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锋[1]2002年在《江苏省小麦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江苏省六个麦区和七个农场近五年(1997-2001年)小麦生产的成本和经济效益进行了调查，辅以小麦生产肥料报酬率等试验，分析近几年小麦市场的供求特点和价格走向，研究中国加入WTO后，对江苏省小麦生产的影响以及江苏省小麦生产应采取的对策。结果如下： 1．江苏省小麦生产的成本投入水平近几年呈逐年递减趋势，麦区间以徐淮麦区最高。各项成本构成中，机械费用逐年增加，其他各项费用均逐年减少，其中以肥料费用减少幅度最大。且小麦生产的单位成本与产量之间呈极显着二次曲线关系，产量为400kg/亩左右时，单位成本最低。 2．江苏省小麦生产的成本纯收益率、单位面积产量、产值、净产值和纯效益以及每工净产值等几项经济指标均一致的反映出，江苏省小麦生产的经济效益总体而言较高，但在麦区间和年度间发展不平衡，太湖和丘陵两麦区较差，里下河、沿海、沿江和徐淮四麦区较好。近五年中以1998和2000年较差，而其他叁年均较好，同时说明了江苏省近年来小麦生产的风险发生率较高。 3．农场小麦规模化生产的单位面积成本略高于农户，但经济效益各项指标均优于农户，规模化小麦生产是提高小麦生产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4．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施氮量与产量呈二次曲线关系，在一定的施氮量范围内，产量和经济效益都随施氮量增加而提高，超过施氮量阈值，增加施氮量，产量和经济效益下降。当施氮量为14.61kg/亩时，小麦生产的经济效益最高，相应产量为430.99kg/亩。对于正常播期的播种量以12万/亩基本苗时，经济效益最高；对晚播小麦的基本苗控制在24万/亩时，经济效益达最高。.扬州大学硕士论文 5.根据江苏省小麦生产的成本投入和产量水平，结合经济理论价格和百元亩效益价格要求，江苏市场小麦目前合理的价格水平应稳定在1 .01元永g以上，且小麦价格的稳定性是小麦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6.国际、国内小麦供求关系表明，中国加入场丁O后，外麦虽有质量优势，但外麦进口到中国的费用较高，并不具备明显价格优势，且江苏省小麦生产在国内的优势明显，因此对江苏小麦生产只要注意加强科技投入与专用小麦基地建设，推广应用优质新品质，优质栽培技术，提高品质和产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主动应对，并凭借科技、交通等优势，是能够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外麦的冲击就不会很大。 7.研究分析还认为，要保证江苏小麦生产的供需平衡，单产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则全省小麦种植面积2500万亩是其安全保障线，进一步下调至2000万亩则是安全警界线，特大丰收年，可基本维持供需平衡，灾年则需大量进口小麦满足市场需求。
李静[2]2016年在《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已经不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能够满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需求,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农村的土地面临着谁来种、怎么种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适应新时期对农业生产要求,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我国农业提出了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目标。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是最可靠的、最有效率的生产经营方式。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种,既符合农业生产家庭经营的需要,又符合现代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需要。我国的家庭农场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上,家庭农场还没有统一的概念,其内涵还存在争议；在实际操作上,家庭农场究竟多大规模才能适应当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需求,还在探索之中。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研究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以及家庭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的影响因素,对研究目前我国存在的新型经营主体具有理论借鉴意义；同时,对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所在的安徽大学中国叁农问题研究中心,于2013年7月至2015年年底,采用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访谈的方式,对安徽省及河南省息县,共18个县(区)、48个乡镇、76个行政村的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进行实地调查,共获取415户家庭农场数据,其中有效样本384份,这是本文数据主要来源。由于家庭农场的规模,受到当地自然条件、地域条件的限制,跟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不同的种养类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及本文数据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局限性,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是：本文所做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仅限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调查地区的水稻和小麦两种主粮种植型的家庭农场最优种植规模,不考虑城市化等影响因素;由于时间、精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对家庭农场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得到的只是截面数据,而不是面板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所收集的样本量不够大,地域比较集中,可能使得分析结果有偏差,不能代表我国粮食型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从微观角度,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建立效率评价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安徽省、河南省息县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数据进行处理,研究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问题。并给出了微观目标下基于投入导向的非有效家庭农场投入的调整方向和调整空间。其次,基于C-D函数构造效益函数,利用成本收益方法从最优效率区间中找出粮食型家庭农场的最优效益区间,即适度规模的“度”。最后,在以上客观评价的基础上,从主观角度出发,研究家庭农场主选择土地经营规模状态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结论：1、通过实证分析测算出的水稻种植型家庭农场粮地生产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优在90-110、110-130和270-300叁个区间范围内：小麦种植型家庭农场粮地生产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优在400-500和900-1000两个区间,也就是说,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最优效率规模的解不止一个；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最优效益区间：水稻适度规模为110-130亩,小麦适度规模为400-500亩；2、家庭农场主主观意愿的选择的与客观效益最大化区间有偏离,这意味着规模经营并不可以不受条件所限,无限制地扩大经营规模；3、影响家庭农场主选择规模状态的因素：外部收入引力对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当前农场主选择的经营规模所带来的效用偏低,不能够达到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但是期限宽度变量系数显着为正值,说明通过提高租用农地的期限可以显着提高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而且,成本约束不构成影响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的因素。最后,农业生产率水平成为影响农场主选择农地规模状态的重要因素,当前低的农业生产率水平显着制约了最优的生产经营规模。
