，痴也。”君亦曰：“我诚痴也。”辛酉，得微疾，或以为风。余往视之，于椅中徜徉，不似有疾者。问何苦，君曰：“非病也，才尽耳！无才，不如死。”余闻之翟然。九月，竟殁。病中检出旧稿丛残，手为编次，即付聚珍印局，字有讹脱，必为订改，觇于神明，果非风也。⑦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易顺鼎具有“意之所之，即行无回顾”的痴情性格，这种性格，用于诗歌，则表现出对诗的“笃诚”。第二，他将文学才华置于生命价值之上，认为如果才尽，则死而无憾。
在对自家诗的真诚与自信这一点上，他与黄遵宪(1848-1905)并无区别。黄遵宪经历人生劳顿之后，深感能慰藉自己寥落心境的还是诗：“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己亥杂诗》)不过，与易顺鼎不同，作为重视功利的诗人，黄遵宪对诗寄予过高的期望，声称“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以此反观自己，未免寥落：“生平怀抱，一事无成，唯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⑧视诗“无用之物”，又回归了传统。
诗学中的性情派与功利派，在古代大多采取调和态度，但是两者之间的紧张也是一直存在的。在清末变局中，这种紧张可以说是空前的了。旧派诗人，大都讲个人性情，虽然他们也关心现实，忧时念世，但在诗中他们通常将这种思想情感融入个人情性当中。而功利一派，因为关注当下，极易产生史诗意识，强调诗歌的现实容量。清末诗界新旧两派的营垒，从诗学渊源看，其区界也就在这里。史诗意识与现实关注引领诗人留心行进着的历史，当他们意识到旧有的形式不足以容纳新生活的时候，容易表现出突破的冲动。而旧诗派则正好相反，即使想容纳一点新的思想内容，也是以新的去适应旧的，适当吸纳新元素，而以不破坏旧有的情调与风格为原则(从这一点看，“诗界革命”对诗的改造仍具有传统的思维定式)。史诗意识与现实关注的有无与强弱，不仅影响到诗人自己对诗的价值、功用的认识与期望，同时也影响到批评者对诗人与创作的评价，而且即便针对同一诗人，批评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对黄遵宪的评价，钱仲联说：“《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⑨就是明显的一例。其实，对黄遵宪予以好评的，不只有梁任公、胡适之，还有丘逢甲、吴宓、钱仲联自己，他们将黄遵宪喻为诗界的“哥伦布”、“第一诗人”，丑诋黄遵宪的也不只有胡步曾、徐澄宇，还有钱钟书。钱钟书认为黄遵宪的诗“卑格俗艳”⑩。再如，王闿运，在旧派诗(尤其是湖湘派)那里被推为清末诗坛翘楚，然而他又同众多旧派诗人一道，遭柳亚子等人深诋。这反映了人们艺术趣味的不同。史诗意识与现实关注的有无与强弱，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其实不同的诗派，当以不同的标准衡量。
与黄遵宪不同，易顺鼎的诗更在于表现心灵的历史。比如，同样是甲午战事，相对于黄遵宪，无论从时间来说，还是从空间来说，随军出关、两度赴台的易顺鼎对它的体验更为真切，但是他把这一历史事件放在《魂北魂东杂记》以及《魂南记》这类散体文中加以叙述，而他的诗歌《四魂集》却不在意于这种宏大叙事，而是以典雅的语言，将家国之悲融入一己沉浮的情怀中。此时担任江宁洋务局总办的黄遵宪，不在事件当场，却创作了表现民族深重灾难的叙事诗，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马关纪事》、《台湾行》等等(其中一部分是后来乡居时补作的)。这反映了两人在题材与体式关系的处理上，认识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存在境界高低、成就大小的不同。
再如，同样是写香港，黄遵宪的《到香港》，感叹香港沦为异域：“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而易顺鼎《香港酒楼，和答李君益智二首》(其一)则表达牢落而自嘲的情怀：“剑誊真如侠，诗心更似仙。马能驰北地，鸥共泛南天。意气楼观日，功名阁画烟。男儿飞食肉，何恨谪兼迁。”其《香港看灯兼看月歌》则艳赞香港星月灯火交相辉映的景象，并无国土沉沦之感。感情趋向不同，却也不必强分高下。
