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迁移，生存与秩序的意义生产困境——中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题材论文,困境论文,移民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界迁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达三千五百万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①；中国内部的移民现象更加波澜壮阔，从1982年到2005年，国内移民增长了21倍。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②。可想而知，这样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以前的一切移民现象，与此相较，都黯然失色。
十九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过关于劳动力迁移的话题，千年以来，中华文明重心的南移，移民的劳动力与智力支持是关键。在今天，人们对劳动力迁移的关注，显然要宽泛得多。个人、家庭或族群甚至于区域性的迁移，涉及的题材不再是一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独特的视野了。人们为活命、为展宏图、为政府意图、为逃难、为情爱、为更好一点的生活、为各种理想而四处奔流，构筑了人类迁移活动的伟大乐章。
一、跨界迁移电视剧的短暂历史
在描绘中国迁移题材电视剧的三个阶段之前，有必要对分类作一番简要说明。跨界迁移题材可以有两种分法。第一，国内迁移与国外迁移之分。国际上屡获殊荣的影视，如《罗尔娜的烦恼》、《我为情狂》(又译《勇往直前》)、《失去的拥抱》，还有几个月前获奥斯卡奖的《不速之客》涉及的都是国际跨界迁移题材。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跨界迁移题材之丰富为其他国家所少见(美国的国内跨界迁移题材主要是传统影视中的西部跨界迁移故事)。第二，自愿跨界迁移与非自愿跨界迁移之分。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跨界迁移题材，跨界迁移者的初始动机可以说是自愿的，只是他们到了新的国度，遇到的矛盾与冲突超出他们的意料，因此才有一系列的戏剧性故事。但是，中国的跨界迁移题材有其独特性。远如明朝的洪洞大跨界迁移，近如三峡大跨界迁移，跨界迁移的初始动机就是不自愿的，因此剧情的展现尤其曲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说是半跨界迁移运动(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引发争议)，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孽债》、《蹉跎岁月》的倾诉，记录了那段悲情历史。
中国的跨界迁移类电视剧主要以国内跨界迁移和海外跨界迁移两类展开。迄今为止，跨界迁移电视剧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州，深圳，珠三角！”这个阶段实质上就是以到南方或深圳打工或创业为主的跨界迁移题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人》和《外来妹》。南方或者深圳，对当时内地或北方的平民百姓来说，代表的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甚至连以文化老大自居的北京人也要屈尊下俯，如同电影《洗澡》里的大儿子，就是从南方回来才具备了一定的身份。特别是深圳，其本身奇迹性的横空出世，确实孕育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如电视剧《阿容》、《酒后吐真言》、《深圳湾》和《命运》等，一部接一部，不过，《外来妹》占得的先机与题材上的新奇，却是后来者在到南方打工或创业题材所难望项背的。第二阶段：“纽约，东京，洛杉矶！”这个阶段的跨界迁移题材，已经将眼界放开，不再局限于到南方打工或创业，从宏观上说，是中国开放的姿态，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与路径，另一方面，如果北京人到南方去闯天下，未免太没有胸怀世界的远大理想，他们要去就去世界上最富刺激的地方：纽约！于是有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样划时代的代表性剧作。北京人去纽约，那么上海人呢，《上海人在东京》！谁也不想落伍。相类似的题材叫人目不暇接：《迷失洛杉矶》、《泪洒悉尼》、《新大陆》、《小留学生》、《樱花梦》、《别了，温哥华》、《夫妻时差》(跨界迁移加拿大的故事)、《春与夏——迟迟未到的信》(跨界迁移巴西)……虽然台湾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因其跨界迁移手续的复杂一点也不比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来得简单，内地人到了那地方之后，心理的适应过程并不比到异域更容易，因此，也成为电视剧不肯放过的一个区域：《厦门新娘》、《别再叫我外籍新娘》、《我是香港人》等同样不甘寂寞。《北京人在纽约》在同类题材中，其叙述与主题所呈现出的奔放活力，至今仍是一个期待被超越的范本。第三阶段：“关东、西口、大槐树！”如果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以当代的跨界迁移为题材，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局面发生了奇怪的转变，跨界迁移题材的电视剧将目光转向历史。《闯关东》、《走西口》以及《大槐树》为代表的历史跨界迁移剧，暗示着这样一个密码：跨界迁移精神原本就是中华精神的一部分。自身已具备，不必向外求。与《大槐树》同属跨界迁移动机非自愿的是当代三峡的跨界迁移题材：《国家行动》。此剧从一个县的跨界迁移行动中撷取几个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在一个个问题的产生和化解之间，讲述三峡人的迁移故事(其蓝本便是同名报告文学)，最终让国家行动找到现代人文涵义的精神归宿地。
