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基斯坦论文,反恐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里夫2013年5月出任总理以来，巴基斯坦的反恐战略已经历三次调整。“9·11”以来，巴基斯坦一直是重要的反恐国家，对地区及国际安全走势影响深远。关注巴反恐战略的调整，有助于了解巴国内恐情风向，亦可探寻地区乃至国际反恐走势。本文将讨论巴反恐战略调整的内容、特点，分析该战略调整的动因及前景。 “9·11”事件后，南亚迅速成为国际恐怖活动中枢，巴基斯坦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成为其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毒瘤。“9·11”至今，巴基斯坦全国死于“反恐战争”的人数高达5万，经济损失达800亿美元。①在穆沙拉夫和上届人民党执政时期，反恐都是政府执政的核心重点。谢里夫第三次当选总理后继续将反恐作为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开启反恐新政，因应形势三度调整反恐战略，且调整的幅度大、速率快，引发巴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巴基斯坦的反恐战略调整体现出日益积极的反恐思路，新战略对既往战略有“颠覆”，也有延续。巴反恐战略第一次调整是从谢里夫上台至2014年6月，在此期间谢里夫推动与“巴塔”和解，双方共进行了两轮和谈。首轮和谈始于2014年2月初，这轮和谈为间接谈判，巴政府组成总理顾问伊尔凡·西迪基(Irfan Siddiqui)等四人谈判委员会，内政部长乔杜里·尼萨尔·阿里·汗(Chaudhry Nisar Ali Khan)参与协调。“巴塔”并未派出自己人员，而是指定5名宗教和政治领袖组成谈判委员会帮助谈判，后因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Imran Khan)与伊斯兰神学会领导人穆夫蒂·基法亚杜拉(Mufti Kifayatullah)不愿加入，该委员会减为3人。双方2月6日于伊斯兰堡正式开启谈判，并达成“停战”的初步协议。第二轮谈判为直接谈判。双方于3月5日在北瓦济里斯坦展开直接对话，巴政府此间组建了新的谈判委员会，由中央政府、军方、三军情报局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政府等多个代表组成，“巴塔”派遣旗下“舒拉委员会”成员参与。但双方在释放“巴塔”囚犯和在南瓦济里斯坦建立“和平区”等条件上并未谈拢，最终不欢而散，“巴塔”遂于4月中旬宣布取消“停战”协议，和解名存实亡。第二次调整是2014年6月开启军事打击行动。和解夭折后，政府打击“巴塔”的构想逐步提上日程，而“巴塔”也不断制造恐袭挑衅政府，巴政府“忍无可忍”，巴军于2014年6月15日发起“利剑行动”围剿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巴塔”以及“基地”组织、“东伊运”和“乌伊运”等外籍恐怖势力。第三次调整是从2014年12月底起，巴政府进一步深化打恐行动，并制定多种其他非军事措施综合治恐，行动范围由北瓦济里斯坦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扩展至巴全境，打击对象扩展至一切恐怖分子。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三轮调整，实现了手段从和解到军事行动、态度从保守到积极的转变。其中，第三次调整是对首次调整的“颠覆”，两者是截然相反的战略，体现出政府的不同思路和用意。和解重在“招安”，以对恐怖分子进行某种让步以换取和平；军事打击意在消灭恐怖势力的有生力量，以震慑的高压谋求稳定。巴反恐战略从和解到军事打击的转变，并非对原有战略的简单精进和改良，而是大刀阔斧的彻底纠正，实现反恐路径、模式及手段等方面的根本转变。第三次调整是第二次调整的延续和深化，打击的力度和广度均有所增强，且实现了从单一打恐到综合治恐的提升。 其次，反恐战略调整既是主动求变，也是被动应急。