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看待税收负担（论文文献综述）
教育部[1]（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路颖达[2]（2020）在《产权性质差异、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研究》文中指出会计稳健性作为企业会计核算的重要原则,直接表现为针对于不确定的利得和损失采取的不对称的确认计量态度,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对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契约（含薪酬契约、债务契约）、诉讼、监管、盈余管理等,而且税收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当下,国家加紧优化税收结构,施行税制改革,制定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税收政策在国民经济调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而作为会计稳健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税收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较少,新形势下研究企业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预收账款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在税负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是否会出于避税动机,加强会计稳健性。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预收账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未来的营业收入、竞争地位、商业信用、发展前景,具有反映企业业绩的特征。以会计利润为代表的企业业绩指标,同时与税收计算依据息息相关。本文认为预收账款规模越大的企业,业绩越好,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更重。在以税法为基础的税收契约关系推动下,作为理性人,企业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在税基计算上趋于稳健。企业面临的税负越高,企业避税的动机越强,越倾向于采取稳健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报告利润,从而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本文基于此,采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主板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首先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验证预收账款与税收负担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all和Shivakumar（2005）提出的“应计—现金流关系计量模型”和“收益反转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将预收账款作为企业税负水平的量化手段,验证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样本探究产权性质对此关系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1）我国上市企业预收账款规模与税负水平呈正相关关系;（2）我国上市企业预收账款规模、税负水平与会计稳健性呈正相关关系;（3）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弱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税收是影响中国上市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因素。结合预收账款与企业税负间的关系,将预收账款作为衡量企业税负的重要变量引入模型,探究了企业税负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丰富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角度。同时,本文结合中国国情,从产权性质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税负水平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税收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相关部门税务监管提供了合理化建议和启发。
柳丽娜[3]（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傅伟[4]（2020）在《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文中研究说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共物品价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当今研究依然具有现实需要。一是基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需要,二是基于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需要,三是基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点的需要。纵观已有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探讨多从公共财政切入,而对“价格”的探讨则多为私人物品交换领域,尽管“公共物品价格”一词频繁出现于众多文献并成为了常用词汇,但两个概念之所以能够结合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解析;已有研究较多地仿照私人物品价格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可能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公共物品定价行为,有必要寻找新的交易范式公共物品理论,从产权标价的内在性和“一致同意规则”的决策性,重新理解和确立公共物品价格的经济学内涵。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与评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贡献。第二章分别阐述了公共物品和价格的基本涵义。从消费角度,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可将社会提供的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其中,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两类,分别是纯公共品以及准公共品。关于私人物品,其消费特征为竞争性以及排他性,纯公共品反之,准公共品则有三种定义,分别是雷诺兹定义（准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植草益定义（准公共品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物品）和布坎南定义（准公共品是俱乐部物品）。从生产角度,所谓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或由组织提供的物品,或经集体决策提供的物品。本文认为,是制度选择决定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分类。价格形式反映了某种单位使用价值与货币单位数量的量比关系,体现了物品的有用性、物品的稀缺性、物品的产权性、评价的货币性、交易的博弈性、社会的互动性和支付的代价性。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归纳起来有供给侧价值论、需求侧价值论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供求价值论,但它们均淡漠了物品产权在价格形成中的前置地位和实质内容。只有首先确立交易主体对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及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同时产权作为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取收入的权利,其拥有的要素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便构成了物品的成本,生成和创造的价值便构成了物品的收益,交易中让与和取得的产权权利束的大小便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对价值的探讨有必要回归哲学关于价值定义的本源,公共物品的纳入意味着应将价格概念广义化,方能实现逻辑的自洽。第三章分别从广义的物品、产权、成本、收益和交换等方面对传统的价格范畴进行拓展,得出广义价格的命题。任何价格都是某个或某种、某类物品的价格。人作为“社会人”结群而居,除了个人需要之外还存在共同需要,有赖组织提供。这包括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发展、有益品等公共物品。随着人类需要的物品由私人物品向公共物品拓展,价格圈也相应地要由私人物品价格延展到公共物品价格。任何有用且稀缺的物品都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产权的让与是各种交换形成的重要原因,交换的同时会产生产权成本和产权收益。广义的产权泛指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权利,一个完整清晰的产权包括排他的所有权、自由的转让权和剩余的索取权,或者包括所有权财产和“共同财产”。人类社会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团产权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分别对应私人物品、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种物品。成本是指在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基于要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并随要素范畴的延展而广义化。广义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反映了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今人与后人打交道所发生的成本,是分别耗费生产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可持续要素所支付的货币代价和价值牺牲。成本广义化过程中存在层次态演进规律,价格决策者要以广义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要素的投入一方面产生了成本,另一方面产生了收益。价格是产生收益的因素之一,且平均收益便是价格。广义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收益和生态收益。它们分别是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运用生产要素所生成和创造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非经济利益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并通过各种可计量的方式纳入价格体系。广义的成本和广义的收益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社会承认,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实现,同时广义的物品和广义的产权也使交换的对象和内容发生变化,为此需要将交换广义化。广义的交换是产权让与和取得的交易行为。这表明无论交易主体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还是同一经济主体内部,交易客体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交易方式是自愿还是强制,交易价格是等价还是不等价,只要其间发生了产权的让与和取得的行为,便属于交易的范畴,在交易中所让与和取得的产权价值的货币标度,便是物品的价格。价格由自由价格向规制价格的演进,税收由税收收入向非税收入的演进,也说明了交换与分配具有同一性,可以在广义交换的命题中获得统一。据此所构造的以市场和科层为两端的交易频谱上,各类物品、产权和价格形态可以有序分布。