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条件下当代良性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兼谈世纪之交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其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学论文,条件下论文,知识经济论文,境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5-0091-05
在新的世纪，当代文学将何为？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这是文学圈子内外一个并非轻松的话题。2000年秋，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学时代“终结”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就更多了，问题也似乎显得更为严峻。我们不同意米勒所作的文学“终结”说的结论，但却对他有关文学在新的经济及信息时代生不逢时的判断表示认同。本文拟以此为参照对知识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实际做点具体的分析，探讨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以及良性生态环境营造的可能性问题，借以为21世纪如何协调和处理文学与经济、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文学生态环境的现状及所作的相关调整
文坛普遍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日益明显地呈现出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发展态势：纯文学大面积滑坡，创作队伍日趋萎缩，知名文学期刊或停刊或大幅度改换办刊方向，阅读对象流失，文学空间越来越小。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由于对知识经济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冲击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导致对文学的“边缘化”毫无应对准备，出现“失语”状态：戏剧、诗歌的创造活力几乎消失殆尽，处于自我生产又自我消费的“自言自语”之中；小说虽然标榜着“先锋的”、“欲望的”、“身体的”写作旗号，但真正能指向时代精神，表达当代人真实生存体验的作品确实不多。似乎只有散文尚能在上个世纪末有昙花一现的繁盛，但很快，那些缺乏变革的浅吟低唱和一拥而上对所谓“文化”的反思，在滚滚而前的知识经济大潮中，也显现出其“泡沫性”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与人们日常消费消遣生活有关或与文化市场流行趋势走向一致的通俗文学，一跃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电子文化尤其是电视、电影乃至网络元素（如flash作品），也借助于传媒的普及，不仅与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争夺读者，而且正如日中天地安享着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两相对比，昔日一路轰动、独领风骚的纯文学确乎显得分外凄凉，于是所谓的当代文学“危机说”纷纷提出。
但有意思的是，在纯文学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生存境遇日益艰危的今日，文学界大多反而冷静下来，人们开始对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学的这种嬗变及其生存境遇一分为二地进行利弊分析。2001年底，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全球化扩散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相反能使文学的传播和学理的研究突破封闭垄断的格局，扫除非学术的人为阴影，树立真正客观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能将现代中国文学纳入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轨道，缩短我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时空差距。这一论点的提出，标志着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语境中，作家对自我“文学身份”的理性定位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应该可视为是整体文学在观念思维上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
其实，严格地讲，这种思维观念的调整和重新定位并非始于当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作家就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调整创作结构，以适应文学变革时代的新形势，具体表现在：进行了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交融，逐步改变文学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及其恐惧心态；进行了中西的跨文化交流，文学已从过去长时期的封闭隔绝中走出，更注意在全球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缩短彼此之间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与此相适应，作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学界也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古今打通、中西融合。这些调整变化，正是文学主动向新的生活靠近的明证，自然它也为我们所说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基础。
二、文学与经济的互动效应及其面临的时代新挑战
尽管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新经济浪潮涌动之初，就以其特有的敏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调整，但文学圈子里比较悲观的看法也不是没有。原因自然与文学自身调整不力及调整方面存在问题有关。如：深层次的精神价值滞后；片面追赶“全球化”而忽略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浮躁创作心态和对经济效益的过分热衷导致作品的量化生产、语言垃圾丛生等等。但从宏观的文学思潮论或文学的外部研究角度考察，恐怕还与文学所处的“知识经济”这一前所未有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据世界银行1989-199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1997年的7年间，全世界经济增长了5万亿美元。而在此前一万年的时间内，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总量尚不足5万亿美元。人们把这种超常规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归结为知识本身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应用的结果，并认为人类已进入以知识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具有网络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特征的时代中，知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外，人类的第四个财富之源。由于作为最大资本的知识对社会发展的直接介入，整个社会背景产生很多变化[1]。科技知识及其知识分子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往往以技术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扬技术实用理性而抑人文精神——主义、道德、良心、崇高的取向，冲击着上层建筑多个方面，对其提出严峻的挑战。比较而言，文学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但它毕竟是精神性、情感性的东西，不能直接转化为财富和生产力，不能成为大众生存之必须或首选，这直接导致了包括文学、作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及其人文知识分子固有的中心位置动摇。
