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式”梳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逻辑的合法性——与衣俊卿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两种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逻辑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5-0161-06
衣俊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1] 一文(以下简称《机制研究》)，仔细研读，多有对话之冲动，故不揣冒昧，提出与衣俊卿先生共同探究。该文表征了我国哲学界的一种主流哲学话语，提出在哲学研究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蕴含的内在演化机制的逻辑转换，是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重要路径。文章从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划分，追寻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架设哲学范式演进史这一坐标来奠基“西马化”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并认为文化哲学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选择。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一、“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范式
《机制研究》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类哲学范式作了一种目的性的梳理，引文德尔班语指出：“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划分，先来重新考察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的源流及其意义。“实践”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经过亚里士多德得以系统归纳，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实践形式，即为了外在目标的实践和本身即是目的之实践[2] (p-227-229)。并接着说前一种形式属于“做”、“生产”，后一种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这里是说实践的行为是与一般的“做”有严格的区分的。真正的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以本身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当然这里只是对行为过程中的伦理致意“善”的确证，并无对实践的形而上学探讨。在中世纪时把“实践”理解为“poiesis”(生产)、思辨、意志选择等，“实践”的理解愈加狭隘，实践被局限在宗教生活的视野中。近代由启蒙运动肇始的科学主义，信奉‘实践=生产’这样一个公式化的思维，更是致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之知日益被边缘于知识之外。正是在这样一个实践哲学失落与遗忘的时代，经由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全面清查，在此实践哲学得以公开明确的恢复，在无法克服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下，高扬主体意识。它的蕴意触及了人的行为道德价值问题，国家、法律、社会的本质问题，并且确信了三个理念的假设(上帝、灵魂、意志的存在)。但他是从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实践的终极至善的目标，没有能够把此种实践置于社会现实，因而是“空洞式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则在前人基础上，认为“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地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3] (p-411)
而意识哲学实际上就是指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论确立起来，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状态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即认识论或知性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在主客体二元对峙的视角下，造成主体对对象世界形成了虚假意识，试图通过理论的体系化来反观世界。强调唯我论，即在缺乏认识能力的前提性批判与人对身处的外在世界尚未达到充分自觉认识的情况下，断言“我思故我在”；而且意识哲学也强烈渴求知识的客观化，希冀人对知识在解释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化。知识学上的客观性反证了唯我论的先验性，而观念上的唯我论又必然要求建构起客观的知识学——因为经验主义始终是西方人试图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思维痼疾。康德把观念看成是先验的东西，把知识学的客观性交付于现象界，进而不再把先前在经验论及唯理论那里贯注于知识体系中的哲学始基作为客体看待，而是直接看成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合法性的“命题”。
古代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中，无法跳出实践理解的“黑洞”，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实践视角真正理解人与世界以及唤醒鲜活生命的“自我”。文德尔班两种哲学范式的划分本身是从他虚构的二重世界出发理解价值论的一种反映，两者分立本身就陷入了虚无与机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典型的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无不是在寻求回返自我之境域，虽然是在理性和科学知识压抑和专制中阐扬生命的“真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向的推进，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表达之中我们不能知道西方哲学界那个既不主体也不客体的我是实体还是虚无。如果按照衣文的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无疑是没有人走出意识哲学领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不同，它从一诞生就是反对纯粹思辨性质的哲学。他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武器，它从方法论或认识论角度来看实践，而不是以此作为本体。它是在诉诸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寻求到的新的实践——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实践与以往的旧哲学理解的实践根本不同，旧哲学理解的实践是抽象的实践，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 (p-7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获得了双重含义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以此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的变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5] (p-57)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社会和个人的二重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的原因、形式和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结论。实践自身具有现实性、发展性、普遍性以及不断与外界进行综合交换的特性。中、晚年的马克思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深入研究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不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的需要，列宁着重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6] (p-183)并且强调“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7] (p-139)正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路径下，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里是从纵向看实践的发展，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和革命变革的实践理论而从不是什么意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特别如在1859年马克思回顾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时，阐明他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总的结论”时，经典地概括了他的唯物史观，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实践概念化，而是唯物主义地、现实地理解实践并成为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想用“实践唯物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确实是“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并不吻合，不如说，这是要倒退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抛弃掉的旧哲学上去。
考察所谓西方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为了认清这两种划分的局限。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头来看文德尔班的这两种划分以及文中“前一种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一种是围绕着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我认为，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对实践的认识只不过是康德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变种”，仍然还是在近代传统思维方式下对西方实践哲学的一种抽象性积淀的理解中加以阐述。他所阐明的实践与马克思对于实践的本质的理解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实践是具体而且是现实的，置于了社会生活中。但文德尔班的实践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没有站在社会现实中，还没有回归现实大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作者当然明白这一点，那为何还要以此来作坐标呢？目的当然是要辩护实践本体论并划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关于这种划分并不是什么新的可以刺透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利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利用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的直接理论来源，主观臆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面修正。在这个划分中以及对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反思中，高度重视人的价值性生成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这个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中范式变化的坐标系，是异质相比，明显是不合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实践理解有着本质性区别，那么这样的范式划分显然是不能套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存在这一内在逻辑性，只不过是衣文“一厢情愿”罢了。