封超年, 王少锋, 郭文善, 彭永欣[3]2003年在《江苏省小麦生产的成本差异与结构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麦生产成本是评价小麦生产比较优势的综合性技术经济指标 ,江苏省六个麦区和七个农场近五年的实证研究表明 ,小麦生产在麦区间和年度间发展不平衡 ,风险发生率较高 ,同时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因此调整区域布局、优化投入结构、加强风险预测、扩大种植规模是提高江苏省小麦生产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邢玎[4]2008年在《临渭区农业经济效益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影响其他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的高效益,是生产者或投资者持续增加农业投入的基本动力,也是农业保持旺盛发展后劲的基础。本文在经济学、管理学和技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了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农业经济效益现状、农业投入要素的相关影响、揭示了各农业生产资源与农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一步探索了提高临渭区农业经济效益的途径及建议,使临渭区在当前区域经济条件下,引导当地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优化生产资源投入,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动态,论述了论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经济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的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第叁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采用成本费用构成法分别讨论分析了临渭区农业生产中小麦、玉米、棉花以及酥梨和葡萄两种果树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并通过九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总体比较结果显示,葡萄的成本利润率最高,经济效益最好,其次为玉米,棉花为第叁,但是与玉米和棉花比较,葡萄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劳动和资金。而小麦虽然投入的人力劳动和资金不多,但其总成本利润率很低,仅有葡萄的叁分之一。结合实地调查情况,最后找出农业经济效益不高是因为存在农业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农产品生产单位利润较低、生产成本上升幅度大、农民科技素质低、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传递不畅等多方面问题;第四章通过构建临渭区农业生产函数对该区近年来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讨论。首先介绍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应用方法和步骤,然后通过建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各投入要素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出的影响和贡献作用;最后一章针对临渭区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中存在的问题,从农业保险、农产品收购价格、生产资料、农业信息服务、农民素质、农产品质量等方面出发,提出提高临渭区农业经济效益的对策和建议。
范成方[5]2014年在《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研究》文中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农业的主题，亦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粮食种植效益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和核心，也是涉农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山东省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之一，切实有效地抑制山东省粮食种植成本过快上涨，提高种植效益，有助于增加粮农收入，提升山东省粮食在国内粮食市场乃至国际粮食市场的竞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研究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论文运用比较分析、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以及系统综合评价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共七章，可分为五部分：一是理论分析（第1、2章），包括绪论、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二是山东省粮食种植成本收益的系统分析（第3、4章），包括山东省粮食种植成本分析、收益分析；叁是山东省粮食种植成本收益与生产状况变动关系分析（第5章），包括种植成本与播种面积的关系分析及种植收益与产量的关系分析；四是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比较分析及综合评价（第6章）；五是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第7章），在对粮食种植效益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潜在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提高粮食种植效益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阶段山东省粮食种植呈现成本高、上升快的显着特征。农业经营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人工成本、土地成本、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以及种子费是推动粮食种植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3-2017年山东省粮食种植成本将持续加速增长。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论从基于现金和实物支出的单位面积成本看还是从基于实际和虚拟支出的单位面积成本看，山东省玉米种植单位面积成本相对优势显着，小麦种植单位面积成本相对劣势显着。相对于蔬菜及苹果，山东省粮食种植单位面积成本具有显着优势，单位产品成本不具优势（除玉米相对苹果具有单位产品成本优势外）。山东省粮食种植收益呈快速上升趋势。单产是促进粮食种植收益提高的第一位因素，但粮食种植收益持续增加不能单方面的完全依赖粮食增产，增产仅仅是致使增收的途径之一。价格是提高粮食种植收益的第二位因素。物质与服务费用是阻碍粮食种植收益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化肥费、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及排灌费。叁大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2013-2017年山东省粮食种植收益将持续加速增长，并且玉米的净收益始终高于小麦。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粮食种植单位面积及单位产品收益相对优势显着。