由此得出,广义的价格是物品产权价值让与和取得的货币标度。从让与主体来看,是让与主体基于所拥有的要素使用或耗费所付出的成本的补偿索价;从取得主体来看,是取得主体为获得物品产权的收益而愿意支付的代价。广义价格包括狭义的市场价格、收费和税收。广义价格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交易各方的博弈,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达成的均衡价格。以交易成本为生产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私人物品实行私人产权和价格制度,纯公共品实行集体产权和税收制度,准公共品实行社团产权和收费制度,是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选择。通过对企业循环经济的初始投入、生产、销售、消费回收环节中的价格、税费、押金、基金、罚款、补贴、政府采购等的考察,不仅表明广义价格的客观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广义价格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使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价值链保持增值,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广义价格论的真正用武之地。第四章以广义价格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和机制。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与私人物品价格有所不同,一是存在多个交易环节,二是存在多种价格形式,三是存在多重价格水平,四是存在多条补偿渠道,五是遵循“一致同意”或“大多数同意”的集体定价决策方式,经一致同意达成的均衡价格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之所以作此制度安排,是为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由供给决策成本、生产成本、代理成本构成,三者之和构成纯公共品的总价格即税收总额,个人所缴纳的税金则为个人为取得纯公共品所支付的个体价格。纯公共品价格的优化体现在供求实现最优均衡、补偿成本最小化和税制优化。准公共品Ⅰ是指可由公私部门共同提供,允许市场竞争经营的公益性准公共品,其价格由市场经营价格（私人价格）和政府补偿或规制价格（公共价格）合成,其价值补偿来自市场价格和政府补贴双重途径,其中政府补贴的力度视物品公益性程度的大小而定。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则更多的是限制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准公共品Ⅱ是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营性准公共品,其价格具有明显的行政定价和市场定价结合的特征。应区别进入有无障碍、企业有无承受力和自然垄断强弱状况,采取不同的规制决策,达到激励与约束兼容,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准公共品Ⅲ是指外部性物品。可通过庇古提出的补贴和税收方式、科斯提出的产权交易方式、威廉姆森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方式、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将外部性内在化。第五章在机理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公共物品价格的一般计量模型。公共物品价格计量模型由两个自变量构成,一个是定价基础（Bi）,即向个人定价的基础,取决于各类公共物品的消费特征和公共物品的定价目标,有以受益为基础定价和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另一个是价格结构系数（Ki）,其取决于定价的政策目标和定价方法的特点,有线性模型（如定额模型、均一价格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如多部制价格、递增（递减）定价、高峰负荷定价）。第六章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首先阐述了纯公共品的分级供应模式和分税制政策。在分析纯公共品价格结构、税收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税收政策规制问题,指出应税费归位。接着分析了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在回顾我国准共品价格政策目标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均衡点”的固化控制为“安定带”的区间调控,变市场、政府分轨定价为“市场+政府”合轨定价,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变单打独斗为综合治理的改革建议。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由于侧重于从概念逻辑和理论思辨上进行规范分析,而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在广义价格研究方面缺乏深入,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改进和深化。
李晴[5]（2020）在《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国家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的前提下,工业在我们国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工业的发展状况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制造业作为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我国的制造业能够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增值税改革的力度,降低制造业以及占有较大比重的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工业增加值的产生离不开多个行业的资金的支撑和劳动力来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业、小型微利企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国家全力推进增值税减税政策,目标就是为了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负,促进产业经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数据资料比较齐全,因此本文决定采用东部地区的数据来作为研究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本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理论分析,通过图表趋势分析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关于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详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税收对工业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其次,从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的相关概念入手对这些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释;然后对搜集到的有关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对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现状进行了分析;另外,选取我国东部地区2009-2018年增值税收入与工业增加值等有关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单位根检验、Hausman检验,协整检验验证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城镇工业单位就业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城镇工业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最后一部分,根据前面的分析总结得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协调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全面强化税收征管的政策建议。
杨磊[6]（2020）在《法国绝对君主制转型的尝试 ——试论摄政王时期的改革（1715-1723）》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以1715年至1723年摄政王时期的改革作为切入点来讨论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转型问题。学界通常认为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已经病入膏肓,但绝对君主制的危机并不是在其即将灭亡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弊端初显。在这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以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开始对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行了改革,试图走出绝对君主制的困境。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困境在其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在中世纪时期,法国国王只是其领地上的“国王”,对于已经分封给贵族的领地无法进行直接的管辖,贵族在其领地上行使着与国王相类似的司法、税收和军事权利。这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要想统治全国,必须依靠教会、贵族、行会团体等中间力量,中世纪法国王权相应地也要受这些中间团体的制约,因此国王在向全体臣民征税时必须要召开三级会议。这种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在于一旦某些大贵族的力量与国王相当或超过国王后,就会对王权产生威胁和挑战。十六世纪末的宗教战争正是因为法国国内天主教同盟和新教同盟的冲突所导致,两派势力表面上是因为宗教问题产生冲突,实际上也掺杂了贵族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宗教战争导致的内战和动荡促使法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十六世纪末,让·博丹率先提出了君主主权理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王国内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不可分割且只属于国王一人,拥有主权的国王不但可以不受人为法律的约束,还可以通过立法权树立新的法则。十七世纪初,夏尔·卢瓦索进一步发展了博丹的主权理论,其创新之处在于证明了国王创立官职权力的合法性,通过官职买卖获得官职的持官者代表的是国王授予的公共权力,而不是封建领主的私人权力。勒布雷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结合了国家理性的思想,论证国王使用绝对权力的目的,并且对于冒犯君主的罪名进行了论证,使得国王的绝对权力进一步摆脱了限制。至此,法国国王已经从中世纪时期的秩序维护者,变成了带领国家前进的领航者,国王拥有了超过一切贵族、团体的绝对权力,三级会议、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这些机构在理论上对王权的束缚越来越小,正因为如此,从1614年后法国国王再也没有召开三级会议来决定征税。但是,绝对君主制理论在发展实践中也面临着困境:国王的绝对权力在其使用范围、使用时间和目的上都越来越不受限制、不容置疑。尽管博丹、卢瓦索、勒布雷以及后来的博絮埃都认为国王应当在遵守神圣法律、自然法和王国基本法的前提下行使绝对权力,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机构能够对国王进行约束。路易十四将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政治上将大贵族排除在决策之外,任用中小贵族提供专业建议,最终由自己决策;同时大力推行督办官制度,用行政权力取代司法权力。