我认为跨界迁移电视剧的第四阶段应当会很快到来，这个阶段呈现的就应当是当代跨界迁移所遇到的焦虑与法律正当性上的求索等方面。个人认为，这是跨界迁移题材真正的深度所在。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兼述了这一观点。
二、跨界迁移的电视剧呈现
跨界迁移，意味着人自身空间的重构，即是对旧有“领土”的背叛，也可以说，是被原有“领土”所遗弃，是“脱离领土”(借助于德勒兹的术语)式的革命；同时，也担当起了重大的人生使命，重建“领土”，包括重建精神，甚至重建信仰。
跨界迁移研究专家迈克尔·M.塞尼在他的《移民·重建·发展》中提出“安置的社会学”概念，内容包括人口搬迁与他们的生活重建两个基本内容③这里的生活重建应该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重建。电视剧在呈现跨界迁移的生活重建过程中的挫折与冲突时，当然更多地要从精神、情感的重建开始。对故土背叛的跨界行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反之，恋土，恋故乡，倒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母题之一，也是中国心灵的母题。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故园篱下菊，今日几花开”、“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等写尽了思乡之情。这里的家乡，或真或幻，已然是心灵中的归宿。或者说，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心灵地图，是以故乡为核心而向外晕染的。当然，作为悖论，诗人们若那么爱故乡，也就不必外出漂泊了；因为有了这种遗弃行动，才有诗的出现。不过，这种内疚感、负罪感却一直折磨着他(李白是少数的例外)。与此类个体性的外出跨界迁移不同，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强迫或吸引一群一群的人向外奔涌。于是，大迁移的大背叛就要靠现代的艺术手段来呈现了。
《深圳人》其实就是对跨界迁移理论的初始阶段“推拉模型”的演绎。推，指的是原居住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拉，指的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大量呈现新的机会。剧中的人物们，便是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来到深圳的。这部电视剧忽视了对人心灵的深层刻画。它只是向我们展现一个外部的深圳，一个活力的深圳，一个太过积极的深圳。那么，一个内在的南方，一个城市活力与内心彷徨共存的南方在哪里？一个真实的南方在哪里？作为观影体验，观众要的是人在外面精彩下的内心挣扎。《外来妹》展现的画面，是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少部分精英分子的改革开放，而是全民的改革开放。超越“推拉模型”理论的新经济跨界迁移理论及劳力分割理论正好解释了这一历史进程。首先，人们跨界迁移，发生的时代大都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本地无法实现时选择出走他乡；其次，当社会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时，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不愿进入下层市场，故而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空缺。有的姐妹和男伙伴受不了这个“外面的世界”，返回故土，而小云和其他的姐妹选择留下来，她们成了新一代的跨界迁移者，在多种的可能中，追求完成“下层市场”向“上层市场”的转换。以小云为代表的民工阶层，完成自己心灵地图的重构，要比中国的“精英”们的心灵地图的重构更加有意义，因为民工阶层接受了现代经济的运作规则，意味着思想革新已经推进到了国家的最底层。
如果说以小云为代表的跨界迁移，到中国南方感受现代经济的洗礼，还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感受现代文化与经济的影响的话，那么，到外国闯天下的海外跨界迁移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人具备着极大的勇气与毅力，要到现代经济的原产地去感受原汁原味的“现代性”。尽管有的电视剧的剧中人物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味道(或者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也不管这些剧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是否被受众所接受，但是，他们的行动其实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而符合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那富于冒险、敢于尝试、坦然接受变化的精气与道德观。移民理论中的新成员“世界体系理论”印证的也正是这样的现实。这个理论认为，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的迁移，国际移民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跨境迁移移居异文化社会后自身会发生什么变化？外来跨界迁移者是否必须、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允许跨文化跨界迁移者保持其文化自决的多元文化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还是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隐患？这是贯穿20世纪始终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是西方跨界迁移学界孜孜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④跨界迁移不再是异地生活这么简单的事件，它关乎社会的适应、文化的适应。