在谢里夫的反恐战略调整中，和解战略可谓深思熟虑、谋划已久。与“巴塔”和解是谢里夫既定策略，他早在竞选期间就表示“枪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②而“巴塔”也与谢里夫形成默契，竞选期间较少在谢的“老巢”旁遮普省闹事。谢里夫上台后，“招安”“巴塔”之心更为迫切，以图借此塑造稳定的安全局势，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同时，谢还寄望借助与“巴塔”和谈的经验，为解决俾路支斯坦分离主义问题做准备。③因此，谢大力推动和谈。然而，谢胜选后却面临将个人意志转换为国家命令这一大难题。因为许多人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最大反对党人民党和军方都难以接受与恐怖分子和谈，人民党前总理贝·布托就是在2007年10月竞选集会上遭“巴塔”袭击身亡，与“巴塔”有血海深仇；而打恐是军方核心利益，此前已打恐多年，和解策略实际上是在扇军方耳光，反衬出多年来的打恐成效不大。为此，谢上台后借选举大胜、在议会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优势，积极寻求各政党的支持。2013年9月9日，谢主持召开全国政党大会，与会代表就与“巴塔”和谈达成了一致。同时，谢里夫还与军方积极沟通，2013年11月挑选拉希勒·谢里夫接替吉亚尼成为新一任陆军参谋长，以期最大程度争取军方对和解的支持。巴政府与“巴塔”的两轮和谈因此得以顺利开始。反观军事打击战略，虽有和解夭折之因，也由于“巴塔”疯狂作恶、接连制造两起恶性恐袭案。一是2014年6月8日深夜，“巴塔”伙同“乌伊运”，派遣10名恐怖匪徒身穿机场安保人员制服，携带自杀式背心炸弹、手榴弹、机枪、火箭筒等武器，分两路进入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搞袭击，最终造成28人死亡，影响恶劣，令巴朝野震惊。二是2014年12月16日，为报复巴军围剿，“巴塔”袭击了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省会白沙瓦一所军事管理学校，造成至少14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学生，并有数百人受伤。此事引发巴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军方、反对党和民众打恐的呼声高涨，谢和解战略备受质疑，国际社会也对巴安全局势持悲观态度，谢里夫在巨大压力之下遂即刻出台相关打击策略。 再次，新反恐战略的军事打击力度之大较为罕见。在第二次调整中的“利剑行动”及第三次调整中的深化打恐，均突破了巴军以往的打恐力度。一方面，“利剑行动”出动大量兵力，围剿恐怖分子的“最后巢穴”。巴军初期共出动了1.4万～2万军队，后期扩大到3万人；④采用了三层攻击模式，先是动用战斗机以及大炮轰炸恐怖分子据点，接着出动地面部队进行立体式扫荡，再清除恐怖残余和暴恐设备，对恐怖分子形成了巨大的震慑。巴政府官员表示，整个“利剑行动”将持续至2015年年底。⑤同时，“利剑行动”的主要进攻地点为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这一点在军事上意义重大。“9·11”以来，巴军剿恐多次，已先后进剿恐怖分子藏身的巴联邦直辖部落区(FATA)七大部落区中的六个部落，仅有北瓦济里斯坦未遭围剿。其主要原因是，北瓦济里斯坦为巴地方武装“巴哈杜尔派”和阿反叛武装“哈卡尼网络”的主要藏身之地，“巴哈杜尔派”是巴地方暴恐豪强，因其头目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尔(Hafiz Gul Bahadur)得名。巴哈杜尔早年曾加入“巴塔”，因与“巴塔”首任头目拜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争权、在“巴塔”发展路线问题上发生分歧，后退出“巴塔”，自立山头。该组织反美西方却不反政府，与政府签有和平协议。