路易十四在“朕即国家”的思想下,发动了长期的对外战争,他认为战争会给国王带来荣耀,也会给人民带来幸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给法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以费内隆、圣西蒙为代表的大贵族团结在未来法国王位继承人勃艮第公爵的周围,他们向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灌输国王的职责不是追逐个人的荣耀而是人民的幸福这一观念。他们希望未来的法国国王摆脱独断专行的个人统治,在大贵族的辅佐下公开治理国家,同时放弃对外战争,减轻法国人民的负担。之后他们提出了建立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制度、将国家事务专业化分工的各部行政会议制等具体的改革措施。尽管勃艮第公爵由于早逝没能继承王位,这些改革思想和改革计划奠定了摄政王时期改革的基调。摄政王试图变革绝对君主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试图解决国王由于个人专断、重用少数亲信、无法掌握足够信息导致的决策失误问题。各部行政会议将国家政务分配给宗教、外交、战争、财政、海军、内政和商业七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主要由大贵族构成。摄政王通过各部行政会议制赢得了贵族的支持,改变了路易十四遗嘱中对他个人权力的限制。不过,摄政王并没有将全部决策权授予给各部行政会议,各部委员会只发挥了咨询建议的作用。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各部行政会议成为了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场所,加上贵族长期脱离国家管理导致的治理能力不足,使得各部行政会议效率低下、无法与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地方行政体系相适应,最终在实行三年之后被摄政王废除。摄政王在财政上任用了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劳进行纸币和银行改革,以此来解决法国严重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与之前法国历任财政总监通过削减铸币成色、增加货币面值、超发铸币券等措施不同,约翰·劳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首先应当优先处理货币短缺的问题而不是偿还债务,为此建立了一个私人性质的通用银行,通过随时兑现和妥善经营赢得了广泛的信任,银行通过发放大量的纸币解决了货币短缺的问题,之后通用银行升级为皇家银行,纸币成为同铸币相同地位的法定货币;其次,约翰·劳成立具有贸易垄断权的西方公司,通过宣传公司预期中的高额利润吸引投资者购买股票,在股票价值一路上升后,约翰·劳又将法国数目庞大的公债转换为公司的股份解决了债务危机。但是在劳的体系实际运转中,银行发行了远超于其储备金的纸币,导致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改革也触动了高等法院和金融家的利益,加上1720年马赛大瘟疫的影响,劳的纸币和银行改革也以失败收场。摄政王时期改革以失败告终标志着法国绝对君主制保守转型的失败。摄政时期的改革是在不否定绝对王权合法性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发起改革的大贵族希望通过增加贵族的政治参与将路易十四形成的个人专断式统治转变为国王与贵族共同治理的温和君主制。尽管摄政王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其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对后来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国庆[7]（2019）在《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1994年,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行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以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及提供担保等形式,举借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央近年来三大攻坚战之一。已有研究多从财政体制、官员晋升、经济增长、政绩考核、风险预警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缺少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新发展情况、风险表现进行了分析,从地方税收与地方债务关系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从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等三个具体的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而深化了从金融视角检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具体内容是:首先,本文在梳理、述评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从全国和各地区比较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发展规模、发债主体结构和资金来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对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整体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势头得到控制。但各地区债务风险程度不一,个别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国际警戒线,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较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呈规模大、发展迅速、底数不明的特征,产生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其次,借鉴已有地方政府债务理论,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要求自身掌握的行政资源最大化。而行政资源最大化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直接支配,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有效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而在财力紧张和软预算约束下,举债投融资成为合理的选择。为此,本文以全国各地区政府债务、税收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性税收收入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属于国家税收的增值税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则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特征对上述结论有着显着性影响,西部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划分后的实证证明,债务投融资对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率上随规模增大而递减,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应存在极限值,债务规模较小地区以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明显高于规模较大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增加税收财力增长不可持续,且导致了更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为商业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对接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出现信用违约和流动性违约风险,最终都将表现为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质上是金融风险。本文在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理和脆弱性根源,着重以未定权益分析法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以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向银行风险转化的数理推导,分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演化的逻辑和机理。并利用银行风险相关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不良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以减小银行不良率。第四,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引起的资金流向和相关主体变化,以货币供给原理和机制分析为基础,本文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全过程中,由于债务置换引起的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从单笔债务置换过程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资金变动在短时内对基础货币、M1和M2造成波动。从基础货币层面而言:在发行地方债券时,央行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支持,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过程中,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引起基础货币先减后增。从商业银行广义货币创造看,发行债券时,商业银行购债会增加M2,而企业购债则导致M1减少;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M2先减少后增加,M1增加。当资金用于偿还存量银行贷款时,M2、M1均减少;当用于偿还个人贷款时,M1减少,M2不变。第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本质是银行贷款等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转为地方政府债券,导致债券规模扩张,债券收益率发生变化;同时,贷款类地方政府债务减少,会引起信贷利率发生变化。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从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产生影响。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较好地促进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对我国货币政策达成宏观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很好的传导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和发行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信贷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利率的效率有正向影响;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引致的债务市场债券收益率变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信贷利率途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其风险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方面: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投资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构建科学完备的央地财政事权关系、构建规范的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机制、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金融改革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从地方税种收入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实证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追逐行政资源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根源。