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态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F430，E220，J610
一、引言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1％，经济进入“增长加速”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及资金流程的变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同时，新的“开放”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浮动预期，特别是外资流入极大影响到货币供给等问题，将“开放中的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推到了理论和现实探讨的前沿。
开放是一国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麦迪逊（1997）总结世界经济二百年的发展历史后认为，从长期看，四大因素决定了人均产出的持续高增长：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蕴含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及开放。从各国交替领先看，开放和加大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是赶超的关键。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1995）、《东亚奇迹的反思》（2003）中也指出，开放和积累是亚洲奇迹的根本。不过，开放也是有很高代价的，因为正是外部冲击（特别是金融冲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的低速增长及宏微观结构的调整。
关于开放与增长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对开放的理解更多地是指贸易开放；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开放越来越受重视。主流理论认为贸易开放的收益是相对确定的，但是，金融开放的收益却颇多争议。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金融开放进行重新反思。坚持推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IMF最近也推出研究报告，指出：经验数据并不支持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因此，现在的IMF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了（Prasad，Rogoff，Wei and Kose，2003）。此外，最新文献还表明，在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国接近这个阶段），金融开放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2004）。
国内对开放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FDI和贸易对中国增长的贡献角度进行的分析，也有对中国过度的贸易依赖、高额外汇储备、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探讨。总的来说，实证研究集中于贸易开放，而对金融开放（如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影响的探讨，还局限于国际借鉴与规范研究。
从现有的国际经验和研究看，开放和高资本积累是增长的推动力，但这二者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高积累模式本身就有很强的政府动员资源的痕迹，高积累导致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经济结构发生扭曲。亚洲危机前后，很多学者集中从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对亚洲政府动员资源的高积累模式进行批判，而危机后的这几年亚洲国家的结构调整也正是沿着改善配置资源模式的方向在努力。
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的进程加速，也进入到开放后易受冲击的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国家干预的“结构扭曲”在一定阶段可能会促进发展，但随着金融开放，扭曲的结构会在大量外资频繁进出的情况下被市场“强行矫正”。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中国的非农化进程，同时消除制度性扭曲，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减少外部冲击风险，促进经济增长将是本文探讨的主线。
一、贸易导向与经济增长
1.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二百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一体化，贸易被公认为是增长的引擎。当前全球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40％。全球化的资源流动主导着经济发展。
各国因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采用的贸易战略也有差异。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曾是最为流行的关于贸易战略的提法。进口替代战略的理由是：完全采用自由贸易学说，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只能专业化于某些低端产业从而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因此，需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一些必需的、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品或中间品，注重自主生产，以替代国外进口商品），培育国内市场，实现经济起飞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是基于：出口有利于扩大外需、增加就业以及在国际竞争中提升产业结构等等。在实践中，日本被认为是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成功的范例，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被认为是出口导向战略的胜利。尽管这种区分有利于突出贸易特点，但却可能导致认识的片面化，将出口与进口“对立”起来。事实上，出口与进口的协同作用才是推动增长的关键。世界银行对以出口著称的东亚经济认真评估后的结论是：东亚经济奇迹是“贸易导向而不单是出口导向的增长”（世界银行，2003）。贸易导向虽然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战略思想（相对于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但在实践中却较为普遍。尤其是对于大国而言，更有实际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贸易导向的特征非常明显。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高度相关，而与净出口相关度很低，只有个别年份如1990年和1994年贸易顺差大量增加，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才比较大。事实上，如果仅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来衡量出口战略，恐怕以开放而著称的韩国与新加坡也是不够成功的。