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与中国回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中国论文,白寿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2)03-0043-05
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是白寿彝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1935年在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是他这方面活动的开始，他在发刊词《我们的自白》中说：“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回教青年，平素有一个共同的实感，就是觉得，关于回教或回教人的事，自己知道得太少，我们常怀着热烈的兴趣，来试探一些大的以及小的问题。”白先生说他们试探的问题有：伊斯兰教义及其哲学基础；伊斯兰教文学及其价值；伊斯兰教文明如何提携了欧洲近代文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的交融；开封的回教人以及开封的清真寺等。这是青年白寿彝步入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宣言书。关于研究态度，他说：“我们愿意一点一滴地往前走，不敢怠惰，也不敢贪功”；又说：“智慧始于愚昧。我们决不掩饰我们的固陋和浅薄，我们自以为知的，我们坦白地说出来；我们确切不知道的，决不自作聪明，也决不圆滑弄巧。”同样采取了正确的学术态度。第4期“伊斯兰谈座”栏，载有白先生《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提出全面收集回教史料倡仪。该文说：“回教入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最要原因之一，则为材料上之困难。”白先生提出从以下几方面收集资料：一、现有实物之记录、图片、照片、拓片等；二、各地教民之散布情形、生活状况、风俗礼仪及所诵习经典的记录；三、中国回教人（或入居中国之回教人）著作的搜集；四、中外书籍中关于回教记载的辑录；五、教内外人关于回教教义、人物、古迹之传说。白先生说：“积之以岁月，策之以群力，其事虽艰，终不患其无成。”那时的“回教”包括今天的“回族”、“伊斯兰教”两个含义，即今天的这两个学科。这是先生为这两个学科研究提出的基本建设。同期还以“北平通讯”的方式，揭露伪“满洲伊斯兰协会”，指斥“日人麻醉我东北教胞之策略”，显示了年轻白寿彝的爱国精神。
1935年底，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出版。1936年春，白先生以《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为题，对该书进行评论，提出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同年秋，《禹贡》第5卷第11期出版，是白先生主编的“回教与回族”专号。收入一些名篇，如马松亭的《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和白先生自己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等，以及成达师范照片、清真寺碑刻拓片、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都十分珍贵。次年（1937年），白先生又主编了《禹贡》第7卷第4期“回教”专号，同样收入一批著名文章，如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王静斋的《五十年求学自述》，以及白先生自己的《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关于〈创建清真寺碑〉》，还有韩儒林的译文和各地回民状况的一组文章。《禹贡》是顾颉刚主编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刊物，两期专号的出版，拓宽了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空间。主编两期专号期间和稍后，白先生还关注回教文化的研究。《禹贡》第7卷第4期附录了他代顾颉刚作的《回教的文化运动》，及署他自己名的《论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之需要》。1936年10月，为赵振武《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写序，说：“我常觉得，回教文化研究的工作，至少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整理的工作。又一类，是翻译的工作。翻译的工作，可分为两项。一项，是翻译回教著作家的重要原著。一项，是翻译欧美各国和日本学者关于回教的专书和论文。整理的工作，也可分为两项。一项，是专题的研究。从中国旧籍和国外回教著作中，对于回教各种问题，作各方面的系统研究。一项是专著的研究，就中国已有的回教著作，加以校勘、补充、正误和说明。”这是关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全面说明，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39年的《月华》，刊出先生的《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一文。
1937年秋，顾颉刚组织“西北考察团”，白先生在其中。7月1日先生从北平出发，先绥远，次宁夏，再甘肃、青海结束，历时三月余。写有《绥宁行纪》、《甘青行纪》记其事，内中不少回族伊斯兰教资料，为实地考察而得。其后写有《西北回教谭》一文，“完全是凭记忆写出来的”，因为考察的笔记材料当时“不在手头”。
当先生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白先生说他“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1938年到达桂林，在时迁桂林的成达师范任教，同时主持《月华》的编辑工作。1938年底，白先生离开桂林去昆明，在柳州候车一个多月，就近访问伊斯兰的史实，成《柳州回教考》一文。后经修改，改题《柳州伊斯兰与马雄》，成为利用碑刻资料研究伊斯兰教史的范作。白先生行踪有学术活动相伴随，有时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这是一例。
1939年初，白先生到达昆明。
到达昆明后，白先生的回族伊斯兰教学术活动分几方面进行。首先，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白先生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予既至昆明，留心访问与文秀有关之遗文轶事。……总计先后所得，大抵皆为民间传抄之本，未经刊布之作。”先生校写成书，名为《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寄上海出版。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书既不能续印，稿亦留沪不得出。”白先生又继续校写，增加内容，改题《咸同滇变见闻录》，分上、下册，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付印题记》中先生说：“本书稿本迭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表达了学术与生命同在的奉献精神。