从公共选择视角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地方性税种收入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为切入点,应用各地区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过大规模举债投融资促进地方性税种收入增长,以达到行政资源最大化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是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为全面准确理解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客观现实。以地方政府债务视角审视税制改革和地方税收体系建设,有利于全面理解营改增的现实意义。地方税体系构建不仅应考虑税源可得性,也应关注到其引导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深化了建设地方税体系的认识。（2）从金融风险视角,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和机理。在分析金融风险性质及其脆弱性根源的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演变机理和途径,并应用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数据,从商业银行不良率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引致银行风险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来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为从金融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深化和发展。（3）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为切入点,从金融视角中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分析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产生短期波动,对基础货币、信用货币中的M1和M2变化有显着影响。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实证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债务置换后的国债收益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且债券收益率方面产生的影响强于信贷市场利率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拓展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视野,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债务的金融风险性质及其管理。为金融部门制定金融政策、深化金融市场管理提供了一个应关注的视角,有利于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采取对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谭飞[8]（2019）在《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社会公平,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自由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即使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可能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巨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9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升至28228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0.491。尽管近十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呈微弱的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0.46以上的高警戒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分化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满,成为当前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税收制度大有可为,而税制结构的完善又是重中之重。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减少贫困,有利于改善不同收入等级的差距,同时还能把资源配置得更加合理,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然而,目前我国以货劳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转型速度太快,而税制结构调整的步伐较慢,这使得间接税和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比例失调。具体表现在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系结构不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不成型。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的理念不断强化,有学者认为如果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必须缩小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办法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税制结构,进一步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视角出发,使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对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趋势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推动我国现阶段税制结构优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希望能达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促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构建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本论文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具有哪些理论与实践意义,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作简要评述。第2章主要阐述了收入分配、税制结构及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搭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详细介绍了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及规律,并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第4章主要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所得税、财产税、货劳税对要素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区域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第5章实证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效应,同时运用非参数可加模型探讨了我国税制结构对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性,为税制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支撑。第6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及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制结构国际比较经验和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政策建议打下坚实基础。第7章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和改革建议。第8章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税制结构的优化进行了展望。通过对实证和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整体不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现行各税类和税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上确实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货劳税内部不同税种的收入调节作用有正有负,但对收入格局的整体影响为负。其中,增值税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均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消费税和营业税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表现不一,但整体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第二,企业所得税不管是对居民收入分配还是对要素收入分配都表现出一定的累进性,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影响积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则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尽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但总体上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2019年1月开始执行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其收入分配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三,财产税和其他类税尽管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调节效果,但受课税范围、规模所限,调节功能基本缺失。基于以上三点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优化税制结构的主要对策有:第一,降低货劳税比重,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货劳税体系。降低货劳税比重是当前实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主要方向。要继续简并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抵扣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影响减税降费的效果。要加大消费税改革,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优化税率,适当提高奢侈品消费和资源耗费型消费行为的税率,加强对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征管力度。