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冕旒论文,北齐论文,经学论文,北魏论文,源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化史的演进主体，是其特有制度与文化。政治制度奠基于秦，礼乐文明奠基于周，这是其留给后世的最重大遗产。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正如“百代多行秦政法”、“万世师表”、“礼乐之邦”等说法所反映的那样。不过秦式制度与儒家文化之间，又不断发生冲突纠葛与复杂互动，尤其是在历史前期。“秦政”是排斥儒家礼乐传统的。而自西汉中期，中国制度史上发生了一场“古礼复兴运动”， “古礼”或“周礼”开始给予王朝制度以强大影响。这个运动逐渐升温、趋热，历时很多世纪，又渐趋低落、淡化了。从这条起伏的轨迹中，可以看到秦政之实用主义、法治精神，与早期儒家“制度浪漫主义”的矛盾变迁。
汉唐间的舆服复古，就是“古礼复兴运动”的内容之一。近年我曾以冕服为线索，从宗经、复古、尊君、实用诸视点出发，观察这一运动的始末和因果①。但相关论文之中，对北魏、北齐冕制只有数语涉及，未及详审。近来思考魏齐冕制，发现仍有若干新问题值得讨论，一些模糊说法有待澄清。
魏齐旒章的结构特点，与南朝和北周都不相同。有差异就有问题。差异为了解南北朝礼制的源流变迁，提供了新线索。南朝、北齐、北周与隋唐的制度源流问题，是程树德、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重要论题。这个论题的意义，是能推动人们从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体制甚至社会心理的综合视角，更深入地理解其时的制度史进程。魏齐冕制的面貌变清晰了，人们就将面对如下情况：魏齐、北周和南朝各自演化出了三套不同的冕制。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其相关的经学背景和制度渊源是什么？隋唐定冕服，在面对三制时又如何取舍？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一、北魏北齐的冕服章旒等级
据《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后魏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天兴”是北魏道武帝的年号。天兴六年“始制冠冕”的事情，因史料寥寥而颇为暧昧。孝文帝变法改制，其时冕制就清晰多了。请看相关记载：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春正月：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魏书》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下》）
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十一月：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庚申，帝亲省斋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圆丘。帝衮冕剑舄，侍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圆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衮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十一月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荐。（《魏书》卷一○八《礼志一》）
孝文帝在多种礼仪和祭祀场合使用衮冕，并被史官一一郑重记载下来。太和十九年之前，“与祭者朝服”，“侍臣朝服”，就是说只皇帝服冕，诸臣不服冕。到了太和十九年，三公及九卿中的礼官太常，也被允许服冕助祭了。王宇清先生说“后魏诸臣无冕服”②，但其论断恐怕只适合太和十九年之前。上引文中，能看到一种“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的服章等级，但十二章的章目未详，冕旒之数未详。“衮冕”、“鷩冕”，所用都是《周礼》概念；《周礼》六冕，就是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
八章、六章之冕，在北齐再度出现了，而且与八旒、六旒搭配，所用章目也有了明文。《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记北齐武成帝河清（公元562-565年）冕制：
乘舆，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衮服，皁衣，绛裳，裳前三幅，后四幅，织成为之，十二章……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籍田则冠冕，璪十二旒，佩苍玉，黄绶，青带，青袜，青舄……庙中遣上将，则衮冕。
皇太子平冕，黑介帻，垂白珠九旒，饰以三采玉……衮服，同乘舆而九章。
诸公卿平冕，黑介帻，青珠为旒，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龙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庙服之。
北齐皇帝用平冕十二旒十二章，在多种祭祀上及籍田、遣将等场合都用此冕。平冕以下有三级冕服，分别是皇太子、上公平冕九旒九章；三公八旒八章，八章的章目是自山龙而下；诸卿六旒六章，六章的章目是自藻火而下。它们被用作郊祀天地、宗庙的助祭之服。八章、六章之数是同于北魏的。《隋书·礼仪志六》说，北魏舆服之制为北齐承袭了：“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河清制度的三公八章八旒、卿六章六旒，应系上承北魏。
魏齐冕服，用《周礼》六冕古礼。魏晋以降，“周礼”对制度的影响与日俱增，人们在规划制度时经常称引“周礼”。“周礼”还不等于《周礼》。“周礼”泛指周朝礼制，它既见于《周礼》一书，同时也见于其他经书。比如冕服之礼吧，《周礼》中有六冕之制，《礼记》也有关于冕服的说法，服章“十二章”的概念又出自《尚书》。虽然儒者相信群经皆出圣人之手、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实际上诸书间的牴牾不合往往而有；即令同一经典中的同一事项，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经说。凡此种种，朝廷在制礼时是必须做出取舍的。在其取舍损益之际，除了经学本身的是是非非之外，还有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考虑。