在诗歌理论上，易顺鼎没有全面的论述。大略说来，他推崇传统诗教，主张因革，不貌袭前人，而以性情为主。早年所作的《〈丁戊之间行卷〉自叙》即认为“文章之道与时推移，或十年而变焉，或百年而变焉”，“皆抒写己意，初不敢依附汉、魏、六朝、唐、宋之格调以为格调，亦不敢牵合《三百篇》之性情以为性情”。他历数前贤，于《采石太白楼放歌》则尤艳称李白：“任汝上追汉魏晋宋兼齐梁，中抗王杨卢骆还陈张，下掩韩白韦柳兼苏黄。除却杜陵谁抗手，只向宣城略低首。”然而又说“我诗不及君诗工，我诗亦不君诗同”，表明自己的诗有自己的面目，有自己的性情。易顺鼎晚年所作《〈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序》说：“昔吾孔子采风十五国，选诗三百篇，以思无邪为旨归，以乐不淫为准则。”盛称《诗经》“可群可怨，可兴可观，猗欤盛已”，以为“‘温柔敦厚’四字能治亿万世之性情”，将“性情”规范于“温柔敦厚”之内，有应景的成分，未必全是易顺鼎真实的想法。
相对而言，黄遵宪对诗的看法较为明确，同时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位比易顺鼎大10岁的诗人在早年所写《杂感》诗中提出“我手写吾口”的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吾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从而开启后来“诗界革命”的先声。但诚如钱仲联先生所说：“此(指《杂感》)公度二十余岁时所作，非定论也。今人每喜揭此数语，以厚诬公度。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11)而光绪17年(1891)黄遵宪所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对自己的作诗有一个全面的说法，无疑也对前说做了补正：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12)
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也作了转述。(13)
这说明，黄遵宪是在全面继承古代诗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推陈出新，因此虽仍坚持“我手写吾口”的话语，但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公度诗在艺术上注重对于传统的继承，对宋元之际爱国遗民诗人谢翱的体会尤其深刻。宋诗派理论家陈衍说：“人境庐诗，惊才绝艳，人谓其濡染定盦，实则宗仰《晞发集》甚至。……近始读其全集，则固甚似皋羽也。”(14)他的诗并非以背弃传统为目的。
在诗的作法、风格上，易顺鼎与黄遵宪的追求不同。易顺鼎只求将自己的才情发挥到极致，使人瞠乎其后。相较而言，黄遵宪才气不若易顺鼎，写作起来，有“取材”、“述事”、“炼格”种种讲究，未免拘谨。比如，他的《日本杂事诗》第23首写富士山云：“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独立高”未免词费，“二千五百”过于生涩，如果是易氏来写，可能就写成“三万六千”(易诗里不曾用“二千五百”，倒是多用“三万六千”)，当然黄氏这样写是为了协律。不过，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如果真正要写成与传统划界的诗，则无需“持律”。这也说明黄氏的瞻顾与犹豫，也可以说是新派诗的尴尬。
与此相反，易顺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于近体诗，过于雕琢，尤其视“对属为工”为“诗之正宗”(《琴志楼摘句诗话》)，甚至说：“自作诗者不讲对属而诗衰，诗衰而其世亦衰矣。”前一句言过其实，后一句是诳语。他特别欣赏杜甫诗中的“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一类的借对方式。他的“四山云似饭初熟，一路滩如花乱开”、“夕阳红煞鸦边树，秋柳黄于马上人”等等，的确“道人所未道，不得谓非极新极奇之诗界”。再如，《喜晤息存，感赋二首》其一颈联：“坡老仍无合时肚，亭侯空有绝伦髯。”吴闿生评为“绝妙”，并说：“作者工作对，未有如此生新可喜者。”(15)然而，如他引以自豪的“城郭人民丁令鹤，楼台冠剑子卿羊”、“云汝衣裳龙鸟往，风其臣妾马牛奔”、“中露哀谁救黎国，上云乐本出胡人”、“月云鄂国八千里，冰雪苏卿十九年”、“潮州谪宦能驱鳄，汐社遗民有拜鹃”、“钩輈格磔人如鸟，答遝离支果胜花”、“六月图南海东运，七星在北汉西流”、“送别五千人槜李，压装三百颗离支”、“东云龙向西云露，南海牛从北海风”、“春露秋霜悲故国，炎风朔雪感天王”、“丁令威真返辽海，申包胥合哭秦廷”、“鸢肩火色宾王相，鹤唳风声太傅兵”等句子，虽然浑成，却少有生气。当时称之为“实甫体”，实际是一种深受诗钟影响的体式。此外，“红桥未坏武夷板，丹灶犹残勾漏砂”(《潘山作》)。本来是“虹桥”(武夷山有千年奇石名虹桥板)，为了与“丹”对，改“虹”为“红”。再如“虽免红羊烧牧火，不逢绿駬献河宗。”(《题赵芝珊所藏唐人写经长卷》)虽然“騄駬”可以写作“绿駬”，但为了与“红羊”对上，当然只能用“绿駬”。甚至注意到了字形的相对，如“麟阁侬家惭李杜，鸥波你我羡昇昂”，“李杜”两“木”字旁与“昇昂”两“日”字头对(《奉和天琴先生〈初夏即事〉元韵》)。为了与“雪芹”相对，他挑出了“雲李”，而成“才论奇艳超雲李，情演深微敌雪芹”(《樊山戏作〈琴楼梦〉小说讽余，赋谢一首》)，应该是煞费苦心的了。章金牧，字雲李。他虽与吴伟业、尤侗、徐乾学、朱彝尊游，但名气远不若。
