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5中短篇小说看当今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当今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谁要认真关注’95文学刊物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无论是哪家文学刊物，登载反映最新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比以往大大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作家对最新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现已经较有把握；另一方面，最新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多姿多彩，也向作家发出了召唤，吸引他们艺术地作出反映。因此，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95中短篇小说中有了不同角度的反映和表现。恩格斯说过，他从巴尔扎克那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那么，我们从’95中短篇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至少不比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少。通过’95中短篇小说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当今社会的正面和负面。
（一）
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的社会是往前、向上发展了，还是朝后、向下倒退了？这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们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场合争论不休的问题。小说家们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恰当把握，参加了这场争论，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何申在《信访办主任》（《小说家》1995年第1期）中写了这么一个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义，为民请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称得上是一位新型的好干部，“反正咱实事求是”，这是孙明正的信念和行动准则。人间自有正气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气更加上升。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法律观念加强了，自主意识提高了，沙老太的错案错了三十多年恰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平反绝不是偶然的。《信访办主任》以其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提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一个时代要把千百万人带动起来去完成某个大业，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其中，倾听一些人对其本身及其身边事的反映与要求，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正确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何申：《在山庄的晨曦中》）这一思想正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前后的千百个人物的命运和事件中提炼出来的，经济潮流冲击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远离城市的雪莲湾太极地（关仁山：《太极地》，《人民文学》1995年第2期）也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泥可以制成美容品，而被外商看中作为投资项目一下子出了名。自然，外商前来办企业后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新矛盾，但是，你不能否认，穷乡僻壤的太极地由于卷进了经济潮流而快速地向前发展了。市场经济大潮也冲击了干部队伍。《掌声继续》（邓一光：《长江文艺》1995年第2期）里的那个团市委发生了异动。曾经在共青团干了16年的唐道理，要到深圳去经商，于是他“又得从幼儿园干起”。即使是已经内定为团市委副书记的闻小凡，也“有时候觉得自己心神不定”。当原先是职业团干部、现在是“人人集团”总经理的范大业邀请她当他的副总经理时，她脱口而出：“不，如果我来，我更宁愿负责一个部门，我相信即使从头干起，我也不会比别人差！”这虽是她的一时“失语”，却也表明她也有过“下海”的念头。一些干部想弃政从商也并非坏事。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想当官的远远比想经商的多得多。从官本位转变为商本位，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唐道理想重新“从幼儿园干起”，这种风险意识，并不是平庸之辈所能具有的。池莉的《化蛹为蝶》（《人民文学》1995年第8期）则以生动的故事和情节显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物欲横流。孤儿小丁在经商致富后，投资千万承包和改造了红星福利院。小丁热血沸腾地投入了孤儿院的建设。孩子们的住房比较现代化了，卫生设备也挺齐全。小丁率领孩子们栽树垦荒，塘里养鱼，地里种菜，养了五禽六畜。但他的生意也很红火，就连附近的几家法国汽车公司都只买小丁孤儿院的鸡蛋和蔬菜，并且都愿意出高价，因为它们是真正无污染的食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蛹为蝶，绝不是个别的。“小丁现象”很有典型意义。