南北朝时历史走出了低谷，各政权都有向上气象，改革制度、制礼作乐之事明显升温了。那既是出于政治需要，让制度适合业已变化了的政治现实；也是出于文化需要，即在三方分立之时标榜“中华正统”，用“周礼”争取文化号召力。“正统标榜”必定含有一个“复古”向度，回溯于华夏礼制之源，主要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这时候各政权对“正统”、“正朔”、“正闰”问题都很警觉敏感。《宋书》有“索虏传”，视北魏为“索虏”；《魏书》有“岛夷传”，视江左为“岛夷”。梁武帝萧衍大事衣冠礼乐，竟使北朝高欢为之惊悚，有“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③之言。然则在“制礼作乐”之时，各朝统治者还得考虑花样翻新，以显示自有“特色”、更具正统资格，以便压对手一头。就是说，其时各政权难免左顾右盼，或作某种处理以示更胜一筹，或作某种标榜以示独树一帜。换言之，此期王朝规划制度时，有可能表现出一种“特色寻求”。
影响其时礼制规划的，还有“新政心态”，即通过“新政”而留名垂誉。大权初握者除了“求利”之外，创新以“求名”也属人之常情，当官儿的如此，当皇帝的也未能免俗。周公制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王莽便一意改制，步其后尘以求千古垂名。衰败动荡时，“新政”之心只好龟缩着；而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事业，给江左的“制度创新”注入了强大精神能量。宋明帝在舆服上大事更张，不仅恢复了《周礼》五辂，还自作新法而“修成六服”，大冕、法冕、饰冕、绣冕和纮冕之制系其独创，为古之所无。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诏：“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④公然申明“盛皇留范，列圣垂制”之义，梦想跻身“盛皇”、“列圣”。“盛世”有望，就好比丝丝暖气，帝王们雪藏已久的“留范”、“垂制”之心随即融解，早早膨胀开来了。北魏孝文帝与之类似，比如他改革官品后志得意满， 自称“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臣子们也逢迎歌颂道“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⑤，“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惟仿像唐虞，固已有高三代！”⑥“重隆周道”说的是亦步亦趋、复兴古礼；“有高三代”，则是说自创新法、超迈前圣了。
总之，南北朝的制度更革，文化和心理因素不能忽略不计。“正统标榜”就须“复古”，“特色寻求”则促成了“求异”，“新政心态”又推动着“创新”。由此“复古”与“创新”的二重奏，就呈现为此期制度变迁的文化特征。北朝的制度史历程，往往只被解释为“汉化”、“学习”，却忽略了其“创新”方面，那就未免简单化了。在这一背景中观察魏齐冕制，就很有意思了。详下。
二、章数、旒数与《周礼》命数
北魏北齐的八章八旒、六章六旒，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其特殊意义，是在《周礼》冕服的不同经说中，在与相关各时代各政权冕制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下面阐述相关经说和各代冕制。
先来看相关的经学背景。孝文帝的冕名用《周礼》，已如上述；而《周礼》经文对六冕章旒的叙述并不完整，只对“诸侯”有上公九章、侯伯七章、诸子五章的明文，而对“诸臣”即公、卿、大夫的旒章等级，经无明文。在这地方，不同理解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是颇大的，后儒众说纷纭。关于《周礼》诸臣冕服等级，汉晋间大略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是郑玄之说，其具体内容是三公毳冕五章、孤絺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另一种按命数定诸臣章旒，即三公鷩冕七章、卿毳冕五章、大夫絺冕三章。关于《周礼》诸臣冕服原有两种经说，对这一点我已有文初步揭示⑦，近日又有所推进。兹补论如下。
凭什么判断郑玄对诸臣冕服的安排，是三公毳冕五章、孤絺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呢？按，诸臣的冕服问题要分两个部分看，天子、诸侯各有其臣，即有天子之诸臣、有诸侯之诸臣。六冕之制见于《周礼·司服》。在解说《周礼·司服》之时，郑玄并没有阐述天子诸臣的冕服等级，只阐明了诸侯之孤用絺冕，诸侯之卿大夫为玄冕。此外，《周礼·内司服》记载着“外内命妇之服”。在解说“外内命妇之服”时，郑玄就做出了如下阐释：“其夫孤也，则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则服展衣；其夫士也，则服缘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阙狄以下乎？”⑧“内命妇”即天子之三夫人、九嫔、世妇、女御，“外命妇”即朝廷卿大夫士之妻；朝廷卿大夫士称“内命夫”，“内命夫”就是“外命妇”的丈夫。在《内命服》部分，郑玄讨论了天子之臣之妻的礼服；而妻子之服，应当依其丈夫的地位而定，即依天子之臣而定。那么，由天子之臣之妻的阙狄、鞠衣、展衣，依次反推其夫冕服，就可以得到天子之三公毳冕、孤絺冕、卿大夫玄冕的结果。而这样一来，天子之孤卿大夫的冕服，就与诸侯之孤卿大夫相同了。所以贾公彦这样概括郑玄的思路：“其天子之臣服无文，亦得与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妇服，亦得与诸侯臣妻服同也。”
简单说来，《周礼》“天子之臣服无文”，郑玄在《司服》部分对诸侯之臣之服表了态，对天子之臣之服则未置辞；而在《内司服》部分，郑玄未言诸侯之臣之妻之服，却对天子之臣之妻之服做了判断。那么运用“回环论证”之法，则诸侯之臣之妻之服，与天子之臣之服，可以由此而明。兹以下表示意：
还应提出，郑玄在讨论瑞挚礼等级的时候，曾提出了一个“以爵不以命数”原则⑨，即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虽命数不同，但只要爵名相同，就用同样挚礼。这原则是可以移用到郑玄的冕服安排上的，即只要爵名相同，就服同样冕服，尽管他们命数有异。赘言之，只要你爵为孤，不管是天子之孤还是诸侯之孤，都用絺冕，尽管天子之孤与诸侯之孤命数不同；只要你爵为大夫，不管是天子大夫还是诸侯大夫，都用玄冕，尽管天子大夫与诸侯大夫命数不同。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孤卿大夫的冕服等级在诸侯之下，即孤之絺冕、大夫之玄冕在子男的毳冕之下。诸侯是君，孤卿大夫是臣，依爵不依命数保证了“君臣有别”，也合乎礼书中“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一般等级表述。
郑玄的诸臣冕服之说，有继踵而来者吗？若干迹象显示，有。比如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封建南蕃，受兹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辅。”⑩“玉藻在冕，毳服艾辅”是说
胡广以诸侯居三公位，所以头戴旒冕、身着毳服。“毳服”应即《周礼》毳冕。按汉制三公服衮冕，所以“衮司”、“衮职”、“衮命”等语变成了三公代称。而蔡邕不依汉制称“衮冕”却另称“毳服”，应以郑玄的“三公毳冕”说为本(11)，此外我们找不到其他解释。