《北京人在纽约》讲述的与其说是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奋斗的故事，不如说探究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文化适应与冲突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新大陆是天堂？这是一种文化认知；为什么有人认为那是地狱？也是一种文化认知；美国人是理想国里的理想国民？一种文化认知；美国人是狼般的狡猾与残忍？一种文化认知。有人认为，《北京人在纽约》“成了老掉牙的传统观念的宣扬者，说其有意，是因为他们想借助王起明的口，宣泄对美国文化的不满；说其无意，则是因为他们还自以为这是爱国主义”⑤。事实上，其一，这是王起明文化与社会不适引发的癫狂，只是让人以为那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借口而已。其二，华人在美国的成功故事多不胜数，有成功的艺术家、成功的政客、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学者，但并非都需要来一番王起明式的翻身道白。不过，现在用跨界迁移理论的角度来仔细解读《北京人在纽约》，也的确在向世人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不管是跨界迁移理论中的“边疆熔炉论”(跨界迁移因参与西部开放而被美国化)、“三重熔炉论”(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座熔炉)还是“变形熔炉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为什么就没有熔铸出一个中国气派的美国人王起明？王起明成了四不像。不管王起明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多少义正词严的辩解，他选择了一种痞气的人生，背离了艺术追求之路(曾是心怀理想的大提琴师)，在所有观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观众那里，并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也不是一个值得效仿或尊敬的英雄或榜样。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此剧获得另层重大的成就，中国走向世界的心灵地图由此变得丰富起来。
相比于王起明的文化身份的丧失(也是一种个人变迁)，中国内部自己的跨界迁移更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重造上的意义，更不要说心灵地图的重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跨界迁移运动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变迁、制度变迁和价值变迁。为了与这个已经展开并将更加浩荡地展开的当代跨界迁移运动相呼应，中国电视人将目光投入历史，制作出《闯关东》、《走西口》和《大槐树》这样的历史跨界迁移题材的电视剧。毫无疑问，此类电视剧努力的就是要在文化资源的正当性与文化的精神根源中获得支持。《闯关东》与《走西口》对社会变迁阐释上的意义，在于当跨界迁移行为与文化资源获得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时，跨界迁移行为的精神正当性便获得一种完满的解决，于是中国心灵地图的重构也不再是在文化资源不足的情境下的努力，相反的，因为有了文化与精神资源的双重支持，当代中国人走四方闯天下的选择，就获得了超凡的历史与文化的多重“正当性”。但意义重心的滑落也因此而发生。这与电视剧业界的畏光症直接相关，不过，也许这是一种蓄意的行为。
三、正剧风格的意义生产与重建的困境
《闯关东》收视率最高时达11%，市场份额达27.5%，即中国四分之一的开机用户在看它，剧组成员亮相央视的《焦点访谈》，这是电视剧界所不曾有过的⑥。据称《走西口》同期收视率则高过前者⑦。这两部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剧，是在两个方面上展开它的意义叙事的。
第一，跨界迁移行为，即剧中人物如何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个地方，以及他们在新的地方所遭遇到的困难，他们如何应对挑战，他们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人生领地之类。所有的有关跨界迁移的电视剧或电影，当然不会将过多的影像张贴在迁移的过程。地点的迁移过程，实际上是影像中跨界迁移题材的前奏。所以《闯关东》只用了两集便将举家迁移的原因及过程叙事完成，相较于全本五十二集的长度，只是个零头。迁移的过程，只是一个物理的空间的变化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物理的空间的变化，心灵的重构过程才可以展开。跨界迁移行为，它的本来重点，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建立。如果新的生活建立了、巩固了，那么，跨界迁移行为事实也告完成。《闯》的家业有了，人物各自有了生活的归宿；《走》即完成了财富与声誉的失而复得，也力图在此基础上，使财富获得更加广大的社会意义(从被动地卖掉田家大宅到主动地卖掉收钱支持革命事业)。第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跨界迁移电视剧，当然不只是叙事跨界迁移的行为和剧情的内容，它们只是浅层的情节走向，它的真正意图还是跨界迁移行为背后的意义生产。以这两部电视剧为例，它们生产与再生产出什么意义呢？秩序。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秩序是第一位的社会事实，它的变化只有在特有的变迁力量的基础上才是可想象的⑧。它们的秩序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孝在这里有着相当的力量)，以家长或与此相当的人物为价值的领导者或代表者，财富的积聚以正当的获得为前提，男性是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强调男女感情上的专注与忠贞，当出现超越家庭价值的挑战时以更伟大的价值为中心-国家价值。在《闯》中的对立面是日本，在《走》中的对立面是满清及军阀。于是，我们理解了这里秩序的内涵。下一步，电视剧在叙事上又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这个秩序？谁向这个秩序的内涵靠拢，谁就是可以肯定的人物，谁在行为中不断地生产这个秩序的内涵，谁就是中心人物。换句话说，谁破坏了共同价值的凝聚力，谁就是反面人物，而这个反面人物如果再向这个共同价值靠拢，不再破坏凝聚力，谁就可能再次成为可接受的人物：《走》里的父亲因为赌博变卖了田家大宅，是最大的罪人，然而因为他在全剧中不停地赎罪，从而挽救了他的灵魂；《闯》中的大儿子因为投靠日本人，最终因看清日本人的真面目而哭诉回归也得到以代表中心价值的父亲的许可。社会以凝聚性的基本事实为基础，凝聚性就是社会成员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凝聚力的生产毫无二致地指向秩序。