因为这两国在其“腾飞”期间，基本上都是贸易逆差，也就是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负的。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不是很大，但很多学者又感到开放的贡献巨大，实质上这是中国贸易导向快速发展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进口或出口这样简单的单边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贸易基本上是逆差，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消费结构，导致大量进口消费品和相关的资本品。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J效应明显，出口部门的竞争力显现，而后的出口退税政策则进一步激励了出口。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税收政策上鼓励资本品进口，最明显的就是国内使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税收不能抵免，而进口设备则可抵扣；在开发区上给了外资“三减两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吸引外资进入，刺激了资本品部门的进口。可见，中国在政策上一直保持了贸易进出口方面的“双向激励”，而不是单纯的出口导向。
关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证较多（林毅夫、李永军，2002），特别是出口部门通过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出口部门的积累，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但从进口角度看待要素投入质量改善的研究较少，近来的研究开始注意到这一方面，也在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一结论与有关日本和韩国进出口效应的实证分析结论相同（沈利生等，2003；世界银行，200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质上从来也没有一个所谓同一的模式，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模式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如广东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长三角地区基本是资本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卢荻，2003），通过进出口双向的贸易发展，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对于非农就业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都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贸易导向构成中国结构优化的增长路径。
2.贸易导向战略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通过贸易导向进行拓展。不过，在贸易摩擦频频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今天，贸易导向战略还能持续吗？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的贸易增长在全球贸易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表1显示，中国目前还不到日本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谈论中国的“威胁”有些为时过早。即使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从1978到2002年的出口增长率为11.9％，也比韩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要慢。（见表3）
表1 中国与日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1953—2000） （％）
1953 1963 1973 1983 1993 2000 2002
日本 1.53.5 6.48107.76.6
中国 1.21.3
1
1.2
2.54 5.1
资料来源：WTO，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and CEIC；2002年为作者计算。
表3 出口增长的国际比较
时期[1]年数
增长率
日本 1954—81 2714.2
韩国 1960—95 3521.5
马来西亚1968—96 2810.2
中国 1978—02 2411.9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2]
1966—97 3113.1
注：1.时期是指从出口持续增长开始到3年移动平均出口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
2.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指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资料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其次，就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来看，中国也还没有非常“过分”。目前，中国占美国进口额的10.7％，日本占10.4％，韩国占3％（见表2）。可见，即使到今天，日本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还与中国基本持平。而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日本占美国进口的份额是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稳步上升，1986年达到一个高峰，占22％（也难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那样严重）。而韩国在过去35年中，贸易增长的速度最快，不过，由于其规模较小（相对于中国与日本来说），因而占美国的市场并不大。即便如此，在1980年代末，韩国出口仍占到美国进口市场的4.5％（Prasad and Rumbaugh，2003）。
表2 各国占美国进口的份额（2002）
进口份额
北美29.6
西欧21.1
中国10.7
日本10.4
韩国 3.0
其它25.2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 website.
其三，当国际社会在担心中国贸易增长的“外部性”时（一些人有意将这种“外部性”只理解为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越来越大的份额，挤占了他国的市场份额等等，即理解成负的外部性。），显然还应该把中国贸易增长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也考虑进来。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口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4128亿美元。中国从全球进口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进口国，仅次于美国与德国。中国的进口比率（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15％上升到2003年的29％。这个比例很快会上升到30％，这个数字远高于日本进口比率的8％与美国进口比率的14％。如果考虑到中国贸易增长的这种正的外部性，显然，所谓的中国贸易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其四，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见表3），尽管中国的出口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快速增长，但比起日本增长了27年，韩国增长了25年，马来西亚增长了28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了31年，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显然还没有到一个极限，完全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还有增长的空间。