现金收益依然是增加其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其他经营方式亦可以使粮农获取更高的收入，并且已经越来越成为粮农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相对于蔬菜及苹果，山东省粮食种植单位面积收益劣势显着且趋向扩大；相对蔬菜的单位产品收益劣势在缩小，相对苹果的单位产品收益劣势趋向扩大。山东省粮食相对美国粮食具有显着的单位面积收益优势及单位产品收益优势；玉米种植单位面积总成本具有显着的相对优势，小麦种植单位面积总成本则不具优势。美国的“高成本、低价格”与山东省的“低成本、高价格”相互矛盾，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粮食种植损失的弥补及利润的赢得关键在于政府的各种直接及间接补贴，山东省与美国粮食补贴差距较大致使价格出现较大差异。山东省通过采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粮食直接补贴及提高农资市场发育程度等各种有效措施来弥补成本上升所导致的种粮收益下降，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生产成本上涨的正向间接效应大于负向直接效应。因此，生产成本上涨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相对稳定，波动不大。尽管粮农依然具有较高的种粮积极性，但是粮食增产与种植收益增加不能持续协同发展，增产未必增收，增收亦未必增产，因此，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应建立增产增收的有效联动机制，形成增产与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从全国平均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仍然相对较低，但是在农业内部，其比较效益并非均不断下降，其相对蔬菜的比较效益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对油料的比较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相对苹果的比较效益大体不变。就山东省而言，粮食相对蔬菜的种植效益劣势在逐渐缩小，相对苹果的种植效益劣势总体上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相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优势显着，玉米种植效益呈直线下降趋势，小麦种植效益在波动中上升。为提高粮食种植效益，山东省政府应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大力推进粮食种植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的产业化、组织化程度；加大粮食生产技术投入，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抑制粮食种植成本快速上涨；完善粮食价格支持机制；继续完善粮食补贴政策；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大对粮食生产的信贷支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朱启荣[6]2005年在《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1980—2002）》文中认为棉花生产的发展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两亿多棉农的增收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十多个棉花主产省的经济发展和我国棉纺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区域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政府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提高我国棉花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和调节全国的棉花总量供需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采用了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对1980～2002年中国棉花主产区的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以比较优势和区位经济理论为主要依据,建立了分析理论框架,对影响中国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今后的调整方向和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20世纪8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同时,向山东、河北和新疆等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增加;90年代,湖北、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地区和陕西省的棉花种植面积继续减少,与此同时,黄淮流域的山东、河北等地区的棉田面积迅速减少,而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张。 引起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主产棉区的种植业之间的比较效益变化和非农产业收入增加是导致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最直接原因。第二,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棉花生产的比较效益,是引起地区性棉花生产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自然条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均会导致地区性的棉花生产空间变化。第叁,技术进步导致粮棉生产比较效益发生变化,是引起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河北两省和80年代中后期湖北等南方地区棉田锐减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不但提高了新疆棉花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单产水平,导致粮食生产过剩,使部分粮田转化为棉田。第四,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技术进步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其粮棉生产成本变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国家棉花定价的政策框架下,棉花收购价格和奖售政策的调整必然导致各地区棉花生产出现非均衡发展,同时,中央政府采取的差别性的地区政策会对一些地区棉花生产的经济利益产生明显影响。研究还表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自然、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对它们的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作用不同。 中国主产棉区调整的方向是:今后应进一步缩减四川省的棉田面积,努力增加湖北的襄樊盆地和河南的南阳盆地的棉田面积,适当扩大苏皖丘陵山、岗地棉区和江苏滨海盐碱地的棉田面积,同时,应努力增加淮河平原的棉田面积,减少冀东棉田,增加冀南棉田,恢复鲁西北棉区,扩大豫东南和南阳盆地棉田面积;新疆棉区的发展方向是,可进一步扩大南疆棉区棉花的种植规模,适度扩大北疆棉区;新疆棉花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节水和提高效益之路。为减少棉花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稳定棉花生产,应尽快建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和设立棉花生产风险基金,保护棉农植棉积极性。