秩序生产或凝聚力生产必须以形象为它的工具。《闯关东》中的父亲形象便是秩序的象征。他是妻儿老小奔赴的目标，同时，他也是保护妻儿老小的神明。这一形象的演化具有了绝对的崇高意味。他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决不言败、也是不会失败的形象。在民族矛盾尚未展开之前，他是人间正道的代表；在民族矛盾展开之后，他又是民族精神的不可置疑的候选人。正因为他的崇高意味，家庭成员在他周围所建立起来的凝聚力便是实至名归。康德说，“崇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予以描述：它是一个(自然)客体，该客体的再现决定着我们的心绪，该心绪把对自然提升到超出我们范围之外，视为诸种观念的呈现的等价物。”⑨父亲的意志，便是全体家庭成员的意志，没有人可以主动去挑战，因为任何的挑战都是对秩序的挑战，也是对凝聚力的挑战。紧随父亲，意味着人生大方向上的正确性；哪怕是父亲犯错，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比如在大儿子与二儿子对鲜儿的感情取向的处理上。但是哪怕他铸成了爱情与婚姻的不幸，只要他在剧终说了一句对不起，所有的人也就原谅了他，犹如伏尔泰所说的，只有伟大人物才有犯伟大错误的权力。
从形象承继上看，父亲这一形象是革命文学中崇高形象在当代影像文化中的继续。“这一方法将个体带向了更为激情并且经常令人狂喜的心灵和体验的境地。个体……经历了不断的考验和失误，终于上升到历史主体崇高位置。”⑩电视剧将形象进行适合当代观念的置换，就是，父亲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而坚守住父亲这一角色岗位。因为，这更易于为当代观众所接受。《走西口》在形象的演化方面，就没有《闯关东》来得练达或老谋深算，它让主人公在最后直接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这显然不够隐蔽。《闯》中的二儿子，是个准崇高形象，他所做的最丰功的事迹便是与日军作战，但因为他参加的是东北军，将为他日后的想象空间留下隐患，因此，电视剧让他战死，完成了其崇高的宿命。《走西口》里也有个父亲形象，他总是在人物命运出现重大危机时出现，改写着受危机困扰的人物命运线索，再说，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上的敏感性，剧作让他若隐若现。他最后的死亡并不令人悲哀，因为他的非骨肉血缘上的儿子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了一名革命者，事实上，也是“父亲”这一角色的承继。于是，这个父亲简直可以说是“洪常青”的翻版，儿子田青，自然是“琼花”的再生了。从影像的历史承继过程来看，《闯关东》与《走西口》是政治美学在现代传播媒介条件下的变种，在编导那边，经历的是观念的狂欢，而在观众这头，体验的是自我的理想化——“通过把领导人理想化，他从而爱自己，但又驱除了那些破坏经验自我形象的挫折与不满的瑕疵”(11)。这种崇高形象的生产，并不能因为影像本身的高收视率而退缩我们思想的疆界。我们知道，文学史、戏剧史、影像史上的真正崇高的形象，除了神话之外，只要是现实或历史中实有其人的，其崇高的获得，是要经历否定性的体验的。因为崇高是一个悖论：“在现象的、感性的体验客体与自在之物两者之间的割裂，原则上是难以逾越的。这就是说，任何经验客体，经验客体的任何再现，都无法充分地呈现原质(这个超感觉的理念)；崇高是一个客体，在那里，我们可以体验到这种不可能性，这种在苦苦地追求原质的再现时遭遇的恒久失败。因为借助于再现的失败，我们对原质的真实维度有了预感。这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在我们身上激发起崇高感的客体，使我们既能感到愉快又能感到不愉快：它提供我们不愉快，是因为它不适合于原质——理念，但正是通过这种不适当性，它为我们提供愉快，因为它明示了原质真实的、无可比拟的巨大性，它超出了每一次可能出现的现象的、感性的体验。”(12)因此，如果就对“崇高”的艺术要求而言，朱开山等父亲形象的崇高只能是一种伪崇高，因为真正的崇高必须与否定性(或者是毁灭)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在几千年前的希腊人家已经这么做了。王斑其在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书《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许多革命者的崇高形象及其感人的原因：如《青春之歌》、《聂耳》中的林道静与聂耳等形象的崇高所以感人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来自于其女性的、阴柔的一面。作者引用阿多诺的看法，男性的形象是可以归功于他的女性追随者的，她们顺从的天性可以将政治联系转化为情欲关系(13)。这个分析的确寻觅出叙事的重大秘密。但是，王斑的不妥在于将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的“高大”概念混淆了。朱开山、徐木匠、林道静、聂耳等，是高大版，而非崇高版(或者说是伪崇高版)。《亮剑》与《士兵突击》的成功，其实是崇高消解的成功，因为人物性格或外表的缺陷成为他们受欢迎的关键，这里面已经深深嵌入了现代人的喜剧精神，这如同《夺宝奇兵》中的教授的崇高是以喜剧为基调一样，现代人们可以在戏谑的气氛中接受崇高；另一方面，《闯关东》以及几年前《雍正皇帝》等剧中这些“崇高”形象的高收视率，反映了中国影像的意义生产的复杂性。从审美趣味上说，很可能是中国民众尚存留对高大审美的阶段性的喜好。所谓的阶段性，指的是观众在审美取向上，他们有多样性的选择，他们不会经年累月地收看“崇高”形象，当然，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不定期地会对这样的人物形象投入相当的关注。这也许是一种精神基因的难以自抑的骚动。另一方面，这可看作是中国人格系统的当代反响。人的学习是发生在某个文化系统中的，因此文化图式对他的人格形成便成为有机的部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巫山云雨看来远未养育出民众的独立人格，他们时不时地，总会不自信地期望在影像中看到能指引自己人生之路的人，或者满足自己对完人的期望，或者说是满足自己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想象——如果自强不息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汉语表达而是以维护某种可膜拜对象为旨归，这也是一种鸡展开翅膀以为就可飞翔的想象。
