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城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1)05-0003-13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1.05.001
一、引言
随着政府和学界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与发展状况的高度重视，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标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核心指标的收入水平，成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1-3]但其收入水平依旧处于明显的劣势，[4-6]仅有某些特定流动人口群体的收入较高。[6]而低收入水平是包括个人发展能力、制度安排、结构因素(如次级劳动力市场)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些研究加深了政府、学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收入问题的认识，为提高其收入水平、推进收入融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借鉴。但是，现存研究存在三多三少、三不清的局限：多关注流动人口绝对收入水平，与流入地城镇户籍居民(下称“本地市民”)比较的相对水平研究较少；多关注因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之别”，对因户籍地引起的“内外之别”的研究较少；多分析地区性数据，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的研究较少。因此，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城-城流动人口(即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即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收入水平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澄清。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借助描述性和模型分析方法，比较不同身份流动人口收入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具体而言，通过比较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了解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通过比较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把握流动人口群体内的收入差异；这两类比较将回答在收入方面，是城乡之别、还是内外之别的作用更大；探寻流动人口收入融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因户籍身份而异。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流动人口立足流入地的基础，[7]是经济融入的关键、核心指标，并直接作用于其他维度的社会融入。[8]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首先必须关注收入。
本文不同于现有研究之处有三：
其一，采用两个测量指标，同时关注流动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既是一个绝对测量，也是相对于本地城镇市民而言的相对概念。只考察绝对状况不仅存在方法问题，且将忽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异：流动人口在拥有较好的绝对状况的同时，未必拥有相匹配的相对水准，反之亦然。因此，把握绝对维度可以考量流动人口的收入现状，而融入研究则需要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绝对收入水平进行比较。
其二，采用双重比较视角，同时关注城乡之别与内外之别。大多数学者认同前者，关注农民工，却忽视了后者。乡-城流动人口不能代表全部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也愈发不可忽视。尽管他们也属于外来人，但其个人发展能力、城镇户籍及其衍生因素使其在流入地比乡-城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二者不是同一社会阶层的外来人。将他们混为一谈无疑会缩小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别；而只关注农民工又使我们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难以厘清和准确把握全部流动人口的收入状况、辨识群体内的差异。对此，本文采用双重比较视角，同时注重户籍类型(农村与城镇)及户籍所在地(本地与外地)，区分三类人群：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并将两类流动人口分别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考察他们之间的差异。相应地，本文将计算出三类人群的绝对收入水平；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比较的相对收入比率。
其三，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研究视角，考察全国及各省区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情况。过往研究多是地区性的、小样本的。鉴于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各研究设计的不同以及样本量较小等原因，这样的研究结论难以进行直接比较并总体把握该群体的收入融入现状，同样也不能推断为全部流动人口的共同特征并进行流动人口内部的比较。本文利用2005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数据应对上述局限，其分析结果将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可为推动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简述
1978年，美国学者Chiswick利用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以25～64岁、在1969年至少工作一周的白人男性为样本，对国际移民的收入进行分析后发现，新移民的收入显著低于本地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职业声望的提升，10～15年后，他们的收入与本地人在统计上已无显著差异，表明其经济收入已融入到当地社会；而且，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移民的收入甚至超过本地人。此后，其他学者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使用不同的来源数据，分析了美国移民的收入融入过程和模式，并得出类似结论。[9-12]这是因为，随着移民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劳动经验的积累、语言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收入的回报率也相应提高。[13]
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也随着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而提高，[14-16]但户籍制度等多种结构性和政策因素使我国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点：一是水平低。比如，城镇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主要集中在500～800元。[17]虽然不同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值存在差异，但偏低却是公认的；二是与本地人收入差距大。比如，上海市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力的基本工资收入之差为59元，若将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计算在内，差距达到268元，若把本地劳动力医疗、养老、住房福利等隐性收入包括在内，差别会进一步拉大；[5]三是低收入比例高；[5]四是工资拖欠严重。[17]近些年随着政府对该问题的重视，这一现象已得到很大缓解。
研究表明，流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除了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外，还包括流动者的个人特征和流入地宏观因素。年龄与收入或呈线性关系、[18]或呈先升后降的曲线关系、[19]或呈负向关联；[9]绝大多数研究发现，男性、[20-21]在婚、[22]健康水平、[22]受教育程度、[20-21][23]工作经验、劳动合同、就业时间、[16][18-19]城镇户籍[18]等都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单位类型、就业行业、[5][18]预期最低工资、来源地、[19]社会网络与资本等也作用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24]其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尤大，但其回报因人而异：[20]流动人口的回报率低于本地市民，而流动女性的更低。
在宏观层面，职业培训、最低工资制度都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4][18-19][24-25]流入地的人均GDP也与流动人口的收入正相关。[19]相反，流入地的失业率对流动人口的收入产生负作用。[26-28]