郭霞[7]2008年在《基于农户生产技术选择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科技支持已经成为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之一,大多数国家都将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作为政府扶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推广工作难以量化,我国政府为了减缓财政压力,对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并不彻底,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农业生产中是否需要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其性质应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等方面的争论,使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等问题.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乏力,每年有相当大比例科技成果不能及时大规模推广应用,形成了科技成果的无效输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与机制,改善技术服务方式及服务效率,对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和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历程,表明稳定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的开展.江苏省从北往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而小麦生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却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研究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户采纳小麦生产技术现状,可以延伸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户技术需求.同时,本研究将技术推广服务放在“科技入户工程”项目实施期内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农户的技术需求以及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等因素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对策参考.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利用农户问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和相关统计资料,针对2006～2007年江苏省农户小麦生产行为,运用调查数据统计描述农户播耕种技术、施肥措施以及病虫草害防治等具体技术应用措施,对比分析不同地区农户以及“示范户”、“非示范户”的技术应用情况.调查样本分析表明:农户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模式对技术需求提出了多样化要求.种植效益依然是农户采纳新技术的首要考虑因素,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差异不显着,农户技术应用水平并不乐观,技术推广效率亟待提高.农户科技需求状况直接影响着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方向与效果。针对农户需求意愿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最主要的技术需求为新品种、病虫草害防治、播种技术和施肥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农户最希望提供技术服务的组织,科研院所或农业院校与企业公司也是农业技术推广需求主体之一.本文认为,满足农户的技术需求,提高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必须强化农技推广服务能力,采取灵活的服务方式。通过充分发挥农村中先进农户的示范带头作用,运用多渠道、多种方式为农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服务。同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必须协调好无偿技术服务和有偿物资供应之间关系,增加经营性职能同时保证公益性职能的正常履行.针对农户急需的品种技术、播种技术和施肥技术,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结果如下:①农户选择品种时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判断,会相据实际生产需要及时调整品种类型.受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以及家庭粮食收入较高农户的品种技术选择行为更加理性,会较早采纳优质小麦品种,更换小麦品种可能性也较高.②农户对技术认识的差异影响着技术采纳行为.当农户认为采用某项技术生产风险较大时,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因素多为家庭禀赋,如土地规模、家庭人口数、麦地数等;而当某项技术需要生产者自己做出决策,并认为不存在风险时,影响技术采用因素多为农户个人禀赋,如年龄、教育等.③技术培训和与农技员的接触对农户技术采纳具有影响,但不同方式对不同技术采纳影响程度不同.对那些农户容易接受和掌握的技术,或者是那些受生产条件变化影响不大的技术,如播种量问题等,培训班效果较好.对于受生产条件限制或与农户传统生产技术措施有差异的技术,如拔节孕穗肥施用等,农技员与农户进行交流效果要好于培训班,特别是农户主动咨询技术指导员的效果更好。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但受其自身知识水平等方面限制,其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强,仍然需要农业部门、尤其是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的大力扶持。“科技入户工程”的实施,增加了技术员对部分农户技术指导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对农户技术指导能力,对农户技术应用水平提高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因此。应适当增加农技员与农户交流;根据技术特性和农户对技术了解与认识选择合理推广方式,从解决农户实际生产问题出发进行的技术服务,有利于农户采用新技术.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农户生产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小麦生产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化肥是影响小麦产量最主要物质投入要素;接受了更多技术指导的示范户,能够获得比一般农户更多的产量;两项关键技术——农户种子用量标准和拔节孕穗肥施用对产量增长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虽然粮食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在农户家庭中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但给予农户适当技术指导,帮助农户采纳关键生产措施,通过合理使用要素生产,减少无效投入,可以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指出,农户资源禀赋状况对技术推广服务提出了新挑战.农户有着较强的技术需求,但农户技术应用水平并不乐观,技术推广效率亟待提高.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针对不同技术类型采用不同推广服务方式,产量增长受生产投入要素的影响,技术采纳对产量增长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为了改善技术服务水平,提高技术服务效率,本研究提出了如下政策含义:①对农民技术培训需要灵活多样的形式,并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民采纳与之相适应培训方法。②完善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突出农技推广公益性职能;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素质,建设一支能够真正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服务的高素质农技推广队伍.