对中国而言，问题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中国是后发展国家，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是“注入”式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在经济和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在实施这一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不可避免地要向西方强势经济文化寻求借鉴。而当西方知识经济凭借科技优势和发达的网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输入时，实际上就造成了中西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面对知识经济，我们有忧虑，但不可以悲观，毕竟它给文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电脑网络等高科技的应用，使文学一改文字符号单元单维的创作渠道局限而变得立体生动起来，并令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反过来，人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信息。新的思维和发现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交流和传播，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开放的环境和更开阔的眼界。另一方面，克隆技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的发展，带来研究对象的变化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将为文学创作和研究开辟新的绿洲。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和信息全球化可以促使我们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褊狭封闭的观念，确立一种开放开阔、多元立体的文学价值观。从30年代革命文学到60、70年代“文革”文学，在先是阶级斗争后是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创作往往习惯于政治意识形态性而非审美艺术性的思维方式，蒙上太多非文学的东西。文学千篇一律为教化，政治本位取代文学本体。发展到后来，有的甚至为错误政治、阴谋政治服务。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这方面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除。与消解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同时并存，某些从政治出发的狭隘观念似乎仍有一定的市场。这方面的问题，内地有，台湾、海外也有。海外有些学者，一方面严厉批评内地文学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对大陆某些所谓“反主流政治”形态的作家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恐怕就是政治歧见作祟。说穿了，还是狭隘思维所致。正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那样：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有助于多方面抛弃陈旧的褊狭观念，树立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中国加入WTO后，将废除1000种法律法规。而新的游戏规则，将公平竞争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凡是参与全球化运作的个体都具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合法的合作和竞争取得双赢或多赢是彼此共同的目标。这些理念必将对文学产生影响，它要求人们抛开狭隘的种族、政治偏见，以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来面对新一轮的竞争，最终获得更好的发展[2]。落实到文学上，就是要让传统的创作从原来简单的政治功利中走出来，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
当然，不必讳言，经济全球化的确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负面效应。它导致了文学物化、商品化、模式化，往往将艺术民主化变为从众媚俗，推向极端，造成文学水准的下滑。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少学者结合当下文坛的实际，从多方面做过分析，此处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是想指出：我们不能由此及彼地导致对知识（市场）经济的非理性的否定，用道德的愤怒来代替对历史的评定，将文学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知识经济。其实经济与文学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决然对立，他们还有互为激励、相互促进的另一面。且不说经济实力可为作家的人格独立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它也为文学对人性的深度揭示提供了很好的描写契机。巴尔扎克正是因此才写出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而成为大师的。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未能有效把握住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的人性嬗变及其矛盾痛苦，不少的认知观念尚停留在一般的对经济道德的愤怒层面上。这就未免太滞后，需要引起重视了。
三、文学良性生态环境营造与人文工作者的责任
我们刚刚迈进21世纪，历史和现实使我们日甚一日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对文学的深刻制约和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有人提出先经济后文化文学的应变策略，主张以经济发展来为文化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以物质充裕作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很明显，这种应变对策的核心思想是以经济发展中内含的价值取向和关系规则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调节文化主体间矛盾的准则。也有人相反，主张先文化文学后经济，理由是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带来道德沦丧、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等副作用的情况下，必须以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来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来重塑民族文化精神并提升人的精神素养；一个有高度文化、文学品质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振兴经济、发展物质文明。我们认为这两种应变对策的模式各有利弊。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应是同步协调发展，追求经济与文化包括政治的整体综合效应。也就是说，要营造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它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情的实际。在全球一体化、各学科不断趋向综合的情况下，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如果恪守过去那种经济与文化孤离的做法，那是不现实，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到底如何进行良性生态环境的营造呢？下面，我们拟按生态学的原理，试从外源性生态和内源性生态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所谓文学外源性生态，主要指政府作为最高权力话语机构对文学的宏观调控。涉及政策的制定、评价体系的确立以及相关保护机制、奖惩机制、激励机制、导向机制的出台；企业集团各种董事会、基金会的设立，利用经济杠杆对文学的特殊影响；受众自觉的接受、参与能动的反馈等等。目前，政府方面早在80年代初就用“二为”方向取代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并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高雅艺术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和扶持措施：如财政拨款有所增加；中央至地方政府经常举办多种文学艺术大奖（如“五个一工程”等）；有的还组织文学青年定期举办讲习班，或送他们到高校培训进修等。而企业方面，主要是那些经济效益好而又比较具有远见的大企业，确实也程度不同地分享了文学的“艰难”。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资金优势，以“赞助”的形式为完善文学运作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受众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也逐步培养了一部分有经济能力、也有文化素养的固定文学消费群，他们与文学的磨合互动使文学发展具备了动力，找到了市场。