“哈卡尼网络”反美反阿，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与巴基斯坦军情机构来往密切，巴政府将其视为巴的“战略资源”，暗中对其加以扶持以拓展自身在阿富汗的影响。“巴哈杜尔派”、“哈卡尼网络”又与“巴塔”、“基地”组织、“乌伊运”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些恐怖势力在其他部落区遭受打击后，纷纷逃往北瓦济里斯坦，在“巴哈杜尔派”和“哈卡尼网络”的支持、庇护下营生，并乘机新建暴恐网络和返流原有据点及巴境内其他地区，大搞恐袭报复活动，使巴国内安全形势难以好转。此前，巴军既不愿打击与之有联系、可加利用的暴恐武装，又不愿捅马蜂窝，以免遭到恐怖组织的群起报复。巴军此间围剿北瓦济里斯坦，足见巴政府反恐的急切心情和巨大决心。 另一方面，巴第三次反恐战略调整后开始进行“无差别反恐”，这是巴反恐战略的重大突破。“无差别打恐”即打击所有的暴恐分子。此前，因巴境内极端势力多样，巴政府多年来奉行的是选择性打恐，重点打击“巴塔”派系中的极端派别，对其余多数则又打又拉、或暗中扶持施加影响，以便在地缘争夺中维护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在第三次战略调整中，巴政府宣称将放弃“选择性打恐”策略，不再区分“好巴塔”与“坏巴塔”，“哈卡尼网络”、“虔诚军”等以阿、印为恐袭对象的极端暴恐组织也成打击对象，力图剪断巴境内错综复杂的暴恐网络。⑥2015年2月初，巴禁止与政府一直来往密切的“哈卡尼网络”和“达瓦宣教团”等10暴恐组织在巴国内活动。⑦ 最后，新反恐战略综合施策，注重从源头上根除恐怖主义。巴境内恐怖主义成因多样，单纯的军事打击显然无法同时治标、治本。巴第三次反恐战略调整除深化打恐、稳定安全局势外，还格外强调利用其他手段反恐、治恐。一是组建反恐特种部队，加大惩恐力度。巴将组建一支5000人的反恐部队，在首都和4个省各部署1000人，军方负责培训；对恐怖分子恢复死刑，将有500多名恐怖分子被处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恐严打，已拘留2000多名暴恐分子，将5000多人列入恐怖黑名单。二是修宪、设立军事法庭。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第21修正案，新建军事法庭审理涉恐案件。该法庭期限两年，由军方全权领导，可对涉恐嫌疑人进行快速审判，有助于改善司法系统反恐不力的现状。此前，暴恐组织常威胁、恐吓法官和证人，法庭缺乏司法保护，导致证人惧怕出庭、法庭不敢宣判。三是清除恐怖分子的伪装和外衣。为此政府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在巴国内成立武装组织，取缔任何名义下运营的非法机构，严打各类改头换面的极端组织；加强网络媒体管理，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网络和媒体进行宣传；严管清真寺，打击清真寺内的各类非法传教活动，在旁遮普省等地对与武装分子有牵连的宗教学校采取军事行动。再就是对联邦直辖部落区进行改革，包括司法改革、行政改革，促进部落区发展，安置流亡他地的平民返回家园，并遣返该地的阿富汗难民，以期消除滋长暴恐的土壤。 巴基斯坦政府短期内频繁调整反恐战略，是由其特殊国情、恐情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和谈策略存在天然硬伤，注定难以成功。巴国内存在与“巴塔”和谈的社会基础，如谢里夫一直积极推动，“正义运动党”和一些宗教政党也曾经同情“巴塔”。但是，鉴于“巴塔”的结构条件和漫天要价，和谈最终只能是走过场。一方面，“巴塔”在组织体系上为伞状联盟，麾下多达几十支暴恐武装加盟，但加盟力量各成体系、行动自主，“巴塔”统治全凭领导人个人威望与部族支持来维系，内部难以形成统一声音。“巴塔”成立至今已经历三任头目，前两任头目拜图拉·马哈苏德和哈基拉·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为堂兄弟，均出自南瓦济里斯坦最大的马哈苏德部族，在“巴塔”内部有很强的根基，故两任马哈苏德的控制力较强，“巴塔”彼时有较强的凝聚力。自哈基姆拉·马哈苏德被美击毙后，“巴塔”内部一度就新领导人选问题发生内讧，最后当选的是并非出自部落区、常年躲在阿富汗北部的法兹鲁拉(Maulana Fazlullah)。