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派主义论文,关门主义论文,种人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2-013-5
近年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如何认识“左联”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左联”的宗派主义主要指其内部发生的派系矛盾问题，关门主义是“左联”作为行为主体时的对外问题，虽然两者名称有所区别，但问题的实质都是能否容纳以及如何容纳他者，换句话说就是“左联”的容受能力及其限度的问题。同时，“左翼文学”既然指的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左联”为核心的以及其他倾向于共产党方向的进步作家和作家群体的文学，那么作为左翼作家的联合组织，“左联”的容受能力和限度显然给“左翼文学”划分出了自己的疆域。因而所谓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固然有很强的宗派情绪和私人恩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左联”的组织理论上的问题。
关于“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往多是看作“左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典型表现，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将其作为集中考察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借助于“左联”组织理论这一概念，对这场论争的研究将不仅能够深化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自身逻辑的认识，而且也能够为“第三种人”、“左联”以及“左翼文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本文从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讨论出发，从中切入“第三种人”论争，正是力求发掘隐藏在其背后的有关“左联”历史上的组织理论问题。
一、“左联”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吗？
人们一般把“左联”看成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这种看法主要来自冯雪峰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批判。抗战胜利之初，重庆左翼文化界组织过一次文艺“漫谈会”，这次“漫谈会”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左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历史评价问题。冯雪峰在左翼历史叙述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正是由其“漫谈会”意见整理出来发表后收集而成。[1]他当时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纳入到“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中展开，明确地认为“一九二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的形成左翼阵线的思想和文艺运动，也还是统一战线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所以才没有吸引“中间派”的作家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2](P104-105)冯雪峰对“左联”组织上的看法此后一直延续着这一思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新时期开始以后，他的观点逐渐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流。
然而，事实上冯雪峰的看法也遭到过一些当事人的质疑。茅盾在重庆的文艺“漫谈会”上就反驳过冯雪峰的观点。茅盾认为“左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3]在他看来“左联”的实际情况与其“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4](P441)他还曾将自己的意见告诉瞿秋白，而且瞿也“大致上同意”他的看法，[4](P458-459)尽管这并不表明茅盾与瞿秋白对“左联”性质的判断存在理论观点的共享。实际上“左联”盟员金丁在新时期也曾批驳过“左联”是“统一战线”组织的主流说法，他认为，“认为‘左联’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我看也不符合事实。‘左联’是党的外围群众团体，它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P186)所谓外围群众团体，应该是属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用以区别黄色工会等其他政治团体性质的“赤色群众组织”，“赤色群众组织”是由党领导的富有战斗性的群众团体，当然不同于负有“统战”使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组织的说法很可能只是一个后起的说法。从对“统一战线”在文艺界的使用时间来推断，冯雪峰的主张应该是受到了张闻天的《关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影响，但也更有可能与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语境有关。张闻天最早在“第三种人”论争时期提出了“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6]此前共产党虽早已经将“统一战线”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去，不过仍是一个政治术语，而冯雪峰在张闻天提出“统一战线”说法的当时仍然在使用“同路人”概念。冯雪峰自己提出“统一战线”的说法则是在抗战胜利初期，正值国共政治斗争波云诡谲，“统一战线”成为革命斗争胜利三大法宝之一之时。而80年代以后的“左联”回忆文章，多半采取张闻天和冯雪峰提出的“统一战线”的观点，这应该与当时批评“极左”思潮的时代语境有关。但无论“统一战线”的提法是从张闻天开始，还是从冯雪峰开始，事情都只能说明，“统一战线”的说法只是历史叙述者基于后来立场的追溯。在萧三要求解散“左联”的那封信中也明白地说过，“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他要求解散“左联”，成立两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团体。