可见，乡-城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和农村人，在收入方面具有明显的双重劣势。不过，由于针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研究基本缺失，故其收入问题鲜为人知。如前所言，两类流动人口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不可混为一谈。一方面，作为外来人，他们难以享受一些本地市民拥有的补贴待遇，但另一方面，他们是高度选择性的群体，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等可能都不输于本地人，从而可能有助于提升其收入水平，但两个作用孰大孰小，尚未可知。基于文献和我们的思考，本文提出以下假定：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低于本地市民，融入状况较差；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本地市民存在差异，但方向有待数据确定；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超过乡-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因户籍身份而异。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上述假设。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流动人口收入融入问题的最佳数据，因为它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包含丰富的流动人口特征和收入信息，允许对不同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数据也存在诸如样本的选择性等方面的局限。原始数据共有258万多个案。本文仅提取满足以下各种条件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年龄介于16～55岁之间、在业、户籍身份确定、不在学、未丧失劳动能力、未离退休的流动人口和流入地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只包括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务工经商”①者，流入地户籍人口仅包括具有城镇户籍的市民。在剔除变量中有缺失值和无效值的个案后，最后的总样本量为357 258。其中，本地市民占62.6％，城-城流动人口占6.7％，乡-城流动人口占30.7％。
2.变量选择
因变量：每个样本的绝对月收入水平和每个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在生成相对收入前，先要对本地市民的收入在地区层次进行集合，得到地区平均数；然后，用[每个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地区平均值]×100。换言之，相对收入不是一个流动人口对应一个本地市民，而是相对于地区均值而言的。
主要自变量包括流动身份、离开户籍地时长、流动区域。流动身份是个三分类变量，分别代表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该变量允许进行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群间比较及两类流动人口之间的群内比较。后两个变量仅适用于流动人口，其中，离开户籍地时长包括三类：2年及以下、3-5年、5年以上②。基于户籍所在省份、户籍所在地区、流入地行政区划等变量，本文生成流动区域变量：地区内流动、跨地区流动、跨省流动。
在分析、比较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及两类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水平时，为辨识流动身份、流动时长、流动区域的独立影响，必须同时控制可能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前面的文献综述表明，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特征、流入地社会的经济结构因素。前者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发展能力(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劳动就业状况(劳动时间、行业、职业、单位类型、劳动合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流入地的经济环境、公共政策等，包括地区人均GDP、流入省区(每省各测量为一个虚拟变量)。
3.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和模型分析。前者分别描述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两类流动人口等次样本特征，以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断性统计分析，探讨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异；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异同；个体和宏观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和收入融入的作用。
回归模型的选定依赖于研究目的和数据结构。本文分析的数据具有多个层次：个体、地区、省区，样本具有高度的聚类性，一般OLS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有误。因此，本文采用适合多层结构数据的多层模型，将地区作为第二层，个人作为第一层。
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层模型，也称“仅有截距模型”。该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人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状况及地区背景的函数。
是因变量，衡量.j地区i个体的收入水平。
代表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地区层次的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地区内所有的个体所共有，表明地区内的个体结果相互关联。随机变量的取值用来估计地区经济环境对个体收入影响的大小。
四、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1描述了三类人群每个变量的基本分布。无论是仅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流动特征、还是所有人群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三类人群都存在明显差别。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绝对收入水平和流动人口的相对融入特点。
的确，三类人群的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见图1)。其一，2005年，流入地16～55岁在业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 111元，本地市民略高于、而流动人口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该发现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若将本地市民的各种补贴等福利性收入也考虑在内的话，则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无疑更低。其二，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水平，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最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最低，前者的相对收入约高出本地市民46％，后者低于本地人13.3％，凸显出“城乡之别”大于“内外之别”的特点。这也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存在明显的、因户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在城-城流动人口规模日趋增长的形势下，在探讨流动人口的融入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乡-城流动人口或将流动人口混为一谈，必须要区分不同身份流动人口，否则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图1 不同人群的绝对收入分布和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与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吗？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各省人均GDP与个体绝对、相对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见表2)。如其所示，人均GDP与三类人群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2、0.82、0.77，表明人均GDP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同时，人均GDP与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之比正向相关，但与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之比负向关联，但关联程度都很低。可见，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与GDP的关系模式并不一致，且因人群而异。
