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上海论文,青少年论文,都市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辍学”在空间的意义上，似乎只是与老少边穷地区紧密关联，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有关老少边穷地区儿童的失学问题，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大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问题则很少进入这些影响广泛的针对辍学问题的社会运动过程的视野。人们一般认定，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辍学问题不再是城市社会里需要社会动员来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大都市里的辍学问题的存在，却丝毫没有因为人们的如此美好设想而消散。
以上海为例，探讨以下问题：大都市辍学青少年的状况如何？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偏离社会的一般规范离开学校走上辍学的道路？辍学青少年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他们的日常行动的？如何因应国际化大都市里的青少年辍学现象？
没有贫困的辍学
远离了贫困的大都市，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为何依然存在？是什么因素在与《义务教育法》抗衡，生硬地将学龄青少年从学校生活中剥离？
1.教育过程的“合理化”与青少年辍学
当下的中小学教育，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其素质教育的一面，其作为一种选拔性的精英式教育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尽管中考、高考的录取率已有非常显著提升，但是，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无不有重点非重点之类的高低等级之分。倘若不能进入重点中学，意味着将来考上大学、特别是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将显著降低；倘若不能进入大学，特别是不能进入重点大学，学历社会的运作逻辑将把毕业生生硬地边缘化。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学校教育的评价体系顺理成章地将分数、升学率置于重心。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学历的意义不变，大中小学的等级之分不变，以追求分数与升学率为目标的教育过程就将延续，学校教育的合理化过程也不会停止，教育将培养人的职能异化为制造机器的现实也将延续，学校便会一如既往地成为“肉类加工厂”。
但是，青少年并不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鲜活的人。教育过程的合理化，正冠冕堂皇地将一部分青少年赶离本该属于孩子的天堂的学校。在失去贫困这个变量之后，教育过程的合理化不光彩地成了为大都市里辍学问题的源头。我们不能苟同那种将都市辍学青少年的原因归咎于个体心理的疾患的解释。所谓的“个体心理疾患”，其实质是不合理的教育过程的产物。更直接地说，对于很多辍学青少年而言，并不是他们想离开学校，而是学校与现存的教育体制将他们无情地驱赶出学校的大门。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个案A的两次可能辍学经历：
个案A（男生，上海人，初一），A的身体壮实，爱打篮球，上课较随意，作业常常不交，学习成绩属班级倒数，平时较散慢，对老师的批评不是顶撞，就是沉默不睬。班主任认为，A是个品学兼差的后进生，又与别班的后进生做朋友，家长又不配合教育，只有去工读学校才能解决问题。
开学前一天，学生返校领书、交寒假作业，A的《读后感》未做。班主任（女，语文教师）在全班面前批评他，对他说：“你该去新晖中学（原工读学校），怎么还赖着不去呀！”，还打了他“头塔”，这使A自尊心受到伤害，回到家大哭一场，对他母亲说：“我恨不得杀掉她”，并表示不想上学了……他认为，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学习成绩也不好，但并不是班中品学最差的。现在，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说的那些刺激他的话和打“头塔”，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觉得老师是存心要“做”他，他即使再努力也是没有希望了，因此就不想上学了。A还谈到，从小学到中学，绝大多数班主任老师都经常骂他、罚他，有时打“头塔”，差不多都是为了学习成绩问题。
心理辅导老师从比他高一年级的优秀学生中，找到一位也是离异家庭的女生小王同学与他交往，帮助他消除不良情绪，改善其人际交往的不利状况。A开始在一些学科的课堂表现和交作业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他主动要求小王同学在暑假里帮他补课，从“厌学”到“要学”，这是自信恢复的信号。在暑假期间，A真的开始用功了，由于小王同学的介入，本来枯燥的学习变得有趣了，懒散的学习作风和生活习惯开始改变了。正当他满怀信心进入初二新学期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凉水。学校决定将包括A在内的各班品学最差的十二名学生（包括单差生）单独编一个班。理由是搞“分层递进”的实验，并配备了一名班主任。开始时，A常常在这个班中因表现好、成绩好受到班主任表扬，并且期中考试成绩成了这个班的第一名，但是时间一长，这批后进生的消极面所产生的合力开始显现。正常的教学进度不能完成，基本教学要求不能达到，课堂纪律不能保证，使A与原来班级同学的学习差距拉大了，更由于小王同学面临初三毕业的关键时刻，抽不出较多的时间为他补课，这些多少给他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了他的自信心。最后通过期末考试，A与其他三位同学仍然凭借自身努力，以这个“实验班”的最好成绩被调回原来的班级。于是他又面临这样的选择：继续苦苦追赶，却绝无可能赶上，如果努力的结果仍是失败，他还会具有自信吗？或者停止追赶，过一天算一天；或者另外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他会如何选择呢？