上述分析表明，（1）无论是占全球贸易的份额还是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以及出口增长的速度，中国的贸易都不及当年的日本（而要求解决贸易逆差、要求本币升值这些当年针对日本贸易的问题却是提前抛给了中国），并且考虑到中国对于全球贸易的贡献，关于中国贸易增长所引起的问题不应该被过分强调。（2）出口增长的国际比较也暗示中国的贸易增长仍有潜力。（3）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对于中国贸易的长期增长将是一个重要支持因素。
尽管如此，2003年中国贸易依存度高达60％，贸易的继续高增长难度愈来愈大，消除中国贸易导向中的“双向激励政策”等国家干预的扭曲结构政策已经到了时候；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的贸易导向战略转变。
二、存在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资本形成
贸易导向的经济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一国的储蓄和资本形成，表现在（1）由于出口部门利用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传统部门的储蓄增加；（2）外资的引入；（3）进口导致了资本品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提高增加了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刺激增长，从而突破“贫困循环”进入到一个资本积累-增长-储蓄提高的良性循环中，传统的“双缺口”正在消失。但实质上，只要考虑到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需要与资本结合，资本形成的缺口依然很大。
1.传统的双缺口模型与中国储蓄缺口的“消失”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讲的是如何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这个理论就是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最早由钱纳里和斯特劳共同提出（Chenery and Strout，1966）。双缺口模型基本上可以由下列的关系式简单地表示：
Y=C+I+（X-M）
I=Y-C-（X-M）
I=S+（M-X）（1）
以上是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变换。其中Y=国内生产总值；C=消费，I=投资，X=出口，M=进口；S=储蓄。
式（1）表示，国内投资受到S与（M-X）的限制，前者是储蓄限制，后者是进口大于出口所形成的贸易限制或外汇限制。
为了进一步考察外资进入的影响，可以引入经常账户盈余CA。
CA=（X-M）+NFI+NTRA
其中NFI=收益项目盈余（这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收益汇出），NTRA=经常转移项目盈余。为了问题讨论的方便，我们忽略上式中的后两项，即忽略收益项目盈余与经常转移项目盈余。这一处理，不会影响基本结论。于是我们有
CA=-M（2）
我们再引入资本账户（中国称资本与金融账户）KA。显然有：
CA+KA=△FR（3）
其中△FR=外汇储备变动。
根据（1），（2），（3），我们得到
I-S=KA-△FR（4）
（4）式表示，储蓄缺口（I-S）可以由资本流入（KA-△FR）来弥补。
接下来我们考察中国的外资引进，看是否符合上述的双缺口模型。
衡量是否存在储蓄缺口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进行比较。这里：
投资率=固定成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
储蓄率=（支出法GDP-最终消费）/支出法GDP
图1显示，从1985年到2002年，只有5个年份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并且，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占4个年份。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存在储蓄缺口，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1993年），储蓄缺口消失了。
投资储蓄差、经常项目余额与FDI
图1 投资-储蓄缺口、经常项目盈余与FDI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外汇管理局。
进一步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同时存在，这是与双缺口模型非常相符的。即大量的投资超过储蓄，引致大量的进口，使得进口大于出口，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图1中经常项目盈余与投资储蓄差几乎完全一致，这毫不奇怪。实际上可以由（1）式变换成I-S=M-X=-CA这一恒等式直接得出来。图1中之所以还略有差异，只是由于我们对CA的假定（省去了收益项目盈余与经常转移项目盈余）及统计中的误差而已。
以上的双缺口可以由外资的进入来弥补。不过，如果以外资流入量来衡量中国双缺口的存在或大小，只能是南辕北辙。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的流入量并不大，FDI占比不到1％，但双缺口却是存在的。1992年以后，FDI大量涌入，一直超过4％。而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的储蓄缺口却消失了。可见，试图用储蓄缺口来解释外资的流入，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显然行不通。由于储蓄缺口的消失，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基于双缺口模型通过外资引入弥补储蓄缺口）也随之消失了。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宋国青，2003；Yasheng Huang，2001）。当然，即便没有储蓄缺口，中国仍有很多理由引进外资。只不过，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储蓄缺口真的消失了吗？是不是我们考察问题的角度出了问题？
2.附加就业目标的双缺口模型与中国储蓄缺口的“出现”
传统的双缺口模型以GDP（或GNP）增长率为目标（6％—7％的年增长率）（Chenery and Strout，1966），从而推导出储蓄缺口。这里并没有考虑就业问题。至少，在当时，就业目标远不如GDP目标重要（至少在那些国际组织专家看来是如此）。不过，就当前中国来讲，就业问题非常严峻。除了改革与结构调整引起的大量下岗职工，还有每年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以及必须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我们决定在双缺口模型中加上就业目标（即在储蓄限制、外汇限制之外加上就业限制）。所谓就业目标限制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目标就业水平，投资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由就业目标决定的潜在投资需求可能会超过储蓄，形成储蓄缺口。