朱开山、田青等人的“崇高”，另一层面体现在对焦虑的拒绝上。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灵空间)必然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为三层：一是回归的焦虑，即瓦摩托迪所说的拒绝屈从于异变性和象征秩序的可置换性，它事实上是迁移者在新环境中无法适应又不得不忍受的生存状态；另一层是挫败的焦虑，即焦虑于现实展现的其实跟原本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是谓“打回过去”，它是所有迁移者所不想看到的悲惨或灰色结局；再一层是身份与角色的焦虑：人作为文化图式的活动因子，文化系统本身也会对人造成某种期待压力，跨界迁移者承受的是文化图式多种不同侧面的压力(如同一国的不同区域的跨界迁移)，有时还要承受不同的文化图式的压力(如异域跨界迁移者)，以及现实中身份的占取与身份的缺失。本文并非主张此种焦虑非要占据影像表达中的主体价值，但是，如果漠视这种焦虑的存在，影像在意义的创造上便失去了连续性、多样性，粗暴地拒绝过去，从而使意义本身因为缺少背景而缺失它的现实性和力度。于是，影像洋溢着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从开始观看《闯关东》或《走西口》起，没有人会预知主人公们的命运会是灰色的，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在财富的追逐中会最终败下阵来，于是那些在真实历史风暴中被摧打的千万灵魂的焦虑，被一笔勾销，《闯关东》也好《走西口》也好，一路披荆斩棘，最后高唱凯旋，在戏剧性的情节之外，再也没有了心灵焦虑的记录。人们在经历外面的风雨，在经历生活的起伏降落，却忽视了这样的一种经验：难以适从的生活经验。迁移本身是伟大的，同时，迁移的伟大存在于它的背面：对迁移的质疑。现在，质疑被抹煞了。历史就这样被平面化了，于是意义就这样被简单地生产出来。如果说《闯关东》更注重提供一个崇高形象的话，那么，《走西口》则更注重提供一个崇高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许多人自以为晋商成功的精神资源(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剧组的一厢情愿)：仁义礼智信。这六个字随着剧情的演变，有了不同的解释：从“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到“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再到“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内涵由传统的伦理到政治与经济的相融，再到纯粹的政治意义上的教义。“走西口”不再是经济的出走，而是政治的选择了。在我看来，晋商的成功根本上是地理位置(与蒙古与苏俄搭界，包头就是一个出口商埠与内陆港口)与政治隐情(从明时起，晋商就与政府有结托关系)(14)的相得益彰，“仁六字”并不是商业成功的核心因素，这六个字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志趣等也是不一样的——新教伦理在经济道德上与当时的统治者的政治经济伦理相左，观念上是一种创新，因为原来的伦理已经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的扩展；而“仁六字”与统治者的政治经济伦理是一致的，并未有观念上的超越。商业的成功如果不能在政治层面上推动改革(当它发现自己的扩张要求与统治方略不一致时)，这种成功就难以持续。晋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地理位置的衰落(海洋经济的崛起、苏俄蒙古经济的弱势)与政治合作上无计可施(政府腐败、国势颓落)造成，并非晋商对“仁六字”的背叛。
不论是朱开山、田青一家，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当代的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共同体，只是大小不同。历史或现实中的共同体的形成，依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共同体的成员有着各自的身份与义务。而像在朱开山的共同体或者田青的共同体里(相当强烈的象征意味，如前所述的“精神”。编导或观众都认可了这一象征性)，秩序的维持与运转，靠的是人物的“崇高”性。这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于是我要问，这类靠“崇高”维系的秩序，它所生产出的意义有什么新的价值呢？要知道，《闯关东》、《走西口》跨界迁移类的电视剧，在意义生产上是完全可以有新指向的。跨界迁移者来到新的空间，他们遇到人间是非，显然要比在原来地要来得更加的急切，他们是一群在旧秩序中无法生存的人，他们来到新地方，要么是寻求新秩序，要么是建立新秩序，或者说在秩序中加入新的东西，如帕森斯所言，“对这种文化系统的做出边边角角的创造性贡献或破坏性贡献”。(15)他们是“脱离领土”的一群人，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要重建“领土”。