法兹鲁拉的势力活跃于部落区以外的斯瓦特和阿富汗北部，他上台后控制力明显不足，“巴塔”内部对和谈心生异议、几大分支纷纷自立门户，故谁作为代表与政府谈、谈了是否有效皆成疑问。 另一方面，“巴塔”要价太高，并不真心对待和谈，仅将和谈作为获利的工具和手段。首轮谈判中，“巴塔”要求释放麾下头目、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巴军完全撤出部落区以及美停止无人机攻击并赔偿相关损失等。在第二轮谈判中，“巴塔”仍要求释放700多名被关押的“巴塔”成员，并在南瓦济里斯坦马哈苏德部族的两大聚居地建立“和平区”，巴军撤出该区域，“巴塔”成员可在此自由活动。巴政府显然无法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如实施伊斯兰教法、建逊尼派神权国家，有违巴宪法；要美停止无人机攻击的要求，需要巴政府与美国交涉，难度较大；如在南瓦济里斯坦建“和平区”，该地恐又将重新变成暴恐天堂。此外，即使巴政府与“巴塔”达成协议，“巴塔”能否遵守仍成问题，因为协议难以约束“巴塔”，后者毁约成本低，有过得了好处又作恶的不少先例。此次首轮和谈中，“巴塔”与政府签有“停战”协议，但其仍“任性”搞恐袭，先是边打边谈，后则直接撕毁该协议。 其次，巴基斯坦国内恐情失控，巴政府须强力维稳。谢里夫上台后，巴恐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在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院”公布的全球恐怖指数中，巴基斯坦的恐怖指数高居世界第三位，2013年因恐袭死、伤人数较2012年增加了37％、28％。⑧而在“南亚情报评估网”关于巴基斯坦恐怖袭击的统计中，2014年因恐袭伤亡人数从2013年的5379人升至5496人。⑨巴境内暴恐势力大搞恐袭，加倍报复，安全局势恶化加重。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巴塔”强硬应对围剿。一方面，“巴塔”在部落区混迹于民，利用游击战骚扰军警，大肆袭击机场、炸毁铁路、血洗军办学校、引爆清真寺，活动范围大幅向部落区外的巴北部、西北及阿境内扩展，在巴境内更是全面开花，巴恐声鹤唳。2014年6月“利剑行动”以来，巴发生约400起暴恐案件，近5400人伤亡。⑩另一方面，“巴塔”分化变异，极端派别制造更多恐袭。“巴塔”几大重要派系“旁遮普系塔利班”、“马哈苏德派”、“自由党”和“真主军”先后自立山头，各分支间争强夺势，加剧巴安全乱局。巴近年来重大暴恐案件，几乎都由它们制造。2014年11月2日晚，巴旁遮普省靠近印巴边境的瓦格赫口岸遭“人弹”恐袭，至少5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自由党”宣称对该案负责。2015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城市希卡布尔一什叶派清真寺遭特大恐袭，造成至少61人死亡。“真主军”为该案幕后黑手。其二，“基地”组织蛰伏起势，加速从巴境内向外扩张。“基地”组织躲藏巴部落区多年，“利剑行动”后加紧自救。一方面，“基地”组织云集巴阿边境，搭建暴恐走廊。“基地”不断勾连“巴塔”和“乌伊运”等加速向阿富汗转移，已在阿北部的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建营地，并向阿东部扩散，并乘机迂回作案，加剧巴阿边境的复杂形势。阿富汗政府官员透露，2015年1月至少有400名与“基地”组织相关成员入阿。(11)另一方面，“基地”建立分支，将巴作为主攻目标。2014年9月3日，“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发布视频，宣布在印度次大陆成立新的分支，威胁将把“圣战”带到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将会在印度半岛实行“沙里亚法”，并“升起圣战旗帜”以“粉碎”将该地区伊斯兰教徒分隔开来的“虚假边界”。(12)该分支成立后，为显示能力、扩大影响，千方百计在巴境内肇事。