为探讨投资与就业的关系，需要对生产技术作假定。这里假定生产技术为里昂惕夫生产技术，（注：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健全的要素市场，对资本与劳动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二者之间的替代也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假定Cobb-Douglas生产技术是合理的。但由于中国的要素市场不健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期望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来吸收所有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这种情况下假定里昂惕夫生产技术较为符合中国国情。）即一定的产出要求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完全不存在替代关系。可以表示成：
y=min（aK，bL）
图2显示，在里昂惕夫生产技术条件下，等产量曲线呈L形。显然，对生产者而言，其要素组合的最优点应该是L形等产量线的拐点（即图中的M、N点）。因此，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沿着a/b这样的固定比例进行的。
图2 里昂惕夫生产技术
在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资本限制将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初，为了实现人人都有工作的稳定局面，曾经出现资本与超过固定比率的劳动相结合的情况，从而产生隐性失业。这些隐性失业的存在不仅不会增加产量（根据里昂惕夫生产技术的特性），甚至会减少产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些隐性失业才转变为下岗职工及显性失业。我们假定隐性失业不再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典型情况，生产者更倾向于按最优比率来进行要素组合，于是，我们得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简单关系aK=bL，从而体现投资与就业创造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
L=（a/b）K=aK
于是有：
表示新增就业岗位，也可以用实际劳动力需求L[d]来表示。
表示新增投资，也可以用I表示。从而
L[d]=（a/b）I
I=（b/a）L[d]=I（L[d]）（5）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假定的是里昂惕夫生产技术，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比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放松了固定比率假定，但是仍然假定劳动与资本之间不存在强替代关系）。当a上升时，是劳动密集化，当a下降时，是资本密集化，其中a＞0。当出现资本密集化时，单位资本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可以参见图4）。
图4 每年新增就业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1978—2002）
注：固定资产投资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根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的新增城镇就业为2651万，这显然是由于1990年人口普查将以往漏报的人数包括进来的结果。另外，1990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负值。为分析的方便，这里把1990年的“异常点”设为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将（5）式代入（4）式，得
I（L[d]）-S=KA-△FR（6）
下面考虑加入就业目标限制的双缺口模型。这里考察的是城镇就业。中国每年的城镇劳动力供给量L[S]基本上有三部分构成：下岗职工、新增适龄劳动力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于是：
L[s]=L[，x]+L[，n]+L[，r]
L[，x]=下岗职工数量
L[，n]=新增适龄劳动力数量
L[，r]=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数量
假定就业目标上L[*]=（1-β）L[s]，其中β为可接受的失业率水平。显然，L[d]≤L[*]，并且，根据里昂惕夫生产技术的假定，可以推出
I（L[d]）≤I（L[*]）（7）
这实际上是说，实现就业目标所需要的投资不会小于实际投资，而根据中国的情况，应该是远远大于实际投资。将（7）式引入（6）式，我们得到加入就业目标的双缺口模型：
I（L[d]）=S+（KA-△FR）≤I（L[*]）（8）
如果（8）式中的就业目标限制起作用，则下面的等式成立，即
S+（KA-△FR）=I（L[*]）
从而，新的储蓄缺口变成：
I（L[*]）-S=KA-△FR（9）
下面来讨论，附加了就业限制，中国的储蓄缺口是否存在，也就是考察I（L[*]）与S的大小及变动趋势。
1）中国的国民储蓄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都很高，自1993年以来，储蓄率平均超过41％。尽管如此，考虑到其它因素对储蓄的消减，真实的储蓄率并没有这么高。
其一是银行坏账因素。由于坏账往往是事后统计出来的，在当年的GDP中并不能剔除，因此，真实的国民储蓄因为坏账因素（在中国这个因素绝对不能忽略）会打折扣。其二是未来老龄化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高储蓄与特定的因素有关。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促进了储蓄；另一方面从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常高的时期，年轻人会更多地储蓄，因而储蓄率高，而一旦进入老年化阶段，储蓄会下降。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后达到其最高点之后将趋于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后开始迅速提高（蔡昉等，2001）。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显然会引起储蓄率的下降。
2）中国的就业与投资
为了实现就业目标，必须要有投资增长。一定的投资到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呢？图2显示了1978年以来中国劳均资本存量的变化。劳均资本存量的上升从一个角度看是资本深化的表现，而另一个角度（如从就业角度）则表明每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就业在下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图3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城乡劳动力之和。显然，农村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要比城市劳动力少得多。考虑到农民进城，每增加一单位城市劳动力，所需要的资本要更多。图4示意性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10多年中，每年新增就业所需要的新增固定投资要明显低于90年代后至今的这10多年。换句话说，每单位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图3 中国劳均资本存量（1978—20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8—1998年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张军（2002），1999—2002年数据为作者计算。