③国家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营造良好环境,逐步构建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多元化发展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曹卫华[8]2015年在《江苏省稻麦两熟区机械化生产模式及其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苏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其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为一年两熟制。该省稻麦机械化生产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然而对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选择以及其生产效率问题是不明确的。已有研究鲜有从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角度研究效率问题,以致缺乏有效指导依据。论文基于2011-2013年间在江苏省稻麦两熟区收回的475份有效问卷和田间生产数据采集,运用DEA-Tobit两步法,探究了各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在不同产出目标下的技术效率变化规律,以及其配置效率随经营规模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探讨了生产效率提升的路径。论文具体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如下：(1)以组织模式和技术模式的耦合,构建了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概念模型,归纳得出江苏省当前有24种典型的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并分析了该省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形成机制与发展历程,并与日韩发达国家相关机械化生产模式相比,得出其还有进一步发展优化空间。(2)基于不同产出目标探究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技术效率变化规律,研究得出：以货币收益为目标,在同一技术模式下,有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模式,技术效率值较高；在同一组织模式下,机械化生产程度越高的技术模式,技术效率值越高。以粮食产量为目标,在同一技术模式下,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自有基地的组织模式,技术效率值较高；在同一组织模式下,机械化生产程度越高的技术模式,技术效率值越高。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技术效率的6个因素结果为：财政补贴占总投入的比例、农田连片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各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劳均农机动力、台均农机原值、劳均种植面积对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技术效率有积极和消极影响并存。(3)探究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配置效率随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规律,得出：个体农机户田间个别环节机械化生产模式的配置效率随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模式,其配置效率与经营规模主要呈现“M型”变化趋势；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自有基地的组织模式,其配置效率与经营规模呈现“倒U型”变化关系。机械化程度低的技术模式,在规模较小时就出现配置效率值较高点；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技术模式,在较大规模时才出现配置效率值较高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配置效率的4个因素的结果为：农田连片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商品率对各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的配置效率都有显着积极影响,财政补贴占总投入的比例有积极和消极影响并存。(4)提升生产效率的优选方案：从宏观角度以粮食产量为目标,可选择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自有基地的组织模式且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技术模式；从微观生产者角度以货币收益为目标,可选择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模式且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技术模式；从中观发展角度,应兼顾粮食产量和经济效益,引导在适度规模下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优化方案：对稻麦机械化生产的组织模式和技术模式进行优化,并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劳动者专业技能、建立自然灾害防范机制等措施提升生产效率。为提升稻麦机械化生产效率,全文力求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对稻麦机械化生产模式进行优选和优化,并对其影响因素提出调整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李红[9]2008年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农业机械购置的补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买、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必要寻找一条既保障国家利益又能提升农户自身效益的补贴农机具的途径。那么,研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机供求市场、农机服务市场、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一项综合性的政策,其研究涉及许许多多的方面。农机购置补贴直接拉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对农业机械的需求,给农机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促进了农业机械技术的更新、升级和转化,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作业水平。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一方面替代出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力从事二、叁产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从事农机作业、农机维修、农机经营、农机运输和农产品加工工作,扩大了农民就业空间。近几年各级政府购置补贴额快速增加,随着补贴对象、范围的扩大,如何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促使我们产生对政府支出与收益问题的思考,对于这样一项“新鲜的”公共政策,农民对其陌生,政府在操作上也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经济学视角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关联产业以及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从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角度对政策进行评估,通过分析指出该项政策调整的理论依据并提出决策建议,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绪论。