A“作业常常不交……平时较散漫，对老师的批评不是顶撞，就是沉默不理解”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差生”的行为方式。A为何这样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A的第一次要求退学，与后来的可能退学的原因都非常明确。一方面，是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对A的批评与体罚使他第一次“表示不想上学了”。显见的是，除了批评与体罚外，班主任还有劝A离开现在的学校并去工读学校接受“再社会化”的历史。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调查多次表明，不少辍学青少年（比如下文将要提及的个案D）在学校读书时，都曾经被校方建议去工读学校。这个建议，说到底，实际上是试图将校方眼中的“差生”赶出学校的大门。调查中，一些社区民警对此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学校推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追求升学率的结果，是非法剥夺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力的违法行为，可能葬送很多孩子的前程，因为现在的工读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教育人，而是在培养罪犯。另一方面，是学校所谓的“分层递进”的实验使A的学习环境恶劣起来，并面临着又一次可能退学的选择。这种隔离式的教育实验，人为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粗暴地给一部分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并剥夺了其享受正常的教育氛围的权利，进而剥夺了部分学生的就学动机，让他们感觉学校生活索然无味，并产生辍学想法。显然，原本并不是A自己想退学不读书，而是班主任与学校的教育实验逼迫A离开学校。成绩差的学生的离校，意味着在计算升学率的时候，“分母”被自然地缩小了，升学率因此非常容易地得到提高。
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将A的两次可能辍学的责任归咎于班主任及其所在学校。行动者的行动总是相嵌在一定社会情境中的。在某种意义上，个体的行为实际上是由其所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事实上，班主任的行为也是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进行的。若非以升学率与平均分为考核重心的评价体系的存在，班主任并不一定会如此粗暴地愤怒地对待A，更不会残忍地建议A去工读学校，毁A前程；学校也不会搞所谓歧视性的“分层递进”实验。班主任在面对A时的行动方案与A所在学校的“分层递进”实验，都是选拔性的精英式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模式的变革，又决不是A的班主任及其所在的学校所能主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远离了贫困侵袭的都市青少年的辍学，实际上是现行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2.父母离异、家庭教育失位与都市青少年辍学
父母离婚之后，孩子的去向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归父母中的一方，并且父母不再婚，孩子进入单亲家庭；二是归父母中的一方，但父母再婚，孩子进入再婚家庭；三是被父母抛弃，孩子由其他家庭或社会机构抚养。孩子成长环境的如根本改变——从出生家庭向单亲家庭或再婚家庭的转变，从亲生父母共同担负教育职责向父母中的一方单独承担教育责任或者无人承担教育责任的转变——将给其受教育过程带来很大风险。现实中，父母的离婚往往成为孩子教育失败的代名词。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里，父母在解除婚姻时，如若不能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作出妥善有效的安排，常常会使得孩子中断自己的学业。
个案B的经验，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有关于此的理解。
个案B（女，1986年生，上海人）8岁那年父母离婚，她和爸爸住在一起。一天晚上，她怕爸爸打她，逃出去找妈妈，可妈妈也不在。当年，B留了一级，再后来是退学。她的理由是“讨厌别人骂自己留级生”。爸爸被人骗走十几万元后，开始吸毒，把住房租给别人，换钱买毒品、B无家可归。至于妈妈，已不知去向。就这样，B没有监护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住所，没有学上。6年来，B一直在社会上“混”，搭识了一大帮同龄朋友，有钱就去游戏机房玩通宵；要是没钱，大家就睡在人民广场的石凳上过夜。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B就去陪客人喝酒。B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年纪最大的超过她爸爸。“我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有地方住。”B说……去年她吸过一次毒，想安静地死去，可被朋友救了回来。
