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社会病灶的手术刀——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病灶论文,手术刀论文,官场论文,社会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青年作家刘震云，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虽然他年纪尚轻（1958年生），成名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向读者推出了《塔铺》、《新兵连》、《单位》、《官场》、《官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新闻》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两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仅从篇目来看，数量已经不少，更难得的是这些小说质量很高，具有一种特殊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上述小说几乎每推出一篇，就赢得文坛内外一阵长时间的喝彩。
评论家陈晓明谈到刘震云时指出：“刘震云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有特殊切入点，并且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权力意识”与“反讽意味”——对刘震云小说的一种理解》），这种评论十分中肯。笔者认为，他的小说深得契诃夫、鲁迅之壶奥：指斥现实毫不留情，针砭时弊尖锐深刻，洞察人生细致入微，叙述描写客观冷峻。在当代文坛一片写情、写性、写“下海”、写出国的喧闹中，他却执着于“文学是人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本相、生存状态，希望由此探寻到民族命运演进、传统文化内涵、华夏历史变迁的真谛。这种对人学、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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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这一点，在刘震云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刘震云看来，“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笔者虽不完全赞同刘震云的这一看法，但也认为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以理想为基础，以歌赞为主调，是一种很不充分、带有某种病态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也就不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反映人生。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作家，刘震云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对当代社会的时弊、病灶举起了犀利的“手术刀”。
拆卸封建气息的“官场”构建，剖析当代色彩的“官人”灵魂，是刘震云小说中现实主义色彩最浓的一部分内容。他的已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涉及这一点。在《新兵连》里，作者对“四人帮”时期的某军军长——外表道貌岸然平易近人、背后在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的糟老头，以及在士兵眼里威严无比，在军长面前诚惶诚恐形貌猥琐的师长，毫不经意地点了一笔。仅此一笔，就使人们看到了神圣光环笼罩下的污垢。在此后发表的小说如《头人》、《官场》、《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新闻》里，这种“不经意”渐成自觉意识，简笔勾勒，点到辄止渐变为浓墨重彩，点透方休。《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写村长、大队书记（虽然无论古今，这些人物都还够不上国家委任的“官”的级别）；《单位》、《一地鸡毛》写处长、科长；《官场》写县长（级）、专员们；《新闻》写了市长、市委书记；《官人》写国家部委的10来个局长（在《官场》、《官人》中，又似“不经意”地点了一位省委书记、一些部长，并且为此在文学之外与某省打了一场文字官司，刘震云为此作了检查才过关）。上述小说组成了一部“官场系列小说”，“官人”中几乎包容了当代社会各个级别的行政官员。如此大规模全景式地展示各级行政官员（小到普通办事员，上至省、部级领导），毫不留情地拉开“官场”厚厚的帷幕，揭开“官人”头上神圣的面纱，在当代新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在作者笔下，“官场”既是名利场，也是格斗场。贪婪、卑劣、阴险、狡诈、虚伪、猥琐……种种丑恶都能从官场信手拈来。
中篇小说《官场》所揭示的，是当代选拔任用干部的人事制度的无法避免的弊病。正如民谣中传唱的：“关系最重要，德才作参考”，在官场上，有关系比没关系要好，关系深比关系浅要好。8个县委书记，面临一个副专员的位子，谁上谁不上？大家为此一连两个晚上没睡好觉。到知道春宫县委书记金全礼与新调来的省委书记有“关系”时，大家对金被提升思想也就通了。其实二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不过当年他俩在同一级别时（不同省区的县委副书记），一道去昔阳县参观大寨，同住同行过10天。当年是萍水相逢，今天算来，也不过是一面之交。然而关键时刻，10天的“关系”便派上了大用场。
