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量与空间-行为交互_生活方式论文

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生活方式论文,日常论文,居民论文,北京郊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01-08

      DOI：10.11821/dlxb201508007

      1 引言

      近年来，从社会空间的视角来研究郊区化，探讨郊区化与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生活活动空间重构、社会网络重建之间的关系，成为郊区化研究的新热点[1-3]。从居住郊区化转向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个体行为角度分析郊区居民对于郊区空间的适应和融入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国内这一研究仍比较薄弱，而这一研究首先需要对于郊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刻画。

      面对郊区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国内外学者均提出了通过城市空间规划手段塑造合理的生活空间，构建本地化的生活方式[1，4-5]。国外已有大量关于郊区化与个体日常生活的研究，从出行距离[6-7]、出行次数[8-9]、活动空间[10-11]等角度深入探讨了郊区化导致的职住分离、长距离出行、高比例汽车出行等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等概念[3-4，12]，并从非工作活动参与、出行距离、活动空间等角度对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侧面进行了探讨[5，13-15]。这些单一指标的刻画方式能够从不同维度分析城市空间对居民时空行为的影响，刻画居民就业空间、购物空间等特征，但是很难利用单一维度分析形成日常生活方式总体特征的认识，也难以分析行为对于城市空间的反馈机制和需求变化。从活动分析法的框架出发，已有研究认为需要利用综合的日常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进而分析居民的潜在交通需求和空间政策响应机制[16-17]。

      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行为转向，时空间行为已成为透视城市空间的重要视角。国外研究中已经开始有学者探讨通过结合日常活动和出行指标刻画日常生活方式，提出出行表现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活的活跃程度，活动空间表现了居民利用城市空间的集中程度，为本文的行为测度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11，17-19]。传统的研究主要基于活动日志、出行日志等问卷数据，由于无法获取居民具体的出行路径，对于活动空间的测度侧重停留时间较久的活动地点，并非真实的活动空间。基于这些问卷数据，活动空间刻画常用的方法包括标准置信椭圆法、多边形法、密度插值法、基于路网的最短路径分析法等[5，10，20]。随着移动定位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基于GPS、手机等定位技术的移动数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行为的研究中，为居民活动空间的测度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利于多角度刻画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模式。

      本文基于GPS与活动日志相结合的居民一周活动与出行数据，利用GPS轨迹缓冲区方法生成样本个体的一日活动空间，并结合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指标，分析郊区居民工作日的日常生活方式差异性，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

      

      图1 北京上地—清河地区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Shangdi-Qinghe area in Beijing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选取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作为研究案例。该地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五环外沿，共约16

，常住人口约24万、就业人口约14万，是北京西北部大型综合性边缘组团、重要的郊区就业中心与居住组团(图1)。从区位与交通条件看，上地—清河地区位于北京市的五环外围，过境的高速公路和城铁将上地—清河地区与邻近的城市功能组团(如中关村城市就业中心、回龙观巨型社区等)以及中心城区相连；从住房类型及职能方面看，上地—清河地区覆盖了传统工业区、新兴产业开发区以及单位社区、政策性住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等多种建设年代和开发模式的居住区，人口构成多样，空间重构带来了区域居民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2.2 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9-12月间北京大学行为地理学研究小组开展的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调查对上地—清河地区除城中村、部队大院外的23个社区以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19个典型企业进行抽样，采用位置感知设备、互动式调查网站、面对面及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社区居委会、企业选取个791个样本(含543个社区样本、248个企业样本)，每个样本的调查时间为一周，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居民一周的活动日志及GPS轨迹。最终有效样本709个(含480个社区样本，229个企业样本)，有效率为89.63%。本文选取在上地—清河地区居住的有正式就业的年龄在20～60岁之间的居民。将活动日志数据与GPS轨迹在ArcGIS 10.2中进行关联，选择活动日志完整、轨迹质量较好的样本共293名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库，有效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调查样本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平均年龄为36岁，86.69%的居民有北京户口，85%以上的居民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61%的居民月收入在2001～6000元之间，约30%的居民月收入高于6000元，86.69%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63.14%的居民家中有小汽车，平均家庭规模为3.16。

      

      3 日常生活方式的概念与测度

      生活方式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社会学，作为一种可观察的和可表达的行为模式用于分析个体社会地位[21]。20世纪70年代开始，交通学者提出生活方式代表了个体在有限资源制约下对于其活动和出行日常决策的偏好，并且开始从时空行为的角度测度和划分生活方式[17，22-25]，认为通过对于不同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通勤、购物、休闲行为以及活动—移动模式的汇总及其差异分析，能够理解个体对于作为家庭成员、工作人口和休闲消费者等角色的态度[16，24]。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日常生活方式定义为居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在有限资源的制约限制下形成的行为模式。