[7](P204、206)可见“左联”解散之时都还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事实上应该说是“同路人”理论，而不是“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在“左联”成立之前也曾尝试过用其他的联合方式来组织文艺团体，但很快就归于失败。阿英回忆说，在“左联”成立之前，为了“争取团结些人”，党组织曾发起过著作工会模式的文艺团体“中国著作者协会”。这个组织由于内部政治见解差异过大很快消失于无形，而稍后打出“左翼”旗号的“左联”则获得了成功，因为“左翼”“对许多革命青年来说极危险但又是颇光荣的口号”。[8]冯雪峰的回忆也说鲁迅曾肯定“左翼”两字旗帜鲜明。[9](P533)但不论怎么说，“左翼”和“无产阶级”相比显然还有点不够激进，虽然两者对国民党来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左联”名称用“左翼”而不用“无产阶级”还显然含有比作为政治阵营区分符号更多的内容。夏志清对“左联”的看法有其自身反共的政治立场，但他也看出了“左联”名称中的问题。他认为，“左翼”“显然是想掩饰‘联盟’的共产主义性质；它只用反封建、反帝和反国民党的路线去吸引作家”。[10](P147)很显然，夏志清把“左翼”指向了反帝反封建的立场，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左翼文学”其实具有比“无产阶级文学”更广阔的内涵。不过，夏志清所没有指出的是，“左翼”这面旗帜标明的是“左联”在其组织理论上对“同路人”理论的运用。
一般来说，“同路人”很少有被自觉地运用为组织理论的，但这对“左联”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冯乃超的回忆补充了有关“左联”名称的历史细节，它揭示出“左联”所内含的“同路人”组织理论的问题。冯乃超回忆说，他们原想把这个组织叫做“无产阶级文学同盟”，“后来觉得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改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1]“左联”是“国际革命文学事务局”的下属机构，萧三给“左联”发回的1930年哈尔可夫国际革命作家会议的报告上曾专门讨论过通过“同路人”作家与无产阶级作家的比例以决定无产阶级文艺组织形式的问题。[12]“左联”的成立虽然早于哈尔可夫国际会议，但对“左联”的组织形式不无参考意义。相比之下可知，不用“无产阶级文学同盟”而用“左翼作家同盟”，这一命名的不同应该说明的是，“左联”内部的实际思想状况还不能够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同路人”的主要含义指的是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觉悟高度的追随和同行者，主要由党员构成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不大可能否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因而冯乃超所说的“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应该说指的是“左联”内部还存在许多属于“非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同路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当中来说，也就是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作家。
二、“统一战线”与“同路人”理论的区别
“统一战线”观点当然不能够真正揭示出“左联”的组织形式，但考虑到冯雪峰等是用其来批评“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弊病”，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明白，这是因为“左联”此前的“同路人”组织理论已经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而“统一战线”无疑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第三种人”论争被认为是“左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一次典型体现，新时期大量的回忆录都认为“左联”在这次论争当中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而在本文看来，“统一战线”正是左翼理论家针对“第三种人”论争给“左联”“同路人”组织理论所构成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不过，在正式论述这个观点之前，有必要先对“统一战线”和“同路人”理论在理论上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
作为革命主体与他者以“联盟”的形式组成一种联合组织，“统一战线”组织最为核心的部分是“联盟”。根据。一些统战学学者的看法，“统一战线”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有完全共同未来的全面合作的“联盟”，如马克思亲自组织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等，也有并不十分强调他者政治前途，而更注重双方合作的现实和策略优先性的“联盟”，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13](P22-35)前一种形式的“联盟”大致相当于中文含义的“同盟”，“左联”成立之前也曾准备以“无产阶级文学同盟”作为名称，但最终还是被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1]这就排除了“左联”作为全面合作的“同盟”的可能性，那么，将“左联”理解为“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也就只能认为它属于后一种形式，也即是一种不强调双方完全一致性的联合形式。
有时候“同路人”会被混淆进“统一战线”理论当中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他者主体性的不同认识和规定。基于后来的“统一战线”理论，现在有许多学者甚至是“左联”历史的亲历者都将“同路人”理解成“统一战线”中的统战对象。林焕平将“同路人”定义为“倾向和同情革命，又对革命缺乏认识和信仰，未敢决心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从我国革命的实际来说，这些人，可以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因而他认为“‘同路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的问题”。[14](P14)其实这一描述是用“统一战线”“改写”了“同路人”的概念，是忽视了“同路人”作为“追随者”(Fellow-travelers)的语义的。尽管“同路人”和“统一战线”都存在“领导权”的问题，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用以评价“左联”的那种“统一战线”是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原则下承认“同盟者”一定的自主性的，而尽管“同路人”也扮演革命主体的“同盟者”角色，但和前者有所不同的是，“同路人”理论更强调革命主体的意识形态审查的优先权力。