还有曹魏博士高堂隆的《魏台访议》：“《礼》，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12)这个“天子大夫玄冕”之说，也正合郑玄；郑玄认为诸侯卿木夫玄冕，同时“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服同”，所以天子大夫也是玄冕。进而中二千石为“卿”，二千石至六百石为“大夫”，那么“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岂不正跟郑玄的“卿大夫玄冕”之说一致么。史称“高堂隆为郑学”，他的庙制之说同于郑玄：“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13)看来在冕制上，高堂隆也是“为郑学”的。高堂隆的“天子大夫玄冕”之说，反过来证明我们对郑玄的诸臣冕服安排，推断无误。
前述唐人贾公彦把郑玄的相关意见概括为“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服同”，其实在贾氏同时和在其之前，也有人这么理解郑玄的。《五经正义》孔颖达疏中就有类似论述。《诗·王风·大车》孔疏：“《夏官·射人》云：‘三公执璧，与子男同也。’则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则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又《礼记·礼器》孔疏：“《周礼》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礼器》孔疏下文引北齐熊安生之说，其中也有“孤絺冕而下”之辞(14)。孔、熊所述，都可以认为是上承郑玄(15)。
在确定礼制等级时，依爵号和依命数之间是有可能发生矛盾的，冕服等级也是如此。《周礼·春官·典命》中有“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一句，这“各视其命之数”，与郑玄的“以爵不以命数”原则就不一样。在郑玄的安排中，诸侯与诸臣呈“上下”结构，诸侯的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构成的序列，整体上居诸臣的三公毳冕五章、孤絺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之上；而命数所体现的诸侯、诸臣关系却呈“交错”结构，即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与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相互交错。毕竟三公八命、孤卿六命，那么令其冕服同于或低于五命子男，这一点看着不怎么合理。所以又另有其人，尽量让冕服等级与命数靠近。
在郑玄之前，即有其人其事了。《淮南子·主术》“冕而前旒”句高诱注云：“天子玉县十二，公侯挂珠九，卿点珠六，伯子各应随其命数也。”(16)请注意其“各应随其命数”一句。高诱以公侯为一等，卿为一等，又以伯子为一等，既不全合《周礼》，也不全合《礼记》；甚至也不全合东汉制度——东汉无伯、子之爵。不过《淮南子》乃道家之书，高诱不本儒经而另为之解，倒也无法过分挑剔。“天子玉县十二，公侯挂珠九，卿点珠六”的说法，所说的似是玉数而非旒数，但“各应随其命数”之言，毕竟反映了高诱有这么一个意图：以命数而定旒玉之数。“卿点珠六”，当以《周礼》“卿六命”为据。
从命数考虑冕服等级的做法，向前追溯还可揭举《毛诗》。《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毛传》：“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车槛槛然，服毳冕以决讼。”(17)《大车》本是情诗，却被旧经学家曲解了。“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的“子”本指恋人，却被《毛传》说成是一位巡行决讼的大夫，他以风化警察自任、令人生“畏”，弄得恋人们不敢“思”、不敢“奔”了。那“子”既被说成大夫，“毳衣”也就被说成是大夫的“毳冕”。大夫四命，怎么能服毳冕呢？《毛传》推算说，依《周礼》，天子大夫出、封时例升一等，所以四命大夫出巡时升为五命，遂按五命子男的规格，服毳冕五章了。若照这个逻辑反推，这位大夫的在朝冕服，该比毳冕降一等的，即絺冕三章。继续推导，若大夫在朝服絺冕三章，则卿应该是毳冕五章，三公应该是鷩冕七章。这跟大夫四命、卿六命、三公八命，就相对靠近了。《毛传》用命数解说冕服，表明有一种《周礼》经说，依命数而定诸臣冕服，而与郑玄不同。
王国维先生说：“《传》之专言典制义理者，则多用《周官》。”(18)《毛传》多用《周官》的例子，除《大车》之外又如《诗·唐风·无衣》：“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毛传》：“侯伯之礼七命，冕服七章。天子之卿六命，车旗、衣服以六为节。”(19)此处也依《周官》命数作解，而且申明“衣服以六为节”。不过《周官》有五章、七章、九章之冕服，却无“六章”之冕服。所以孔颖达疏云：“此云六为节，不得为卿六章之衣，故毛、郑并不云章……实无六章之衣。”《毛传》认为六命之卿的衣服应该以六为节，但说其冕服六章则说不出口，因为“实无六章之衣”。在早期经学家的观念里面，冕服的章数应取奇数。既不愿突破三、五、七、九的奇数数列，就只能让诸臣的偶数命数往奇数服章上靠，而不是迳用偶数章数了。往奇数靠，可以往上靠，也可以往下靠。依《毛传》推算，四命大夫在朝应服絺冕三章，这是往下靠。
魏晋王朝冕制，也是往下一等靠的：八命三公用鷩冕七章，六命之卿用毳冕五章，这与《毛传》的四命大夫用絺冕三章，正好相接。换言之，魏晋冕服等级与《毛传》可以划归一类，都属“各视其命之数”的路数，而与郑玄不同。
总之我们看到，在《周礼》经师那里，确有两种诸臣冕服安排，一种“以爵不以命数”一种“各视其命之数”。揭示两种经说的存在，对辨析中古冕制的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具有决定意义。以上只讨论了服章等级，下面还得进一步讨论冕旒之数。
东汉明帝永平冕制是公侯九章九旒、卿大夫七章七旒，这种等级比较接近《礼记》，而离《周礼》较远。而魏晋冕制的三公鷩冕七章七旒，卿毳冕五章五旒，应与《毛传》同出一源。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改革冕制，史载其事：“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20)永明六年之前南齐的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是沿用魏晋旧制；而永明六年的改革，其三公九章、卿七章一点，是采用东汉旧制；其三公八旒、卿六旒的做法，则显然是一个突破，它令公卿的旒数与其命数一致起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背景下，北魏北齐旒章的特别意义就显出来了。北魏之“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比南齐更进一步，不再囿于章数亦用奇数的传统做法，章数也同于偶数命数了；八章而称衮冕、六章而称鷩冕，冕名等级向上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参看下表：
