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哲学中有关理解问题的观点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观点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自然之书”的三种文本
爱因斯坦曾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界，称作一本打开的书。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之书的读解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朴素辩证的自然观直观地读解自然本身，其核心是寻求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并以此寻求分有建构和演化的机理。这里我们把直接面对自然，通过直观读解“自然之书”称为文本Ⅰ，其主旨是本体论研究。
按照近代主流哲学的观点，人不可能直观地解读自然，而是通过自然在人心中的投影或映射即经验或理性间接阅读“经常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宇宙，自然界这部最伟大的书”。（注：大冶正则：《科学史》上海机械学院出版社第171页。）培根认为对科学“最好的论述就是经验。”达·芬奇称经验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这里的经验是对自然所提供的感觉事实做了某种程度的建构的结果。唯理论者认为，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笛卡儿指出：“行动十分迂缓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注：参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强调理性的作用。 这些恰好说明近代认识论转向对自然文本的读解是间接的，是通过自然投影于主体的认识。这里我们把通过经验或理性一元中介而读解的“自然之书”称之为文本Ⅱ。
现代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后，读解“自然之书”的中介也发生了变化，由经验或理性转变为语言。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观察语句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理论语句的意义由固定的观察语句决定。这种固定的观察语句既是得出归纳结构的基础，也是验证演绎结论的基础。这样人类对自然文本的读解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或媒介实现的。维特根斯坦也曾指出，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这是他语言图像论的核心。在他看来，命题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名称代表着对象”、“命题是实在的图像。”（注：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3.203）和（4.01）。）由此可见，语言学转向使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对“自然之书”的读解转向通过自然对语言的投影，而间接地研究和把握自然的认识过程。这是通过另一种一元中介“语言”来读解“自然之书”，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文本Ⅱ。
上述从古代本体论读解“自然之书”即文本Ⅰ到近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读解“自然之书”即文本Ⅱ，读解的方式由直接的直观，到间接的映射。但共同的特征都是以排除主体参与或克服主体介入为前提的。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辩的想象在科学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此，这是一个无人的世界，在认识中应坚决拒绝主体的参与和介入，人应该作为一块白板进入客观世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公正、客观准确地读解自然文本，也就是把“自然之书”的“上帝”旨意转译为人类可理解的语言（即赋义）。这里是没有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科学的整个活动都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科学哲学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纯粹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从观念上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的反思，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开始冲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劳丹称为“分界问题的消逝”。（注：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3年第3期。 ）科学作为一种活动和社会建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依据不只是经验事实，由于经验荷载理论，与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有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针对科学理解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主义的科学观中我们可以看出，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样对“自然之书”的读解，既需要通过认知对象的投影，也需要文化、社会本体的投影二元中介，方能实现。我们把这种对“自然之书”的读解称之为文本Ⅲ。采用文本Ⅲ的读解方式，真正体现了在科学研究中从无人的世界中走出来，解决了主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由文本Ⅱ转向文本Ⅲ，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科学哲学内部对逻辑实证论的不满和挑战，及科学哲学外部以哲学解释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所代表的新的思想方向。
历史主义学派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人的主体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汉森（R·Hanson）最先提出了著名的“观察荷载理论”命题。 费耶阿本德（Reyerabend）则称之为“证据污染”。但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包括费耶阿本德以及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认为，主体对观察语句可以作毫无限制的解释，理论系统的建构也不受任何限制。无疑，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主体的创造性和自由度，完全忽视了观察的客观性，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使其对“自然之书”的读解走向与逻辑实证论完全相反的极端——纯主观性。因此科学研究步入了“唯人世界”的阶段。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自然之书”，就应避免走向西方科学哲学或自然哲学演变过程中的二个极端或二种片面。既要看到自然之书存在着客观性，也要看到读解自然之书的是人，必然有主观性的东西介入文本之中。这种读解文本Ⅲ的方式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为它既吸收了逻辑实证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各自的合理因素，也避免了双方的各自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也符合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之书的主体与客体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这一事实。
随着时代科学的发展，对自然之书的读解出现了新的态势，强调自然的机体性、系统性和整体性，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性和相互联系性。并不把自然界视为无生息的运动着的物质微粒世界和静态的机械世界，而是视为“带有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语）的世界。“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波尔语）。这说明人类对自然之书的读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天人世界”阶段。也就是自然与人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的阶段。“自然之书”是人类科学文化和人类实践的产物。“自然之书”的意义也正是在主客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自然的纯粹客观的理解和纯粹主观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对文本Ⅲ的读解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两极中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出路和途径及寻求科学发展的新的契机和生长点。
二、关于“人文科学需要理解、自然科学需要说明”的论争
狄尔泰的著名论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注：《狄尔泰全集》第5卷第144页。）提出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性质迥然不同。前者是关于物质原因与结果的知识，即因果关系的解释；后者则是具有意图和意义的自我知识，唯有理解方可展示历史、文化和作品之意义。