当易顺鼎津津乐道于他的属对的“浑成工巧”的时候，黄遵宪却立意“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如“莫管阴晴圆缺事，尽欢三万六千回”(《夜饮》)、“表里山河故无恙，逍遥天海此归来”(《到广州》)，“层阴压屋天四盖，寒云入户山两当”(《寒夜独坐卧虹榭》)，或俪对不精，或用借对，造成“似对非对”、“不对而对”之感。但是，“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不只是一个俪对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诗歌意味与俪对技术如何适应的问题，比如上诗中的“两当”，是通过借对(有山名叫“两当山”)巧妙写出作者当下所见情景。在这方面古人有过探索，但刻意的追求只能导致失败，而在黄氏作品中“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的情形，并不多见，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爱走极端的易顺鼎，要么将诗写得绝对是诗，如魏、晋诗，如杜、韩诗，要么将诗写得绝对不像诗，令人失气。易氏去世前，作了1首400多字的长诗，自述生平。单看结尾，就能体味到上述特点：
汴闱监试，曾遇日者谓我寿仅五十有九龄。岂意语语皆验，此独不验，入民国后，已过六十，犹偷生。然虽偷生，而从前无病者，此三年内忽乃多病，疢疾暗已积累成。吁嗟乎！造物太无情，彼苍何太忍。既已使我境遇窘，又不使我寿命永。固知再实之木根必伤，跃冶之金诚不祥。然我虽非奇材同豫章，亦复尚有微惠留甘棠。而且一生大类柳下与邹峄，所遇臧纥、臧仓皆姓臧。谗谤屡诬西域贾，时宜不合东坡肚。半年额疮不愈，已如星宿之连珠，一旦腹胀奇剧，又似雷门之布鼓。平生第一知己樊山翁，为我手写七八百字诗一通，焚香请命于上帝之深宫。公方夜殿陈词，向天虔祷冀邀天意从。我且法庭起诉，与天争讼正恐天词穷。
徐一士谓之“格调虽粗猥而颇奇肆，盖有韵之自传也”(16)。易顺鼎对一些诗句的修改也能说明其作诗的旨趣。如《哭庵丁戊诗集·岭南集》之《黛海歌，赋罗浮》云：“麻姑仙、玉女仙、鲍仙姑、何仙姑，乃是湘灵、氾人，往来出没，金支翠旗光映空。”这样的句子已够长大的了，可是作者觉得意犹未尽，晚年编《琴志楼游山诗集·罗浮集》，录此诗，在“氾人”之后又补上“江妃、龙女”四字。《哭庵丁戊诗集·甬东集》之《鬼谷子祠》，在《琴志楼游山诗集·天童集》中作了多处改动：将“我既不详鬼谷之姓名，我亦不详鬼谷之住址”改为“我既不详鬼谷之姓名，我亦不详鬼谷之历史，我更不详鬼谷之住址”，将“不知仪秦孙庞俦，复与何人相比拟”改作“不知仪秦辈与孙庞俦，复与何人相比拟”，将“阿育鬼谷亦神交，今得造庐请谒聚首一堂真可喜”改为“阿育鬼谷亦已神交数十年，今得造庐请谒聚首一堂真可喜”。不是为了精练，而是为了敷张。
易顺鼎与黄遵宪、梁启超都有交往，彼此的影响应该是有的。光绪21年(1895)立秋日前后，其时易顺鼎从台南归来，在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劝其发兵助饷救台。黄遵宪惜任江宁洋务局总办。易顺鼎与黄遵宪两度泛舟秦淮，易以《魂北集》、《魂南集》呈黄。黄称二人为“两情痴”，引为知音，并以“生入玉门虽不愿，上穷碧落究难知”的诗句写出了易顺鼎的爱国情怀与壮志未酬的遗憾。易氏激赏黄氏，称“菰中随笔忧天下，《桃左春秋》纪列邦”(《晤黄公度于秦淮舟中，赋赠》)。易以顾炎武《菰中随笔》和古佚书《桃左春秋》借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而且易氏诗里也有直接沿用黄氏的词句，如《和仲修丈韵，兼怀公度》：“蓬莱莫道真乾也，热血还同海水生。”前一句下，有易顺鼎的小注云：“用公度词语。”光绪23-24年(1897-1898)易顺鼎在长沙管理湖南鹾务，而黄遵宪、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等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黄遵宪在南学会作演讲，抨击甚嚣尘上的保教之说：“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教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复争是非、校短长也。”