南齐章数用奇数、旒数用偶数，北魏北齐索性章旒皆用偶数了。从章旒向偶数、即向命数靠拢一点说，从南齐到北魏北齐明明是一个连续的发展。那么魏孝文帝的章旒安排，是否受南齐永明六年冕制的影响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太和十年到十五年间，北魏只有皇帝服冕；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忽而允许臣下以冕服为祭服了，而且依《周礼》定其冕名、依命数定其章数。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南齐永明十一年、即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年），南朝王肃降北魏，随后就为北魏制礼献计献策。那么，是王肃把数年前南齐冕制改革的信息带到了北魏吗？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北齐的八章八旒、六章六旒大概上承北魏，再考虑南齐冕制八旒、六旒的可能影响，应能推定北魏冕制也用八旒、六旒。与南齐冕制改革相比，魏孝文帝的改革步伐更大，更具创造性。南齐只用《周礼》命数定旒数，而魏孝文帝青出于蓝胜于蓝，索性让章数也依偶数之命数，且名八章者为衮冕、名六章为鷩冕。那是前所未有而自成一家的，既不同于郑玄，不同于东汉，也不同于魏晋宋齐冕制。
如前所述，魏孝文帝的“特色寻求”和“新政心态”也是很强烈的，他的礼制改革也是“复古”与“创新”的二重奏。其所规划的冕制也是如此，显示了不拘一格的创制能力，而不只是对汉晋南朝的单纯模仿而已。随后对“十二章”章目的考察，还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印象，详下。
三、魏齐章目与“伪孔十三章”
下面讨论北魏和北齐冕制的章目，即十二章的构成问题。根据《隋书·礼仪志六》，北齐冕服是“三公山龙八章”，“九卿藻火六章”。问题骤然复杂了，因为山龙以下是九章，不是八章；藻火以下，汉魏晋宋齐冕制所用也非六章，而是藻、火、粉米、黼、黻五章。魏齐在服章运用上又有新法了吗？为此我们又得追溯相关的学术和制度背景了。
“十二章”之服章说的源头，是《今文尚书·皋陶谟》或《古文尚书·益稷》，其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一句，就是“十二章”的来源和依据。不过这话如何标点却很费斟酌。汉末郑玄以其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为十二章，这说法被梁武帝采用了，今人所熟悉的也是郑玄说。但此前的汉魏晋宋齐诸朝服制，所通用的是一种不含“宗彝”的十二章，它是把华虫分为两章、还是把粉米分为两章的，至今犹有疑问。约两晋间出现的《古文尚书·伪孔安国传》，不以宗彝为一章，又分别阐释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等13种物事。因其分释华、虫、粉、米四事，却未表明是前两物还是后两物合为一章，所以孙诒让称之为“伪孔十三章之说”。
服饰史的研究者王宇清(21)、黄能馥、陈娟娟先生(22)认为，梁以前合华虫为一章、分粉、米为两章，《伪孔传》也是如此。但我们的意见与之相反。笔者已经表达了如下意见：东汉及魏晋宋齐冕制，均以华、虫为二而以粉米为一(23)。现将北齐服章纳入视野，问题更显错综了，有必要继续探讨。
首先笔者坚持认为，东汉及魏晋宋齐是以华、虫为二而以粉米为一的。进而还要强调，应把东汉明帝的永平冕制与《伪孔传》清晰区分开来，对这一点，笔者的以往表述不算清晰，应加修订。由此，就可以引申出南北朝服章的南北两系问题。
汉明帝永平年间复兴古冕，当时所定十二章是华、虫为二而粉米为一的，本文还可提供新证。永平年间，东平王刘苍曾上书赞扬新冕制，其赞扬之辞中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之辞(24)。要留神这“华藻”的表达是单用一个“华”字。“华虫”是偏正结构， “华”修饰“虫”，所以即令简称，也应简称为“虫”而不是“华”，正如“龙衮”的简称是“衮”而不是“龙”一样。刘苍既说“山龙华藻”而不说“山龙虫藻”，我想也就表明永平十二章中“华”单为一章、“虫”单为一章，“华”就是花儿。此外我们先曾提供了如下证据：杜预的“华若草华”，“粉米若白米”，以华为花而合释粉米；梁武帝引《伪孔传》作“华者，花也”，以“华”单为一事；隋人顾彪的“华取文章，雉取耿介”之言，分释华、虫；这些表述，都基于东汉以来华、虫为二的成说。
然而北齐三公山龙八章、九卿藻火六章，却显示了一种不同既往的章目安排。王宇清先生分析说：“九卿之六章，似为藻、火、粉、米、黼、黻。上云：‘三公则山龙八章’，则其首章当为‘山’，若然，亦应为九章，而宗彝不与焉。（因粉米已分为两章，倘非分粉米为两章，则九卿之‘藻火六章’乃不可解。）何故三公之服章山龙并用而仍仅八章？其降二减者究为何章？殊不可知。而北齐三公之服八章，九卿之服六章，取偶数，异于前代，是乃孔安国尚书传学说之初次采行。”(25)王先生提出：第一、山龙以下为九章而不是八章，这是一个矛盾；第二、北齐九卿六章只能是藻、火、粉、米、黼、黻，这就意味着粉、米为二，否则就只有五章而非六章了。王先生试图从《伪孔传》解释北齐服章，就目前史料所见，是个可取的探讨方向。
但这时候，就有必要区分汉明帝永平服章和《伪孔传》服章了。永平服章是经过经师们的专门研讨的，其时对“十二章”及华虫粉米之分合已有明确结论，并被用为王朝定制了。永平十二章是什么，本朝汉儒不会不知道，魏晋朝廷也不会陌生，进而《伪孔传》作者也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伪孔传》的表述确有问题，因其分释十三物，它对后人确实有可能成为一种“十三章”之说。质言之，我们认为《伪孔传》作者心中对十二章的看法，其实同于永平冕制；但不了解永平冕制的人，却可能对《伪孔传》另作理解的，比如，有可能合华虫而分粉、米。
王宇清称北齐服章“是乃孔安国尚书传学说之初次采行”，是就其服章用偶数而言的，我们看到北齐服章确为偶数；但王先生认为汉魏晋宋齐和《伪孔传》都以华虫为一、以粉、米为二，这一点我们就不赞成了。我们认为，汉魏晋宋齐的王朝冕制都是分华、虫而合粉米的；而北齐的服章以粉、米为二，这意味着在南北朝时，对“伪孔十三章”的解说出现了南北两系。
唐人对《伪孔传》的阐释，就可以证明上述“南北两系”的存在。《尚书·益稷》孔颖达疏释《伪孔传》，说到了八章、六章，还有四章、二章。请看：
《伪孔传》：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孔颖达疏：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则卿与大夫不同， 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以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从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盖以衣在上为阳，阳统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为阴，阴统于下，故所重在后……如孔说也，天子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26)。
孔疏阐述了一种八、六、四、二的服章序列，而北魏、北齐正好用八覃、六章之法。