实际上“同路人”理论是以将“同路人”改造成革命主体作为目标而设计的。“同路人”本是一个源于俄罗斯的政治术语。民主主义革命者赫尔岑大约是将它引入政治领域的第一人，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卢纳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等苏俄文艺理论家又将其引入到了文学领域。但文艺理论家们对它的基本看法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托洛茨基与“拉普”理论家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与“拉普”理论家对待“同路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但他们所给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追随者身份都只是运动性和暂时性的。托洛茨基认为，“对于同路人总要出现一个问题，走到哪一站为止”？[15](P42)他对“同路人”与无产阶级同路路程的这种追问揭示出，“同路人”理论本质上是一个革命主体实行阶级意识审查装置。这就意味着“同路人”理论保留了革命主体对其追随者的基本政治判断，不过给他暂时留下了一个较为宽容的位置而已，追随者是否真正转变成了革命同志还必须得到革命主体审查与承认。同样由岗位派理论家提出的“莫普”纲领中也明白地说，“‘同路人’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使“他们不总是可靠的”，“只有把他们当作一支瓦解敌人的辅助队伍来利用的形式下同他们合作才是理智的，而且还必须经常揭露他们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面目”。[16](P7)可见意识形态审查装置会不断促使“同路人”在革命主体和追随者的二元结构之中向革命主体靠拢，最终实现革命主体的意识形态转变，即“奥伏赫变”成为革命主体，否则就会被视为右翼“同路人”而驱逐出革命队伍。
中国左翼文学史上所使用的“同路人”概念的主要输入者是蒋光慈、瞿秋白和鲁迅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同路人”输入问题作过详细的考察，可以肯定的是，从影响源和使用情况来说，中国左翼理论家所使用的“同路人”概念主要延续了托洛茨基在其《文学与革命》和“拉普”理论家文章中对“同路人”性质的基本看法。1933年10月《申报月刊》的《新辞源》栏对“同路人”的解释是，“同路人”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他们‘接受’十月革命的程度也远不一致，所以苏联文艺中的‘同路人’与普罗文艺完全冶为一炉的固有其人，然如右倾而转到反动营垒的也不在少数”。《申报月刊》所使用的“同路人”概念也可以代表非“左联”理论家的一般知识分子的看法，比较一下它与上文所说的托洛茨基和“拉普”的“同路人”观点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
三、“第三种人”论争与文艺界“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知，“统一战线”组织理论中的革命主体对“同盟者”的看法显然比对“同路人”要温和得多，所以冯雪峰用“统一战线”理论来批评“左联”的关门主义弊病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的。事实上，张闻天和冯雪峰以削弱革命主体的意识形态审查功能为代价而提出“统一战线”理论绝不是无的放矢。“统一战线”的提出归根结底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同盟者”的主体性地位，从而缓和“左联”与“第三种人”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也的确可以使自身获得批判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问题的理论前提。
“第三种人”论争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一场“敌我”或者与“中间派”的斗争，但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葛飞曾揭示过“第三种人”问题发生的“左翼诸面相”，[17]但本文认为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与“左联”的其他论争对手有所不同的是，参与“文艺自由论辩”的“第三种人”实际上是“左联”的部分“同路人”。“第三种人”大都承认共产党和“左联”的基本方向，但又对“左联”的领导持怀疑态度。苏汶和韩侍桁等本来就是“左联”盟员，而且“第三种人”决非只有苏汶、韩侍桁和杨邨人等“一小撮”而已，在胡秋原和苏汶的回忆当中，对“第三种人”观点表示支持的还有郁达夫和茅盾等前“左联”或者正在“左联”的一些重要盟员。[18]
其实“第三种人”论争在一开始主要反映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影响下的部分“同路人”对共产党和“左联”意识形态领导的不满。在“第三种人”论争期间，《现代》杂志上读者来信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苏汶等“第三种人”而表达出对“左联”领导的不满情绪。还是苏汶自己说得更为明白，“所谓‘第三种人’也者，坦白地说实在是一个被‘左倾宗派主义’的铁门弹出来的一个名词……”[19]尽管这些不满情绪很可能如左翼批评家和文学史叙述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政治形势严峻情况之下“第三种人”的胆小怯懦与临阵退缩等个人品德或者“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等，但无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它都足以说明“同路人”理论已经无法及时因应这些新的情况。
给“同路人”理论造成困难的正是其革命主体十分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同路人”理论从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上来讲存在一个可能瓦解自身理论基础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同路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真诚追随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感召的对象，其早先的主体性必须为组织纪律和阶级性所“扬弃”。然而如果“同路人”不愿意向代表无产阶级和党组织执行意识形态审查的“左联”盟员进行妥协，那么双方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如果与担当“革命主体”功能的盟员发生冲突的“同路人”自居于不能够整体地理解革命的“同路人”的位置，那么他也就从“同路人”理论自身获得了可以拒绝革命主体进行意识形态审查的理论基础，从而可能脱离“同路人”理论的约束而得到“自由”。