如果没有“关系”，大家都处在同一起点上，那就得各施拳脚，大动干戈了。在《头人》里，申村的农民为争夺村长的位子，真刀真枪、明争暗斗了几十个春秋；在《单位》里，副处长为一个正处长，处长们为一个副局长的位子，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官场》里的8 位县委书记为一个副专员位子，闹得“眼圈都有些发黑”，一连两夜失眠。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不参与任何一派的老张，平白捡了一个副局长；窝囊半生、穷愁潦倒的老何，从不奢望当官，却糊里糊涂里地当上了副处长（见《单位》）；当年安排学大寨参观团食宿的服务员，决没想到他的随意划拨竟是提拔一位副专员的关键……变了味、走了样的“考察”、“选拔”、“民意测验”，在刘震云笔下已是纤毫毕现。
走运当了官，最好再往上“拱”一点。万一不行，至少也要保住屁股下的位子，无论如何不能丢官。在中篇小说《官人》里，作者描绘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官大战”。面临领导班子调整， 即将丢官失权的8位正副局长，惊慌失措，为了不被调整下去，来了一场名符其实的“窝里斗”。你打我的小报告，我整你的黑材料，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拉帮结派，四处活动关系，目的都只有一个——保住局长副局位子。然而事与愿违，他们谁也没能逃脱更大权力的愚弄，8 位局长窝里斗的结果，却让部长亲信老曲（原是部长秘书、办公厅副主任）坐享了渔翁之利。
“官人”为什么要求官、争官、护官、保官？决不是为了当“公仆”，“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那一份炙手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无法计算的实际利益。虽然这一点作者没有明说（也许是不便说），但从那“犹抱琵琶半遮面”、闪烁其辞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当了“头人”（村长），办公事便有白面烙饼，甚至可以“吃小公鸡”，“吃小公兔”，“吃瓜果桃李”。不算“官人”的村长尚有此殊遇，名符其实的“官人”更不用说。《官场》中的8位县委书记，有4个“在各自的县城建独院，修洋房”（见《官场》）。当了处长有三室一厅，当了副局长有四室一厅，出差坐软卧，出门有专车，最廉洁的每月都可喝“6瓶‘五粮液’”。虽然6瓶“五粮液”的价钱已大大超过了副局长的工资，这酒也就有点不明不白，但他们却普遍认为：“喝几瓶‘五粮液’算什么？；总比搞6个姑娘好吧！什么廉洁？这就是最廉洁的了。 ”（见《官人》）。当官即有权，权与力、权与利是从来不可分的，难怪“官场”中人作官有瘾，视权如命了。
刘震云对生活的特殊切入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官场系列小说”上。这组尖锐深刻、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品，集中展示了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制度（例如干部人事制度）、某种文化观念（例如“官本位文化”）的病态，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笔者认为，若把这一组小说归入到内容杂芜的“新写实小说”之中，大大消磨了这些小说思想的锋芒与战斗的勇气；说它们是“新世态小说”或“新谴责小说”，似乎还更准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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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不仅仅善于表现宦海的波谲云诡与官场的勾心斗角，更善于刻画“官人”丑恶的灵魂。当作家将锋利精微的手术刀伸入“官人”灵魂深处，毫不留情地掏出其中的污泥浊水时，人们既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又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痛心。
在系列小说中，唯一一个有亮色的人物是省委书记许年华。他心胸坦荡，正直豪爽，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当看到他拉着县委书记金全礼直奔僻巷饭馆，从大衣口袋掏出“洋河”大曲，一声“咱们今天干掉它”时，当看到他巡视途中一碗面条就对付了一顿午餐时，读者倍觉亲切，似觉陈毅的爽真、总理的亲切都叠印到了许年华的身上。
虚伪，从古至今，一直是“官场”的痼疾顽症。正如同真实是美的土壤一样，虚伪便是丑恶的温床。《官场》中的8位县委书记， 人人对副专员的职位垂涎欲滴，但个个又装得毫不在意。金全礼被提升，“大家又失了一夜眠，但表面上大家又似乎对这决定很高兴”。当了两年副专员的金全礼，想补已病逝的老专员的缺，明明第二天要去省里“活动”，嘴里却说：“升上去吃饭，不升上去也吃饭，用不着走上层路线。”《单位》里一个副局长缺了两年还补不上来，为此，两派鹬蚌相争，部长一生气偏点一个两派都没提名的老张。然而在代表组织谈话时，那些根本没提过老张名的局长、副部长又分别来卖乖，都“说是自己极力推荐了他”。老张知道底细，心里在骂娘，表面上却还得点头应承。副处长老孙背后不知说了老张多少坏话，但节日处室聚餐又“亲自把老张从二楼请回来参加聚餐，并且提议‘为老领导干杯’”。也是这个老孙，恨死了女老乔，但为了“民意测验”多一票，不辞辛苦，骑自行车到女老乔家，又“戴高帽”，又送奉承，“和颜悦色地请她回去上班”。《官人》中的曲副主任，“真诚”得令蒙在鼓里的局长老袁感激涕零，将老袁当猴耍了一顿，借老袁之手将其他7位副局长挤兑下去， 然后反手一掌，扫掉老袁，自己取而代之。《新闻》里的市长与书记已是水火难容，但在台面上握手拍肩，举杯频频，亲热得如胶似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虚伪，都是一种令人翻胃的丑恶。