纪实性小说《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许谋清：《北京文学》1995年第5期）以确切的事件、真实的人物、并非虚构的情节，描叙了他的家乡晋江，“原来是土里刨食的农业县，不过十数年，今天，农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百分之几。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别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中说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开始。晋江的历史性的变化，正是我国十几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缩影。即使是与外界较少接触、来往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发出了躁动。郭兵艺的《躁动的天空》（《昆仑》1995年第5期）就描绘了空军的躁动。特技飞行大队长夏光，为了使长期没有表演任务的飞行员的士气鼓动起来，为了改变特技飞行大队经济上的困窘现状，带领特技飞行大队的部分飞行员在G市玫瑰花节上进行飞行表演。尽管G市出钱十万元的口头协议，后来被空军上级领导否定了，但司令员还是肯定了夏光的革新意识：“这是一支难得的队伍，眼下出国表演还不方便，但应该给他们机会，能在国内四处走动一下，别浪费了这支队伍……”。而夏光的妻子胡梦君则从另一方面肯定了解放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珍贵价值：“要说现在当兵的还值点钱的话，也就值钱在你们不能挣钱这上头。”既要革新，又不能挣钱，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走的正是这么一条艰难而又正确的道路。
用不到再列举其它作品来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现实生活带来的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即便从上述中短篇小说中也可看出，当今社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何等举世瞩目的成就！难得的是，它们不是以理论、图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而是在情节、场景和场面中流露了这一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理直气壮地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以为，这是’95中短篇小说在反映当今社会生活时的显著特色！
（二）
然而，我国现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规范化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更存有不少空子，它们被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所利用，于是出现了“权钱交易”、“权力经济”；尤其是我国的法制还不健全，一些人也就“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外国的腐朽思想乘机而入，腐蚀和毒害着一些人的意识；历史上的陈渣余孽也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泛滥上来，封建的东西与西方思想中的腐朽东西纠结到了一起。这些，不仅是这些，又使我国当今社会中的负面现象十分突出。作家们对这些负面现象，有的是意识到了，有的是凭艺术家的直觉感受到了，发而为小说，于是他们在小说中揭露和抨击这些负面现象，旨在醒世、警世、觉世，及早清除这些影响社会前进的东西。这和单纯暴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是有原则区别的。
刘嘉陵的《焚书》（《收获》1995年第1期）令人怵目惊心。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楚耕耘，积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部《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但问世后书店里卖不出去，书价打了三折；更有甚者，他原先赠给友人的一本书，有他签名的扉页被撕去，竟被作为废品出卖了。楚先生悲愤难平，便把他的手头还有的、他曾为之骄傲的《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统统付之一炬，焚书前还给他的亡友、亡妻写了这么一些赠言：“老兄啊，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你这种诲人不倦的‘恩师’啦”（给亡友）；“你的宝贝儿子不像你在的时候那样愿意回家了，他跑到南方做生意去啦，愿财神爷保佑他。”（给亡妻）在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知识贬值”、不重视人文科学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有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接受贿赂。当绑匪们绑架了冯处长的女儿向他索要20万元时，他却心疼20万元而不心疼漂亮的女儿，以致他的女儿被绑匪杀害。在家庭里发生了这么大的惨剧后，这位当事人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依然是“一张文质彬彬的油脂分泌显然过多的胖脸”，“这胖脸似乎比谁都笑得灿烂安详。”（邹月照：《绑票》，《广州文艺1995年第10期）金钱已经扼杀了某些人的人性。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做电脑生意的灵感公司的大老板欧成威，竟指令下属于叶：你“设计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必须符合感染力强的唯一要求。然后我让他们拿到香港、台湾等地去传播。等感染的面积大了之后，我们立刻就推出防毒卡来。”对于这一非法指令，于叶严正地加以拒绝，而欧成威还要她“为灵感公司的利益考虑”。（钟道新：《指令非法》，《环球企业家》1995年第2期）在我们的社会里，竟也出现了利用科学来犯罪的现象！