图2和图3分别展示了各省人均GDP与流动人口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之比的关系。如图2所见，人均GDP与绝对收入的线性关系非常清晰。其一，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人均GDP越高，绝对收入也越高，反之亦然。比如，京、沪、浙、粤、苏、津等地的人均GDP高于其他省市，三类人群相应的收入水平也很高。其二，不管是哪个省区，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基本都高于本地市民，而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基本都低于本地市民。其三，虽然人均GDP不是最低的，但在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河南等中部省份、甘肃等西北地区，三类人群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很低。其四，除京、沪外，其余各省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都低于平均水平；城-城流动人口中，绝对收入超过平均水平的省区多于本地市民。
图2 各省人均GDP与三类人群绝对收入水平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1)图中的横线为收入均值，取值等于1111.4；斜线为回归线。
(2)出于可读性，图中仅展示部分省区三类人群的绝对收入水平与各省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其余省区的收入水平大多介于均值线以下的左端(见表3)。
图3 各省人均GDP与流动人口相对收入水平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1)图中的横线为收入均值，取值等于1111.4；斜线为回归线。
(2)出于可读性，这里仅展示部分省区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市民的相对收入与各自省份人均GDP的关系。对于城-城流动人口，其余省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均高于均值；但是，对于乡-城流动人口，所有没有列出来的省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均低于均值(见表3)。
然而，图3却展示出更复杂的画面。其一，不管人均GDP的高低，各省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都高于本地人(除甘肃、西藏外)，乡-城流动人口的却低于本地人，除内蒙古、吉林外。其二，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与人均GDP负向关联：较高的GDP伴随着较低的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见京、沪、浙、粤等省市)。其三，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与人均GDP的关系更为多样化：人均GDP较高，相对收入水平却较低(见京、津、浙)，或人均GDP较高，相对融入水平也较高(见粤、苏)。其四，两类人群的共性是：人均GDP低，但相对收入较高(见豫、云、湘、川的城-城流动人口，蒙、吉、豫、辽、黑等地的乡-城流动人口)；人均GDP低，相对融入水平也低(见藏、甘、青、宁)。
可见，各省流动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且出乎意料：经济越发达，本地市民相对于乡-城流动人口的优势越凸显，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别也较小；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未见明确的模式。
该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群体内存在明显的分化：城-城流动人口获得了较高收入，而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则非常不足，但在不发达地区呈现出低水平融入。这与笔者对社会保障、劳动时间、总体经济融入的分析结果很不一致——在这些方面，城乡差分、内外之别都非常突出(即不管城-城流动人口还是乡-城流动人口，都明显低于本地市民)，而就收入来看，二者虽然也同起作用，但模式却很不相同。
为便于进行各省之间的比较，表3列出了按流动身份区分的各省区绝对收入水平和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市民而言的相对收入。
五、模型分析结果
哪些因素拉大、哪些因素缩小三类人群之间的差距呢？回答该问题需要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笔者首先分别回归分析了全部人群及各类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然后分析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限于篇幅，也鉴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这里仅展示三个直接回答研究问题、检验理论假设的模型分析结果(见表4)。
如模型1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依旧高于、而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依旧显著低于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较高的收入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高度选择性的群体——流入地之所以对他们有吸引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收入较高。然而，虽然乡-城流动人口也具有选择性(即低收入流动人口在城市难以生存，自我选择离开城市)，但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依旧低于本地市民近100元。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不同模式充分表明，就收入而言，城乡之别明显大于内外之别，这与我们利用同样数据对职业、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住房环境等方面的分析结果有所不同——在这些方面，不仅因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之别”、而且因户籍地引起的“内外之别”也至关重要。
在控制变量中，绝对收入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36～45岁收入最高，新生代的收入最低；女性的收入大大低于男性；在婚者的收入超过未婚者；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呈明显的正向梯次关系，且在高中与大专及以上教育之间有一个跳跃性增长；同样，好的职业会提升人们的收入。与预期的不同，劳动时间的延长并未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专门针对乡-城流动人口绝对收入的模型结果显示，劳动时间显著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此外，就业行业、单位性质、劳动合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流入省区等都显著地与人们的绝对收入相关联。
就模型2、3的相对收入而言，由于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市民，正系数值表明拉大二者的差距；由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低于本地市民，正系数值表明缩小二者的差距。离家时长和跨地区流动(与地区内流动相比)都伴随着更高的相对收入水平，故二者将缩小全部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但会加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
控制变量与相对收入关系的模式同于绝对模式。比如，年龄的增长拉大城-城流动人口、但缩小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36～45岁的城-城流动人口收入最高，青少年收入最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最高者在26～35岁，而收入最低者为年长流动人口。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城-城男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率大于城-城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汉族、在婚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异小于少数民族、不在婚者，但二者与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无显著关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与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的关系极为重要，且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率明显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率。比如，与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群相比，受过初中教育的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比本地市民提高22个百分点，而降低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收入差距近12个百分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比本地市民高出108.8个百分点，同样的教育程度仅提高乡-城流动人口收入水平82个百分点。同样，职业声望对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