(17)此时，易顺鼎与他们没有多少交往。虽然易顺鼎是主张改革时弊的，在庚子之变后，他在西安参与张百熙奏疏的起草，主张推行新政，但是其眼光、识见，与黄、梁不在同一境界。1908年易顺鼎有岭南之游，而黄遵宪已放废多年，以至最终老死此间。易顺鼎作《将别岭南，即席作歌》以志哀：“古人不见屈陈梁，今人不见叶与张。又复不见文与黄，使我怀旧思古神惨伤。”黄，即指公度。民国2年癸丑(1913)上巳，梁启超召集数十位新老诗人，修禊于万生园，所作诗歌刊载于梁启超主办的《庸言》上，易顺鼎以长篇巨制压倒众作。这以后，易顺鼎继续在《庸言》(1912-1914)以及梁启超任“撰述”的《大中华》(1915-1916)发表了诗文。随着梁启超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回归，易、梁二人的交往转密。
可以这样说，易顺鼎以这样的形态呈现出他与新派诗、旧派诗的关联：整体上说，他属于旧派诗；具体而言，其思想意识主要倾向于旧派诗，而艺术形式则表现较为复杂，有属于旧派诗者，也有倾向于新派诗者。尤其在以文为诗的作法上，其恣肆为黄遵宪所不及，且有度越于梁启超之势，而更有特色。易顺鼎的长篇歌行，早年即有大量散句，如《渡黄河作歌》(1876年)，结尾有：“年来大河南北水患何频仍，饥无食而寒无衣者，孰非我皇覆载生成之赤子？胡为法宫高拱置若罔见且罔闻，坐令白叟黄童展转流离沟壑死？盍命苍龙使者下人寰，发禹藏书学治水，更生千百循良佐圣朝，殷勤抚字苏疮痏？玉皇不答，笑谓先生且休矣，何事干卿乃如此。耳中轧轧玻璃鸣，长篙正插河干冰。吁嗟乎！安得黄河之水万古坚冰凝，使彼妖鼋怪蜃不得扬鬐鼓鬣争凭陵。”其后《四月十六夜，对月作歌》(1878年)、《樊口大雪，醉中作歌》(1884年)则变本加厉。
梁启超所作歌行以《二十世纪太平洋歌》(1900年)最著名，也可以视为“新派诗”歌行体的代表作。全诗一千六七百字，可以说是指点寰宇、激扬文字之作。与易诗不同的是，在思想上梁诗具有全球意识，各种世界地理的、历史的名词纷至沓来，波诡而云谲，表达“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一类进步思想。其开篇纪行，尤出以散文笔法：“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试与易顺鼎《癸丑三月三日修禊万生园作歌》(1913年)开篇比读：“噫吁噦，悲哉！今日非同前代崇祯之甲申，今日岂同前代顺治之乙酉？我生不幸逢此前代义熙之甲子，我生何幸逢此前代永和之癸丑。义熙甲子宜止酒，顺治乙酉宜得酒，永和癸丑宜行酒。古人最重三月三、九月九。九月九乃陶元亮所专，三月三为王逸少所有。吾辈生于古人后，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岂知今日此身一半化为会稽山阴人，一半化为彭泽斜川叟。”二者互有同异，笔法的抑顿参差，易作更在梁作之上。易氏此诗更有变本而加恢奇者：
噫吁噦，悲哉！吾尝闻尧氏、舜氏之歌辞曰：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又尝闻穆满氏、西王母氏之歌辞曰：道里悠远，山川间之。方今朱干芩落犹可期，白云黄竹何须悲。且相与采华芝，玩菊篱，餐蕨薇；亦安用谈刑天，说精卫，称钦
。梁夫子，与其有朱虎、熊罴、伯夷、龙夔，同列廿二人，召风使之南；不如有骅骝、騄駬、山子、盗骊，亟行三万里，追日使不西。所以候人之歌曰猗，梁鸿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楚接舆之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为。汉田家之歌曰：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生不行乐，死何以虚谥为。元亮曰：时运而往矣；逸少云：死生亦大矣。
易顺鼎的《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1913年)更以1800百字的篇幅压倒梁作。像“我亦不知谁为才人、谁为学人，谁为遗臣、谁为遗民，谁为旧、谁为新，谁为伪、谁为真”这样的长句简直令人气顿。
