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计量及影响因素研究_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因素论文,成本论文,国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美国参与并主导的TPP和TTIP协定的谈判包括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会减少中国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收益，中国的出口贸易将会被排挤，经济的增长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汤碧、林桂军，2012）。同时，TPP协定也将对中国在亚太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成为一种“新型”贸易模式，并将中国排除在外，使得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对此，中国以创始者的身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实现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的物流网络，促成了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明交流，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战略希望重现当年的商贸发展奇迹，也为扩大中国国外市场、进而打通连接欧洲市场的陆路大通道提供思路。因此，以TPP战略为启示、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为基础，中国的开放性策略将采取更为主动的实施规划，这有利于解决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协议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威胁。但是众所周知，中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匮乏，中国如果希望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开拓更有潜力和更大规模的亚欧市场，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中国与丝绸之路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的现状如何？基础设施作为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最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否将对贸易成本的降低起到作用？又是哪些具体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起到实质性作用？而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并不多，本文将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

      一、文献综述

      贸易成本问题作为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已经成为“打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6大疑惑的钥匙”，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Anderson & Wincoop，2003）。目前来看，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测度法（Anderson，1992；Hummels，2001；Limao&Venables，2001）与间接测度法（Learner，1988；Learner，1995；Anderson & Wincoop，2003；Chen&Novy，2009；Swisher，2014）。直接测度法即选用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得到的或某一类别的贸易成本作为总体贸易成本来进行衡量，如运输费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而间接测度法则是通过运用模型来估算各具体贸易成本及其影响程度，来分析贸易成本的大小和变化趋势。

      不过，用直接测度法综合衡量一国的贸易成本存在诸多困难：首先，贸易成本的构成因素众多，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的贸易成本存在差异，很难将其统一口径推算成一个统一的指标；其次，相关数据的收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很多数据根本无法获得（张燕、张先锋，2013）。因此，研究者往往选择一些可观测的或者某一类贸易成本来直接衡量，如运输成本等。例如Limao和Venables（2001）从航运公司获得了从巴尔迪摩港出货的集装箱报价来表示贸易成本，但是该方法并不能代表总体贸易成本。

      对于间接测度法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回归方法（Learner，1988；McCallum，1995；Hummels，2001）；第二类，双边贸易成本计算法（Anderson & Van，2003；Novy，2006）。第一类中引力模型的应用非常广泛，Anderson和Van（2003）将其称为传统引力模型，认为这些模型存在一些不足，于是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纳入“多边阻力”因素，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正。Novy（2006）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又设计了一种双边贸易成本计算方法。双边贸易成本测度方法不但保持了与传统引力模型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而且大大简化了贸易成本的估算程序和难度，与其他方法比较起来，双边测度法无疑是最简洁的。Novy（2011）进一步证明了其双边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在不同的贸易理论模型如李嘉图模型、异质性企业模型中都可以推导出来，结果具有一致性且符合经济学含义，为其估算方法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测算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结果显示，1970年到2000年间平均贸易成本下降了40%，其中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大。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们应用国外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测定了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东盟、亚洲四小龙、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成本。例如，许德友（2010）按照五年来与中国双边贸易份额的大小依次选取了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出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贸易成本大幅降低；许统生（2011）估计了1997-2007年中国与日韩欧之间制造业各产业的贸易成本，认为制造业所有产业中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成本最低，降幅最大。总的来看，尽管方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是结论都显示出我国近30年来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贸易成本会受到距离、两国GDP、两国人均国民收入、文化差异、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以及历史联系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且对于不同的贸易伙伴，各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然而现有研究视角尚未涉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成本分析，忽略了对中亚发展中国家以及丝绸之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诉求，本文正是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基于胡鞍钢等（2014）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14个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乌克兰、埃及作为研究对象。

      此外，以往的国内研究更多集中于关注一国的宏观指标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提供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鉴于中国在积极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是重心，本文具体采用了“一带一路”国家铁路密度、电话线路密度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衡量一国基础设施状况的指标进行了分类回归检验。

      二、贸易成本的测算

      （一）测度方法

      Novy（2006，2011）在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改进后的贸易成本测算中融入了冰山型贸易成本及垄断竞争的分析，并且在区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的基础上把双边贸易扩展到多边贸易，较为符合现实世界贸易发展的态势。同时考虑到数据的选取以及测算方法的方便易行，本文利用其方法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具体模型如下：

      

      

      为了便于计算和分析，假设两国的贸易成本相等以及可贸易品所占比重相等，那么通过上述方程就很容易得到计算双边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

      

      通过（2）式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双边贸易的增加将导致贸易成本的下降；但如果产出增加而双边贸易却没有增加，则说明贸易成本上升了。

      （二）数据来源

      根据方程（2）来测度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取1993年以来中国与丝绸之路14国的相互名义出口数据和各自的名义总出口数据以及各国名义GDP，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和汇率差异对数据的影响，利用BvD全球宏观数据库提供的各国进出口及GDP平减指数，计算中国与丝绸之路14国的实际出口额和实际GDP，样本时间跨度为1993-2013年。

      另外，要想计算两国的贸易成本还需要确定替代弹性ρ和可贸易品份额s的值，而这两个值在现实中很难通过数据计算出来。本文采用Anderson & Wincoop（2004），施炳展（2008），钱学锋、梁琦（2008）等人的统一处理方法，将s值定为0.8，ρ的值定为中等，取为8。