该分支组织成立当月即杀死巴陆军准将卡德里(Qadri)，并试图劫持巴军舰。其三，突厥裔暴恐势力“抱团取暖”。“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与“东伊运”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逃往巴阿，“9·11”后藏于巴部落区，是此次“利剑行动”打击的重点。它们不仅与“基地”合建营地搞培训，还与“巴塔”共组“突厥塔利班”，在巴境内发动突袭。2014年6月8日卡拉奇国际机场遇袭一案就由“乌伊运”与“巴塔”联手为之。同年8月15日，“乌伊运”再度袭击奎达一空军基地。 再次，巴军、政之间的地位此消彼长，促使反恐战略重心发生变化。印巴分治时巴基斯坦实力逊于印度较多，不安全感强烈，遂将提升军事实力作为抵抗印度的重要手段，军方自此成为巴安全保障，在国内政治中地位举足轻重。巴军政关系向来不睦，巴建国60余年，军方曾四度兵变，执政时间长达30多年。巴军方自诩为“国家保卫者”、“现代化引导者”，鄙视传统政治精英，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顾国家利益。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且巴军自己拥有商业集团、教育系统等一系列社会机构，形成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加上掌握巴安全及外交权，敌视印度、严厉打恐和影响阿富汗是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谢里夫初期的和谈战略，实际上与军方利益有悖。同时，谢里夫与军方素有恩怨，谢1999年任总理时正是被其一手提拔的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通过政变赶下台而流亡沙特的。谢不愿军方权力过度膨胀，试图加以控制。军方需要打恐，谢里夫主张和谈，巴反恐策略之争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军政之争。谢在2013年5月大选中独获半数以上席位，后选出其幕僚马姆努恩·侯赛因(Mamnoon Hussain)任总统，再由侯赛因任命大法官，谢里夫控制力可谓超强，因而在初期的军政关系上颇为强势。谢此时压制住军方默认和谈策略，并不顾军方反对参加印度总理莫迪的就职典礼，还越级提拔拉希勒·谢里夫为陆军参谋长。后来，和谈策略无功而返，“巴塔”到处搞恐袭，民众对民选政府反恐不力的失望情绪日涨；拉希勒羽翼也逐步丰满，军方打恐策略得到更多响应。加之自2014年8月16日起，巴国内两大反对党——正义运动党和人民运动党在伊斯兰堡发起反政府的万人大游行，要求谢里夫辞职，局势存在失控的危险。谢里夫迫不得已邀请军方出面，军方在协调反对党与谢里夫的矛盾中出尽风头，有媒体甚至称军方在此期间实现了“软军变”(13)，谢里夫开始受到压制。自此，军方打恐顺理成章，巴反恐策略不断朝着有利于军方利益的方向演变，军方从“利剑行动”及建立军事法庭等新政中逐步掌握巴打恐主导权。 最后，与阿富汗关系改善为巴打恐提供了空间。巴阿之间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谓唇亡齿寒。巴部落区毗邻阿富汗边境，两侧同为普什图人，同源同宗，巴阿两国恐怖分子常跨境流窜，增加了打恐的难度。“巴塔”等巴境内暴恐组织常年在巴阿边境活动，一旦遭受围剿便逃至阿境内，使得巴军围剿效果大打折扣。“巴塔”现任头目法兹鲁拉早年遭受巴军打击时就躲藏在阿北部，据信现在仍躲在阿境内遥控指挥“巴塔”在巴活动。因此，若缺乏阿富汗在边境另外一侧的“拔刀相助”，巴打恐行动难有实质进展。但是，阿富汗上任总统卡尔扎伊执政时期奉行亲印疏巴政策，其对两国现行边界“杜兰线”表示不满，与巴多次发生龃龉。卡尔扎伊还认为，巴暗中支持阿富汗塔利班、为阿暴恐分子提供庇护所，导致阿境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故巴阿反恐合作停滞不前。阿富汗新总统加尼上台后，明显亲巴疏印，双方反恐合作迈上新台阶。因为加尼对巴有需求，希望加强与巴的反恐合作、管控巴阿边境，巴压阿富汗塔利班参加和谈，以稳定阿富汗局势，促进经济发展，赢取民心和夯实执政根基。