详细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从对农业机械投资的研究、农业机械使用的研究、购置补贴政策研究、补贴取消后的影响分析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国外针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研究状况;从政策评估研究、农业机械投资的经济效益研究、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研究等方面分析了国内针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基本状况;论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研究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问题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安排和研究成果的创新点。第二章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论文归纳并分析、总结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包括农业保护的内涵、转移支出的项目类别、农业机械的外部性和政府的转移支付、补贴效率与购置补贴政策制度等等。第叁章是购置补贴现状和效果描述。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变化、我国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环境与补贴实施现状,分析了全国及新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的基本状况,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户节本增效,农机成了农机手的一种致富手段,相关产业利润增加,繁荣农村经济。第四章是实证分析模型与方法。对经济现象进一步抽象,用方程式表示出来,这是进行数量分析的基础,如果有比较成熟的函数可供选用,会使工作量减少许多。对实证分析中应用到的Logistic模型、Compertz模型、超越函数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及使用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五章分析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机工业、机械制造业、农村非农产业的影响,进行全国及新疆农机总动力发展趋势(或需求)预测,涉及Logistic模型、Compertz模型,同时阐述了目前中国、新疆农业机械所出的发展阶段,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并利用超越函数模型分析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为探讨新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六章从对农业机械投资的经济效益、农业机械使用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分析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新疆和江苏两省对购机农户做了实地典型调查,通过调研资料分析农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认为应取消对发达地区的农机购置补贴,而转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会加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不会影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为完善购置补贴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第七章购置补贴政策的评价。补贴属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从福利和制度角度对它做出政策上的评价,以利于完善和提高效率。“有-无政策”对比法是一种对农业政策效果进行准确评估的方法。为了得到大样本和减少遗漏偏误,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经验分析不同购置投入对农机需求影响的个体差异,进而提出对策建议。第八章在对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几点结论,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购置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佴军[10]2013年在《近30年江苏省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与效益分析》文中认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粮食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粮食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不断增长,确保粮食供应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农业的首要目标。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总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长期以来位于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在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处于主体地位。水稻生产的稳定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是我国水稻的主产和高产省份之一,水稻常年总产占全省粮食总产60%左右,约占全国水稻总产的10%,水稻常年种植面积占全省粮食面积的40%左右,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7%,总产和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单产则稳居全国各主产省之首。江苏省水稻在全省粮食生产中和全国水稻生产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持续健康的发展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稻农增收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水稻总产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同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省水稻总产则从1978年的1282.0×104t增加到2010年的1807.9×104t,增幅为41.02%。为什么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江苏省水稻总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大幅度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水稻生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江苏省水稻生产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是什么?为此,本研究以江苏省近30年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和效益分析为切入点,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运用因素分解法、小波分析法、比较优势指数法、GIS技术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江苏省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江苏省水稻生产的成本收益变动规律和比较优势水平,同时从技术经济分析的视角实证研究了科技促进江苏省水稻增产增效的效果,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江苏省水稻生产的发展路径与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1980年以来,江苏省水稻生产依据总产变化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徘徊波动期、突破增长期、快速下降期和恢复增长期等5个发展阶段,1999年前水稻单产贡献率大于种植面积贡献率,1999年后则种植面积的贡献率大于水稻单产贡献率。近年来,江苏省水稻生产恢复的速度在减慢,进一步增产的难度逐渐加大,且通过小波分析发现未来几年江苏省水稻总产有进入新一轮减产周期的态势。