到达云南后的第二项工作，是收集云南回族伊斯兰教人物资料、撰写文章。1940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连载了先生的《滇南丛话》一至七篇，1941年《回教文化》刊出八、九两篇。从“初到云南的伊斯兰人”写到近世，成为系统的云南回族伊斯兰教人物志。对单一人物研究最多的是赛典赤，写有《赛典赤·赡思丁考》、《赛典赤·赡思丁传》、《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的德化及武功》，还写有《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考》，分上、中、下三篇。1982年《赛典赤·赡思丁考》收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先生在书中说：“1939年初，我由桂林抵昆明。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云南伊斯兰历史文献的搜集，也写了一些文章，本文是其中之一。……本文成后，又写有《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考》，分为上、中、下三篇，近年散失，手头只存有下篇。”先生写的《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历述赛典赤、马注、马复初及云南文臣武将事迹。杜文秀研究，除校集的《咸同滇变见闻录》上、下册外，还写有《题何慧青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丙辰九十年》等文章。1943年，哈德成在云南病逝后，先生写有《哈德成阿訇》和《哈德成阿衡墓表》。在云南，白先生还完成《回教先正事略》60卷，为后来撰写《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和编写《回族人物志》打下基础。白先生一贯重视人物研究，说历史体现为人的活动，是通过人的活动前进的。
第三，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交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打算专给回教高小初中学生阅读或作教材用的”，1946年重庆文通书局出版。1943年，白先生在重庆完成《中国回教小史》。在云南时，白先生还着手写《中国回教史》，“成三章。苦于手头缺书，明清时期的部分没有法子写下去，也就搁笔了。此后辗转迁徙，已成三章，只有这一章保存下来。”白先生说的“这一章”，即现在我们看到的《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从此文可窥见《中国回教史》一斑。
第四，白先生又写了许多文章，如《云南伊斯兰史略》、《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两浙旧事》、《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与张忻》、《跋吴鉴〈清净寺记〉》、《跋〈重建怀圣寺记〉》、《明清间中国回教学术运动》、《纯真篇义证》、《〈回教中学国文补充教材〉前记》等，以及研究早期中国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番长司与怀圣寺》、《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札记》，学贯古今，海内皆通。
1947年春，白先生离开昆明到达苏州。他说：
“今年4月1日，经过了空陆水的19天的旅行，从昆明到达了苏州。”同年9月，白先生为《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编成“参考资料”。说：“三十三年的冬天，我写《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的时候，因为要把它写成一个能作教本用的东西，所以力求简要。对于各个问题研究的经过，各种记述根据的材料，一概没有说。”这本“参考资料”，包括名家名作和有代表性的史料，如陈汉章、陈垣的《中国回教史》、《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杨志玖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及白先生自己的《怛逻斯战役和它的影响》、《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记明清时的回将》、《记明清时之回回文人》等，最后部分是《史料辑录》。编法是“通论性质的居前，各时代的专论居后，史料辑录居最后。”是一部通史体例的资料，既是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也是中国回族史参考资料。1935年提出《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1945年出版专题史料《咸同滇变见闻录》，到1948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出版，白先生完成回族伊斯兰教史料工作的几次跨越。1946年初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亦于1948年再版。
1936年白先生为赵振武《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写的序中，提出整理回教古籍。1947年到苏州后，白先生校点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校点以成都刊本为底本，参考广州刊本和马廷树、马福样铅印本。1947年12月白先生为校点本写序，该书于1948年出版。1947年，白先生还撰成《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登出“排印中”的信息，惜未能出版。1947年8月还完成《王岱舆传略》一文，刊于1948年3月号的《月华》杂志。
当白先生在苏州完成这些著述并大部出版的时候，新中国已经临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白先生非常兴奋，于10月2日参加了首都回民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回民学院的集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中国回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时代”。10月11日，首都文教界回民在东四清真寺开座谈会，白先生在会上说：“《回民大众》就要出版了，希望大家来培植它，这是整个回民大众的刊物。”11月27日，白先生在东四清真寺讲演《穆斯林的学习问题》，号召穆斯林加紧学习，适应新时代。1950年，白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国回回同胞必须坚决打击敌人》。1951年，先生的新作《回回民族的新生》由东方书社出版，在《题记》中说：“这是一本近乎回回民族简史的小册子。……我叫它作‘回回民族的新生’，因为这几个字正说明了我们回回人民所置身其中的大时代，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刚逾不惑之年的白寿彝，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学术热情，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新条件下的回族学术研究。
195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白先生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回民起义》全4册。前2册是云南回民起义资料，在《咸同滇变见闻录》基础上扩充而成，增加了道光年间滇西回民反抗斗争和同治年间贵州回民起义部分；后2册是西北回民起义的，从顺治年间、乾隆年间、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包括有清一代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全过程，是第一次系统收集的大工程。每篇资料前，白先生对作者、资料来源和版本作了说明，对读该资料应抱的态度也给予指导。这部大型资料集的出版，奠定了研究清代回民起义的基础，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53年再版。