从拒绝意识形态审查的角度来说，“文艺自由”无疑最能代表“第三种人”在论争之初所关注的问题。对“第三种人”的研究常常是在文艺与阶级性问题上展开对于“文艺自由”的认识，但是“文艺自由”并不能完全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维度所涵盖，而是真实地反映出“同路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诉求以及对革命主体合法性的质疑。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苏汶尝试结束“第三种人”论争的总结也可以被认为是从论争历程之中寻求与“左联”达成一致的依据，他在总结“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中就将“第三种人”论争界定为“文艺自由论辩”。苏汶在其发难文章中用一种近于玩笑的口吻将“左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神州国光社旗下胡秋原的“杂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为“双包案”就已经构成了对革命主体严肃性的挑衅。而用在两种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作者之群”来界定“第三种人”的说法显然是要对“左联”批评理论上的权威性表示质疑并主动与“左联”保持适当的距离。[20]
现在的一些研究常常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一律视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它者的偏见，然而就对“第三种人”的研究而言，新时期之前的文学史将“第三种人”对“左联”的挑战看成是一种恶意的挑衅，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这种理解也可说并非毫无根据。而一些研究者将“第三种人”论争放到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出版业背景当中去理解，将《现代》杂志的商业行为作为“第三种人”发起论争的动机之一，这种推测同样也难有实际证据，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动机也可以理解为“第三种人”的自觉。[21](P234)真正的问题主要在于，“左翼”理论家与历史叙述者主要从其个人品德等出发来看“第三种人”。舒月质疑“第三种人”不向统治者而是向正受到统治者压迫的左翼文坛要求自由。[22]周扬则认为“第三种人”挑衅带有十足的恶意，他认为“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23]李何林也认为“第三种人”“害怕实际的革命行动，消极退避”。[24]甚至被视为“第三种人”的施蛰存也不回避“第三种人”逐渐脱离“左翼”是出于个人考虑。[25](P290)
然而仅仅立足于道德评价的做法说明，“左联”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能力去真正面对“第三种人”对“同路人”理论的基本前提所构成的质疑。周扬等左翼批评家除了质疑“第三种人”的个人动机之外，其理论反驳并没有太多新意，基本上都不能超过瞿秋白比较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日本学者前田利昭认为，瞿秋白“不具备容纳文学‘同路人’的理论构造”，因而在“第三种人”论争之中“不免有某种急躁情绪”。[21](P234)但瞿秋白并非不了解苏俄的“同路人”理论。[26]姑且可以不问瞿秋白了解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对“同路人”相对宽容态度的情况了解与否，仅就苏俄文学史上极左路线的代表者“拉普”来说，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瞿秋白的文艺观点受到苏联“拉普”文艺观点的影响，[27]但瞿秋白与“拉普”一样都否认“中立文学”的存在。实际上被视为极端左倾的“拉普”理论家也并非不具备文学“同路人”的理论构造，他们的问题主要在于强调对“同路人”的意识形态审查。因此，瞿秋白的急躁其实是“同路人”理论遭遇到困境的表现，而不是具不具备“同路人”理论构造的问题，前田利昭对瞿秋白的看法忽略了“第三种人”以“同路人”自居从而对“同路人”理论所造成的困难。
张闻天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无疑给“左联”提供了处理“第三种人”难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而事实上文艺界“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和“左联”因应“第三种人”论争所产生的这种困境存在直接联系，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直接针对的就是“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问题。不过张闻天的理论主张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其中原因可能是张闻天还并没有真正改造“左联”组织结构的意图，而主要着眼于理论的重新表述，也可能是张闻天的转变还只是代表党内部分人的意见，在当时左倾路线领导的大环境之下还不具有太强的现实性，[28]而且夏衍也曾回忆说周扬、阳翰笙和他都没有看到过张闻天的文章。[29](P143)看起来张闻天文章的精神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传达，事情真相如何只能有待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左联”最后被认为由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痼疾而被解散然后才组织起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但无论如何，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左联”历史上的确存在这样一个从“同路人”转向“统一战线”组织理论构造的趋向，而“第三种人”论争正是促使“左联”从“同路人”转向“统一战线”的重大关键之一。
〔收稿日期〕：2010-02-11
标签：组织理论论文; 冯雪峰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张闻天论文; 瞿秋白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