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绝唱——对1948年《文学杂志》的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绝唱论文,杂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流派的存在需要依托子刊物阵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需要在这个试验田里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培育出成果，进而为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自证。“京派文学”尽管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发布过自己的文学宣言，但大量文学作品的生成还是在无形中“宣示”了他们独特的文学理念。而承载这些文学作品的主要刊物中就包含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创刊于1937年5月1日，主编为朱光潜，编委有胡适、杨振声、林徽因、冯至、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常风、朱光潜、朱自清等10人。两个月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刊物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朱光潜重回北平，1947年6月1日，杂志正式复刊，但这次复刊的生存时间也很短暂。随着社会形势的巨变，《文学杂志》在1948年11月再次停刊，“京派文学”在失去了这个重要的阵地后也逐渐销声匿迹、风流云散。本文对《文学杂志》在1948年所出版的11期刊物进行细致考察，观照这一流派在“最后的绝唱”里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心态。 平静的“湖面” 1948年，《文学杂志》共出刊11期，每月一期。其中，第11期为该杂志的“终刊号”。本年度11期刊物，共刊载文章154篇(不分体裁，诗歌、散文、小说均以篇计)，撰稿作者计有72人。其中，朱光潜诗论6篇，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连载10期(第五期为诗歌专号，该期废名发表诗歌3首)，穆旦诗歌5首，林庚诗论6篇、诗歌8首，袁可嘉诗论4篇，诗作7首，冯至诗论随笔5篇，汪曾祺小说2篇，沈从文随笔1篇，杨振声悼文1篇，林徽因诗9首，上述几人为1948年《文学杂志》的主要作者。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1948年《文学杂志》的作者群，除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一干“老将”之外，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林庚、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正在接过前辈的“权杖”，继续高擎“京派文学”的大旗，新鲜力量的加入和成长充分说明了“京派文学”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对于自由文学立场的坚持，在当时左翼思潮如日中天的时刻别具特色。 而考察这一年刊物所刊载文章的内容，我们发现，尽管左翼风潮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已经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但是《文学杂志》所刊载的文章仍然秉持了他们一贯的文学立场和审美趣味，在这方狭小的天地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外部世界的影子，他们依然在独自吟唱，独自欣赏。 1948年《文学杂志》所刊文章可分创作与研究两大类，而这两大类多指向诗歌，多数论文在研究诗歌的美学问题，而创作类文章中，除废名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外，多数是新诗。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详细回顾了新文学发展30年的成败得失，从小说、新诗、戏剧、翻译四个方面对新文学做出了评价并指出新文学发展30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承袭了西方文学的传统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是一篇重要的文论。而他的《诗的意像与情趣》《游仙诗》等文章均是在谈论诗歌的问题。冯至的5篇诗论《安史之乱中的杜甫》《从泰州到成都》《杜甫的童年》《草堂前期》《杜甫在梓州阆州》在努力寻求与“诗圣”杜甫对话的可能，以杜甫为个案探讨诗歌的艺术问题；林庚的《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诗的活力与新园质》《论新诗的形式》《再论新诗的形式》等文章仍在新旧诗体间寻找出路，当然新诗也是他辛苦耕耘的田地；在新诗创作方面，穆旦是最勤奋也最高产的一个，但《饥饿的中国》《我想要走》《胜利》《牺牲》等作品多在想象中起舞，缺乏与现实的有效联系。 这一年的杂志上，跟现实关联最密切的作品应该是方敬的诗歌《战时作》，在这首诗中，诗人写到：“一节铁轨，一节痛苦/北宁，陇海/浙赣的旧仇/铸成湘桂，黔桂的新恨”，在这被“乱离，穷病，杀戮，死亡”包围的土地上，诗人发出“火车，中国的火车呵/你要向何处开走？”的疑问，凝结着作者对祖国和大地的深厚感情。这首诗写于1945年冬，是比较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这已经是3年前的“旧事”了。 上述所举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的作者是《文学杂志》的主要成员和撰稿人，因此，这些作品可以看成是《文学杂志》办刊理念的外在体现，与“京派文学”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直到“最后”，《文学杂志》都在秉持“京派”同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强调作品的文学性、独立性和审美性。也正因此，我们谈论“京派文学”，一定绕不开这样一本真正贯彻和呈现了“京派文学”艺术理念的杂志。 汹涌的“暗流” 从杂志所刊发的文章内容来看，1948年的《文学杂志》和往常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作家们没有受到外部形势的干扰，他们的内心比较平静，文学创作依旧在关注文学本身的东西，如美学问题、诗歌创作问题，但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的剧烈的革命风暴、社会巨变真的对杂志没有任何的影响？作家们的内心果真没有任何的微澜？ 