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生命科学_孔子论文

孔子与生命科学_孔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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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既是一种克己复礼、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又是一门知天率性、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在价值取向上,孔子表现出持久而强烈的人生关怀;而在社会行为上,他又创造并积累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式,这在《论语》及记载孔子言行的先秦典籍中随处可见。作为区别于先秦诸子与后世儒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孔子的入世精神及其人文关怀,是古代生命科学的活水源头。孔子的一言一行莫不充满对现实社会的忧虑、对芸芸众生的关怀,但在春秋末期,他的忧虑与关怀很难被人理解。即使如此,孔子还是一如既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又反过来促使其生命科学摆脱了庸俗化的个人修炼而获得了社会价值,即《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纵观孔子的生命科学体系,博大而精辟,丰富而有序。其宗旨可以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分别从修身、养性、益寿、达生等四个层面上体现出内外双修、知行合一的辩证思想。

一、志于道:以忠恕之道修身。

“吾道一以贯之”,这是孔子的自述,曾参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谓一语中的。朱熹进一步诠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此道乃“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贯串孔子全部伦理学说的中心命题,也是整个儒家文化体系的立足点与平衡点——以忠恕之道修身,上行可以“齐其家”、“治其国”、“明明德于天下”;下行则可以“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形成一个完善的生命循环(《大学》)。在孔子看来,修身是立世之本、养生之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修身则无一可为,“不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而修身必以忠恕,即宽容与博爱,使物质与精神、心灵与肉体达致完美统一。孔子的修身之道是一种由低到高、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有序系统。如“行义以达其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都是从“小我”到“大我”的修炼过程,也是从“独善”到“兼济”的价值追求——这正体现了孔子生命科学的崇高境界。然而,修身毕竟是一种个体的事情,而忠恕之道更依赖于个体理性的自觉,因此,孔子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修身之道,先正其心。“身有忿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大学》)要求从各自的内心下功夫,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二、据于德:以中和之德养生。

关于“德”的界说,先秦诸子百家立论各异,而孔子很少言及“德”,大概是由于“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而“为政以德”也很难以推行。但在孔子的养生理论中,中庸(中和)之德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命题。何为“中庸”?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颐则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和可常行之道”。这是儒家所特有的一种生命哲学与人生智慧,亦即不存偏见,不走极端,无过无不及,于时则得中。子思进一步提出了“致中和”的养生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认为人生如能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效果。这与中医理论不谋而合。在孔子的生命科学体系中,“据于德”是养生之本,“致中和”则是摄生之要;衣食居行不过其节,立身行事合乎中道,方能益智长寿。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而且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过着一种淡素简朴、中和自适的生活。他“谋道不谋食”,鄙夷且反对铺张浪费、好吃懒做的行为;认为衣食住行乃人生所必需,但必须有所节制。“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逸,从欲则败……使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积有数,本器有限,所以防乱之原也。”至于孔子所倡导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等养生原则,已成为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依于仁:以泛爱之仁制欲。

儒家之所谓“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规范,但究其本体,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作为孔子的养生原则,“据于德”是指“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依于仁”,则是“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孟子也强调,“养生莫善于寡欲”。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其实行方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即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返于礼中,保全本性,抵达生命的最高境界(《论语·颜渊》)。这种生命的修炼过程完全是自觉的、内省的,正如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身怀博爱之心和恻隐之心,就不会有损人利己的念头,更不会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因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生活中的孔子身为“布衣学者”,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但他“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无论在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襟怀坦荡,泰然自若,壮志不渝,乐观向上,可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四、游于艺:以格物之艺济世。

孔子的生命科学有一个最突出也最可贵的特点,即立足现实,强调实践,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其中充满朴素唯物主义的光泽。孔子所谓“游于艺”,实际上是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先决条件。养生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在游艺,这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循序渐进的过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而且“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孔子创造的“六艺”之学,不仅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教化内容,还是不可多得的养生之道。现代科学证明,“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之学,可以强筋壮骨、益神益智、疏通气血、陶冶性情,有裨于身心健康。在“六艺”的基础上,孔子又编纂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而他本人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传道上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艰辛的劳作中得到人生的乐趣,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这正是孔子养生观的独到之处。生命的修炼是多元多向的。他读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听音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他登泰山而小天下,临水而感叹逝者如斯;尽情地领略自然与生命的奥秘,激发自己的创造力。“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应当是孔子的切身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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