哈耶内克说：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自生的秩序，为内部秩序，一种是人为秩序，为源于外部的安排。社会秩序及其规则系统的进步，既是习俗自生自发的演进，也是人们对既定系统中的细节的刻意改善，是两者始终处于互动之中的进化过程。(16)在我看来，这是各种利益人博弈与平衡的结果。历史中的秩序或许是进步的或许是邪恶的，这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但是，反映历史秩序的建立，套用过时或对当前社会已经没有多少价值的元素和材料，本质上又是反历史的。在我看来，历史精神的正当性不是对历史或历史上秩序的奉承，而是人在那个灰色空间与凝冻时间里的变动、冲撞和失败，人们对旧有秩序的挑战从而获得的悲剧意义上的生命力。在旧有秩序里，它是以可膜拜的正面和不具备悲剧性的崇高为其精神基础；而在可期待建立的秩序里，它是以非膜拜的日常性和拒绝无悲剧性的崇高为精神基础。旧有的秩序总是以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绪的“父亲—母亲—我”所构成的“神圣家庭”(可以轻易地转化为神圣族群、神圣朝廷、神圣国家，其最高境界是法西斯主义)。
人口的流动，一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约瑟·帕斯特尔说：“没有流动的社会是停滞的社会。这种社会只能不停地简单地再生产它的结构，这种社会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贡献甚少。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它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标准，向居民提供向广大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在这种意义上，流动通常被当作社会发展的指示器。”(17)确实，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或哪一部历史可以指证某个历史阶段的某个社会是完全平等的，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平等这一事实却并未被人们所接受，于是，人类便有改变自己的空间以换取地位变化的动力。个人或集体的变迁，不一定非得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但是，如果有足够大的规模以及足够长的时间支持下的人口流动，其结果将从趋势上引起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变迁。跨界迁移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比如中国长江流域文明水平赶上和超过黄河流域文明，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的三次非自愿群体跨界迁移者紧密相关。商鞅的“徕民法”开创用法律促进迁移的先河，加快了秦国的生产力(18)。西汉前期，刘邦实行“实关中”的跨界迁移政策，迁关东豪强富商入关中，既加速了关中经济从战乱中恢复的进程，又促进了旧的社会关系的解体。1820年到1920年间，有三千五百万人移居美国，林肯总统还曾游说国会通过《鼓励外来移民法》，其间的国务院要求驻欧外交官将移民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1920年之后美国彻底结束了自由移民时代)。移民一方面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定的人力智力基础，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制度及文化价值观。以近现代的上海为例，据统计，“在上海总人口中，到1950年，移民和移民后代已经占了近70%，将近80%,可以说没有移民就不会有今天的上海”(19)。跨界迁移既可以加速旧的经济秩序的崩溃，也可能制造社会紊乱，对社会制度或社会变革发生重大的影响。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的跨界迁移运动同样分不开，以珠三角三个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深圳、广州和东莞为例，深圳1500万人口中，外来人占80%，而其中的所谓的户籍，其实大部分也是近几十年来的移民；广州1400万人口中，有一半为非户籍人口；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1100万的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160万人。这些外来移民，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为什么会有孙志刚事件这样的惨案发生？为什么发生广州市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深圳市“1·19”娱乐场所从业人员闹事事件、东莞市塘厦“6.14”摩托车非法营运闹事事件(都是移民组织参与)？为什么跨界迁移者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应该如何给他们定位？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的身份问题以及身份焦虑？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和居住权利在何种程度上与当地居民形成差异？他们的权利如何在文化的构建中得到更加真切的体现？移民的大量出现，并非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方向上，都不得不加入群体性跨界行为这个矢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人员的大量移动，不可能完成；经济发展也已经表明，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跨界迁移的流动速度成正比(特别在中国目前的工业化与商业化并重的进程中)，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的变迁对社会的变迁具有决定意义；新移民的大量产生，必定加速许多地方城市化、都市化进程，而都市化的实现，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社会图式，这是社会变迁最具有深度意义的事件；随着都市化的实现，人们的政治观念、角色观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必定要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其中的价值变迁是最有分量的变迁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冲突理论，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着人和组织，也要改变统治集团的制度，促进它沿着符合生产力的方向进行改变；而这些改变的结果，便是在方向上“走向现代世界的道路”，合乎人类的“进步理念”，比如移民的选举权问题，比如移民们在法理和法律上的正当性问题等等。