第二,逐步提升所得税比重,强化其收入分配功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尽快完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制度,加大对资本性收入的课税力度,适当降低劳动所得课税税率,减少税率等级,维持工资薪金课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逐步扩大专项支出抵扣范围和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企业所得税方面,应主要着眼于扩大承担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的成本费用扣除项目、范围与比例,加大投资抵免的范围与力度,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第三,完善财产税,适时推出房地产税。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逐步推进”的基本方略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同时探索如何加大对社会存量财富的征税力度,提高财产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其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本文同时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区域收入分配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6年国内30个省份的数据,不但研究不同税种在不同地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尝试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参数可加模型创新性地开展了税制结构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效果非线性的实证分析,一改诸多学者使用线性模型分析收入分配过程中税制结构作用的做法,研究工具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收入数据的隐蔽性,官方公布的可查的统计数据十分有限,对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因缺少足够的微观收入数据和税收数据,文中实证分析没有直接落实到个人或家庭层面,最后的结论是建立在宏观数据基础之上,使得研究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离预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还需进一步拓展,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还不够丰富、成熟。本文主要从税制结构对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尽管也分区域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从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范围不够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非线性模型,但未能充分探讨该模型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由于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对各税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五种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其他税种较少涉及。另外,由于写作时限的原因,缺乏近年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分配效果的研究。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张昱[9]（2019）在《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多个地区、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主权债务危机,从冰岛到迪拜,从欧元区到到美国,从俄罗斯、亚洲到拉美多国,不仅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动荡,同时还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长期影响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暂时不存在爆发系统性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危机。政府债务经济理论研究一直是西方经济学重要课题之一,纵观世界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学派。随着王权的扩大,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负债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政府的债务理论由此得以产生和发展。本文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那些经济学先贤们提出的政府债务理论,分析近三百年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债务理论的发展演进历程,并尽力拓展这项研究的理论视野,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更宽的眼界和更深刻的理解,希望能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发展和变迁进行研究,整理政府债务理论的演变脉络,对一些政府债务理论和相关经济学说观点,进行分析、归纳和评价,探寻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相互指导的线索,并从中获得启示,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防范的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本文各篇章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指出了本文主题、意义,综述了相关中外研究文献,并对西方政府债务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接下来对文中涉及的政府债务、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政府支出、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政府债务理论等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篇章结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二章讨论了古典学派、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政府债务理论。内容包括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卡尔·迪策尔、卡洛伦茨·冯·斯坦因、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以及马克思的政府债务观点,并简要分析了古典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理论观点的一些共通原则。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理论主流观点在19世纪的上半叶和下半叶大相径庭,19世纪上半叶,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和结论大行其道,其代表作是斯密的《国富论》,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人对政府债务均持负面的观点,认为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政府债务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预言与现实相矛盾:政府债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近300%的英国,其制造业,贸易和金融业反而蓬勃发展,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德国历史学派公共财政经济学家迪策尔、斯坦因、瓦格纳等人分别研究了政府债务执行效果差异化的问题后,认识到公共产品和服务对生产力的提高有较强的增强效应,是私营部门无法媲美的,典型的例子是债务资源提升了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安全,保障了教育系统和司法系统的良性运行,从而加强对财产权的执行和保护。在这种背景下,“非物质资本”一词被创造出来,他们提出,如果不创造和发展它（债务）,国民经济的部分生产潜力将被浪费,其政策建议被德国当局采纳,进而提高了德国债务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上述思想交替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凯恩斯时代以前各国制订债务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为日后的政府债务理论提供了基础和营养,直至凯恩斯主义债务理论的出现。第三章讨论了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政府债务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很少关注政府债务理论,因为在这几十年中,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人（1815年后的英国,1865年后的美国）成功的处理了大量的战争债务,甚至将债务规模大幅度降低,所以没有引发重点关注和讨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转而关注边际效用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进步问题,其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瓦尔拉斯,威廉·杰文斯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政府债务理论或历史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快速成为学界主流理论,其政府债务理论引发了长期和广泛的讨论。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永久性赤字支出和政府债务的积累而言,那些广为人知的最极端的论据并非来自凯恩斯,而是来自凯恩斯主义者。本章首先批判性地研究了那些试图诠释凯恩斯主义债务政策的文献,从而突出凯恩斯真实的政府债务思想与所谓“归因”于他的那些政策思想之间的不一致性;而后介绍了试图解释“凯恩斯主义”公共债务政策的流行观点;接下来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根据“1942-1945年财政部备忘录”而重新评估和解释凯恩斯长期政府债务政策立场的文献发展;随后通过考察凯恩斯“1942-1945年财政部备忘录”等相关着作,试图重新确定凯恩斯核心政府债务和赤字政策立场及其相关特征,最后介绍了其他对债务思想和应用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者们（阿尔文·汉森,阿巴·勒纳,西摩·哈里斯）的债务理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凯恩斯的经济和政策产生了短暂的兴趣,凯恩斯的名字普遍被用来描述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宏观经济收缩而实施的政策特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特征是强调短期财政激进主义,所以大众普遍误认为凯恩斯本人也支持短期财政活动和预算赤字,但通过重新审视凯恩斯关于政府支出、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的经济政策的建议,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凯恩斯本人的实际政策立场,相反,凯恩斯本人并不支持临时的、自由裁量的债务融资财政政策,相关文献表明凯恩斯主张通过扩大公共投资计划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政策,支持永久扩大公共部门以维持充分就业并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在一定程度对待政府债务融资支出的态度是谨慎的,他反对普通预算赤字,对于凯恩斯来说,在经济衰退期间（依赖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只是第二好的权宜之计。