每周劳动时间降低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但增加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从显著性判断，就业行业与城-城流动人口的关系弱于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关系，而单位类型却相反。劳动合同与这两类人群相对收入的关系模式是：与签订长期合同的流动人口相比，短期或没有合同的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系数都取负值，而该变量缺失者取正值(与乡-城流动人口无显著关联)。因此，对仅有短期或没有合同的城-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即长期合同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收入优势)，但缺失样本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就乡-城流动人口而言，长期合同的签订有助于缩小他们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
就两个宏观因素而言，流入地的人均GDP进一步扩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降低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收入差距，虽然地区人均GDP对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大于乡-城流动人口。就流入省区(结果没有展示)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北京相比，除上海外，其余省区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都偏低(虽然未必显著)，而各省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北京相比，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模式。
六、总结与思考
本文通过比较在个体层面和省区层面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描述了三类人群的收入特点和模式，探讨了影响流动人口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的个体和宏观因素。主要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1.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相对融入状况呈现出迥异画面：人均GDP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正向关联，但与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呈负相关，与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收入关系复杂多样。在经济最发达地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虽然较高，但相对于本地市民的相对收入却最低，表明地区越发达，融入程度越差，农村外来人的弱势地位愈发凸显；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虽然较低，但却更容易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水平，呈现低水平融入的特点。不过，一旦控制其他因素，地区层次的人均GDP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却是正向的。
2.“城乡之别”、“内外之别”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但有不同的影响模式。不管是从现况还是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显著超过本地市民，而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本地市民。该特点暗示：(1)“城乡之别”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大于“内外之别”。这也进一步表明，在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时，必须区分不同户籍，否则将混淆人群差异，忽视城-城流动人口在收入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低估乡-城流动人口的劣势处境。(2)流动人口群体内存在显著的因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层，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相对收入水平都大大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是个高度选择性的群体，教育程度高、职业技能强、社会网络较广，从而有助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促进收入融入；同时，他们之所以能在流入地生存发展下去，本身就可能与较高的收入有关，否则他们也许不会选择流动。乡-城流动人口虽然也比本地人年轻，且劳动时间长，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行业差、职业声望低。然而，城市的收入再低，可能也高于务农的收入，故而他们还是愿意留在城市。
3.收入回报对城-城流动人口的作用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从系数的取值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较好的单位就业、具有长期合同、流入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等，对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率都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率。男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回报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报。这些因素的正面作用共同促进城-城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明显提升。
虽然收入是个比较敏感的指标，难以准确测量，且过往研究一致表明，农村人倾向于高估收入，并往往把所有收入都算在一起，但我们仍然看到，作为农村人的外来人口还是不如本地人。此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收入可能主要是工资，而不是全部收入(虽然调查要求受访者提供全部收入)。本地市民除工资外，还有奖金、补贴等，加上住房公积金、各种社会保障性收入，本地市民的收入水平还会提高，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相应地，他们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乡-城流动人口收入融入不足的特点凸显出他们作为农村人、外来人的双重劣势，也进一步说明了因为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分割以及附着在其上面的各种其他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如何使得这个人群在流入地社会难以合理分享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这个发现与笔者利用同样数据对流动人口其他方面融入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所不同的是，城-城流动人口较高的收入却与其他因变量(如社会保障、劳动时间、总体经济融入指数)的结果不同。在社会保障等方面，虽然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融入水平高于乡-城流动人口，但相对于本地市民而言，其相对融入程度远远不如收入水平，与市民之间仍具有明显的“内外之分”。[29]可见，与其他指标相比，收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
上述分析结果的政策意义是：首先，应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因为教育是提升乡-城流动人口、降低该人群与本地市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其次，关注流动人口因为户籍制度、性别、年龄等因素造成的新的社会分层，因为这些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是除了教育以外最大的，且户籍制度是造成教育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再次，改善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保障，因为劳动合同的长短、有无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很强，流动原因多达数种；本文仅关注务工经商者，以避免问题的复杂性、部分剔除市内户分离人口。否则，这类人群就会划归城-城流动人口，从而不恰当地提高该群体的比例，提升全部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②在这样划分前，我们首先单独分析了各分类与因变量的关系，然后将系数值比较接近的类别合并到一起。虽然这样的处理会损失部分信息量，但不失为在保存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简化数据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