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的范式变换，主要理论逻辑如文中所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我们在这里不必套用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来一一澄清，下文(第二部分)将结合马克思早期哲学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具体说明，马克思晚年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这里想强调二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空洞的实践哲学即当前学界的“实践本体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理论合法性和历史合法性，马克思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文中刻意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存有两种范式逻辑转换，都是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片面解读，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构成的遮蔽，而且也因为看不到动机而导致对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遮蔽。因此，这种解读方法的解读就不是解读马克思[8] (p-337)。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同时也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都是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来扬弃以往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超越了近代的哲学思维方式，而且与所谓的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有着重大的区别。文中的近代思维范式与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本质相距甚远。依据这样的划分不是发现、发展马克思，而是随意依据“不合法的依据”(借文德尔班语)随意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实际背离了马克思。
二、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的问题
文中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变，套用文中的话语格式就是，其宗旨不只是为了探讨演化的内在机制，而是要为“回到早期马克思”以及论证衣先生一贯主张的“实践本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坐标。其实，国内学界对于像“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学界已经耳熟能详。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学术争鸣强烈。我国主流诸多学者，以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采用几十年以前、特别是国外在“非斯大林化”时期修正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手法，来试图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中国式“本真的马克思”。
文中借文德尔班两种范式，从19世纪50、60年代后开启了实践哲学范式向意识哲学范式转变的观点认为，首先，“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危机本性，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具体探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进行概括，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思想，作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这里把1850年后划分出来，并且把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归结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意图在于明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才是我们要真正回到的“本真马克思”。文章接着说，“半是由于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需要，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这里以实践哲学范式把恩格斯基本上限定于一种应当极力剔除的“马克思主义”的渊薮。文章又说：“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到这里，读者一定清楚了作者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划分的梳理、早年马克思是本真所在等基本要道说的命题。那么有两个问题《机制研究》中显性指出并且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是回到青年马克思是否就是回到了“本真马克思”？二是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否是所谓的“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早期阶段大致从对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1835年底)，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新世界观的问世(1848年初)。其间主要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世界观转变阶段、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世阶段。1、在世界观转变期间，1839-1840年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于1841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大学毕业后参加《莱茵报》的筹办与编辑，此时哲学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1843年马克思前往巴黎，创办德法革命者的刊物——《德法年鉴》。这一时期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2、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他们的理论”。[9] (p-28)主要从1844年4月写作《手稿》到1844年9～11月间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3、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作《提纲》，1845-1846年又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1847年马、恩合作发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问世。
赘述了这一大致发展进程之后，现在首观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后期著作中对早期的评介。任何回到早期马克思合法根据的诠释在与马、恩自己对早期的著作的评价比较上总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对于早年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前成熟性与过渡性的哲学。1、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在20岁上下，已经在黑格尔分子之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并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对于世界改造的作用。此时仍按精神比物质优先来思考宗教与社会历史等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曾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令》等文章，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10] (p-67)，仍然有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蕴含其中，认为出版自由是为了实现理性的自由。在1842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有了法的上风”驳斥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均可见黑格尔的影子。2、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3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两书以后，深受其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多次指出新哲学以人为核心，实现“真正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林化时代背景下，努力划破苏联理论意识形态笼罩的网衣，突显人的价值、主体性，摈弃原有理论的“人本学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他们共同的思想历程是把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作为自己理论的活水源头[9] (p-228)，并奉《手稿》为圣经，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断然区分。实质上，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仍然还是带有孤立性与抽象性的。在1845年春天《提纲》中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时人的本质问题才得以真正意义上解决。3、早期的异化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范畴成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但他们的异化理论的落脚点仍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提倡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列菲伏尔曾经写道，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母”，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正是以异化为深层逻辑框架的。他埋怨马克思一度受了“实证主义的东西很多而哲学的东西很少的恩格斯的影响”，在后期著作中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以至于后来“列宁把异化丢在一边，或忽视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化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11] (p-152)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并不是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仍然留有费尔巴哈的抽象表达的方式。4、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是过渡性质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12] (p-34)这里马克思是说，1845年以前的哲学思想还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印刻着古典哲学的痕迹，其间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势必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制约。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的马克思俨然肯定了青年时期哲学的前成熟性和过渡性。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青年马克思既不满意黑格尔的思辨性唯心主义辩证法，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抽象性。正是这样的批判情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