1998年，B的邻居向居委会反映，有这么一个适龄孩子辍学了。居委会将她安排在地区某小学2年级试读，而这时她已经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比班上同学高出大半个头……B在校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逃课，从来不交作业，后来还发展到偷同学的钱。其他家长怕B带坏自己的孩子，联名强烈要求将她调出这个班级。后来，这所小学的教导处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学生(B)由于长期弃学，心理上发生较大变化，沾染了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组织纪律松懈，严重违反课堂纪律。上课不认真听讲，随意旷课，还影响周围的同学。前不久班级进行教学单元测验，她数学成绩只得了15分。”街道有关单位就此做出处理意见：“该学生情况特殊，建议暂作休学处理为妥。”B的求学生涯不到一个月便再次中断。
这是一则有关父母离婚与孩子辍学之间逻辑关联的经典个案。父母的离婚，导致B家庭环境的巨变，更使其失去了一个获得有效的家庭教育必须的条件。父母亲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失位，是父母离婚后的孩子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害怕父亲的打，B决定去寻求母亲的慰藉，这是一般孩子的通常行为模式。可是，B的母亲却“不知去向”。她无法享受到一般孩子能够感受的家的温馨，得不到一般孩子在社会化历程中都能得到的来自父母的关爱与抚育。显然，B的遭遇并非不具有代表性。B所以不敢回与自己住在一起的父亲那里，是因为经验告诉她，父亲脾气暴躁。而暴躁则是离婚后的离婚者的通常行为。在离婚之初，任何一位离婚者都无法如离婚前那样心平气和。他们的心理、精神遭受重创。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身体健康方面，还是在行为表现上，或是对情绪的影响方面”，人们在离婚前后都有显著性差异。离婚的负面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离婚当事人的孩子，无论跟随父亲还是由母亲监护，他们首先感受到的将是父亲或母亲由于婚姻不幸所产生的气愤、抑郁、烦躁等消极情绪。他们无法得到正常家庭的孩子经常得到的、也是任何孩子成长必需的精心管教与呵护。他们的监护人在离婚之初仍然沉浸在离婚的余震之中，自然不可能将足够的精力投于孩子的教育。可是，一旦孩子出现差错，刚刚离婚的父母便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处理，这是他们解气的天然通道。
在单亲家庭中，单亲纵有育子之心，亦无育子之力。离婚必须将大量的精力用来解决离婚后家庭经济收入的降低与实际生活困难的问题，单身的父亲或母亲还要应付通常由夫妇两人共同完成的家庭日常事务，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即使他们明确地意识到应该竭力教育好孩子。从B的情况看，在某种意义上，其父在被人骗后的堕落，实际上，是导致B与学校生活进一步远离的直接原因。
父母离婚的孩子还常常成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歧视对象。人们根据经验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是“问题儿童”而把他们排除于其他孩子群之外。一部分教师在课堂上总是把单亲家庭的孩子视作“不可教的破坏分子”。毫无疑问，这样的歧视对父母离婚的子女的健康成长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易在其心理上造成压抑，使其学习受到影响，上课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影响到孩子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从个案B的情况看，其辍学的最直接原因是“讨厌别人骂自己留级生”。显然，B在学校里遭受的歧视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学习。而且，歧视B的，并不只是她的同学，更有其身处的社会。无论是其所在班级同学家长的联名上书、学校教导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还是街道的“处理意见”，无不浸透着我们这个鄙视离婚过程的生活世界对于离婚者及其子女的歧视。对于如个案B这样的父母离婚的青少年而言，这种歧视的结果便是“求学生涯不到一个月便再次中断”。
3.互联网的双刃剑作用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里，你可以随意扮演你想要的角色，不必为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外貌形象而担忧。那份洒脱，那份随心所欲的轻松，是现实生活无法实现的，因而成为吸引无数青少年的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经过许可经营的网吧约有1600余家，规模最小的按规定须有20台以上计算机，规模大的多达100台——200台。另外还有约千余家无证经营的地下网吧。经过多次治理整顿，目前上海网吧总数仍在1500家以上。它们成为辍学青少年打发时光、交友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场所。保守一点估计，网吧每天违规接纳的未成年学生不下10万人次。