第四章讨论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债务理论。首先介绍了几位公共选择学派的先驱的公债理论观点,而后着重介绍了布坎南的政府债务理论,并根据布坎南的着作中提到的关于债务的负担问题、债务的经济后果、李嘉图等价、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债务的持久性,债务的道德后果以及对平衡预算法案等观点主张展开;而后基于布坎南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进行了政府债务的宪政经济学分析以及政府间竞争框架下的政府债务理论分析;最后简要介绍了税收平滑理论、最优债务理论和盈余政策、政治预算周期理论等西方现代政府债务理论观点。第五章主要讨论了西方政府债务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启示。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府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并归纳整理了部分涉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观点;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存在问题,并结合西方政府债务理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中国的债务问题与西方国家有着相同的背景,但又具有具有不同之处,是中国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相继实施了几轮刺激措施后,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及过剩产能的过度投资积累。根据前文分析,本文综合研究了三种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试图找出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道,提出了财政和债务重整已经刻不容缓,政府举债资金要投向高效率和高效益项目,要提高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等政策建议。
陈文林[10]（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二、理性看待税收负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性看待税收负担（论文提纲范文）
（2）产权性质差异、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文章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文章框架 |
| 1.3 研究贡献 |
| 2 文献综述 |
| 2.1 预收账款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 |
| 2.2 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外部影响因素 |
| 2.2.2 内部治理因素 |
| 2.3 税负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究 |
| 2.4 会计稳健性的计量 |
| 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2 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 |
| 3.1.3 博弈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预收账款与企业税负 |
| 3.2.2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 |
| 3.2.3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基于产权性质视角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 |
| 4.2 变量选取 |
| 4.2.1 预收账款与企业税负相关变量 |
| 4.2.2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变量 |
| 4.3 研究模型 |
| 4.3.1 预收账款与企业税负模型 |
| 4.3.2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模型 |
| 4.3.3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模型——基于产权性质视角 |
|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 预收账款与企业税负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检验 |
| 5.1.3 回归分析 |
| 5.2 预收账款、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 |
| 5.2.1 描述性统计 |
| 5.2.2 相关性检验 |
| 5.2.3 回归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关于公共物品的概念 |
| 1.2.2 关于公共物品的需求 |
| 1.2.3 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 |
| 1.2.4 关于公共物品的价格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贡献 |
| 2 基本涵义:公共物品和价格 |
| 2.1 关于公共物品的基本涵义 |
| 2.1.1 基于消费角度 |
| 2.1.2 基于生产角度 |
| 2.1.3 基于制度角度 |
| 2.1.4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 关于价格的基本涵义 |
| 2.2.1 价格形式的特征 |
| 2.2.2 价格形成的基础 |
| 2.2.3 简要评述 |
| 3 理论基础:广义价格论 |
| 3.1 广义的物品 |
| 3.2 广义的产权 |
| 3.2.1 产权的涵义及特征 |
| 3.2.2 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 |
| 3.3 广义的成本 |
| 3.3.1 成本的涵义 |
| 3.3.2 成本的延展 |
| 3.3.3 广义成本的层次态分析 |
| 3.4 广义的收益 |
| 3.4.1 收益的涵义 |
| 3.4.2 收益的延展 |
| 3.5 广义的交换 |
| 3.5.1 交易及其交易的三种形式 |
| 3.5.2 交换与分配的相互转化 |
| 3.5.3 交易频谱及各种价格形态的定位 |
| 3.6 广义的价格 |
| 3.6.1 广义价格的定义 |
| 3.6.2 生产制度的选择 |
| 3.6.3 结语 |
| 3.7 广义价格论的应用:以循环经济为例 |
| 3.7.1 初始投入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2 生产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3 销售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4 消费回收环节的价格安排 |
| 4 公共物品的价格形成 |
| 4.1 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过程和机理 |
| 4.2 纯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2.1 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构成 |
| 4.2.2 纯公共品价格形成优化分析 |
| 4.3 准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3.1 准公共品Ⅰ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2 准公共品Ⅱ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3 准公共品Ⅲ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5 公共物品的价格模型 |
| 5.1 定价基础的确定 |
| 5.1.1 以受益原则为基础定价 |
| 5.1.2 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 |
| 5.2 K值的类型和定价模型 |
| 5.2.1 线性模型 |
| 5.2.2 非线性模型 |
| 6 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 |
| 6.1 纯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1.1 纯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价格结构选择 |
| 6.2 准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2.1 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 |
| 6.2.2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讨论 |
| 6.2.3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改革的建议 |
|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增值税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2 税收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
| 1.2.3 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工业增加值与增值税定义分析 |
| 2.2 我国工业增加值与增值税税基存在的差异 |
| 2.3 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3.1 亚当·斯密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凯恩斯的税收与经济理论 |
| 2.3.3 供给学派税收与经济增长理论 |
| 3 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增值税收入分析 |
| 3.1.1 增值税收入综合分析 |
| 3.1.2 各省市之间的比较分析 |
| 3.2 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现状 |
| 3.3 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的综合分析 |
| 3.4 小结 |
| 4 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计量模型介绍 |
| 4.2 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设置 |
| 4.2.2 变量设置总结概述以及数据来源 |
| 4.3 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
| 4.3.1 建立模型 |
| 4.3.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3.3 模型平稳性检验 |
| 4.3.4 模型协整检验 |
| 4.3.5 面板效应检验 |
| 4.4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 |
|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努力的提高增值税的征管水平,积极助力工业经济发展 |
| 5.2.2 积极落实增值税优惠政策,培植税源 |
| 5.2.3 坚持从经济到税收的基本法则 |
| 5.2.4 坚持依法治税的工作方针 |
| 5.2.5 正确处理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2.6 壮大经济税源总量 |
| 5.2.7 优化经济税源结构 |
| 5.2.8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法国绝对君主制转型的尝试 ——试论摄政王时期的改革（1715-1723）（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创新点和难点 |
| 1.4 论文思路与框架结构 |
| 2 从主权至上到朕即国家:法国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构建 |
| 2.1 博丹的君主主权理论 |