再看第二个问题，恩格斯、列宁以及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就是一种唯我论、形而上学和试图把自身的理论客观化的意识哲学呢？当然不是。这里实质性在于如何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问题。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内在一致的，包括《反杜林论》等一些被认为是“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的著作。其实恩格斯早已给予了回应：“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间是不言而喻的”。[13] (p-49)我们知道，杜林哲学正是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恩格斯也是从反对意识体系化的角度加以批驳的。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意进行意识哲学的创作，他们秉承无产阶级实践的使命，不断在实践的探寻中求得理论的创新。衣文在于用隐性显露实践本体论来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用一种抽象的实践作为最终的存在而否定物质本体论，但是忘却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4] (p-77)虽然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不够严密，有些内容是要随时代而得以修正、丰富、发展，但它是符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是有确凿的文本依据的。况且实践本体论也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实践不是世界观的基本范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首要基本观点，而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首要基本观点。实践本体论哲学中的实践是一种空洞的实践，我们暂且可以叫做“口号式实践”。仍然，如衣教授率先提倡西方“日常生活世界”理论一样，口号响亮诱人，但是这种实践却是脱离现实的漂浮物，本质上仍然是旧哲学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现实式实践”，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个人，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一种发展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到当今，实践的理论一直是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张扬着魅力。
上述两个问题，说明了视马克思早期思想为“本真”，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划分的不合法性。这些试图断裂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正是在哲学研究“西马化”语境中产生的。在马克思哲学界广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时，对其中偏颇之处需要认真反思。当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必要的，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15]。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它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哲学形态，也决不等于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我认为必须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与我们目前现实是否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解决它们现实的程度如何；我们借鉴的理论土壤与之适应性如何等等问题。正如有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评论的那样：“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1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以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根据，否定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他们还肯定马克思，但是留下一个孤立的马克思，而否定对马克思哲学的应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再深层次来讲，孤立的马克思必然会遭到悬置，那么试问悬置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学说即共产主义理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否定了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我们研究的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应当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多元视角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高举或甘心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人。
三、“文化哲学是当今实践哲学范式的基本形态”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展望
《机制研究》一文中最后提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选择——文化哲学的问题。作者认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究其原因，我们目前的实践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还没有彻底实现从纯粹意识哲学范式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回归”。“因此，我认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地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作者本意弘扬一种人文关怀，关注生命的我，这是令人共鸣的。但是若刻意按照衣文赞赏的范式分类法，作者对文化哲学的观点是难逃意识哲学这一定论的。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哲学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衣文中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一种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式的哲学形态。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当时兴起的人类学保持着坚定的批评态度(人类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他们说他们只承认一门学科——历史学科，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衣文中的空泛而论的文化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作者试图以文化哲学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文化只是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整合剂，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极力主张文化哲学，要求首先“建立一种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认为“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方式选择的基点”。这里作者是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加以功能性主观放大，明显透露出泛文化主义的特点，文化决定论色彩以隐性方式运作。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哲学必须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不是文化决定生活，相反是生活决定了文化。文中的文化哲学是忘却了中国现实的哲学形态，仍然是一种不入现实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也是文中矛与盾的无法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对文化进行批判，目的是从批判文化达到对现实的改造，这与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不无关系。文化哲学的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深度关切中国现实，不能在研究上犯“洋教条主义”。
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种界定的倾向：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人道的唯物主义。[17] (p382)其实，无论如何地追求出新，无论怎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变种的方式出现，都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西马只是一种“问题式”而缺乏“改造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更加贴切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表达式。但这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善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多元路径的深入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一种批判意识、超越意识既回顾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我们的成就之路，又放眼未来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注重对当今现实的哲学反思，概括出满足时代与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努力构建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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