就八章而言，《伪孔传》的“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本不含“山”在内，那么王宇清先生的“何故三公之服章山龙并用而仍仅八章”的疑问，似乎有了一点着落：北齐三公服章，可能是去掉了“山”，再“自龙衮而下”的。《隋志》传述北齐河清冕制，先叙“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又叙“三公山龙八章”的。“上公九”当然就是山龙九章了。也许，《河清令》原文是上公山龙九章、三公龙八章，三公无山；《隋志》编者传述时却发生了某种错误，误为三公增“山”。这个错误，是“山龙”连称的语言习惯所导致的。
再看六章问题。孔颖达疏既云“大夫加粉米四章”，则“四章”只能是藻、火、粉、米，以粉、米为二。但这只是孔疏的意见，《伪孔传》原文并无“四章”之辞。进而“卿六章”一点《伪孔传》也无其文，孔疏是看到《伪孔传》上文把“五服”解释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遂判断卿之服章单为一等，高于大夫，即就大夫之四章再加黼黻，而为六章的，六章即藻、火、粉、米、黼、黻。孔疏这说法，跟北齐“九卿藻火六章”完全相同。
这里得辨明一个问题。在上引孔颖达疏中，有孔疏自己的意见，有传述《伪孔传》的内容，也有对马融意见的评述。它们不是很容易分得开的。孔疏说“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那么马融《尚书注》“以为然”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呢？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以《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属马融(27)；王谟辑马融《尚书注》，并以孔颖达疏中“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一句属马融(28)；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还把孔疏中的前若干章“尊者在上”、后若干章“尊者在下”一段，径引作“马融曰”(29)；黄侃、顾颉刚、刘起
先生也做类似处理(30)；王宇清先生阐释《伪孔传》服章时，也把孔疏“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一句，及“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到“并藻火为四章”一段，径引作“马云”(31)。
这么做是否妥当呢？我想不能完全排除如下可能：孔疏所谓马融《尚书注》“亦以为然”的，仅指《伪孔传》“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一句。
按，晋朝博士环济有部《帝王要略》，其中有这么一段：“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32)这段话是《要略》从他书中抄来的，最后一句“服”字疑衍，原文应是“服藻火粉米”，推测其后大概还有“士去粉米，服藻火”七字。《要略》所抄，在我看来与《伪孔传》异曲同工：“同工”是说二者的等级形式是同构的，所以它们必出一源；“异曲”是说二者表述有异：《伪孔传》的叙法是“加”，《要略》的叙法则是“去”；《伪孔传》说的是“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无山之章，而《要略》则是“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有山之章。暂不考虑环济是否看过《伪孔传》，仅基于以上两点不同，他的《帝王要略》就不可能是抄《伪孔传》的。就今所知，与《伪孔传》服章结构相似的只有马融《尚书注》，那么判断《要略》直抄马融《尚书注》，就是最合理的解释吧？《伪孔传》虽然也取材于马融，但又改换了表述，将之变成“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了。但那不是马融《尚书注》原文。孔颖达疏有见于马、孔的服章安排同构，所以有了“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的评述；但那“亦以为然”，也不等于马、孔表述相同。
而且我还判断，马融《尚书注》只说到“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士去粉米，服藻火”为止，并无孔疏中的八章、四章、二章之词。《伪孔传》原文也没那些内容，它们只是孔颖达疏的阐述而已。后世学者将之引作马融《尚书注》，我以为并无充分证据。
辨析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意义是可以由此区分南北两系经说。如前举证，魏晋南朝对《伪孔传》的理解是华、虫为二，粉米为一，则“藻火粉米”就只能断为三章，而非四章。《伪孔传》既承袭马融《尚书注》，则马融也应分华、虫而合粉米；马、孔之论十二章，又都是上承永平冕制的。孔疏中的“尊者在上”、“尊者在下”，是其个人意见还是其承袭了什么人的说法，还不大好说；但至少其八章、四章、二章之词，都只是孔疏的看法而已，并非马融《尚书注》与《伪孔传》的原意。又孔疏的“则卿与大夫不同，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已表明这是孔疏自己的推测，《伪孔传》本身并无“六章”之文；再看环济所引马融《尚书注》不但没有“六章”之文，而且说的是“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卿大夫”共为一级，“卿”并不单为一级。所以在南系经说中，并无《尚书》孔疏所云八章、六章、四章；孔疏所云八章、六章、四章，只跟北魏北齐的八章、六章相合，只代表了北系经说对《伪孔传》的理解。
进而孔颖达疏对华虫粉米之分合，在其《尚书疏》和《左传疏》说法不同，曾表现了游疑摇摆，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孔颖达的《尚书疏》是以华虫为一的，而其《左传疏》又以华、虫为二了。这游疑摇摆反映了什么呢？再度反映了相关经说确有南北两系，孔颖达的《尚书疏》用北系经说，而其《左传疏》又受制于南系经说了。详下。
就南系而言，孔颖达《左传疏》必须正视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而《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明有“华若草华”、“粉米若白米”之词，杜预显然是以“华”为“花”，合粉米为一的。这时候孔疏便征引《伪孔传》，继云：“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也，虫也，七者画于衣服、旌旗。山、龙、华、虫四者，亦画于宗庙彝器。”(33)请看孔疏这“七者”、“四者”，明明以华、虫为二。而杜预之说，上承永平冕制，中合魏晋冕制，下溯还有梁武帝的“孔安国云：华者，花也”、有隋人顾彪的“华取文章”，与之类似而一脉相承。简言之，杜预代表了南系经师的传统说法；而孔疏也得承认，若依杜注，对《伪孔传》就得理解为华、虫为二。