因此，如果《闯关东》和《走西口》这类“史诗性”的跨界迁移电视剧，既无法在观念上给我们新的启示，又无法在经验上为我们提供新鲜的情节，其实我们可以在《唐明皇》、《雍正皇朝》、《乔家大院》、《大宅门》、《戊子风雪同仁堂》等电视剧看到相似的精神展演，更进一步，它们所致力的，是在历史的隐喻解读中，靠“崇高”形象来维系人在这个变迁世界中的信心，倒是艺术对现实对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焦虑与疼痛无关宏旨的“崇高”体现。
比较起来，从观念到经验，《闯关东》或《走西口》都无法与先前的《外来妹》和《北京人在纽约》相提并论(但是它们的新鲜感已经过去，而中国或世界已经面临新的价值与环境挑战)，后者还能在剧中或明或隐地示意或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过程中所应建立起的秩序是什么——小云、王起明们的焦虑正是对旧有秩序否定的社会心理能量；而前者的秩序则是自恋情结的一种自慰性的投射罢了。它们的确有不少的景观呈现，却未能为我们提供新鲜的异种经验。我相信，只有把我们的智力从历史的“崇高”感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创造性地面对如此之多的跨界迁移中的现实问题。有趣的是，人们在这些剧作的自恋情结的感染下，以为自己的人生境界由此得到提升，进而获得了躲避应当面对的严峻事实的自慰性的快感。“从现实问题逃向纯粹个人的过去，是一种文化的嗜尸成癖者，即在死者或弥留者身上发现在生者身上永远找不到的价值之人”(20)。
《不速之客》、《罗尔娜的沉默》、《我为情狂》等有关跨界迁移的电影在展示跨界迁移者的焦虑和困顿方面的努力，对艺术的功能认识可能是个启发：艺术如何介入现实，促使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思考——一种改变秩序的期待也就此形成。《罗尔娜的沉默》(21)(2008)这个故事可谓是通过人物的命运直接对欧洲的移民法律的漏洞进行抨击，它当然也是不遗余力地讽刺所谓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处境。没有人不知道现实的改变不是即兴式的，但是，会有更多的人造成将现实问题以可接受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否能加速移民法的修改，并不是电影的职责，但是，如果电影可以对此默不作声，有良知的艺术家也不答应。《不速之客》(22)(2008)的情感是复杂的：美国因9·11事件而增强执法强度，泰瑞克的善良、多情以及才华，在强大的法律面前无能为力，而这一切，深深伤害了为友情而四处奔波力图挽留下泰瑞克的沃尔特。这部电影张扬的是个人感情，而它的对立面恰恰是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理解这个故事为个人情感与国家安全的对抗并不为过。美国把良好的青年赶出了自己的国土。在这个情感矩阵中，没有观众会为国家喝彩，虽然他们也理解国家的行为。这使得观众处于一种窘境之中，迫使观众思考如何平衡人的精神世界与环境的安全。正是因为这个不速之客，人们先前将可疑分子简单地驱赶出境的做法显然不再有说服力。《我为情狂》(23)(2004)表面上是一个关于文化不适的故事——斯蓓尔虽出生在土耳其人家庭，但是从小在西方德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因此她的生命无所适从；最后虽然她回到土耳其，过着有子有夫的平静生活。但是，电影同样可以解读为土耳其文化(导演与制片人的祖国，而据他们称他们热爱祖国)的腐败与褊狭，因为她的平静就是她的死刑。从前她在德国风风火火，敢爱敢恨，能爱能恨，可是回到土耳其，循规蹈矩，毫无活力，不再反叛，回归到她曾经十分鄙视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去。当然，按照穆斯林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回到土耳其的斯蓓尔，最终找回到了自我，成为女人，而不再像她在德国那样疯疯癫癫，给自己，也给家人，给爱她的人，带去无尽的痛苦。它对文化的评价尽管可以读出截然不同的结局，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没有对哪一方的妥协。在我看来，这些影片既回答了现实生活的质询，同时也质询了现实生活；人类社会恰恰正是在这种相互的质询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让秩序来为人服务，而不是让人为秩序服务。
《闯关东》、《走西口》电视剧以正剧的风格来生产它的意义，这种风格本身是无法回避现实性的质询；如果像电影《高兴》(2009，中国)呈现陕西乡下人到西安的迁移，尽管并不呈现现实的矛盾，但因为它的喜剧风格，人们并不想深究它的意义生产的影像机制，这是由它的表现形式决定的，并非说喜剧本身无法生产出深刻的意义，如电影《美丽人生》将大屠杀用喜剧形式呈现，依然可以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用可爱的喜剧性的父爱对抗死亡的威胁)，卓别林喜剧的讽刺章法使得人们难以一笑了之，而喜剧《高兴》的对立面不是社会的或他者的畸形而是人物自身上的可笑，我们还能对人的自虐取向说什么？无论如何，中国有关跨界迁移题材影像的生产(特别是电视剧)，可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呈现活动，它是对现状甚至未来的勘察和图绘，哪怕它的题材是过去的，是历史的钩沉。影像生产的内容和意义，不是一个封闭的回流过程，而是有它的功能性，即与外部的联系。联系的价值，取决于它在现实生活中震荡出的思想是否有助于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否有助于人在现实中的秩序规范过程中感受到麻烦的同时也感受到合理甚至愉快。
注释：
①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07-02-12/C1063_5839.html.