网吧的老板尽管把未成年人上网的有关规定高悬在网吧入口的门框上，但是，辍学青少年与他们的互动经验告诉他们，那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应付有关政府部门检查的形式。事实上，这样的检查并不常有，即使有，也并非名副其实。在这里，经营网吧的商人、有关职能部门与迷恋网络游戏、网络聊天的未成年人达成了一种默契。商人逐利，依照市场机制行动：无论你是谁，只要你交费上网，便提供你足够的服务；有关职能部门寻租，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无论网吧业主是谁，只要你提供足够的租金，便给你敞开政策的大门，关于未成年人上网有关规定的出台，似乎只是政府有关部门出于扩大自身权力以牟利寻租的需要；对于终日受到家长、教师与学校制约规范的青少年而言，收费低廉的网吧雪中送炭般地为其提供了完全开放而快乐的活动平台。在这个完全平等而匿名的平台上，年幼的青少年留恋往返，沉浸其中，不少人患上网络成瘾综合症。不少青少年，甚至由此离家出走，中断自己的学生生涯。下面的一则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网络之于青少年辍学的意义。
“‘杨雪’与‘布娃娃’是上海彭浦地区初三的两名同班同学，自去年迷上网络聊天就沉溺在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成了她们精神的寄托，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两个女孩找到了快乐与满足……”
“‘杨雪’与‘布娃娃’都是好女孩，‘布娃娃’是团员，还是语文课代表，在老师和父母眼里，两个小女孩在学校还是比较听话的好学生……老师的评价是：一个成绩中等偏上，另一个稳中有升，出走前的考试成绩还是有进步的。”
“网吧，一个走向神话世界的入口，这两个初三的女孩每周最少要走两三次，从来不曾逃学的‘杨雪’，甚至为上网聊天而逃课，晚上在网吧留恋到八九点。‘杨雪’的母亲曾于晚上9点在网吧揪出沉溺其中的女儿，并狠狠给了她几个耳光，但是迷恋于网聊的女儿并没有因此而清醒……”
“这次她俩是有计划地出走，她们曾在QQ上商议如何在码头相会。‘杨雪’在父母和舅舅处筹得250元，加上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100元压岁钱，拿了几件衣服，其中有还没晾干的。‘布娃娃’一个星期中，每天都穿二三套衣裳出门，秋冬的衣服就这样悄然准备着。10月9日，她俩不辞而别，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线索。”
辍学青少年的生活实际
由于大多数父母与自己辍学孩子的关系紧张，家庭通常难以成为其寻找快乐的港湾。离开了本该在其内的学校，却又够不上法定的就业年龄，大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似乎无处可以容身。已有的社会秩序，容不得这些背离社会时间(Social Timing)的青少年充分地自我发展。更直接地说，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辍学青少年的生存空间其实非常狭窄、非常边缘化。这些尚无独立生存能力的孩童，更多地将他们的身体放置在网吧、电子游戏室、城郊低级旅馆与灯红酒绿的城市街头。他们一起嬉戏，一起“胡作非为”，共同的生活经历迅速地使他们成为同党。
1.从虚拟生存迈向越轨深渊
从当初对学校生活的厌倦开始，到离开学校后的辍学生活，互联网似乎与都市辍学青少年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无论白昼黑夜，人们都可以在遍布上海的网吧中看到闲散未成年人的身影。他们在这里怡然自得地开始着自己虚幻而快乐的辍学生活。少男少女们不知疲倦地在网络的世界尽情地冲浪游戏，尽管困乏写满其稚嫩的脸庞，他们乐此不彼，因为这里没有歧视，没有等级，也没有家长无穷无尽的唠叨抱怨。网吧世界，人人平等。饿了，网吧提供食品；渴了，网吧兼售饮料；困了，网吧里可就地休息。网吧老板的游戏规则非常清楚明确，任何交纳规定上网费的人，不问出处，平等上网；网络世界里“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个人背景信息的隐匿，让辍学青少年深刻感受到了学校与家庭缺乏的人人平等的互动经验；网吧间里其他的上网者，则大多是因为上面的两条原因而来到网吧的，他们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毋庸置疑，对于都市里辍学的青少年，网吧是个温暖充满人情味的家园，让其留恋忘返。
网络游戏、网络聊天（交友）与网吧聚会是都市辍学青少年在网吧里的主要活动内容。对这些活动的过度投入往往具有很大危害。一方面，长期浸淫网吧可能危害身体。大多数“网吧”光线昏暗，空气不流通，而且在夏日高温下十分闷热。有限的空间里人数过多，导致空气浑浊，加之不少人吸烟，网吧空气质量常常很差。而且，长时间用眼、精神高度集中、受计算机辐射危害，对辍学青少年的视力、体力显然不利。另一方面，长期的网络生活，可能进一步将辍学青少年引向与社会规范对立的一面，诱发其犯罪。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总量中，许多带有不同程度的色情内容，尤其在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据图像中，淫秽、不健康的内容占了相当比例。五花八门的“网吧”泥沙俱下，一些见利忘义的“网吧”经营各种非法游戏，大量充斥凶杀和暴力，甚至还有黄色、淫秽图片。而且，网吧汇聚各种人群，不少行为不良人员也混杂其中，对未成年人有着极大腐蚀作用，不少孩子在网吧沾染上了不良习气。置身于如此污浊的环境中，本来就已经与社会秩序不协调的辍学青少年们很难健康成长，以致痴迷其中而不能自拔。普陀人民法院去年判决了一件贩毒案件，被告人谷某刚满17岁。谷某两年前在网吧聊天寻友，结识了有吸毒行为的青年张某，不久与张非法同居，并受张某影响染上吸毒恶习，后来谷在张的指使下参与贩毒，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
未成年人上网，常为“网资”不足煞费苦心，极易诱发违法犯罪行为。下面的个案资料便是关于此的最好例证：个案C，1985年生，上海人，2001年与另两名辍学青少年一起因暴力抢劫在押看守所。C荡在社会上的年数不短。他是游戏机房的“老客户”，每天早上八九时“报到”，一直到晚上七八时才出来，连中饭都在里面吃。他所有的朋友都是在游戏机房里搭识的，大家没钱花的时候，就会去干打架、抢钱之类的出格事。