平庸，则是“官场系列小说”痛砭的又一大弊病。在“官场”里，人们看不到责任感，看不到事业心，也看不到多少政绩、才华。金全礼抓了两年计划生育和纪律检查，明哲保身，敷衍塞责，明明冒了头的线索（例如各县群众举报县领导营建私房），他亲自带人下去，与当事者涮了一锅涮羊肉，干了几杯老酒便打道回府，查处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见《官场》）。至于国家部委的机关处室，平庸也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故迟到早退不上班的，浑水摸鱼上班打扑克的，在楼道公开吵架的，甚至在外边为非作歹的，各处室时有发生”。老何能力平平，当了20年的“大头兵”，好容易走运捡了个副处级，亲自起草30页的文件，却是一叠“文不对题”（局长批语）的废纸。女老乔鸡肠小肚，一个刁蛮粗鄙的妇人，她不但在机关里干了32年，而且还是把守基层组织大门的党小组长。唯一有点个性，不低三下四的女小彭，爱打扮，好玩耍，“既无追求又无事业心”。就连刚参加工作的“准官人”小林，读大学时那么浪漫清高，短短几年就像变了个人，被环境改造成了彻头彻尾的小市民（见《单位》）。至于在自家窝里斗成一团的8位正副局长， 除了“大炮”老方看得出点火气之外，其余的人皆平庸之辈。除了争官，升官，保官，他们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见《官人》）。
在系列小说中，很难看到有独立人格、尊严的“官人”。在更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成了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附庸奴婢。“各县委书记怕省委组织部长，就像大队支书怕县委书记一样。小命一条，全在人家手里攥着”。地委领导迎接省委书记，还得找人摸准“气眼”，为了万无一失，特意准备了两套饭菜，省委书记要复杂的咱有，万一他像马省长，“本来爱吃，这次却突然清廉了”，“要吃‘四菜一汤’”的工作餐，也能拿得出来（见《官场》）。秘书老曲，为上司牵马堕镫，又随上司调部里，当上了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了局长。在这个局里，有几位部长的儿媳，单位里消息也就比较灵通。“单位的局长、副局长们什么时候想知道上边的动态，也往往腆着脸走这条路子”。“而儿媳们传达的精神，一般来说是不会错的”。寥寥数语，儿媳们的饶舌，局长们的卑贱，已见一斑。58岁的局长老袁，本来对调整惴惴不安，但在谈话时部长曾从自己的办公桌后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有这一下拍肩膀，老袁彻底放心了”。另一位副局长老张则对副部长的秘书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像下级见了上级一样谦虚”，除了常陪小秘书（并带上小秘书的老婆孩子）一块去钓鱼，“逢年过节也到小秘书家看一看，随便带些随意东西”。钓鱼归来，甚至还不惜“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上，抱着已经睡熟了的小秘书的小女儿”，以便小秘书夫妇休息。为什么局长可以屈尊？是因为小秘书“占的地形有利”（以上均见《官人》）。至于春宫县被撤职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表演更令人叫绝。在副专员略施影响让他重新上台后，他竟“跪到地上”感激涕零，以感谢金专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见《官场》）。这样的人，别说共产党员的气节，连人的气味都已经不多了。
刘震云的这组系列小说，展示了如此多的“官人”形象，集中了如此多的卑劣丑恶，并给予他们痛快淋漓的指斥针砭、热讽冷嘲。此类作品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新世态小说”、“新谴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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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是刘震云小说的重要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刘震云稳健沉着，置身事外，下笔不喜不怒，正如一些评论家们共同感觉的：他的叙述始终保持一种“感情零度”。
在作家笔下，相当一批人物只有姓氏而无名字（如《单位》中的老孙老何老张，《官人》中的各位局长主任，《官场》中的几位县委书记，以及《新闻》中的几位“官人”）。这样安排，既能反映生活的普遍性，又能免去有人“对号入座”的麻烦。在情节的选取上，作者善用“生活流”形式穿串一些看似毫不经意信手拈来的小事，以刻画人物的灵魂，使冷嘲的语言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冷峻，来自刘震云刻画人物时炉火纯青的“黑色幽默”笔法，以及散布作品充满冷嘲反讽意味的、画龙点睛的议论。也正是从这里，人们看到了鲁迅、契诃夫式的辛辣。