当然这种写法，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学的源头。比如，易顺鼎的此中名作《万古愁曲》，与明末清初归庄同题作品，存在渊源关系。而易、梁彼此之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诗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旧体诗的命运如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诗界革命，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改良。从形式上说，它虽触及旧体诗的格律与语言两个因素，但没有根本性突破。梁启超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黄遵宪晚年编订《人境庐诗草》，将早年过于口语化、歌谣式的作品删芟，也表明个中消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是不可能实现诗的根本性突破，因为格律诗的对偶、押韵、平仄等很难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作格律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
古代诗歌有古体与近体之别。“诗界革命”的宗旨，无法根本性触动近体诗，因为如果要坚持“旧风格”，就势必要遵循旧有的格律与语言形式，所以它能够有所触动的就是古体诗了。古体诗本来就没有近体诗那样严格的格律束缚，因而对于古体诗的突破，没有先天的障碍。尤其是歌行体，还可以有强烈音乐旋律，这样可以与诗乐结合的传统契合。黄、梁等人采写民歌，甚至把诗写成歌词，就是这个道理。比如梁启超做过《爱国歌》的组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无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虽然这一首诗形式非常灵活，但是从语言风貌来看，仍然是古典诗。可见，诗的歌谣化，或者说，诗与音乐结合，不会带来旧诗的根本性的突破。所以新诗的建立，应从重建语言与格律做起，另起炉灶。经历五四新文学之后，梁启超明白了这个道理，认识到“白话新诗”应该在讲究“修辞”(语言)、“音节”(韵律)上下功夫，不过，他基于“国语”在当时还未能改造成熟的现实，重竖金和、黄遵宪两家为诗体解放的旗帜，无疑是一种倒退的选择。(18)
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落幕，诗界革命结束。梁启超也回归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入民以后，在他主办的《庸言》“诗录”栏以及他任“撰述”的《大中华》“文苑”栏里，频频发表旧派诗人如王闿运、樊增祥、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易顺鼎等人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旧体诗作。五四时期，梁启超更以老派面目示人，看不到诗歌改革的前途，也就不足为怪了。
继诗界革命而起、影响广泛的是政治上倾向于、甚至鼓吹革命的文学社团“南社”。南社诗人既不满于旧派诗，也不满于新派诗。然而他们的文化立场仍然是保守的，没有诗歌革新的热情，更有甚者，“诗界革命”理论中本来不多的进步观点，被消解了。高旭声称“诗文贵乎复古”，认为“诗界革命”是“复古”的“美称”(19)。马君武用旧诗格律翻译的斐伦(拜伦)的《哀希腊歌》16章，被高旭称为“绝作”(20)，自在情理之中。宁调元(1883-1913)认识到“西学未必尽裨实用”(21)。由于文化保守主义、文学复古主义的立场，高旭们的新“古董”，在风貌上，除了语言浅实有着一点新气息之外，跟旧体诗是没有区别的，因而被人恶谑为“这些人不是明末的遗老么”？(22)无论从文化视野，还是从艺术表现，其可贵的爱国、革命的情怀都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其实应当以平淡与宽容的心态对待文学的因循与变革。一方面，事实上，既然从古典文学这棵古树上长不出新文学的嫩芽，那就让它做一棵古树好了。如果真要革命，就应该从另一头做起，真正像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所说的那样，“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只是梁启超没有找准方向，加以生性多变，浅尝辄止，没能成为诗界的“哥仑布”、“玛赛郎”。另一方面，几千的古典诗歌，绵延不断地发展演变，自有它存在的正当性。它在内部改良也好，或者仍旧是魏晋、唐宋、元明风貌也好，在文艺的百花园里仍有它争春的权力。
反观易顺鼎诗歌的体式、风格与语言，折射出复杂多变的时代投影，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他的长篇歌行，置牺牲诗的韵律与意境于不顾，虽然遭到旧派诗人的批评，但与“诗界革命”形成彼此呼应的态势，这一点不能不特别揭出。南社诗人，虽大致在语言浅近上，承袭了诗界革命的传统，但在体式上却有走回头路的趋向。因此他们如同旧派诗人一样，也不看好易顺鼎的这类诗。只有将易顺鼎诗歌在体式、语言上的变革，放在整个清末民初诗歌的演变中，才能看明白其间的关联。虽然与“诗界革命”在形式上的改革意义有限一样，易顺鼎这种努力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可以说，他的努力带有盲目性，但不能为我们所忽视。