在农村，一方面是愚昧，另一方面是因为钻进了钱眼，老梅把买卖女人作为他的专业，当起了人贩子。他自己受到了劳改五年的处理，也害了买媳妇的金梁。金梁为追回他化钱买来的媳妇小艾，竟跑到外省小艾的家里向小艾她妈捅了刀子，因此被判刑十五年。（杨争光：《买媳妇》，《小说家》1995年第4期）买卖媳妇，是封建性的，女人成了商品，又是市场性的，两者丑恶地交织在一起。谈歌的《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则表现了某些国有企业在转轨中的“阵痛”。“厂里今年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不容易。为了一千万元的合同，小李竟与廖主任的一个傻儿子结了亲。魏东元叹息着说：“一千万的合同啊，是小李拿自己换来的啊。”历史的进步，并不必然地以道德水平的下降为代价，但在九十年代，在转轨期的中国，有些企业，有些单位，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确实出现过以道德水平的下降换取生存和发展的悲剧。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我掉价。《大晴天》（沈嘉禄：《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中的那批作家、记者就是这样。他们到处吃请、拿礼品。农民企业家麦克·李对他们说：“各位记者朋友，喜欢什么拿什么吧！”他们便轰地一下涌进了营业厅，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当有人宣布“五百元以上部分由自己负担”后，“这时大家又四处散开寻找低于五百元的目标。因为有了质和量的限制，寻找起来就更费心思。经营部里的空气明显沉闷下来。”在古代有人不吃“嗟来之食”，而这批作家、记者对“嗟来之食”，趋之若鹜，连起码的面子和尊严都不要了。《晚唱》（彭见明：《湖南文学》1995年第5期）中的那个音乐家成言，则与一位台湾来的阔老太同居。此后，“他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一改过去的不修边幅，有点小老板的味道了。昔日艺术家的散淡已消遁，这自然是那爱洁净的老太太改造的结果。”那批作家、记者们是自我下贱，而音乐家成言却是被台湾来的阔老太改造过去了。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面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可以较快较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促使人民群众生活的较大提高，这是积极的一面，是主流。但是，既然是搞市场经济，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作家们在小说中揭示出这些负面现象，为的是提醒人们，必须头脑冷静地看到当今社会中的负面，采取有力措施，与这些消极面作斗争。否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企图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对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现象，视若无睹，麻木不仁，那也是极其错误的，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95中短篇小说中这些好作品，在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显示这些负面现象，其醒世、警世、觉世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三）
正因为中国当今社会既是向上的、前进的、发展的、兴旺的，同时又存在着不少负面现象，处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心态也是很不一样的。作家们十分懂得，通过人物的心态来折射社会生活，是艺术地反映和表现当今社会的有效途径。所以，’95中短篇小说中，也以展示当今社会里各色人等的诸多不同的心态来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
在商海里，尔虞我诈，相互欺骗，屡见不鲜。《特别提款权》（钟道新：《黄河》1995年第4期）中的高干子弟彭小彭，在经商中骗了别人，但他也受到外国商人的更大欺骗，破了产。这时，他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觉悟到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正是从这种孕含着欺骗的讨价还价声中发展而来的，对商海风波的险恶有所认识，但他又像输光了的赌徒那样仍企图东山再起：“等我把这箱酒都喝完了，我就能想出办法来。”一个利欲熏心的冒险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作家也在对这个形象的刻划中完成了他对这个人物的批判，对这种价值观的批判。关仁山的《落魂天》（《北京文学》1995年第6期）里的老顺子凭在海边捞死尸发财。时间久了，他的心态也变异了，以至于“见不到死尸就难受”。通过对老顺子心态的揭示，作家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心灵的腐蚀与某些人对拜金主义的批评。那么，真正发了财，成了“大款”、“大腕”又如何呢？《红羚》（杨泥：《人民文学》1995年第5期）成了大老板，进出都是小汽车，但她的灵魂是空虚的：“红羚天天都去同一个酒吧，在那里喝酒，磨蹭到半夜。”“红羚一边喝酒，一边和老板娘无聊，有时还帮老板娘招呼客人，老板娘去跳舞，红羚还替她看着酒吧，红羚甚至还给老板娘带小孩……”在这些描写里，作家显示了没有真正的爱情、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仅仅口袋里装满了钱的红羚内心的无聊和精神的失落，也启示人们，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而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高尚的追求，却是最可悲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忽视对这些人的引导。