      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是指利用定量化的行为指标区分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类型的人群，常用的方法包括专家打分法和聚类方法[17，25]。使用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社会统计分类指标(例如年龄、收入、性别等)[19，23]、心理与文化分类指标(例如价值观、态度等)[24]、地理空间分类指标(例如居住区、工作地等)[25]、日常行为分类指标(例如活动时间、出行距离、出行次数等)[17-19]。近年来日常行为分类指标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测度指标越来越受到关注[16，25]。

      选取居民日常生活中对于城市空间利用的集中程度与参与城市生活的活跃程度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指标，具体来讲分别是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大小和出行频率的高低。对于郊区居民而言，日常活动空间的大小代表了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中心城区空间的依赖程度。本文选择GPS轨迹缓冲区分析方法对活动空间进行刻画，在ArcGIS 10.2中利用缓冲区分析，构建一日GPS轨迹的500 m缓冲区范围作为日活动空间，并计算居民工作日平均活动空间面积，并根据活动日志计算居民工作日平均出行频率。在活动空间分类门槛的选取方面主要考虑活动地点分布和活动空间与郊区空间的关系。首先对居民日常活动地点进行分析，发现上地—清河本地承载了约13%的工作活动和23%的家外非工作活动，距家10 km以外的远距离城市区域承载了约30%的工作活动和22%的非工作活动。其次，20%左右的居民活动空间有80%以上在上地—清河内部，25%左右的居民活动空间有60%以上在上地—清河内部；而活动空间面积占上地—清河面积不足20%的居民也占25%左右。在北京市亦庄和天通苑的研究也发现，工作日郊区居民活动空间在郊区社区内部的比例在30%以内[5]。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按照全体样本活动空间的25%和75%将活动空间指标分为三类，利用出行频率的中位数将出行次数分为两类，结合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将日常生活方式分为五类(表2)。

      

      “空间排斥”生活方式代表了“活动分布集中、出行不活跃”的类型，该类居民在移动性和可达性上均处于劣势，占总体样本的12.9%。“本地化”生活方式代表了“活动分布集中、出行活跃”的类型，表示居民日常生活的本地化程度高，占总体样本的12.2%。“郊区性”生活方式代表了郊区居民的大多数，平均的职住距离为7.68 km，日出行距离为21.37 km。“两极化”生活方式代表了“活动分散、出行不活跃”的类型，以长距离通勤居民为主，日常非工作活动少，占总体样本的9.8%。“城市依赖”生活方式代表了“活动分散、出行活跃”的类型，表示居民日常生活对于中心城区的依赖程度高，占总体样本的15.4%。

      4 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特征

      4.1 活动空间分布差异化，“空间排斥”类型最为集中

      不同类型日常生活方式的居民在家外活动参与中具有显著差异(图2)。郊区居民的购物活动都集中在离家5 km的范围内，其中“空间排斥”类型最为集中。工作活动、休闲娱乐活动和外出就餐活动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空间排斥”和“本地化”居民大部分的活动集中在家附近3 km范围内，具有明显的“近家型”特征。“郊区性”居民的职住距离约为7.52 km，其休闲娱乐活动和外出就餐活动也集中在离家7 km范围左右。“城市依赖”居民的大部分活动都在距家10 km之外。“两极化”居民的远距离活动模式最为明显，职住距离达到18.26 km，除购物之外的非工作活动距离在离家15 km以上。

      

      图2 日常生活方式与工作日家外活动离家距离特征

      Fig.2 Distance between home and activity location of out-of-home activities on weekdays,by daily lifestyle(km)

      

      

      4.2 工作活动频率差异最大，“两极化”类型时空制约强

      不同类型日常生活方式的居民家外活动频率也具有差异(表3)。就工作活动而言，“空间排斥”居民的工作活动频率最低，而“本地化”居民工作活动频率最高，说明“本地化”程度高的居民倾向于在工作中间进行其他活动，如回家午餐等。就非工作活动而言，“本地化”居民休闲娱乐活动和购物活动频率最高，而“两极化”居民最少，说明长距离通勤严重制约了郊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参与。外出就餐活动“城市依赖”和“郊区性”居民较高而“空间依赖”和“本地化”居民偏低，可能的原因是本地就业的居民更方便回家而减少外出就餐。

      4.3 出行交通方式差异显著

      由表4看出，“空间排斥”居民的总出行距离最短，而“两极化”和“城市依赖”类型居民的出行距离在40 km以上。从交通方式上来看，“空间排斥”和“本地化”居民主要以非机动出行为主，说明郊区居民的近距离出行依旧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而“郊区性”居民的公共交通和小汽车出行的距离相当，在9 km左右。“两极化”和“城市依赖”型居民虽然出行距离相当，但是在交通方式上有显著的差异。“两极化”居民公交出行距离大于小汽车出行距离，而“城市依赖”居民具有明显的小汽车依赖特征。

      5 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空间—行为互动解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的居民在出行距离、交通方式、活动参与、活动距离等活动移动行为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本节以样本工作日日常生活方式类型为因变量，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郊区化对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同时重点考察郊区空间特征的影响。