1953年5月，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白先生任副主任，成立大会时任大会主席团主席。1957年召开第二届代表会议，白先生致开幕词。
1957年，为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准备资料，供代表们讨论时参考，在白先生带领下编写成《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参考资料”本，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办公室6月铅印。1957年9月，又由回民文化协进会印出“初稿”本，增加大量学术内容。该书同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内容有所压缩。不到半年时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出3个版本，显示出白先生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组织能力。
1958年开始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回族的调查集中在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9年4月，白先生赴银川指导书稿定稿工作，与调查组人员合影。初稿于1959年5月完成，书名《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后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
从1951年出版《回回民族的新生》，到1957年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之后的《回族简史简志合编》等著作，是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最初10年，对回族历史研究作的杰出工作。
在这10年，白先生对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还作了其他一些工作。1958年，《中国穆斯林》发表了他的《中国元明时(1280-1661)几个阿林》，这在那时是少见的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文章。同一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登载了他和回族学者马寿千合写的《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充分肯定家谱对研究回族历史的价值，同时指出必须注意其中“某些炫耀的成份”，说“轻信是会走入迷途的”。在家谱学兴盛的今天，这种指示有现实的意义。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包括有“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5部分内容，是那个时期回族史研究的纲领。1962年2月，先生参加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第12届年会，在会上宣读《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的论文，论述中国穆斯林的学术兴趣、宗教学者和历史贡献。他说：“对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也要象对其他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取其精华，发扬优良的传统，使其有利于对宗教和学术的正当发展，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
1963年《回族简史简志合编》铅印后不久，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开始，继之到来了10年文化大革命，学术研究中断，回族史研究停顿了15年。
1978年，时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在白先生指导下，将《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前半部分析出，作为《回族简史》单独出版。这是个信号，标志回族史研究的复苏。1979年，白先生参加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3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宣读了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这又是个信号，标志伊斯兰研究春天的到来。1980年，中国伊斯兰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召开，白先生以其在伊斯兰学术界的崇高威望，荣任第一副主任。《中国穆斯林》从复刊后的第2期（1981年第2期）起，连载白先生的《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直至1984年第3期止。这部30多年前的著作，公开与读者见面。
1982年起，白先生进行一项连续工程，主编全4册的《回族人物志》。白先生说：“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四十年代前期，我写了《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当时因避敌机轰炸（时白先生在云南——引者），长居乡村，书籍难得，仅就当时能见到的少量书籍，收集资料，可以说是见闻寡陋。”“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我忙于其它方面的活动，这个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近年，因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又勾起了往事的回忆，因而提出了编回族人物志的计划。”第一册（元代）于1984年完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后3册（明代、清代、近代）陆续编写，于1992年完成，历时10年。这是一部以人物连接成的回族史，是回族历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每册书附有许多资料，给读者进入更广阔学术天地提供方便。
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先生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先生对每篇作品作了审订和说明。《题记》中说：“这本小书收了我十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三四十年前的旧作，不只观点旧，词汇和表述形式也是旧的。现在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是因为它们也许在历史资料和思想方面多少可以参考参考。这些文章原来散在各处，汇集起来，总可以对愿意阅览的人提供一点方便。原作，除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和烦文赘词的删削外，基本保持原来的面目。”从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对历史的尊重和向读者的负责。该书附录了陈垣、庞士谦、赵振武等人的文章。白先生说“陈垣先生的讲稿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述，……其他几篇，都是现在已经不易见到的在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资料。”于此，又可见白先生宽广的学术胸怀。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是对白先生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著作的再次广泛收集，包括半个多世纪前的著述。白先生说“反映作者治学进程的踪迹，也许还可以反映我国史学界前进的踪迹。”除《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一书序文外，《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已收入的，《论集》一概未收，因此两书互补，可反映出白先生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概貌。由于白先生学术创作时间长，行动范围广，有些作品尚未收入。