表面上“官人”对晋升非常淡泊：“提上去吃饭，不提上去也吃饭”，“大不了一个局长，不让当就算了，还能被尿把谁憋死”！然而“集体失眠”是他们，同时统一行动、四处活动关系也是他们。为了民意测验时多一票，60多岁的老头子“脸上挤着笑，与一些20多岁刚到单位不久的大学生称兄道弟，弄得人家哭笑不得”。甚至当官还可以治病，金全礼升副专员，“老婆那天正牙痛，一听到这消息，牙立即就不痛了”。“吃喝风”本是官场重症，马省长这“老头子本来爱吃，这次却突然清廉了”，地区为他特意弄了一桌菜，他却“指着桌子骂了一顿，要吃‘四菜一汤’”。地委书记陆洪武上班时肝区疼痛，“像焦裕禄一样用钢笔帽顶着腹部”。老王、老张等人听说自己“告黑状”的材料生了效，兴高采烈。刚刚出院，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老王，“马上来了劲头，走路拐杖都不要了”；老张“当时回家就喝上了古井贡酒，唱起了小曲”，“连脸都显得年轻了，天天上班打花格子领带”。至于有关老张与女老乔这一对“老鸳鸯”在办公室里“偷情”的描写，虽然简短，却令人叫绝：
老张一说：“小乔”，女老乔真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少女——也
是一时疏忽大意，就将肩膀靠到了老张怀里。老张也是一时疏忽，
忘记控制自己，就笨拙地在女老乔身上胡乱摸起来——正在这时，
老张的老婆推门进来……
更令人叫绝的是人们对此事的反应。第二天大家像服用了“兴奋剂”，“出来进去都急匆匆的，脸上都带有一种神秘和兴奋”，人们“兴奋地交头接耳”。一直满脸阴云对老张不满的副处长“老孙也开朗了，红光满面的”。没有人来组织，每个处室都在同样议论，任凭自己的想象去补充细节，“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下班，从下班到坐班车，一直到班车把各人送到站，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并且每人又把这新闻带回了家，传达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
类似的情节、细节，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可以信手拈来，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痛心疾首。
对于官场的腐败与“官人”的虚伪丑恶，刘震云予以尖锐深刻的批判。但在下笔时，指责批判却是那样冷峻凝重，不动声色。女老乔为一点小事赌气跑回家，处室领导不仅不敢批评，反而上门相请，赔尽小心。女老乔答应回单位，但以“仍得让我把党里的事管起来”相要挟。她管党，当小组长，至少在本处室，党的大们向谁开、关，她就可以随心所欲了，而她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发展党员总得讲个原则。”老张提了副局长，对送“顺水人情”的局长、副部长嘴上敷衍，心里在骂人：“去你娘的蛋，以为老子是傻子，老子谁的情都不承，承党的。”面对调整，袁局长惴惴不安，部长一拍他的肩膀，他一下就神气了，“怎么样？到头来党不是还信任我老袁”，“于是浑身又来了力量”。被共产党人视为生命的党性、党的旗帜，已被他们丢尽，偶尔想到，也只是在权衡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丝一毫的共产党人气味吗！
冷峻地借人物言行展示“官人”性格，已是纤毫毕现、淋漓尽致，而借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官人”的灵魂，更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准官人”小林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后变得懂事了，“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给女老乔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原以为努力工作便可以入党，后来发现自己“错了，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更重要的步子，是得和党员搞好关系。没有铁哥儿们在党内替你顶着，入张三是入，入李四是入，为什么非得让你小林入？”小林那么积极争取入党，当然也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是为了“混上去”，“混出个人样来”，从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而副处长、处长。“而入党也是和打扫卫生时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副处长呢？”小林的入党动机也许并没有普遍性，但可以肯定决不只是个别现象（见《单位》）。至于《官人》、《官场》中的那些局长、书记们面临“位子”的诱惑与失去“位子”的危险时，九曲回肠中拨弄的那些小算盘，声音寒凝冷峭，令人悚然。批判如此尖锐深刻而下笔如此冷峻，使人领略到“零度”薄冰覆盖下的艺术情感和锋锐犀利冷嘲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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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系列小说”是刘震云奉献给当代文坛的一份重礼，它的出现，填补了当代文坛的一块久已荒芜的空白，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个性鲜明、血肉丰富的形象。随着端正党风反腐倡廉的深入，我们对系列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认识将会更深刻一些。
收稿日期：1995－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