在1948年第1期《文学杂志》的目录后面悄然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敬启者：本刊遵照节约用纸限制，自第二卷第八期起缩减篇幅，容量锐减，无法容纳长篇稿件，嗣后。惠稿务乞勿超过五千字为荷。此启。”在此之前，每期《文学杂志》的页码大约在160页左右，从这一期开始锐减到80页左右，减少了约一半，而刊发这一“启事”的当期杂志页码更是只有64页。《文学杂志》的这一变化相当突然，并没有预留时间提前告知公众这一变化，而是在刊登“启事”的同期就开始执行这一新规。由此可见，这一行为相当仓促。而且，为了让读者和作者注意到这一重要变化，这则“启事”在接下来的两期杂志上都在显要位置继续登出。在“启事”中，编辑部将减少页码的原因解释为“节约用纸限制”，假如这一理由成立，它背后隐藏的信息可能有两个，一是编辑部遇到了经济困难，难以维持较多版面的费用，二是编辑部的人手遇到了问题，精力不足以编辑较多的版面。不管原因究竟如何，这一缩减版面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它隐约透出的信息是：杂志的运转遇到了困难。 除了“内部”的困难之外，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日渐深重。1948年3月1日，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以及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熊公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的矛头直指奉行自由主义文学立场的“京派”，两大主将沈从文、朱光潜分别被戴上“桃红小生”、“蓝衣监察”的帽子，单纯的艺术论争并不可怕，甚至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考虑到郭沫若等人的政治身份，这就不再是简单的艺术之争了。郭沫若等人所发出的“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号召，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有着内在的呼应，文艺之争被涂上了政治色彩，“京派”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 1948年11月7日，“京派”文人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沈从文、朱光潜、废名、冯至、袁可嘉、钱学熙、陈占元、常风、沈自敏、汪曾祺、金隄、江泽垓、叶汝琏、马逢华、萧离、高庆琪。“京派”主要成员基本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袁可嘉主持，主题为“今日文学的方向”。很显然，“今日文学的方向”在众人中间存在分歧，所以希望通过这种讨论会来重新理清，这个主题从侧面透出众人面对时局的矛盾和迷茫。会议围绕“今日文学的方向”这个主题展开，但实际上，讨论的核心聚焦在了最为敏感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这个问题对于解放区的作家来说早已不是问题，早在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定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调，但是对于长期久居北平的“京派”作家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甚至多数时候坚持的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理念。但是时局骤变，敏感的文人们嗅到了不同以往的气息，所以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态开始了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沈从文在会议上以“红绿灯”比喻政治，与会者就人们要不要接受“红绿灯”的指挥展开了辩论。冯至认为“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是不对的，既然在路上走，就要顾红绿灯”，沈从文认为“文学自然是受政治的影响，但是否可以保留一些修正的权利”，因为“红绿灯也并不总是对的，有可能受到操控”，他希望“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走自己的道路”。而朱光潜认为，“文学自然可以反映政治，但不能把一切硬塞在一个模型里面”。从上述几位主将的表述来看，他们仍然在试图坚持文学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也意识到那个文学自由生长的时代要过去了，政治这个“红绿灯”即将被安置到每个人写作的道路上。他们虽仍试图坚守，但态度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立场有了松动。 这次会议发生在《文学杂志》停刊前不久，实际上，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文学杂志》《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等“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全部“失守”，纷纷停刊，“京派文学”在失去这些阵地之后，逐渐销声匿迹，“方向社”的这次讨论会也成为“京派”文人最后的大规模相聚。 从1948年《文学杂志》的出刊情况来看，“京派”同人一直在努力坚守自己的艺术风格，捍卫自己的一方园地，尽力保持了这片“湖水”表面的平静。但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政治的缠绕过于复杂，政治的“不可抗力”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过于深重，尤其是在1948年天地玄黄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都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之中，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完全淹没了其他支脉的自我发展。因此，尽管“京派”文学的艺术风格独具特色，别具价值。在强大的历史洪流面前，“溃退”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作为思想上追求自由独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此期间，他们所经历的内心挣扎是可以想象的。“京派”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各不相同，有冯至这样按“红绿灯”规则而走的，也有沈从文这样独辟一条路而走的，这些不同的道路，是政治的选择，也是艺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