| 2.2 卢瓦索的绝对主义官职理论 |
| 2.3 勒布雷对“冒犯君主”的阐释 |
| 2.4 小结 |
| 3 从危机到改革:路易十四末期改革者对绝对君主制的反思 |
| 3.1 路易十四末年的统治危机 |
| 3.2 勃艮第公爵集团的改革思想:以费内隆为例 |
| 3.3 勃艮第公爵集团的改革计划 |
| 3.4 小结 |
| 4 贵族政治回归的实践:各部行政会议制的创立和解体 |
| 4.1 各部行政会议制计划草案的提出及其缺陷 |
| 4.2 奥尔良亲王与各部行政会议制 |
| 4.3 各部行政会议制废除及其原因 |
| 4.4 小结 |
| 5 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革命性尝试:约翰·劳的银行和纸币改革 |
| 5.1 约翰·劳的两种角色:赌博者和经济学家 |
| 5.2 约翰·劳的货币理论和土地银行计划 |
| 5.3 在约翰·劳之前解决国家财政困境的尝试 |
| 5.4 建立国家信用的改革:约翰·劳的体系 |
| 5.5 约翰·劳的体系崩溃原因分析 |
| 5.6 小结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7）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1.1 政府公债 |
| 2.1.2 地方债务 |
| 2.2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2.1 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 |
| 2.2.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2.3 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的评述 |
| 2.3.1 国外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风险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界定概述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概念和内涵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
| 3.2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1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前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2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后的债务规模 |
| 3.4 地方政府债务层级及发债主体结构 |
| 3.5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和资金来源 |
| 3.5.1 地方政府债务举借主体分析 |
| 3.5.2 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主体分析 |
| 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3.6.1 负债率和债务率分析 |
| 3.6.2 债务增速分析 |
| 3.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
| 3.7.1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产生根源 |
| 3.7.2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现形式 |
| 3.7.3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现状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与实证分析 |
| 4.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分析 |
| 4.1.1 公共产品理论——债务的客观基础 |
| 4.1.2 公共选择理论——债务的主观基础 |
| 4.1.3 委托代理理论——债务的现实基础 |
| 4.2 地方税收增长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4.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1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4.3.2 数据描述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
| 4.4.2 按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分规模回归结果 |
| 4.5 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
| 4.5.1 工具变量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
| 5.1 金融风险根源 |
| 5.1.1 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根源—货币非中性 |
| 5.1.2 金融风险产生的中观根源—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
| 5.1.3 金融风险产生的微观根源—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
| 5.1.4 风险扩散和传染的根源—信息不对称 |
| 5.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分析 |
| 5.2.1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的逻辑 |
| 5.2.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传导途径 |
| 5.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商业银行 |
| 5.2.4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风险 |
| 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机理分析 |
| 5.4 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银行风险关系探讨 |
| 5.5 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风险关系实证研究 |
| 5.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5.5.2 实证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给视角 |
| 6.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概述 |
| 6.1.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背景和成效 |
| 6.1.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具体情况 |
| 6.2 我国货币供给逻辑分析 |
| 6.2.1 二级银行体系 |
| 6.2.2 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逻辑 |
| 6.2.3 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逻辑 |
| 6.2.4 我国货币供给的计量标准 |
| 6.3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关系分析 |
| 6.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
| 6.4.1 存量债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2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时发行债券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3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实施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影响总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视角 |
| 7.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债券发行收益率情况概述 |
| 7.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7.2.1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分析 |
| 7.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实证模型选择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传导货币利率效率的实证结果 |
| 7.4.2 地方债务置换对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4.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5.2 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 8.2.2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
| 8.2.3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 8.2.4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
| 8.2.5 加强财政金融部门协作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8）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与作用 |
| 1.2.2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3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4 税制结构的选择与优化 |
| 1.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收入分配与税制结构的理论基础 |
| 2.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分配公平理论 |
| 2.1.2 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3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4 皮凯蒂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2 税制结构理论 |
| 2.2.1 税收分类理论 |
| 2.2.2 税制结构模式选择理论 |
| 2.3 税制结构调节要素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3.1 货劳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2 所得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3 财产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4 税制结构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4.1 货劳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2 财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3 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3.1 我国税制改革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 |
| 3.1.2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
| 3.2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 |
| 3.2.1 货劳税的结构变化 |
| 3.2.2 所得税的结构变化 |
| 3.2.3 财产税的结构变化 |
| 3.3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
| 3.3.1 货劳税内部结构 |
| 3.3.2 所得税内部结构 |
| 3.3.3 财产税内部结构 |
