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深层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业发展论文,进程论文,矛盾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1)05-0001-05
全球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迎接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是我国必须深入思考并妥善解决的新课题。
一、关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
全球化开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以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情地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地域割据对社会生产力的羁绊，冲破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不相往来、彼此孤立壁垒，同时也宣告了全球化进程的启动。全球化是以交通条件、通讯工具为渠道，以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沟通交流为内容，以在一定领域内形成普遍接受的统一的体制和规则为目标和趋向的客观运动趋势。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突破。近年来，全球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整个世界已经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了。
全球化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并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绝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首先，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不断走向发达的必然产物。社会化大生产本质上要求社会生产的分工不断趋于细致。生产资料在统一的市场流通中趋于自由。并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标准促进生产的一体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这样，不同的分工和主体贯穿到生产、贸易、投资的各个环节，统一于原料、劳力、技术、资金的合作与流通中，从而冲破了行业、部门、地域的条块分割，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与统一。可以说，全球化趋势以经济的发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根本动因，体现了人类文明进化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具体形式。其次，它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信息方面的革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二战以后，以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异军突起，并有方兴未艾之势。庞大的地球相对于科技和信息的高度发展已经变小了，成为“地球村”。最后，它符合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是每一个国际主体的努力方向，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国际组织、民族团体和个人等，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中，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运行机制和利益框架下，可以以平等的权利和机遇，通过公平的竞争，争取和享用全球现代文明成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进行消化、吸收、转化，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和优势，才不至于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
二、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矛盾
全球化浪潮促进世界各国、各个领域在一定秩序内的交流，互动和统一，冲击着民族国家的局限性和特性，最终使每个地区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相互联系的全球化范围之外。全球化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人类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以其融合于世界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壮大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广阔的空间和交流的机制。社会主义中国是当今世界惟一一个坚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也是处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和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必然会使我们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可避免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探讨。
（一）对全球体系依赖性的加强与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矛盾
全球化不是主次不分、杂乱无章的混合，而是一个由主导力量推动的整个过程和统一趋势。二战以后，在“一球两制”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整体实力，在用武力消除社会主义的企图失败后，便结合针对性的战略措施和国际合作展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攻势。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欠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再加上冷战的冲击，在双方对比力量中处于守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一方面不能孤立全球体系之外，还必须全面开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格局。另一方面又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虽然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西方国家消除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野心一直在日益膨胀，仍挥舞着市场、民主和人权的大棒，到处兜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思想和价值形态，为了争取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实现主宰世界的主动权，他们仍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和实力均衡论，继用以往的伎俩，不失时机地对我国搞和平演变。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利用我国市场体制转轨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时机，通过经济制裁或诱导，迫使我国经济走向自由化或就范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规划。在政治上，以民主和人权为标榜，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开辟“攻心战”，引导我国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我国民主建设刚刚起步，各种制度、法律和相应的保障措施仍不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一定物质条件的限制，这就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用人权和民主进行宣传和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与让渡部分利益的矛盾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已经全球化，但是我们缺乏适当的全球性的国际监督机构，只要我们不新设相应的国际机构或加强现有国际机构的监管功能，我们就会不断地遇到新的危机。”[2]这样看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国家为主体参与全球交流，分享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提供了平等的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化是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公开竞争的过程，它所形成的国际“游戏规划”必然要体现多样化、公开化和自由化的原则。这就比其他国际力量参与一个国家的竞争和利益瓜分，干涉其国内的政治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途径。
我国要参与全球化，必须遵守全球范围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行为规划。这种规则在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协调各自立场的同时，也为多元的利益主体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公开公、白热化的竞争提供了“通行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用国际规则衡量和协调国内国际的经济关系与中国能否随其带来的压力和冲击之间的矛盾，即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与让步部分经济利益和国内事务主导权在程度上的取舍。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自由、统一的市场仍没有发育完全，经济立法及相应的规章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对国内外经济的反应能力和调控能力有限。如何在现存的框架和国际竞争中既利用全球化的共同成果，争取更多的贸易机会和投资吸收，实现更有效的经济体制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方式，又能稳固掌握对政治经济的主导体，使利益和正常秩序不受大的冲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难选择。
（三）参加全球范围内文化的沟通交流与抵制西方腐朽思想侵蚀的矛盾