      5.1 变量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年龄、个人收入、教育程度、户口和工作时间。研究认为工作活动作为固定性活动，通过固定性制约限制居民日常活动的可达性和移动性[26]。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包括家庭规模、住房产权和汽车所有权。建成环境属性包括零售商业密度、休闲设施密度、到地铁站距离和社区类型。零售商业密度和休闲设施密度根据以家为中心500 m范围缓冲区内的零售商业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数量计算，用来衡量居民所在社区的多样性特征[11]。到地铁站的距离按照家与最近的地铁站之间的直线距离计算，用来衡量社区的可达性特征[27]。社区类型包括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代表了居民所在社区的土地利用和市场化程度特征(表5)。

      5.2 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似然比检验、卡方统计量均通过检验，说明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表6)。

      

      

      (1)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日常生活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弱势群体(如女性、低收入、大家庭等)更有可能被边缘化。女性和中老年人更有可能是“空间排斥”和“本地化”类型，说明相比于男性和年轻人，这两类人群对于城市空间的利用更加集中在家周边，日常活动与郊区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收入越低越有可能是“空间排斥”类型，说明搬到郊区的低收入群体日常活动受到较强的时空制约，日常生活不活跃，逐渐出现边缘化趋势。已有研究也表明低收入者往往表现出近家型的非工作出行、较低的出行率和出行频率以及相对收缩的活动空间[28-29]。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太可能是“本地化”类型。工作时间长更不太可能是“本地化”和“城市依赖”类型，说明工作时间直接影响着个体日常出行的活跃程度。家庭规模越大越有可能是“两极化”类型。家庭规模大意味着居民与老人、小孩一起生活，大家庭对于居民施加了较强的固定性制约，限制了他们从事家外非工作活动的能力[9]。但是汽车所有权属性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北京居民依旧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对于居民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在工作日，交通拥堵、停车空间紧缺等问题限制了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30]。

      (2)建成环境指标主要影响“本地化”生活方式，说明社区空间主要影响近距离活动与出行选择。周边休闲设施密度高、零售商业设施密度低、距离地铁站远更有可能是“本地化”类型。而距地铁站近则更有可能是“两极化”类型，说明使用公共交通既扩大了居民的活动空间范围，同时也限制了居民利用城市空间的活跃程度。已有研究也表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更长，对于日常生活施加的制约更大[31-32]。单位居民更有可能是“本地化”和“城市依赖”类型，说明单位遗留的土地利用混合空间和职住平衡特征依旧存在影响，但是伴随着单位转型，单位生活空间扩大化的趋势也在增加[31，33]。保障性住房的人更有可能是“本地化”类型，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不符[31，34]。这与上地—清河地区的区域特征有关，该地区既是就业副中心也是商业集中地，就业和公共设施密度更高，相比于远郊区大型保障性住房社区如回龙观等可达性条件更好(以社区周边零售商业设施密度为例，上地—清河地区平均值为5.51个/

，而回龙观平均值为0.91个/

)，因此居民更容易实现本地化。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构建个体工作日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将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类型，并基于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活动出行数据，研究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类型居民的时空行为特征，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郊区化对于工作日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的影响因素。

      (1)使用活动空间与出行频率两个指标进行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发现不同生活方式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空间排斥”生活方式代表了居民的移动性和可达性劣势，表现为低活动参与、近距离非机动出行，是郊区居民中最容易被边缘化的群体。“本地化”生活方式表示居民较好地融入了郊区生活，实现了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是郊区化的理想模式。“郊区性”生活方式代表了郊区居民的大多数，以机动化方式出行，工作与非工作活动距家平均距离都在7 km左右，职住距离适中，但是依旧表现出居住郊区化先于日常生活郊区化的现状。“两极化”生活方式以长距离通勤为典型，长距离通勤限制了居民参与其他活动的能力。而“城市依赖”生活方式代表了中心城区就业、高活动参与、小汽车出行的群体，代表了郊区居民中的高收入者的活动特征。

      (2)通过对案例地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社会经济属性和空间属性的影响。女性、中老年人对城市空间的利用更加集中，低收入群体表现出日常活动空间集中且不活跃的特征。说明在郊区化过程中，传统弱势群体更有可能陷入移动性的困境。从空间上，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本地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

      (3)本文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支持。日常生活方式的概念将个体的活动—移动行为置于城市空间环境的大背景之中，强调了日常行为与城市空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模式，以此透视城市空间重构过程对个体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反观个体行为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与影响。例如，单位社区代表了“本地化”生活方式的典型，说明社区建设中土地利用混合、职住接近对于构建本地化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对“生活方式”的测度方法，分析空间对个体行为的时空制约机制与个体行为对城市空间的利用、适应与重塑机制，构建个体时空行为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深度理解中国城市社会与空间转型。

      (4)本文所使用的行为测度方法也存在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日常生活方式的划分以空间特征为主，没有考虑时间特征。其次，本文未考虑休息日，休息日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主观特征，有利于全面理解郊区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这些方面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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