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理论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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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hegemony），又译为霸权或文化霸权，是葛兰西思想学说中的独有词汇。所谓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通过非暴力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定向与灌输，使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奴役与统治。
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资产阶级国家常常以国家机器、强制暴力、镇压威胁作为其统治的必要和主要手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武力与同意、统治与领导、暴力与文明双重结构的统治，其国家构成已发生了部分质变。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后，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国家结构的对比研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暴力统治、政治社会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国家政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市民社会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在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再单纯是一个强制机器和镇压工具，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已变成了不仅用来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积极同意的一种实践与理论活动的复合体。“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文1版，197～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这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共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同上书，第222页。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葛兰西认为，传统政治国家理念已经过时，现代国家概念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国家已开始向社会渗透，市民社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官方、非官方的诸种教育系统，通过政党、教会、工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与学术团体，通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社会活动及为其所用的知识分子，一句话，通过整个市民社会，调动整个市民社会的力量，紧紧抓住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这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何以一次次避过危机而显得如此“长治久安”的深层原因。
葛兰西认识到，广义的领导权既包括政治领导权又包括文化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同上书，第316页。）但是， 葛兰西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相区别，他主要是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运用这一概念，这也正是他思想的独创性、深刻性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之所在。葛兰西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新变化，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今天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单单意味着通过强制暴力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相反，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使其积极地认可、赞同统治阶级的领导，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那么它也根本不可能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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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剖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新变化，还是深入阐释文化领导权，葛兰西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概念——市民社会。
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相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和他的所谓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它主要是指上层建筑领域。在葛兰西看来，如果说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社会强制暴力机构，那么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教会、工会、学校以及各种文化组织如报刊、杂志、学术团体等，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与技术手段，“它们总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即市民社会。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意识形态机器”，它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效果”。（同上书，第191～192页。）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是最自由、最民主、最没有强制性、最随心所欲的，但事实上正是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悄悄地、兵不血刃地通过一系列加工制作及通俗化、大众化过程，将其统治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改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和群众自发的哲学，从而赢得所谓“民心”。因此，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经济统治，不是政治领导权，而是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是最重要的。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与专政暴力部分相比，国家结构中的市民社会部分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作用会愈益凸现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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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葛兰西关于领导权概念的最早论述见于1926年他写的《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在该文中他写道：“都灵的共产主义者十分具体地给自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
正如对文化领导权的牢牢把握构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稳定基础一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基础条件，同样在于夺取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但鉴于领导权的实质是自觉自愿，是同意、赞同，因此，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也只能采取民主的方式而不是相反。“下面的事实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领导者维护被领导者的利益，因此‘应该’获得他们的同意……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单独个人的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同上书，第231～232页。）葛兰西认为，领导权不应该是杰出小集团或少数人的领导，而应是整个阶级的领导。领导集团只有克服狭隘行会主义，富于牺牲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有机的民主制”即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领导权。民主与领导权是不可分的，在以民主方式实现领导权的途径中，他尤其强调文化、教育所起的重大作用，对历史的复杂性及思想文化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有深刻的研究与认识。
从意大利的革命斗争现实和他本人的亲身实践出发，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更直接地是指无产阶级对“下层的”、“进步的”社会成分，特别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在1925 ～1926年间他写的里昂提纲和南方问题的有关论文中，葛兰西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政权和领导政权，它必须寻找盟友。“无产阶级能否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要看它同其他阶级建立联盟体系的程度，这种体系使它能够发动大多数劳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分析意大利20世纪前30年的政治生活演变，他指出，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孤立资产阶级，同农民大众实行联盟。他认为，只有寻找到一个不再是农民与土地之间联系人的中等知识分子阶层，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真正的农民，由于他们对土地的原始贪欲和思想狭隘，只能“成为强盗而不是革命者，成为‘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而不是为工人和农民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在狱中，他又专门研究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历史作用，提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即保守落后的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即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区别问题。在他看来，政党不过是“集体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要善于通过政党来争取“传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从统治阶级的营垒中分离出来，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同盟，同时无产阶级要积极培养造就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以便更迅速、更有效地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同化和战胜传统思想、传统知识界，获得更根本的胜利。
既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已成为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前提，既然市民社会的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变得举足轻重，既然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那么，无产阶级就必须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准则体系告之于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同盟军，建立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成为新的智力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才提出现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只能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无产阶级只能一步步地摧毁资产阶级领导权体系的“战壕”和“堡垒”（市民社会），一寸寸地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阵地上夺回自己的精神领地（领导权），顽强、持久、逐步地毁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最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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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理论是深刻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能一次次渡过危机？为何资本主义制度仍有一定的弹性与活力？为何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成功但却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了？
其次，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也有力地矫正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那种庸俗经济决定论。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绝不是经济基础的简单附属物，更不是远离经济基础的虚幻思辩学说。他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作用，但也没有抽象肯定经济的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整体的“粘合剂”，它总是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大众日常生活中，以致意识形态的“水泥”渗透于社会结构的每一层次。一旦这种具有广泛渗透力的世界观同一定的政治强权相结合，就成为一种左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国家精神，从总体上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实施规范与操纵。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霸权才是一种比经济、政治更平稳、更深层的统治形式。
最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意识革命”理论的基础。无论是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列佛菲尔、赫勒的“日常生活革命”，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甚至60年代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无不是这一思想的发挥与延伸。
葛兰西的思考是深刻的，葛兰西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过于强调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理性文化对政治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过于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决定作用，过于强调革命的主观条件、个人意志的先行性等等，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意志主义的泥坑。并且，由他开启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意识革命”理论，说到底不过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转换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基础和现实矛盾之原本的批判转换为对其回声与折射之副本的批判。这就决定性地误入了歧途，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在此驻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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