（注：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为：当年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1990年不变价）+（本年固定资本形成—折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里的折旧统一按5％折旧率计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创造就业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原来处在潜在失业状态的国企职工纷纷下岗，导致原来国有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另外，1998年以来，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其就业带动效应较弱，从而也影响了就业创造。投资创造就业能力的下降也与GDP带动就业能力下降完全一致。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1990年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岗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在控制了工资效应后，中国GDP的就业弹性，1978—1993年是0.52，而1993—2000年是0.20。即1993年以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52个百分点，而1993年以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就业增加0.2个百分点（Brooks and Ran，2003）。
投资创造就业能力的下降意味着每新增一个单位的就业就需要追加更多单位的投资。那么，我们现在的就业缺口到底有多大呢？目前城市下岗职工人数为1400万；每年新增适龄劳动力人口约1000万。还有约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果要在未来20年完成对1.5亿劳动力的转移（据统计，1982到2000年的近20年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共达1.09亿），那么每年需要转移750万。而近几年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只有800万左右，就业缺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如此，通过国际比较，更能感受到未来中国的就业压力。表4显示，中国不仅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全球最高，而且，加上将来的适龄劳动人口数（即不到15岁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3％，这是除欠发达国家之外最高的。考虑到很多欠发达国家人均寿命较短，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可以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是最为充裕的。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总量规模，就业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表4 人口状况的国际比较（％）
不到15岁 15—65岁 超过65岁
中国 23 70
7
欠发达国家（除中国） 36 60
4
发达国家 18 67
15
东亚 22 70
8
美国 21 66
13
日本 17 67
16
西欧 14 66
18
Source：2002 world Population Data of the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正是由于中国的就业问题如此严峻，我们才考虑在双缺口模型中附加就业目标限制。理论上，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缺口，投资增长率显然还需要上升。不过，单纯通过投资增加来扩大就业已经变得不现实，毕竟我们的投资率超过40％，已经非常之高了。对比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超过40％，其后基本在30％上下波动；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10％，80年达到39％，1984年则高达47％；韩国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是5％，60年代达到20％，1991年达到40％，90年代末回到30％左右；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是10％，1975年达到27％，后来又在22％左右徘徊。（Young，1995）
根据四小龙的经验（这也被看作是投资推动型的经济），投资率达到40％是个高限。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投资率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尽管不是没有）。但是，由于就业目标限制，要求投资率必须一直保持很高（甚至高过40％）。（注：实际上仅有高的投资率还不够，还要有结构调整，以及其它的有助于就业的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撤消不利于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的微观规制等等。）再考虑到长远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会下降，综合起来分析，中国潜在储蓄缺口一定存在。因此，依靠引进外资来弥补中国储蓄缺口仍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中国的储蓄缺口与资源净流出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1993年以后，现实的储蓄缺口消失了，但潜在储蓄缺口却是存在的。为了真正实现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弥补储蓄缺口，国际收支平衡表需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考察中国的对外平衡，这些年不是资源净流入，相反是资源净流出。净资源的流出量根据（9）式可以由（△FR-KA）来衡量。由于△FR-KA=CA，而这些年经常项目盈余CA一直是大于0，或者说净出口一直大于0，显然资源净流出大于0。资源净流出总量就是累计外汇储备总量与累计资本项目盈余的差。
显然，如果考虑到潜在储蓄缺口，实现资源的净流入，经常账户应该小于0，即△FR-KA＜0。使得该式成立有两条途径：一个是△FR下降，即外汇储备增加额下降；另一个是KA上升，即增加外资的引进（在中国，外资引进占资本账户盈余中的主要部分）。
根据有关研究，像中国这样持续双顺差的国家是很少的（宋国青，2003）。事实上，经常项目逆差、资本账户顺差，是很多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发展中的典型特征。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利用外资弥补储蓄缺口的目的。
由此看来，维持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及大量外汇储备的做法与利用外部资源背道而驰，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减少外贸顺差，保持经常账户平衡或略有逆差；同时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量，甚至总的外汇储备水平可以下降（即储备增加量为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做到利用外部资源，还可以减少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本。