②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4/14/content_1760
5518.htm.
③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引自何关银《移民理论研究新平台的构建——从社会学视角到历史观视角》.《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87页。
④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5页。
⑤吴迪：《文化透视：通俗剧兴盛原因及价值取向》.《电视艺术》1994年第5期。
⑥http://www.chinanews.com.cn/yl/ypkb/news/2008/01-29/1149726.shtml.
⑦http://www.chinanews.com.cn/yl/ypkb/news/2009/01-07/1518078.shtml.
⑧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版，第578页。
⑨转引自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⑩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6-117页。
(11)Andrew Aroto and Eike Gebhardt:The Essential Frankfort School Reader,p126,Urizen Books,1978.
(12))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78页。
(13)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149页。
(14)详见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文史研究》1994年1、2期.余秋雨的《抱愧山西》在读书界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他的叙事比较的文学化。
(15)塔尔科特·帕森斯：《论社会的各个分支其及相互关系》.选自《现代社会学理论》.Edited by Alan wells,Goodyear Publishing,Inc,1978版。
(16)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7)[巴西]约瑟·帕斯特尔：《巴西的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第一章，见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24页。
(18)何关银：《移民理论研究新平台的构建》.《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9)葛剑雄：《移民与中国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6期。
(20)海特·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21)《罗尔娜的沉默》的故事如下：为了能取得比利时公民的合法身份，罗尔娜不得不与一个倒霉的瘾君子克劳迪结婚，而她的共谋是地痞法比奥。这个见钱眼开的非法移民中介推手因另一名俄国黑帮急于弄到比利时合法身份，欲出重酬让他找人与其结婚，又将目光再次对准了罗尔娜。然而，当发现与克劳迪的离婚短期内太难实现时，法比奥开始策划让他死于吸毒过量的诡计。虽然与克劳迪的结合只是为了拿到合法的公民身份，善良的罗尔娜无法接受法比奥不择手段的做法，于是她开始说服克劳迪对其假装施以家庭暴力，以此来加快离婚的进程。但是，因为罗尔娜与黑帮合作的不顺利，地痞决定除掉罗尔娜。
(22)《不速之客》情节如下：沃尔特回到自己公寓时大吃一惊，因为里面住着一对素未谋面的年轻情侣。原来，来自叙利亚的泰瑞克和来自塞内加尔女朋友赞娜布被地产中介欺骗了，将沃尔特的公寓当作是可出租的房屋，于是他们只好流落街头。沃尔特虽然并不情愿可也不忍心看着他们露宿天穹，只好暂时收留了他们。泰瑞克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音乐家，被沃尔特好心感动，坚持要教这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打非洲鼓。鼓皮传出来丰富非凡的节奏和旋律重新点燃了沃尔特已经接近于休眠状态的灵魂，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当两个男人之间友情因为音乐而越来越深厚时候，文化、年龄以及性格方面差异全部消失不见了。但是，泰瑞克非法移民身份在地铁中被警察发现，他受到了拘捕，等待遣送回国。
(23)《我为情狂》的情节会使人以为这是有关疯狂情人之间发生在德国和土耳其两地的故事：斯蓓尔年轻、漂亮、充满活力，却又被土耳其的家庭所禁锢。她割腕自杀。在医院，她遇到撞车自杀的凯希特，突发奇想希望凯希特跟自己结婚，以达到离开家庭的目的。凯希特虽然人到中年，却因为他是土耳其人，斯蓓尔的家人接受了他，虽然老大的不愿意。婚礼举行了，可是斯蓓尔我行我素，在新婚之夜扔下丈夫，到外面与人苟且。怎奈凯希特渐渐地对她产生了感情。在一次挑拨之下，他盛怒中杀死她的情人尼可。凯希特进了监狱。斯蓓尔为家人所不容无处安身，只得逃到伊斯坦布尔。她虽然找到了工作，但不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再次放荡不羁。在与街头混混的对骂中被刺穿腹部，躺在血泊中。被救后，斯蓓尔嫁人，生儿育女。出狱后的凯希特来到土耳其找她，但往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