2.城郊旅馆的群居生活
辍学青少年对自己的父母与家庭大多抱有畏惧、敌视与逃避的态度。他们并不乐意呆在家中，而更愿意与自己的伙伴日夜厮混。住所的缺乏与没有固定收入的现实，让他们委身于城郊低级旅馆。这里相对比较松散的管理与低廉的住金，对他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那里，都市的闲散未成年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不分男女。旅馆生活只是这些已经离开学校的辍学青少年试图回归群体性生活的努力的一部分。下面的两则个案资料，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于此的更好理解。
个案D，1984年生，上海人，1999年读初中预备班时辍学。“在预备班的时候，我并不是个违规的坏学生。只是因为学习成绩差，老师非常讨厌我，总是嘲笑我，恨不得把我送到工读学校去。后来，学校里还‘认真’地建议过我去工读学校。我的成绩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非常反感老师对我的态度。初二时，我决定离开学校。我有自己的一帮朋友。晚上，我们一起住在郊区的旅馆里。旅馆很小，但是很自由，也很安全，不大有人管。我们三男一女住一间。女孩子对我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乱来。住旅馆的费用都是她付，她从家里拿了10000元钱。”
个案E，1984年生，四川人，2002年高中毕业，自己并不是辍学生。“我是今年暑假的时候到上海来见网友的。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都是我那个论坛的。上海人真的很好，他们比我小，有男有女，大部分都是没有毕业就不读书了。我们晚上一起住在闸北的一个旅馆里，白天一般是去上网或者逛街，瞎逛，钱都是他们出的。我们不是坏人，真的不是坏人。”
没有证据表明，在城郊旅馆群居的青少年们都会去犯罪。他们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家庭，单纯地寻找快乐才走在一起的。但是，这里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一方面，如果从家里拿来的钱花完了，又想继续这种旅馆生活，从逻辑上讲，没有收入的辍学青少年似乎只有通过非法手段去获取必要的钱。另一方面，这些脱离了家庭、学校与社区制约的青少年，能否将自己的行动控制在社会秩序之内？城郊低级旅馆所在的社区，其发展常常滞后，居民构成复杂，素质相对低下，犯罪率较高。长期在此生活，辍学青少年势必因为周遭社区文化的影响而走上堕落的不归之路。
3.街角生活
对于中小学生，学校生活的中途废止，其实正是其街头生涯的开始。世界范围内，辍学青少年一直是街角青少年(Street Kids)的主体。街头，是少有的免费的娱乐场所之一，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常常能见三五成群、穿着怪异、嬉闹不止的闲散未成年人旁若无人地玩耍。闪烁的霓虹灯、穿梭如织的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恰到好处地拨动着这些厌倦了学校生活的青少年的心弦。
我们无意为这些青少年贴上粗恶的标签，但是，混迹街头的辍学青少年中确有不少“恶少”。他们无事生非，向着路人开尽恶意玩笑，偷窃“拗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城市社会秩序。
个案F，1985年生，上海人，2001年与另两名辍学青少年一起因暴力抢劫在押看守所。F在1999年退学，闲散在社会上的时候还不满14岁。起初，他跟在年长的“恶少”后面学样，“满师”后纠合一帮同龄“兄弟”，开始在外面自己“混”。年纪越小，做事往往越是随心所欲、不计后果。10个月前，他在一起群殴事件中持刀捅人，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
从个案D、F的情况看，在街角生活中，确实存在容易犯罪的倾向。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保护与制约，这些尚不熟悉游戏规则的辍学青少年常常容易走向与现存社会秩序抵触的一面。
4.家庭内的抑郁寡欢
辍学青少年与街角青少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少辍学后的孩子并没有浪迹在外，而是选择留守在家。这类青少年通常包括两种：一是个人存有心理疾病者，这种疾病不但中断了其学生生活，也使他们不愿意走出家门；二是极少数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如家庭的变故等而中断学业的孩子，他们深知生活的艰辛，诚实地留在家中，孤独度日。
应对都市辍学青少年现象的策略思考
都市辍学青少年与规范性的角色期望相背离，无可奈何也是自然而然地滑向了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都市辍学青少年之所以辍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演进的结果。学校教育只是一种精英式教育，它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的权利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升学。更直接地说，并不是都市辍学青少年自己希望中断自己的学业，而是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迫（诱）使他们背离社会规定，并开始其边缘化的人生历程。