以上从存在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资本形成缺口论述了继续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这决不排除外资在诸如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积极的溢出效应。只是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与资本结合的情况下，应该更为重视外资在弥补储蓄缺口方面的贡献。
三、贸易和资本形成机制的扭曲与风险累积
贸易导向和高积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由于贸易和资本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政府干预的严重扭曲，也在增长过程中不断累积着“结构扭曲”的风险。面临进一步的开放，经济结构的扭曲最易受到外部冲击，这是东亚危机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当前的贸易依存度和投资率都处在了高点（见表5），通过政府政策双向刺激促进贸易增长以及政府动员资源大幅提高投资率的做法实际上已非常困难。
表5 人均收入、资本形成、贸易依存度等宏观指标的国际比较（％）
国民总收入 以PPP衡量的国民总收入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家庭 资本 贸易依
（人均美元） （人均美元）
消费 形成
存度
中国 890 4260 155233 483960
中等收入国家1850 5710 103852 592551
下中等收入国家 1240 5020 124146 572750
上中等收入国家 4460 8730
73559 622252
东亚太平洋国家
900 4040 144837 533160
高收入国家 26710
27680 NANANA 611738
注：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2000年数据；其它均为2000年数据（中国贸易依存度为2003年数据）。
资料来源：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
1.贸易和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扭曲
中国的开放一直沿着贸易和外资政策的双向激励推进。1）进出口的双向激励极大刺激了贸易量，奠定了贸易导向的经济，贸易依存度快速提高，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3年的60.3％。从大国的贸易依存度看，只有德国高达54％，日本仅为13％，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是相当高了；2）引进外资的政策扭曲。各地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竞相推出各项优惠政策，这样使得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这些外资企业还享受了劳动力成本低（甚至是所谓的血汗工资）、汇率贬值和出口退税等政策，形成了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结果是，一方面我们用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就是某种政策扭曲）利用外资和鼓励出口挣取外汇，另一方面，又拿花了很大成本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其中的得失在近年已经引起很大关注。从现有的争论看，大多涉及到政策扭曲导致中国进出口和内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讨论政策扭曲的代价问题。
2.资本形成中的机制扭曲
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算，中国持续性的高投资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已经有十年了。其间的主要变化是城市化浪潮。1993、1994年的城市化主要是由于“土地从无价变有价”引发的土地投机热潮，而1998年由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利率条件下的银行消费贷款引发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城市化推进则是意义重大，正像我们计算的一样，全社会投资集中在了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上，而社会投资相应创造的增加值比则在持续下降。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资金流程的相应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持续的高投资率和低回报率问题（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然而这一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特别是由政府来动员高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是难以持续的。
中国在资本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是以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二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配置资源方式。传统体制是政府集中配置资源，随着改革开放市场配置资源能力越来越强，但政府的行业准入、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配置资源，政府始终具有极大地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国有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非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短期贷款比重、利率管制等金融资源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政府动员机制表现在：（1）银行中长期贷款中有80％多投入到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并引发资金投入到高资本密集型的钢、电解铝、水泥等重工业中。这些投资行为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资金稀缺状况；（2）外资在政府有关免税、土地补贴、地方财政返还等优惠政策下加速流入中国，中国再将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效率损失严重；（3）股票市场一直坚持为国有企业解困，市场回报率低，成为政府融资的重要手段；（4）财政方面则是负债率不断提高，如果计算出口退税国家向银行的透支，赤字水平会很高，政府直接动员资源的能力在下降。
政府主导的资金、土地和财政税收扭曲了要素价格和偏离了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人为地压低了资金成本。导致资金过密倾向，影响了就业；（2）在外资引进上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导致了引进外资效率的损失；（3）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城镇化过程的农地过分被占用，对农地补偿低，将农民变为了市民，但社保和就业体系没有建立，而财政却同时付出代价支持工业开发区的土地价格倒挂，土地要素被廉价使用。