而就北系而言，在北魏和北齐恰好就有八章、六章。北齐既用藻火六章，则只能以粉、米为二，否则凑不成六章，而只是五章了；而若粉、米为二，相应就是华虫为一。孔颖达《尚书疏》释《伪孔传》云：“孔以‘华象草华虫雉’，则合华虫为一。”(34)请看，这里孔疏又改了口，又是北系经说的腔调了。看来北人并不拘泥于汉明帝永平十二章。他们甚至可能不怎么了解永平十二章，因为后汉服章没留下明确记载。在这时候北人就师心自用了，为“伪孔十三章”自作新解，径释华虫为一，粉、米为二。所以，孔颖达《尚书疏》以华虫为一，粉、米为二，是以北系经说和北齐制度为本的。孔疏所云八章、六章，在通行《古文尚书》和《伪孔传》的江左无迹可寻，却合乎北朝的魏齐冕制。
当然，某些记载显示《伪孔传》在北朝流布很晚。史称“齐时……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彪义疏，乃留意焉。”(35)唐长孺先生因云：“北朝经学亦即河北之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的郑玄之学为宗，而王弼《周易注》、《尚书》伪孔传、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方大致无传习”，“至于《尚书》伪孔传，直到北齐末年才经由梁费彪《尚书义疏》传到河北。”(36)就《魏书，礼志》所见，魏孝文帝变法时的礼制讨论，曾引及马融、郑玄、王肃、杜预等人经说，却未见《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但是我想，仍不能据此认定，北魏制冕时对《古文尚书》及《伪孔传》毫无所知。陈鸿森先生指出：“按北朝经学亦有取于南学者。其《尚书》孔传，则郦元据以说地”，“郦氏《水经注》明引孔传者凡十三见”(37)。郦道元生年不详，卒年在公元527年，即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38)。那么《尚书》孔氏之学的流布，至少可以提前到北魏后期了。尤其是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王肃降魏，应已带来了南齐冕制改革的信息，以及《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太和十九年的冕制变动，其章目对南朝冕制应有参照，包括《伪孔传》的服章安排。
但孝文帝对《伪孔传》的利用，显然又不是原样照搬。他参考南齐的八旒、六旒，决定进一步让章数也依《周礼》命数而定，让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以胜南齐一筹。既用八章、六章，则其章目也应于经有据，随后的做法是这样的：先依《伪孔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确定八章为龙以下，令八命三公用之；再把《伪孔传》的“大夫加粉米”解释为四命大夫服藻、火、粉、米四章，并加黼、黻而为六章，令六命之卿用之。
这就意味着，北魏在运用《伪孔传》时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进而为什么魏齐一定要另创新解，分粉、米为二，现在也非常清楚了：是为了把《周礼》诸臣命数与《伪孔传》牵合在一起：若让诸臣章数合于《周礼》命数，这章数必取偶数；为把偶数服章与《伪孔传》牵合在一起，则必令粉、米为二。尽管郑玄《周礼注》行于河北，但其冕服之说中没有偶数章数，没有利用价值，故不为魏廷所用；“伪孔十三章”则为偶数章数留下了空间：分释粉、米；“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的说法，也很容易解释为两个偶数之章。其实在汉儒那里，粉、米也是两样东西(39)，只是永平冕制把它们合计一章而已。魏孝文帝在章目上的“理论创新”，我们同样拿“特色寻求”和“新政心态”来解释。
四、各政权冕制与制度源流
北魏北齐的三公衮冕八章八旒、卿鷩冕六章六旒是一个新事物，它既非郑玄经说，又不是永平冕制，也不是魏晋宋齐制度。这个制度以独特方式糅合了《周礼》和《伪孔传》，自成一系。其时的拓跋政权真不容小觑，已超越了“马上治天下”阶段，而汉化到了这一程度：已接近了华夏学术的精微之处，娴熟运用着经学技巧，来搞礼制的花样翻新了。
我们已看到魏齐冕制是自成一系的，并已阐述了它为什么自成一系。那么现在，就可以在更大背景上，即东西南北制度源流的背景上，观察魏齐冕制的历史地位了。具体说，就是魏齐冕制、梁陈冕制、北周冕制与隋唐冕制的源流关系。
先看梁陈。梁武帝在天监七年（公元508年）采用《周礼》大裘冕，用于祭天、祭五帝和祭明堂；同时弃置了东汉永平十二章，改用郑玄十二章了。《周礼》及郑玄对冕制的影响，明显大了起来。在服章上，梁武帝还编造过一个“一物摄三物”的说法(40)。
陈初冕服，据《隋书·礼仪志六》说是“乘舆御服，皆采梁之旧制。”陈文帝陈倩时冕制有变：“至天嘉（公元560年）初，悉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监旧事，然亦往往改革。”皇太子、位公、位从公及五等诸侯，助祭用平冕九章九旒；卿大夫助祭，用平冕七章五旒。看来陈朝放弃了偶数冕旒，而杂取汉魏之法了。不过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的《无碍会舍身忏文》，有“弟子自身及乘舆法服，五服銮辂，六冕龙章，玉几玄裘……咸施三宝”(41)之词。似乎当时陈文帝已拥有五辂六冕，并把它们连自己一块儿施舍给佛寺了。“五辂”乃《周礼》舆制，梁朝曾造五辂，后来在战乱中烧掉了，天嘉元年又重新制造(42)。那同出《周礼》的“六冕”呢？“玄裘”呢？陈文帝真的造过六冕吗？或“六冕龙章”只是一种文学说辞？因未能找到更多线索，只能存疑。《隋书·礼仪志六》记述陈朝冠服印绶达九千余字，可见作者所能利用的陈朝文献还真不少，然而其中没“六冕”的影子。就算陈文帝曾造六冕，反正已被他施舍给佛寺、自己不用了，可以忽略不计。
东魏北齐地处关东、文化相对昌明，这对偏处西北一隅的西魏北周，构成了很大的文化压力。西魏君臣不甘后人，其对策仍是“复古”而兼“创新”。其冕制全面参用《周礼》六冕及郑玄经说，编排出一种比六冕更复杂的冕服体制。其中诸侯与诸臣的服章分配如下：
这数列中含有八章、六章、四章，看似上承北魏；但我们认为，那最多只是继承了北魏突破奇数服章的勇气而已，二者的理论根据判然不同。首先北周十二章用郑玄，而非《伪孔传》；进而从诸侯与诸臣的关系看，很容易看出诸侯整体在诸臣之上，是“上下”结构而非“交错”结构，三公火冕六章与子爵的火冕六章相接，这是以郑玄为本的，因为郑玄以诸侯居诸臣之上，三公毳冕同于子男毳冕。北周服章虽已踵事增华、比《周礼》六冕大为复杂化了，并为使等级更细密而插入了八章、六章、四章的偶数服章，但在等级架构上，郑玄经说的影响历历可见。
那么情况就很有意思了：南北朝三方竟然形成了三套不同冕制。此后的隋唐如何抉择呢？下将隋开皇冕制、大业冕制和唐武德冕制简列如下：
就采用郑玄十二章一点说，梁陈冕制倒是同于隋唐的；但梁陈冕服等级简略，并非六冕体制，与隋唐在整体不同。北魏北齐的诸臣服章用偶数，章目系由另行解释“伪孔十三章”而来，与隋唐冕制的章数、章目及等级结构也完全不同。那么相比之下，只有以《周礼》郑注为本的北周冕制，在章旒、等级、章目多个方面，与隋唐冕制一脉相承；其间纵有异同，但却可以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变迁序列。这就是本文的结论。简言之：隋唐冕制承北周，不承梁陈、魏齐。