阿的配合及合作增添了巴深化打恐的信心。巴白沙瓦军事管理学校恐袭事件后，谢里夫称将与阿富汗共同打击恐怖分子，巴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迅速赴阿商谈反恐合作，就捉拿躲藏在阿的“巴塔”头目法兹鲁拉和阿在巴阿边境另一侧打恐等事宜进行沟通。(14)目前，双方已就反恐合作展开多轮磋商，并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如巴向阿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陆军武器装备、双方严管边境且在边境两侧共同打恐以及情报互享等。 显然，谢里夫执政以来的反恐战略大调整，意在实现反恐斗争的新突破，以求减轻甚至治愈巴恐怖主义这一顽疾。然而，调整后的巴基斯坦反恐新政虽收到一定成效，如“利剑行动”以来，恐怖分子被大量击毙，但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且由于牵涉因素众多，或有可能难以持续地实质性推进，前景并不乐观。其原因有多个方面。 其一，巴基斯坦不会放弃其“战略资源”，难以全力进行“无差别反恐”。巴“选择性打恐”政策是由其综合国力、地理环境和安全感知等因素决定的，短期内难以改变。印巴分治后，巴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战略纵深不足、实力差印较多，面对印度的不安全感强烈。印巴分治后共爆发三次战争，在实力对比为弱势的情况下，巴从第一次印巴克什米尔战争起支持伊斯兰极端武装搞“代理人”战争，后逐步支持“虔诚军”等涉克什米尔武装牵制印度。同时，巴在地理上处于印度与阿富汗之间，为防印阿走近而使自己受到东西夹击，以及保持对阿影响力，巴一直与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等涉阿暴恐武装来往密切。如今，印巴关系没有实质改善、边境冲突时起，阿和平进程也未有大的突破，巴显然难以放弃对极端武装的支持。这在巴此轮打恐行动中有所体现，巴“利剑行动”中有证据显示巴政府曾释放风声，放跑大量相关恐怖分子。北瓦济里斯坦一名部落长老就表示，在“利剑行动”前夕，恐怖分子收拾行当，骑着摩托离开。(15)谢里夫的国家安全与外交顾问萨尔塔杰·阿齐兹(Sartaj Aziz)曾表示，巴基斯坦没必要对付所有的恐怖组织，打击反政府的就够了。(16)一旦巴无法进行“无差别打恐”，其国内错综复杂的暴恐网络就难以剪断，巴反恐成效就会被稀释，“巴塔”等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其二，阿富汗或难以全力配合巴打恐。一方面，阿难以管控阿巴边境。阿巴边境全长2460千米，约有152条通道，目前有条件管控的只有3条常走通道；两国边界线在许多地方穿村而过，且英国殖民时期即在宪法里规定：允许杜兰线两侧的部落民不用证件可自由往来，边民不需要持有有效证件即可往来阿巴两地。日均往来两地的人员过去仅300～400人，主要参加日常与宗教活动，但近年来高达2万人左右，因为两国边界地区往来的便利遭到滥用。阿巴两国都缺乏对往来两地人员的跟踪、监控能力，更缺乏数据及数据分析，不知道这些往来人员的去处、目的等。在这种情况下，巴境内恐怖分子可利用边境逃脱打击，甚至养精蓄锐、迂回境内作案，给巴的打恐行动增添难度。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安全的首要任务为国内维稳，难以抽出太多兵力援巴打恐。2015年1月1日起，阿国民安全部队接管阿全境防务，阿军维稳压力陡增，在与“阿塔”对峙中伤亡不小。据统计，2014年阿警察阵亡人数翻了近一番，达到3200人；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阿军阵亡达到1400人。(17)此外，阿军战斗能力明显不足，尤其在空中支援、情报搜集分析、特种作战及后勤补给保障等方面长期有赖于美军支援。随着美军撤出，美军对阿军的作战支持也大幅减少，短期内阿军战力建设难有重大进展，独立作战能力令人担忧。2015年4月24日，“阿塔”发动代号为“决心”的“春季攻势”，令阿局势雪上加霜。 