如此这般，这使得文学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仍有较为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当然，这是非常初步的，它离我们的要求相距甚远。以外源性生态主体的政府来讲，不仅在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方面存在力度不强的问题，相关的，用于保护文学的法令、税收制度也还不成体系；而且在实际的运演过程中还存在着某种急功近利的思想。特别是下级的地方官员，他们往往将文学当做“政绩”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有多少作品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远比作品具备真正的艺术性与文化内涵来得重要。因此花大力气推出的艺术成品，往往还是违背艺术规律，仍重蹈以往政治性大于艺术性的老路。目前，主旋律文学倡导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至于企业之对文学外部生态环境的营造，现在付之于实践的还很少；即使有，往往也是象征性的或出于自我推销的考虑。大多赞助者对文学的“赞助”还是为了获得商业效果。一些企业家认为只要我掏了钱，公司的牌子就要高于一切，可以不管所谓的艺术规律。有的为了打出“牌子”，甚至不惜进行虚假的文化炒作。这扰乱了文学的正常运作，很容易使文学从先前的依附于政治走向依附于经济。这可能和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中国现有企业家的素质不无关系。对受众而言，重娱乐而轻艺术的价值取向，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高雅艺术市场的车马冷落，正说明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文学消费力量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这也并非个人努力就能完成的，它同样需要政府和企业务部门的投入和重视。事实表明，未来文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强有力的参与基础之上。只有外源性生态环境的优化组合，才能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温度合适、空气新鲜的生长环境。为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并建立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另一方面，自身要站在提高综合素质的长远目标和高度看问题，不能将文学视作是规范巩固当下社会，稳定思想、宣讲政策的一个工具，在指导思想上要有所调整。
所谓文学的内源性生态，主要针对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和评论家而言，他们是内源性生态的主体部分。具体到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层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要强化人文意识，抵制技术理性，使之保持动态的平衡。人文精神指的是一种应当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个体对国家、民族、人民应有的道义和社会责任感；在关注此岸生存的同时执著于对彼岸理想的追求和呼唤，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当然，它不排斥生命、欲望等本能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对当下民众艰难生存状态的关怀，是—个现代的、开放的人学，并在概念内涵上要大于人文精神，因此与过去以“士”文化为中心的旧人文精神具有根本的区别。(2)充分尊重人的个体独立自由和文学多样性的原则，包括人的精神信仰自由（如宗教），也包括生存方式的自由；但同时，在创作和批评时要坚守最起码的底线原则和理性规范，尤其是不放弃真善美的共同价值标准，并直面现实，敢于揭露鞭笞一切有违于道德良知和公平精神的现象，富有意味地在文本中实施批判与宽容兼杂的艺术原则。(3)进一步扩大和开放文本内涵，做好文学与文化、经济、科技的融合，密切文本与生活的联系，但不能以此削弱取代文学的自我本位，把文学变成“他者”；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家的想像力、创造力，通过主体情感和人物形象将其内化为栩栩如生的审美对象，把文学还给文学尤其是人性之学，凸现文学中人文的特殊功能价值。(4)改变原有封闭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探求的老路，密切关注新经济条件下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新关系和新的审美倾向。既要注意文学是在不同国家民族中表现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和现象，他们之间的趋向性、相通性甚至整体性，又要正视彼此的差异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四方面的内容，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讲，我们认为当前尤有必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新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而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创作和批评都表现了某种麻木、迟钝。就拿地域文学来说吧，这些年的确成果不少，如江浙作家创作的吴越文化小说。然而由于观念的滞后和趣味的狭隘，他们往往停留在传统的地域文化范畴。而事实上，由于地处沿海发达地区，这里较为发达的经济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结构功能，使江浙一带的文化特质从原来的平和冲淡逐渐变成了现在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而我们的创作若还停留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原地上，显然与时代生活不符。再如对腐败分子的描写，现在盛行的反腐倡廉题材一般还习惯于做绝对的两极判断，模式化的思维还常常把腐败分子描写成劣迹斑斑、脑满肠肥、挥金如土的形象；从政治而非人性的角度对他们作批判，把问题归结到政治觉悟、理论水平上去，致使人物成为单纯的政治符号或准政治符号。然而，从近年来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新的腐败分子常常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另一方面，却大都出身贫寒，衣着朴素，像守财奴一样。如何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从人格分裂角度解剖，写出腐败分子的复杂性及其时代新意，而不仅仅作简单的政治定性或人格判断，这是作家应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讲文学生态环境，还不能不提及作协、文联等中介性的组织机构。它们的良性运行与否，对内、外源性生态的协调沟通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特殊性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内地作协、文联不同于西方和我国港台地区，是连接国家权力话语与作家个体写作之间的一个垂直式的沟通机制。它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是集组织、管理、领导、协调、服务于一身的半官方或准官方的特殊实体，自1949年设立以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移、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市场的日益成熟，作协、文联将逐渐淡化政治管理的导向功能，变成服务型、联络型的群众文艺团体；其所管辖的报刊和主持的有关评奖，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喉舌”和导向作用。这符合文艺创作规律，有利于优化文学生态环境和作家自由个性的发挥；从而较好地避免了犯“文革”前粗暴干预文学，将文学中介简单视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中介，忽视甚至抹灭其自身的独特主体及其游戏规则的错误。目前，面对变化了的“经济中心”环境，中介的角色功能将随时顺势地发生变化：一方面要更多考虑艺术规律以及与经济实体——企业公司的沟通，做好服务工作，为作家提供经济、法律权益方面保障；另一方面，浓重的商业环境、文化市场经纪人尤其是新的大众传媒、网络中介的崛起，必将导致对原有中介的削弱，而对整个文学生态环境产生催化影响。这是一个新的趋向，现在已日益明显地凸显，并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针对这种情况，如何重新调整和充实中介机构的具体职能，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符合国情和文化现状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3-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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