当然，若干史料说隋朝舆服“采用东齐之法”。《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记开皇初隋文帝“将改周制”，“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又同书卷八《礼仪志三》：“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此外还有“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百度伊始，复废周官”等等说法。这些材料，确实反映了隋廷对北周官制礼制的排斥姿态，但那意味着北周制度被全盘抛弃了吗？至少冕服礼制不是如此。本文考察表明，隋朝冕服之礼并没有“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即令冕服形制有“采用东齐之法”处，但东齐章目用《伪孔传》，隋朝未采；东齐诸臣章旒用偶数，隋朝未采；北周冕服本于“六冕”又踵事增华了，隋朝直依《周礼》六冕，但两朝都以六冕为本，一脉相承。隋朝冕服与魏齐冕服，根本不是一个系统。无论如何，“隋制礼服不因周而因齐”、隋朝衣冠“兼资梁陈”的论断，都有片面性。
隋朝冕服的例子，以及众多生活经验都告诉人们：“说法”和“做法”是有距离的，二者关系相当复杂(43)。标榜废北周之礼，不等于北周之礼尽废；标榜“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不等于东齐之法悉用；标榜“依汉魏之旧”，也不等于隋官隋礼尽同于汉魏了。隋廷宣布排斥北周制度，我们认为也出于“新政心态”：既已夺人天下、“城头变换大王旗”了，总得有个说法以服人心吧？指摘前朝秕政、贬斥前朝弊制，就是取而代之的理由和借口。这北周制度太糟糕，所以需要我们杨家当皇帝来改变它；“汉魏”、“东齐”及“古礼”什么的，被用作“新政”金碧辉煌的包装纸。
然而在实际上，北周的一整套王朝旧制，哪能说抛掉就真抛掉，轻易“旧貌换新颜”呢。北周冕制既用《周礼》及郑注，而隋朝制礼者也不打算旁置了郑玄那面红旗。南北朝后期经学，已略有“宁道周孔误，讳言服郑非”之风了。魏齐基于《伪孔传》的冕制隋廷未采，宁肯承北周而用郑玄，盖源于此。隋朝对周制的排斥姿态，轻易遮掩了周制、隋制的连续性，只有详考之后才能发现实不尽然。至今学者对此期兵制、爵制、法制、官制方面的研究推进，还有笔者在官阶制上的研究推进(44)，都显示隋唐制度含有不少北周“因子”，或一脉相承处。“隋唐礼制不取北周”、“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的误解，理应放弃了。陈戍国先生认为，除了南朝、北齐、北周外，“隋朝礼仪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南北朝之前的古礼（汉晋礼仪与先秦礼制）。”(45)我们参考这个提法，另作“隋唐制度五源说”，即把北周与南朝、北齐、汉晋和古礼五者，都视作隋唐制度的来源。
隋朝源于北周，为什么又不惮标榜“东齐”呢？那来自日益浓厚的“统一意识”。自 577年周武帝灭齐，东齐之地亦帝国之地，东齐之民亦帝国之民。同时陈朝偏处一隅，北强南弱，历史将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出低谷、走向统一，已成定局。这时候“统一意识”就逐渐滋生、高涨了。隋朝在官制礼典上不惮兼综诸方，数次制礼都显示了“海纳百川”的气魄。值此之时，“后三国”时代的“特色寻求”悄然退场。
最后附带说明，“制度因子”与“制度优劣”不是同一问题。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研究角度，正式制度总是第一位的，即架构与职能的法定形式；随后是其在政治实践中的效能、影响及扭曲变形，再次才是经济、文化、种族、地域等背景因素，从而进入“活的制度史”。“制度优劣”因时空而异，而且会因观察者的价值观、参照系而异；“制度因子”则可以脱离旧有情境进入新的情境——当然此时它也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也如思想史上的各种特定概念，也自有其独立于具体情境的发展线索一样）。北周在官制礼制上的一番造作，鼓荡出了很多新奇的“制度因子”，并影响到了隋唐。仅此不足以判断其制度之优劣，但还是可以看作其政治活力的一个表现的。
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国家体制与北亚民族传统互动研究”项目论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21日
注释:
①拙作《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006年第1、2期连载。
②王宇清先生引《金史·舆服志》金熙宗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太常寺言：“后魏帝服衮冕，与祭者皆朝服”，“诸臣之章……若从后魏，则止服朝服。”遂谓：“可见后魏诸臣无冕服。上文有谓北齐之制因于北魏者，皇帝之服而已。”见其《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丛刊第一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年版，第110页。王先生引《金史》以证后魏，殊为疏阔。
③《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④《宋书》卷一八《礼志五》。
⑤《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
⑥《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⑦拙作《〈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2006年第4辑。
⑧《周礼》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691页下栏。
⑨郑玄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挚，皆以爵，不以命数。”贾公彦疏： “但爵称孤皆执皮帛，爵称卿皆执羔，爵大夫皆执雁，爵称士皆执雉，庶人已下虽无命数及爵，皆执鹜。天子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数’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762页中栏。
⑩《蔡中郎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63册，第207页；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86页上栏。
(11)太傅胡广死于汉灵帝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三月壬戌。这一年郑玄46岁，已名重一时，且早已完成了其《周礼注》（参看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2页）。蔡邕与郑玄年龄相若，又是彼此敬重的好朋友，那么碑文中的“毳服”是有可能用郑玄《周礼注》的。
(12)《太平御览》卷六九○《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下栏。《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有《魏台杂访议》三卷，题高堂隆撰。
(13)《隋书》卷七《礼仪志二》。
(1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433-1434页。