| 3.3.4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 |
| 第4章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4.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相关检验及估计方法 |
| 4.4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解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4.2 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 税制结构对资本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解释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2 控制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6 税制结构对区域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6.1 货劳税的影响 |
| 4.6.2 所得税的影响 |
| 4.6.3 财产税的影响 |
| 4.7 实证小结 |
| 第5章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5.1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设定 |
| 5.1.3 数据处理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税制结构对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非参数可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设定与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实证小结 |
| 第6章 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 |
| 6.1 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6.1.2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2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2.1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 |
| 6.2.2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3 我国税制结构现存的问题 |
| 6.3.1 税制结构未能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
| 6.3.2 税制结构未能充分发挥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
| 第7章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路径 |
| 7.1 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 |
| 7.1.1 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念 |
| 7.1.2 以打造均衡的“双主体”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
| 7.1.3 以构建合理的要素收入分配和区域收入分配机制为着力点 |
| 7.2 税制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 |
| 7.2.1 货劳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2 所得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3 财产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3 推进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 |
| 7.3.1 建立第三方信息披露制度 |
| 7.3.2 加强税收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个人收入信息体系 |
| 7.3.3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和法治化水平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历史回顾、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政府债务历史的简要回顾 |
| 1.2.3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篇章结构和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3.1 篇章结构 |
| 1.3.2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古典学派、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政府债务理论 |
| 2.1 概论 |
| 2.2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2.2.1 亚当·斯密的政府债务理论 |
| 2.2.2 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理论 |
| 2.2.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2.3 德国历史学派的政府债务理论 |
| 2.3.1 卡尔·迪策尔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2.3.2 卡洛伦茨·冯·斯坦因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2.3.3 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2.4 马克思的政府债务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政府债务理论 |
| 3.1 概论 |
| 3.2 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方法 |
| 3.3 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传统或流行观点 |
| 3.4 凯恩斯政策立场的其他解释 |
| 3.5 重新评估凯恩斯的核心政府债务和赤字政策立场 |
| 3.6 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3.6.1 阿尔文·汉森的政府债务理论 |
| 3.6.2 阿巴·勒纳的政府债务理论 |
| 3.6.3 西摩·哈里斯等人的政府债务理论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债务理论 |
| 4.1 概论 |
| 4.2 几位公共选择学派的先驱的公债理论 |
| 4.2.1 德维蒂·德玛尔科的政府债务理论 |
| 4.2.2 哈利·芦茨的政府债务理论 |
| 4.2.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政府债务理论 |
| 4.3 布坎南的政府债务理论 |
| 4.3.1 布坎南关于公共债务负担问题的解释 |
| 4.3.2 布坎南关于公共债务与资本形成的论述 |
| 4.3.3 布坎南对李嘉图等价的批判 |
| 4.3.4 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债务理论的批判 |
| 4.3.5 布坎南关于公债的持久性的论述 |
| 4.3.6 布坎南关于公债的道德判断 |
| 4.3.7 布坎南关于平衡预算法案的倡导 |
| 4.4 政府债务的宪政经济学分析 |
| 4.4.1 临时债务问题 |
| 4.4.2 负债刺激因素问题 |
| 4.4.3 宪法、选举对债务影响问题 |
| 4.4.4 自利、权威政府负债问题 |
| 4.5 政府间竞争框架下的政府债务理论分析 |
| 4.6 其他现代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4.6.1 税收平滑理论 |
| 4.6.2 最优债务政策及其没有付诸实施的证据 |
| 4.6.3 政治预算周期理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方政府债务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启示 |
| 5.1 概论 |
| 5.2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概述 |
| 5.2.1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背景 |
| 5.2.2 中国中央、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
| 5.2.3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情况 |
| 5.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演进历程 |
| 5.4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理论观点 |
| 5.5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
| 5.5.1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存在问题 |
| 5.5.2 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1 历史的方法 |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公正 |
| 1.5.2 公正观 |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 2.2.2 腐败问题 |
| 2.2.3 民生问题 |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 4.1.1 经济依据 |
| 4.1.2 制度依据 |
| 4.1.3 文化依据 |
| 4.1.4 社会依据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 5.2.2 远期目标论 |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 5.3.1 发展经济论 |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 5.3.3 “三位一体”论 |
| 5.3.4 共享论 |
| 5.3.5 短板论 |
| 5.3.6 兜底论 |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 5.4.3 教育公平 |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 5.5.2 制度保障论 |
| 5.5.3 法治保障论 |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 5.6.1 共识论 |
| 5.6.2 改革论 |
| 5.6.3 环境论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理性看待税收负担（论文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2]产权性质差异、企业税负与会计稳健性研究[D]. 路颖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D]. 傅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我国东部地区增值税收入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D]. 李晴.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6]法国绝对君主制转型的尝试 ——试论摄政王时期的改革（1715-1723）[D]. 杨磊. 浙江大学, 2020(01)
- [7]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沈国庆.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D]. 谭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西方政府债务理论的演进研究 ——兼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D]. 张昱.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