全球化绝不常常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汇、碰撞和冲突。奈斯比特指出：“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3]也就是说，全球化尽管客观上带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但不会成为各种文化的大熔炉，而更能为各种文化体现其本色和特性提供广阔的舞台。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的对应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格局中文化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向。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对抗、冲突正上升为世界格局变化的主导力量，正决定着国际力量的纵横捭阖和亲疏离散。他还指出，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是西方基督世界的最大威胁，西方国家应以此为依据做出相应的决策。
同时，西方国家在同我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利用产品输出、因特网、影视媒介和舆论工具，不失时机地对我国渗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观和生活方式，从思想内部侵蚀我们的观念和信仰，和平演变的深层次源就在于文化心态的嬗变。因为人们在主观世界一旦形成某一模式和取向后，就会按照其构想去设计他的生活、环境和整个世界，文化对于人们思想上的吸引力、行为上的规范性及由此产生的对现实的塑造力是不可测量的，这正是西方宣传和渗透西方文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立足点。
（四）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与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威胁的矛盾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4]针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弊病和不合理机制，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人道化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1970年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和平、独立、发展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卢萨卡宣言》，率先提出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它的基本涵义在于各国充分行使国家主权和对其内政外交的主导能力，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平等地独立自主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战争与贫困是有史以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由此国际关系的人道化倡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应该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需要，符合人类协调生存、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反对当前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做了不懈的努力，在多极化格局中正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和负责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的前列。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因旧格局的解体而偃旗息鼓，反而利用“秩序真空”变本加厉，不断膨胀。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西方继续推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行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全球的眼光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4](P383)中国建立公正、合理、和平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三、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全球化时代提出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沉着应付，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动我国同全球系统和国际循环的良性融合。
（一）积极参加全球化进程，把国内建设同全球化的客观要求结合起来。几百年的历史沉浮向我们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之一是：“A的国家利益只有在B的国家利益同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为了实现这种满足，A的国家利益必须既超越A国利益的排斥性又与B国的利益达成妥协。”所以我们对于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草木皆兵，不能把它等同于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去，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和争取世界范围内经济利益的实力，我们必须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为原则，以提高自身实力和以质取胜为后盾，以公平自由的市场体制和投资、贸易、信用的规则为保障，减少盲目干预所造成的畸型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有步骤、有秩序地使提高实力和开放市场协调进行。
（二）在全球化历程中必须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和平演变。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始终不渝地和四项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待外来模式的观念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方向明确，而不能良莠不分，来者不拒，不能失去反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和自觉性。例如，我国正致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规则和运行方式，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并为之服务，防止借“改革”之名照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私有化。
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也有，它是人类共同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置于次要位置，也不能因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遮掩民主政治领域的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现象，更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而把民主同社会主义事业隔裂开来，对立起来。只有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下大力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和优越性，才能更有力地回击和平演变的进攻。
（三）以我为主、吸收借鉴，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价值认同和思想观念，是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状态的反映，并以独特的影响，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其实，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应从两方面去分析。社会主义新文化不能凭空而来，它必须接受文化发展中一切积极成果。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应坚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不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必须要有取有舍，有所选择。文化有一个社会环境问题，是和历史传统、现象条件和心理习惯分不开的。对待外来文化，要考虑它与我们国家的情况相适应，与我们民族的特点相适应，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二是要有所创新。我们吸收外来文化，不能通过机械结合的办法来实现，必须要经过筛选、吸收、消化并有所改造和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对异质文化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创新机制和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才能具有蓬勃发展、永葆活力的时代生命力。
（四）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一种国际秩序的设计，能否实现，并不在于设计者的经济、军事实力如何，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趋势和这种设想所体现的国际交往原则和方式的可行性和普遍性。为此中国要实现公正、合理、和平共处的国际新秩序构想，首先要尽早抛开“孤立主义”影响。“孤立主义”在中国外交中体现出来的“橡皮态度”，对其他地区危机的矜持，使得国际社会怀疑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使得我国“永不称霸”的诺言难以引起广泛的掌声。我们更需要振兴国威，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和胸怀，珍惜自身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在国际事务的合作和国际危机的处理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为我们争取广泛的自由的国际空间和不可低估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更能促进国际秩序中的公开正义事业，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同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同全球人类共同利益和发展趋势联系起来，才能得以顺利发展。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有所准备，有所作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身实力，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生活中稳定阵脚，不断前进。
[收稿日期]20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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