(15)当然，在把诸侯之臣之服转化为天子之臣之服时，因天子之孤、卿同为六命，而诸侯之孤四命、卿三命，其间并非一一对应，就可能出现两种处理：从郑玄“其夫卿大夫也，则服展衣”中，可以推出卿与大夫同服玄冕，高堂隆似乎就是这么做的；但也可以像孔颖达那样，“孤、卿絺，大夫玄”，让卿、孤同服絺冕。
(1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页；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889页。
(17)《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3页。
(18)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书毛诗故训传后》，《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以下。传《毛传》的赵人毛公曾为河间献王博士，而河间献王又曾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予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及卷三○《艺文志》。则《毛传》论制度多取（周官），似非偶然。
(19)《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5-366页。
(20)《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
(21)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9页以下；《周礼六冕考辨》，台北历史博物馆1983年版，第127页以下。
(22)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以下；又见其《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以下；又见其《中华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以下；又见其《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以下。
(23)拙作《伪孔传之十二章华虫粉米分合考》，《文史》2005年第4辑。
(24)《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
(25)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10页。
(26)《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下栏。
(27)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册，第400页。
(28)王谟：《汉魏遗书抄》第1集《经翼·书翼》，嘉庆三年刊本，第8页。
(29)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页。
(30)《黄侃文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8页。
(31)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22页。
(32)《太平御览》卷六九○《服章部七》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
(33)《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2108页上栏。
(34)《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中栏。
(35)《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
(3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页。
(37)陈鸿森：《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1995年12月，第1077页。按此文系陈冠华同学提示复印，特此致谢。
(38)可参看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39)例如，《说文解字》卷七下黹部释“黺”为“画黺也”；卷一二下系部，释
为“绣文如聚细米也”。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273页。
(40)梁武帝的“一物摄三物”，见《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帝曰： 《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王宇清先生解释说：梁武帝这里以华虫两分，又以粉米两分，“盖彼出日、月、星为三物而由‘辰’摄之，此所谓‘辰’，即‘日月之所会’之意”；依此推算，日、月、星、辰为一组，以“辰”摄之；山、龙、华、虫为一组，以“山”摄之；藻、火、粉、米为一组，以“藻”摄之；“若然，则梁制衮服之十二章，实含物象十四矣。”见其《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8-109页。王先生的解释并不可取。首先他认为3组各4个物象，共计12章，这与梁武帝所说的“是谓九章”并不吻合。其次根据《隋志》，梁武帝冕制是八章在衣、四章在裳的，“裳则藻、粉米、黼、黻”；而若分粉、米为二，则裳有五章，不是“四章在裳”了。当时梁武帝已采用郑玄十二章了，华虫为一，粉米亦为一。我们认为应依郑玄十二章，对“一物摄三物”作如下理解：日、月、星辰三物为一组，以“辰”摄之；山、龙、华虫三物为一组，以“山”摄之；藻、火、粉米三物为一组，以“藻”摄之。3组共计9章，正好合于梁武帝的“是为九章”之言，而且与“四章在裳”一致。
(41)《广弘明集》卷二八下，《弘明集·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中栏。南朝这种舍身行为，除“敬舍宝躯”外，还有舍肌肤之外的服用之物的，包括舆服。如《南齐皇太子解讲疏》：“乃敬舍宝躯，爰及舆冕自缨以降凡九十九物。”有舆有冕。参看同书，第239页中栏。
(42)《隋书》卷一○《礼志五》：“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
(43)最近邓小南先生对宋代“祖宗之法”的出色剖析，也提供了一个清晰区分“说法”和“做法”的很好范例。对“祖宗之法”的各种标榜，都不意味着那一定是祖宗的真实政治行为。《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尤其第13-17页。
(44)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章第5节“官阶制与南北朝隋唐制度源流问题”。
(45)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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