在当今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人是有良知的，精神的。《埋伏》（方方：《江南》1995年第1期）里的保卫科长和叶民主，是小人物，他们对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现象不满，自己也不是完人。但他俩为了抓获一个大案中的要犯，硬是埋伏了三十六个日日夜夜，克服了非人所能经受的困难，终于把那个要犯抓到了手。作家对他俩的心态展示得栩栩如生：他俩待遇不多，生活清苦，发牢骚，讲怪话，但他们懂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他们自己的，在节骨眼上，他们愿意为事业献身，为人民服务。《埋伏》使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的“脊梁”《司局长的画》（程先利：《山东文学》1995年第1期）里的司局长也是一位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他“随便涂涂”，作为业余爱好画出来的一些画，仅仅因为他是局长被捧上了天。“登门求画者络绎不绝，登门求教者川流不息。”在此情况下，小说写了司局长作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的心态：“他决定金盆洗手，不再作画，若再有人求画，他就当着那人的面剁掉手指头。”他正这样想着的时候，艺术馆里的老侯兴冲冲地跑来，说：“司局长，给你贺喜！你展在艺术馆的一幅画被一位外国人看中，愿出三万元购买此画。”司局长后来作画了没有，小说没有写。但是，读者相信，在义利之间，司局长会作出抉择的。既然他能战胜“名”的诱惑，那么他也有可能战胜“利”的收买。在大变动的社会中，人们都想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何继青的《迷途》（《萌芽》1995年第1期）就写了一位希望留在军队但年龄已到面临转业的副团级干部方仲平。他真是迷途了。留队是好，但可能留不下来；转业得服从，但不知哪里是他的去处。通过对“迷途”的方仲平心态的刻划，方仲平对部队的眷恋昭然若揭。当有人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他今年不转业了，去二处当处长，他高兴极了，立即对这位传来了喜讯的葛处长说：中午喝酒，五粮液！其实，在转型期，处于“迷途”状态，又何止方仲平一人呢？小说所写的方仲平的“迷途”心态是有代表性的。
自然，芸芸众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多想往高处走，大多想争取到理想的生活。《岁月无敌》（张欣：《大家》1995年第2期）中的方佩就是这样。为了女儿千姿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她“抛弃自己最熟悉且看上去并不坏的职业”，带着女儿来到陌生的城市闯天下，因为她“觉得”千姿“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历尽千辛万苦，吃遍甜酸苦辣，“千姿的专辑问世之后，销量不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晚上，有人听到，这盘磁带在方佩睡过的房间里响了一夜。”这是千姿放给她已经逝世的母亲听的。原来早在来广州前，方佩已被查出患有晚期肝癌，她已在千姿获得成功前去世了。在方佩离世前，作家以她给千姿留下遗书的形式，抒写了她的心曲：“我带你到广州来，是想试一试你的应变和生存能力，也想与你一起唇齿相依地走完我生命的最后一程。”实践表明，方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错了也有。梅小姐用自己的色相换来了岛村的合同，正当她“兴冲冲地奔向她的老板处报捷”时，岛村却给她打来了这么一个电话：梅小姐，祝您生意取得成功。我要告诉您的是，在复制合同文本时，我忘了把“发行权”字样打上了。这是说，梅小姐购得的只是影带的复制权，却没有发行权。她有权拷贝出一卷卷的胶片或磁带，却不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发行。于是，在签订合同前梅小姐的一切算计，一切期望，全都落了空。“岛村似乎可以看到梅那欲哭无泪的眼神。”（徐坤：《遭遇爱情》，《山花》1995年第5期）梅小姐前后心态的反差，展现了商海的风波险恶，弱肉强食。四十四岁的马主任也想到珠海淘金，可这位曾经当过百十来人工厂的厂长，没多久便给老板炒了鱿鱼。但马主任却不懂得也不会按照劳动保护法与老板说理：“唉——，我不是拉得开脸面的人。”此种心态决定了马主任在市场经济比较发展的珠海只能遭受失败。（王泽元：《马主任》，《珠海》1995年第2期）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并不总是直接的，而是往往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一些中介、一些中间性因素来反映的。这些中间环节、中介、中间性因素是什么呢？他认为，那就是社会心理，艺术正是通过表现、描写、反映社会心理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第424—42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95中短篇小说通过写人物的心态来观照和折射当今社会是符合通过社会心理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规律的，也因此而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
不可否认，在’95中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小说，只是浅层的、表象地描写当今社会。在他们的笔下，当今社会似乎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大款”、“大腕”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遭法律处理。人民群众听任有钱有势的人物宰割而不作抗争。贪官当道，下层人士忍气吞声。不是说，当今社会中没有这样的具体事实。也不是说，这样的具体事实不能写。在我看来，即便写这些，也应在情节的发展中写出或暗示出，这些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必将被消灭，而不能只是自然主义地展览。我们希望，世纪之交的中国中短篇小说更加贴近现实，追踪时代，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在艺术地反映当今社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