注释：
①易顺鼎《湘弦词》(附于《丁戊之间行卷》)收词起于同治12年(1873)迄光绪元年(1875)，可知他存词始于15～16岁。易顺鼎最早的诗集《眉心室悔存稿》也是他十五六岁的作品，但在他在世时已佚。他从光绪3年(1877)起递有诗集刊行。他晚年编的《琴志楼编年诗集》收诗始于同治12年(1873)，从此年至光绪2年(1876)之间4年诗，《琴志楼编年诗集》只收了38首。
②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③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下编)。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④樊增祥为金松岑《天放楼诗集》所写的跋。转引自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樊增祥先生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⑤王乃徵《清诗人王梦湘墓志铭》。转引自严薇青《〈清诗人王梦湘墓志铭〉笺证》，《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5期。
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8年5月。岳麓书社1997年，第1133页。
⑦奭良《野棠轩文集》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166册，第41页。
⑧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91页。
⑨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⑩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884年，第23页。
(1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12)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页。
(13)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91页。
(14)陈衍《石遗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15)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同是”作“宁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16)徐一士《一士谭荟·樊增祥与易顺鼎》，中华书局2007年，第358-359页。
(17)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30页。
(18)梁启超在其《晚清两大家(金和、黄遵宪)诗钞题辞》(未完稿)中说：“白话诗……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
(19)他发表于1909年的《愿无尽斋诗话》(上)作了这样的论证：“今之作者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一病在泥古。要之，两者均无当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虽以至新之词采点缀之，亦不为背古，谓之真能复古可也。故诗界革命者，乃复古之美称。”郭长海、金菊贞《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46页。
(20)郭长海、金菊贞《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22页。
(21)宁调元《庄子补释·自叙》。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第234页。
(22)《时报》1911年3月2日刊载小品文说：“上海某名士，素负文名，自命交游遍海内，昨晚过某君处，某君以《南社丛刊》示之，名士展卷无一识者，始阅其文，反复摩挲，皱眉曰：‘这些人不是明末的遗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