近年不断召开的回族史讨论会，陆续得到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1983年在宁夏召开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后亦称第一次回族史讨论会），白先生作了长篇录音讲话，就“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同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回族跟汉族的、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展、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谈了全面意见，成为新时期回族史工作的指南。1987年第3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兰州召开，白先生应会议之请，作了录音讲话，谈了“历史的二重性”、“历史认识和时代觉醒”、“回族史工作的展望”3个问题，直接、间接都和回族史研究有关系。1989年第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郑州召开，白先生再次作了录音讲话，谈的问题一是“当代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关于40年来回族史的总结工作”，以及会议要讨论的回族经济问题。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济南召开，这次白先生的讲话专谈新型回族史的编写问题。说这个问题曾在1983年宁夏召开的《回族简史》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过，新型体例回族史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序说”，是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资料，同我们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第二部分“综述”，是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论述。第三部分“典志”，是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包括“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等。第四部分是人物的传记。1983年在银川召开《回族简史》座谈会白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多次谈，以这一次谈的最具体。白先生一直强调回族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现在他想将回族史的体例和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亦一致起来。
应该说，古稀之年后的白寿彝先生，主要精力是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及《中国史学史》等，同时一直关心并指导着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外，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权威地位、众望所归，不断有新的工作找上他来。1981年，马坚译《古兰经》出版，请他写了序。白先生和马坚友谊深厚，1935年在河南主编《伊斯兰》月刊时，就报道马坚在埃及留学的情况；1940年在昆明和已归国的马坚共同恢复了《清真铎报》；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在北京执教。马坚逊世后，白先生先后写了《忆马子实》、《马坚教授和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等纪念文章。1981年，《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将出版，请白先生作序。白先生在序末说：“我希望以这本书为开端，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都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这对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白先生一直关心伊斯兰教石刻研究，再次表达了他的希望。1985年，云南重修杜文秀墓，请白先生撰写碑文，先生欣然应允。这是他40多年前从事的课题，感情浓重。1987年秋，西北回民起义座谈会在西安召开，先生应会议请求作了录音讲话。1988年是著名回族教育家哈德成诞辰百年、逝年45周年，沙甸举行隆重纪念。“沙甸父老使为文以表阿訇之墓”，白先生将1944年写的《哈德成阿衡墓表》略作改动，交纪念会，后收入《哈德成》一书出版。1991年，山东民委出版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请白先生作序。白先生说：“我作为一个老教师，祝愿回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祝愿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促进祖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1994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马震武译《古兰经》，请白先生写了序。1995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出刊“伊斯兰文化专号”，请白先生赐稿。白先生口述了《开展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的短文，说“无论在学术研究上、宗教工作上和有关政策的制定上，都需要对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理解，因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此时，距白先生在河南主编《伊斯兰》月刊，整整过了60年。
到了晚年，先生一直惦记新型体例回族史的编写。在他指导下，他的两个学生具体工作，在先生逝世前已定稿。先生亲自定书名为《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约定出版。先生虽未见到这部作品问世，但先生的愿望已经完成。
先生的著作和英名长存！
【收稿日期】20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