3.风险积累和开放冲击
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穷一方面意味着低储蓄，从而缺少投资，另一方面意味着低收入，从而缺少购买力，这就是纳克斯所谓的“恶性贫困循环”陷阱。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重大的。东亚模式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型：（1）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2）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促进了出口，创造了需求，从而有效地突破了贫困。但政府的干预同样也累积了大量风险，银行坏账和财政生产性支出负担过重等问题，都是政府“担保”出来的风险；由于国家干预了要素价格，投资冲动很强，但效率提高慢。这些政府干预的风险承担机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结构扭曲，并积累了宏观风险。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政府可能还有余地和能力来“自觉主动”地逐步化解扭曲带来的风险，但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注：中国由于加入WTO，金融业的开放，QFII、ODII及其它许多措施的出现，资本流动会比以前更为频繁，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也是势在必行。目前，在资本项目方面，中国已实行了部分可兑换，IMF确定的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国已完全可兑换的项目有4项；基本可兑换的有8项；有严格限制的项目有16项；完全禁止的项目有15项，主要是禁止外资购买人民币标的的证券资产。总体而言，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也达到较高水平。）情况完全不同。金融开放以后，政府干预能力下降，国际投资者会通过广义的套利行为对扭曲结构进行“强行矫正”。
国际套利行为的产生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扭曲的要素价格与扭曲的结构提供了套利机会；二是由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扭曲结构的风险，从而套利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外资可以在短期内只获取套利收益而不承担或少承担套利风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不了解扭曲的结构会积累一国的宏观风险，只是，他们认定在短期内国家宏观风险积累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即政府可以承担得起，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套利。这些套利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宏观风险的暴露。外资时刻关注着这一宏观风险的积累过程，一旦感觉到政府将要“承担不起”这些宏观风险的时候，外资流向就会发生逆转从而导致危机。这就是亚洲危机所提供的案例。因此，在金融开放新阶段，努力消除结构扭曲、减少国家宏观风险是打击热钱套利、防止危机的重要手段。
四、承载开放新格局的政策组合
中国经济正进入从贸易开放到金融开放的新阶段。考虑到政策干预形成的扭曲结构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易受冲击，承载开放新格局的政策组合就是要努力消除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宏观风险，减少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1.结构扭曲的消减
消除前面提到的贸易与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政策扭曲：外贸方面适当削减各种激励，外资方面实行国民待遇；在资源动员上，要从以政府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转变，矫正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各项政策。
固定汇率制度不可持续，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是服务于贸易开放的（比如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现在要服务于金融开放，固定汇率制度就不适宜了。根据蒙代尔不可能定理，固定汇率、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只能三选二。在金融开放或者说资本流动条件下，只能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进行取舍。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原有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无法维持。从国际上看，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必然的趋势，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从1970年的84.8％下降到了46.6％，而浮动汇率制度则从15.3％提升到了53.4％。因此，使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朝着更为市场化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将是削减结构扭曲的重要内容。
2.宏观政策选择
从当前存在的“结构扭曲”看开放新阶段的宏观政策选择，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财政宏观负债和银行坏账问题是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宏观风险的反映，为了配合消除“结构扭曲”，降低宏观风险，减少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策选择主要包括：（1）推行税收改革，统一内外资所得税，降低出口退税，调整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税过渡，才能有效地从依靠国债进行国家资源分配方式转向以减税为主的刺激微观供给的方式转变，同时也消除了税收对进出口双向激励的扭曲。（2）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减少宏观风险。（3）通过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资本市场改革等，降低金融的脆弱性。（4）存在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资本形成缺口表明：长期而言，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供给问题，即需要运用各种资源（包括外部资源）、改善资源动员方式以利资本形成，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非农就业。（5）在开放新阶段，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政策的外部性，考虑这些因素的国际影响及国际反应。这种并非以邻为壑的做法，可以为中国增长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宏观政策需要考虑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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