      （三）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方程和经过处理的数据计算贸易成本，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一带一路”14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除埃及略高于0.5之外，其余国家截至2013年贸易成本都已经低于0.5。其中，德国从1994年的0.5156下降到2013年的0.3871，埃及从0.6836下降到0.5043，法国从0.5849下降到0.4802，英国从0.5685下降到0.4596，印度从0.6348下降到0.4390，伊朗从0.6523下降到0.3669，意大利从0.5647下降到0.4800，哈萨克斯坦从0.6633下降到0.3809，巴基斯坦从0.6035下降到0.4698，俄罗斯从0.6173下降到0.3879，沙特阿拉伯从0.5792下降到0.3836，土耳其从0.7150下降到0.4953，乌克兰从0.6808下降到0.4578，乌兹别克斯坦从0.7480下降到0.4457。

      中国与“一带一路”14国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幅度从高到低排名分别是：伊朗43.75%、哈萨克斯坦42.58%、乌兹别克斯坦40.4%、俄罗斯37.17%、沙特阿拉伯33.76%、乌克兰32.76%、印度30.85%、土耳其30.72%、埃及26.23%、德国24.92%、巴基斯坦22.16%、英国19.16%、法国17.9%、意大利15.01%（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小）。总的来看，20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14个国家的贸易成本平均下降29.81%。

      截至2013年，与中国贸易成本排名由高到低的国家分别是埃及、土耳其、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英国、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德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伊朗。与中国双边贸易成本最低的是伊朗，下降幅度最大的也是伊朗。近几年中国企业与伊朗公司的合作增加，中国对伊朗等国的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①。

      

      从中可以看出，近20年来中国与邻近周边国家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欧洲发达国家，显示了我国越来越重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发展以及卓有成效的贸易往来，并将继续推进实际合作。

      三、双边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贸易伙伴的基础设施状况、地理距离、人均GDP等均是影响一国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施炳展，2008；方虹等，2010；Novy，2011；邵建春，2014）。关于基础设施状况，本文结合Limao & Venables（2001）和Francois & Manchin（2007）两者研究中所采用的变量，具体选取贸易伙伴的铁路密度、电话线路密度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其衡量指标。据此设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在该模型中，

表示中国与j国或地区t时期的出口贸易成本，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引入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以期建立一个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其优点在于关注了内生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对于当期贸易成本的影响，也就是中国双边贸易成本在时间上的延续性。

      解释变量中，

表示贸易伙伴j国t时期的铁路密度，用铁路长度除以国土面积；

表示贸易伙伴j国t时期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是国内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

表示贸易伙伴j国t时期的电话线路密度，用电话线路长度除以国土面积。以上三项均为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此外，解释变量

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t时期的实际人均GDP差额，反映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经济因素，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代表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反映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地理因素，根据北京与贸易伙伴首都的经纬度计算获得，数据来源为GoogleEarth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

表示贸易伙伴的贸易开放程度，用贸易伙伴历年的贸易进出口总额除以GDP的比值来衡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虚拟变量表示贸易伙伴是否是WTO成员，若是则赋值1，否则赋值0；

表示贸易互补性指数，衡量我国出口产品和对方进口产品的吻合程度，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虚拟变量表示贸易伙伴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赋值1，发展中国家赋值0；ε表示误差项。

      （二）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方法，当模型存在诸如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人均收入差距等变量与贸易成本有内生性关联问题时，考虑到系统广义距估计GMM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中可以克服存在变量估计值的有偏性问题，所以本文选择用GMM模型进行检验。为检验过度识别的有效性，对模型进行有约束条件的Hansen检验；同时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1基础上对其余变量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各变量的符号稳定，Hansen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说明系统广义距估计GMM模型适用。检验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滞后变量与当期成本正相关，即出口贸易成本的动态惯性是维持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衡量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铁路密度呈负相关，中国在与铁路网络发达的国家进行贸易时的成本较低，可见铁路运输对于陆上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解释变量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与贸易伙伴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越多，贸易成本越低，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使得传统的贸易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提高了贸易的速度和效率，使得贸易成本降低；解释变量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其电话线路密度呈负相关。同互联网一样，电话仍然是贸易商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电讯网络的发达情况对于贸易成本的降低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4至模型7显示的结果可知，这三个显著衡量基础设施的变量中，铁路密度系数最大，其次是电话线路密度，再次是互联网使用情况。对于中国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领域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对于降低贸易成本、扩展海外市场、提升贸易潜力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突破口，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交通运输网络，减少贸易成本之后，更大地促进贸易发展的机会。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根据本文的测度，1994-2013年20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平均下降29.81%，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从高到低排名分别是：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印度、土耳其、埃及、德国、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意大利。2013年，与我国双边贸易成本最低的前五位国家是伊朗、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德国；第二，本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基础设施变量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14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基础设施的改进将会显著降低贸易成本。其中，铁路密度、电话线路密度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等因素与双边贸易成本均呈显著负相关，三者的影响幅度由高到低；第三，实际人均GDP差额、地理距离、贸易开放度以及贸易互补性对双边贸易成本均具有显著影响，而WTO成员虚拟变量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对于中国周边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领域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对于降低贸易成本、扩展海外市场、提升贸易潜力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突破口，优先发展基础设施领域从而解决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在WTO影响减弱的局面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合作背景，是新时期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发展格局下的必要选择。

      对中国与丝绸之路主要国家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研究，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研究结论也蕴含了较为丰富的政策含义：近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贸易成本呈大幅下降趋势，这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较强相关性，这也印证了中国要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尤其是增加铁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中亚、南亚等国家都有修建高铁的强烈需求，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表示会将大量资金用于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铁路建设就居于首位。“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是降低贸易成本、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增加经贸合作的有效战略，对于中国来说是转移过剩产能、调整优化内部产业结构以及提升产业价值的双赢战略；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层面可以抵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牵制与WTO功能弱化的影响，在国内层面将对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与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

      ①参见环球时报“伊媒：中国企业愿意投资建设伊朗高速铁路项目”，2014年4月24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04-24/101730003343.shtml。

标签：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