其三，“伊斯兰国”开始在巴国内兴风作浪，巴难以同时妥善应对国内外新、老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谢里夫的反恐新政主要应对国内恐患，而目前“伊斯兰国”在巴加强渗透，已对巴构成严重威胁，恐牵涉巴政府反恐精力。“伊斯兰国”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招募成员搞恐袭。“伊斯兰国”视巴为构建“哈里发帝国”的重要据点，专派招募团寻求支持。有报道称“伊斯兰国”在巴拥趸过万，巴多地出现“伊斯兰国”宣传册和“黑色大旗”。(17)“伊斯兰国”在俾路支斯坦省活动频繁，还试图袭击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军政目标。(18)二是建分支结同盟。“伊斯兰国”2015年1月在巴部落区推动成立“呼罗珊分支”，并于2月初与“巴塔”、“伊斯兰军”和“自由军”结为军事同盟，四方成立军事委员会，进行人员交流和武器互补，携手在巴搞大案。三是挑唆教派冲突。“伊斯兰国”的教派色彩浓重，视什叶派为异端，主张以“圣战”处死异教徒。巴国内素搞教派恐袭的“简戈维军”和“真主军”均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随“伊斯兰国”威胁加剧，若巴在“伊斯兰国”与国内恐患间处理不当，或将面临顾此失彼、首鼠两端的尴尬局面。 其四，巴反恐受军政关系不睦的冲击较大，受偶发事件影响多，存在变数。纵观巴多年的反恐历史，国内军政双方反恐分歧较大，实行何种策略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博弈和妥协。民选政府更倾向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加大惩处力度，以及与恐怖势力达成协议等方式平乱，以期创造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只有到局势无法控制，才交由军方打恐维稳。军方则主张军事围剿，要求政府加大军事投入，以垄断反恐壮大实力，且不愿承担军事打击失败的后果。未来，军政关系走向将对巴反恐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巴反恐缺乏高远的战略考量，具有明显的应急色彩，易受意外事件干扰。如巴军事行动多“临时起意”，或因安全形势恶化，或为军事目标遭袭的“复仇行动”，巴此轮反恐战略调整就与卡拉奇国际机场及白沙瓦军事管理学校遭袭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巴军常能快速围剿，却并无清剿后的长远规划，仅能将恐怖分子赶跑，无法“斩草除根”，且无法进行有效管理，扰民而不受欢迎，恐怖分子不久即卷土重来。因此，反恐效果难以持久，以致经常需要另出新策。 鉴于巴基斯坦对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性，其反恐战略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影响到巴国内、地区及国际反恐局势的走向。在巴目前对于恐怖主义的高压态势下，“巴塔”等恐怖分子被打散、打跑，或引发恐怖分子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巴有可能陷入新一轮打击—报复的恶性循环，国内不安局势有可能加剧。同时，随着“巴塔”、“乌伊运”和“东伊运”等恐怖主义组织的大量成员逃往阿富汗，甚至回流中亚和中国等地，地区暴恐勾联的趋势或将增强，地区稳定亦将受到威胁。此外，“伊斯兰国”对巴的渗透增加了中东和南亚暴恐势力的联动效应，中东和南亚两大国际恐怖力量中心开始呼应，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局势趋向复杂化，巴阿等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务必做好更多的应对准备。 注释： ①“Pakistan Suffered 50,000 De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