波普尔对上述命题有很深刻的研究和论证。他指出：“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及其行为和产物，但不能理解‘自然’——太阳系，分子或基本粒子。但这里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0页。 ）随后波普尔在分析爱因斯坦致玻恩一封信时又指出：“既然我们由于共有人性而理解其他人，我们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既然我们可以借助于人的思想行为的某种合理性去理解人，我们也可以因为自然定律中所固有的某种合理性或可理解的必然性去理解自然定律。”（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1页。 ）他认为理解不只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理解，因此，他明确断言：“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这种企图，反对把它说成是我们可用以区别自然科学的标志。”（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1页。 ）由此他又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只有对科学史（其问题情境的历史）具有某种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2页。）
奎因从哲学上对解释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性质上的区分作出挑战和提出质疑。他不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性质上（尤其是涉及与理解的关系上）有本质上的不同。指出虽然二者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前提各异，但是科学也是常识的延伸和继续，科学家在验证时，除了更加小心注意之外，与常人在观察生活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关于理解，自然科学不仅需要理解，而且与一般生活中的理解，从认识论方面而言，并无根本的差异。
近十余年来，英美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哲学家也对狄尔泰的命题提出质疑。认为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特征在某些方面也同样适合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解都应该以解释学作为自己的本体论或认识论。M ·海塞的《科学哲学的革命和重建》及约瑟·罗塞的《知识和权力》都对狄尔泰的命题进行了批判，并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为解释学寻找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有关解释学中“前理解”的思想在科学哲学中的表述
面对科学发展的现实历史，逻辑实证主义的“非人化”观点和经验还原主义的方法越来越陷入困境。本世纪中叶，在科学哲学中新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对其提出挑战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营垒的内部也出现纷争。
亨普尔提出“证实悖论”，认为在理论证实中，没有一个经验真值条件是与一定的经验解（某种理论假说）无关的。之后，奎因把理论的约定称为“本体论的承诺”。发表了著名的《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开始意识到，知识重构有很大的约定性，提出“文化设定物”。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观察荷载理论”的命题，说明在科学认识中，任何观察事实都是被主体理论地解释过的。观察语句既有客观描述的成分，也有主观解释的成分（解释即是主体的评价态度）。观察的理论渗透性本身包含有理论的价值渗透，强调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先于观察的主体各种文化模式的存在。
波普尔提出了“背景知识”和“世界Ⅲ”理论。认为“即使关于‘理解’的主观活动或起支配作用的状态，也只有通过它与第三世界客体联系才能理解。”（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1页。）
上述思想，为后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提出有关“前理解”的思想和观点，做了必要的认识论准备。
五十年代中叶以后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他们认为，在科学的实际发展历史的每一阶段中，总是有一种超越于经验素材之上的观念或信念在起作用，成为科学在一定时期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框架，使理论在一定限度内成为不可证伪的，这就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对科学研究的视野。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库恩的范式和主旨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信念，它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经验知识，而是科学认识的一个前提因素。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中的“硬核”与“范式”相似。“硬核”的产生不需要逻辑途径，自身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为人们理性地整理科学经验知识提供了一个基本构架。
费耶阿本德认为观察是受污染的，其中渗透着理论，并不存在纯客观的经验。
尼古拉·麦克斯韦提出“形而上学蓝图”，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家力图找出各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蓝图，而每一种蓝图需要建立一定的理论加以阐明。
劳丹提出“研究传统”概念，认为研究传统是一整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指针，它与具体理论之间虽然没有逻辑的必然关系，但是却具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研究传统在建构具体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能起关键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意味具体理论可以从研究传统中直接演绎出来，而是说研究传统能为具体理论的建构提供重要的思路”。（注：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二期，第70页。）
夏佩尔提出“背景信念”概念，是关于自然的基本信念和关于科学方法的标准的认识论信念，由于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背景信念”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可变化充实和修正的信息系统。
前苏联学者对科学知识结构的二分法提出质疑。A·B·潘宁在《经验和理论的二分法在科学认识方法论中是否穷尽一切》一文中指出：“迄今为止，科学知识结构的二分法，经验、理论的二种重要性挖掘得差不多了，方法论研究的内在逻辑越来越把引入新方法论单元概念提到日程上来，这个新单元并不归结为理论与经验的二分法。这是新的方法论概念，规定了科学知识中存在着另外第三种知识层次，处在理论之上，它是科学中理论活动的元理论，
超理论的前提。
”（注：参见《 Uvlocopckue Hayku》No1 1986）1966年前苏联学者A·A·里雅普诺夫首先提出了“理论际”概念（注：参见《Bonpcbl
qucocopull 》No71966《现代理论知识建构的特点》。），1972年莫斯级帕年科在《哲学和科学认识的方法》中提出了“科学认识的理论基础”。1981年德什列维和B·M·奈德什在《唯物辩证法与科学革命》中提出“超理论的逻辑结构”。同年，斯切宾在《科学研究的规范和理想》中提出“科学研究的规范和理想（基准）”。1984年B·B·马尔克夫在《理论知识的论证和可检验性问题》中提出“前提性知识”。1989年B·C·施维列夫在《科学认识的分析》中提出“理论思维原型”等等，这些提法各异，但本质上同义的。
爱因斯坦在这方面也有独到见解。认为科学革命的本身就是科学观念的变革。而科学观念是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它是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等构成的。科学观念是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构架，它一经确立，便具有很大的刚性和弹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科学家的研究指南。
上述各个科学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视角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哲学反思，其中他们的主要观点都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劳丹的“研究传统”等等，我们总能找到与当代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前理解”及伽达默尔的“先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国内的学者中有“第三种知识”（注：孙慕天：《第三种知识论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第1页。）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无论是那一种表达，都是作为进行科学理解和科学认识的前提、起点，也是理解循环或认识循环的一个出发点。通过以上的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在科学哲学中从历史主义学派到新历史主义学派，把人纳入科学的世界，把人的主体性研究视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而人的知识除了经验知识、理论知识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知识——前提性知识，也就是前理解。我们在对科学哲学进行长达四十余年的研究中，提炼出的精髓，也恰恰成为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范例。它或许对当代解释学的观点重新进行审视、拓展并把它引向广泛的视野中去。因为人的生存既要面对人类社会，同时还要面对更为广博的大自然，并且人本身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又是大自然的改造者，因此读解自然这部文本应当是哲学理解论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