都市青少年的辍学是社会环境的运作使然。这是我们在探寻应对都市辍学青少年现象的策略时的起点。以此观照社会对于都市辍学青少年粘贴上的种种标签，比如“恶少”、“问题青少年”、“游手好闲”等，我们深为这些身处繁华都市里的辍学孩子不平。孩子是无辜的。在坚硬的社会结构面前，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的演变看，辍学这一生活事件的发生，将会对个体今后生活机会的获得产生强烈的制约作用，也将对其整个生命历程的演变产生纵贯一生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还能正常地过青少年的生活？如何才能够减低辍学这一事件对都市青少年的影响？如何才能够最有效地保护那些失去了家庭与学校保护的幼稚青少年的基本生存权利？又如何才能够将那些已经辍学的都市青少年重新融进都市生活的主流秩序之中？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敢苟同于那些主张加强法律对于辍学青少年的惩戒的观点，并坚持认为应该从产生辍学青少年现象的社会结构中去探寻应对辍学青少年现象的策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认为以下的制度建设十分紧要：
1.实现基础教育从“令人生厌”到“让人眷恋”的转变
要改变教师、学校对部分学生的歧视性态度，并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都得到必要尊重，以“应试”为主导的精英式基础教育过程就应该得到有效逆转。基础教育，不仅应该是富有效益的，同时更应是生动的、尊重个性的愉快教育过程，而非使学生感觉单调乏味的令人生厌的教育过程。
其一，在基础教育过程中树立教育的效益观。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地方需求不相适应的痼疾必须得到有效解决，以减少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以及由这一现象引起的学生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厌倦情绪。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划分，使教育内容趋向开放、综合与针对性兼顾，知识与生活技能并重，增强其对学生的吸引力。
其二，继续深化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摆在课程改革方面的中心问题包括：在不增加课程负担的前提下，如何保证课程内容的全面性和相关性；在不损失课程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长远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课程对当前新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环境、健康作出积极反应；在保证内容连贯性和重点突出的前提下，如何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样化的兴趣需要，以发展学生个性；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现实环境里，如何定义核心课程，如何保证所定义的那些基本能力能够切实有效地运用于日后的生活。
其三，继续改进和完善评估与考核办法。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分数已经成为衡量学生学业成绩乃至整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过分强调分数的做法早已被人批判，学生、教师全部围绕分数转，消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扼杀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能力，进而使得一部分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如何确立有效、合理和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使评价成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是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提出的对学生学习进行实质性评价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在长期的教育实验中，阿莫纳什维利对小学低年级采取了实质性评价（无分数评价），实质性评价重在激励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使学生增强信心，找到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的目标。目前在俄罗斯大部分小学1-4年级中多采用评语方法考查学生。总之，如何使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获得最大成功，是建立评估和考核制度应该首先关注的问题。
2.改良高校招生制度，推进中小学教育从工具理性主导到价值理性主导的转变
教育的最基本职责是培养人，而非生产分数。评价一个学校、一个教师优秀与否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良好地完成了这个最基本的职责。关于此，人们并没有太多的疑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界对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讨论已大大拓展了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大家已意识到围绕分数与升学率而进行的教育评估、教育实践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上海，中小学教育的传统性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教育制度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的可怕景况还在延续，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仍在产生。