稳定种植面积是促进江苏省水稻生产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提高单产则是促进江苏省水稻生产的必然选择和根本出路。种植面积的稳定和单产水平的进一步突破对于江苏省水稻生产发展都至关重要。(2)江苏省水稻生产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和规模比较优势,但缺乏效率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指数运算方程分析认为,进一步提高江苏省水稻生产规模比较优势的潜力较小,而进一步提高江苏省水稻生产效率比较优势还有一定的潜力。为此,建议稳定水稻种植面积,继续发挥现有水稻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同时积极挖掘水稻单产潜力,提高水稻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以进一步提升水稻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促进江苏省水稻生产的持续发展。(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近30年来江苏省水稻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明显,苏北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逐步跃居全省叁大区域的首位,苏南地区则退居全省叁大区域的末位,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的重心由苏南地区逐步转移到苏北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稻北移”的现象；苏南地区水稻单产的优势逐步削弱,苏中地区成为江苏省水稻单产优势区,苏北地区水稻单产逼近全省平均单产。耕地质量变化、气象因子和社会因素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是江苏省水稻单产区域变化的主要原因,种植结构调整和耕地面积变化是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其中种植结构调整是主导因素,而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则是江苏省水稻总产区域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4)近30年来,江苏省水稻生产由经济发达县域向经济相对不发达县域转移,县域经济发展和水稻生产的地域格局呈现出日益显着的空间差异化特征。依据1980～2010年江苏省各县域水稻总产量增幅,将江苏省水稻生产划分为中幅减少型县域、基本稳定型县域、中幅增长型县域和大幅增长型县域等4种县域类型。通过对各类型县域水稻产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上的变化特征分析,大幅增长型县域和中幅增长型县域水稻总产量之和占全省水稻总产量的比重高达83.67%,是影响全省水稻稳产增产的最重要的水稻生产县域；中幅减少型县域是水稻总产量唯一减少的县域类型,且其减产比重高达55.01%,是可能导致今后全省水稻产量下降的最主要的水稻生产县域。(5)近30年,江苏省籼稻和粳稻生产的每亩总成本、每亩生产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的投入量均呈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而后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总体上有大幅度的增加。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水平的上升是造成江苏省水稻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而种子费、肥料费、农药费和租赁作业费的不断上升则是江苏省水稻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上涨的主要原因。2001～2010年籼稻和粳稻生产的每亩用工数量明显减少,但由于劳动日工价和雇工工价的不断上升,导致人工成本的上涨,其中家庭用工折价远远超过雇工费用,说明江苏省水稻生产主要以家庭经营为主。2004～2010年籼稻和粳稻生产的土地成本的上升是由于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的不断增加,其中自营地折租的大幅增加是主要因素,说明土地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1980～2010年江苏省籼稻和粳稻生产的产值、净利润、成本利润率总体上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有些年份波动比较大,主要由于其受到产量、价格、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说明江苏省水稻生产的经济效益总体上不断增长,但缺乏稳定性。与全国水稻主产省比较,江苏省水稻生产仅有微弱的成本优势,但其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在全国水稻主产省中排名前列。(6)基于“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江苏水稻丰产科技工程项目实施效果的跟踪调研数据,对科技促进水稻增产增效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在良田和良种的基础上,通过作物栽培技术的创新与有效推广应用,在适当降低生产性投入的前提下,可较大幅度地提高水稻的单产,并在更高的单产水平上实现水稻单产、效益和效率的协同提高。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未来的粮食生产科技政策需要高度重视作物栽培等非物化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以进一步挖掘粮食的增产潜力。(7)促进江苏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从省域角度分析,必须稳定水稻种植面积、提高水稻单产水平；从区域角度分析,必须控制苏南地区水稻生产下滑的趋势、稳定苏中地区的生产能力、合理释放苏北地区水稻生产的增产潜力；从县域角度必须控制中幅减少型县域水稻生产的下降趋势、提升大幅增长型县域和中幅增长型县域水稻生产的增产潜力；在增效层面上,必须努力降低水稻生产成本,提高水稻单产水平、收购价格和补贴标准。“推进稻作科技进步,促进单产与效益协调提高”是江苏省水稻生产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其关键要加强稻作科技的创新及其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小麦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研究[D]. 王少锋. 扬州大学. 2002
[2]. 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D]. 李静. 安徽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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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渭区农业经济效益研究[D]. 邢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5]. 山东省粮食种植效益研究[D]. 范成方. 山东农业大学. 2014
[6]. 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1980—2002）[D]. 朱启荣.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7]. 基于农户生产技术选择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D]. 郭霞.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8]. 江苏省稻麦两熟区机械化生产模式及其效率研究[D]. 曹卫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9].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D]. 李红. 新疆农业大学. 2008
[10]. 近30年江苏省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与效益分析[D]. 佴军. 扬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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