就中小学教育谈中小学教育无济于事。中小学生的辍学，不仅与中小学教育有关，更受制于高等教育体制的运作实际。由于学历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而高校处于目前的教育链（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终端，因此，从操作的层面看，要改变中小学教育的淘汰式的精英教育的现状，我们可以将视线集中在大学招生制度的变革上。高校招生制度是高等学校联系中等学校、初等学校的链接，这个链接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以促使学生进入高等学校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由于当下的高等学校实行全国统一考试，高考“一考定终生”，中小学教育必然要围绕高考、分数进行。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乏味、单调泯灭学生个性，必然导致青少年的辍学现象的产生。因此，我们坚持认为，要让中小学生愉快地留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而不是厌学、逃学、辍学，根本性的改革应该从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层面进行。
在这里，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是富有借鉴意义的。它突破了考试这根指挥棒的淫威，也使得中小学个性化、人性化的公民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在美国，高等学校的招生也不只是看该学生中学的成绩，因为中学的成绩只反映学生在某一所学校的一个班级的名次，很难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作比较。但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也有一个共同标准的统一考试。不过，这种考试不是由政府部门而是由民间考试机构主持的，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学能测验(SAT)、各门学科的学业成绩测验与美国高等学校测验(ACT)。它们主要测验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并显示学生在全国大学考生中的成绩排名。这些考试，每年举行多次，在全美国和世界各地设了数百个考试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地点和时间参加考试。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美国的中学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校水平参差不齐，评分标准高低不一，中小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进行教育实践。
3.严格管理网吧，杜绝有关部门的寻租行为
从上海的情况看，在对网吧的引导和规范方面做得比较早，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上海经营网吧必须具备三证一照，即《上海市计算器公众信息服务业准营证》、《上海市互联网络上网服务经营代办证》、《上海市公众计算机屋计算器信息系统安全合格证》以及工商营业执照，并且详细规定了网吧向中小学生开放的政策，比如规定游戏机房、网吧在非国定节假日禁止向中小学生开放。但是，出于逐利的本能与有关执法部门的“保护”，不少网吧对此置若罔闻。
因此，消除网吧对广大中小学生的影响，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执法。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社会的力量在消解网吧与有关执法部门在合谋让青少年沉浸网吧方面的腐败行为。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考核力度，增强其工作责任感，杜绝营私舞弊。
4.建立“中途学校”，充分保护辍学青少年的受教育权
返回学校或者进入主流社会秩序，不仅仅是辍学青少年的义务，也是其权利。面向辍学青少年的工作，不仅是一个“教化和控制的问题”，更是一个“福利照顾的问题”。如上文言及学生的辍学，其实是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产物。辍学本身，实际上是对其受教育权利的生硬剥夺。因此，从辍学青少年福利的角度出发，开展面向青少年的社区服务，以引导中辍生重返校园或回归社会秩序，是政府与社会不可旁贷之责。
开展面向中辍生的社区服务，当务之急，在于建立一个能够热情接纳中辍生的机构。离家出走，浪迹街头，是辍学青少年通往违法犯罪过程的开始。可以考虑采取建立诸如“中途学校”之类的办法，专门接收那些不为家庭或学校接纳的中途辍学的青少年，让他们有“家”可归，而非浪迹街头。
应该充分利用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去负责“中途学校”学生的“招生”、“教学”与“毕业分配”工作。各中小学应该加强与“中途学校”的沟通合作。规定中小学生如果未经请假而离开学校一个星期以上的学生，学校应该将其列为辍学生，并依法通报政府教育部门。然后，由政府教育部门转告“中途学校”，由“中途学校”的专业人员负责追踪与辅导中途辍学生，保障辍学青少年的基本生存权利，并促使其尽可能返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