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三上京师所面临的局势及其自我防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师论文,局势论文,所面临论文,防护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4-0341-06
匹马天涯对落晖，萧疏白发怅谁依？
这是吴伟业《将至京师寄当事大老》组诗中的一句；夕阳残照、人孤马单，前程教人不寒而栗——分明，敏感的诗人已预感到了什么。
那么，是什么呢？
吴伟业在那《将至京师寄当事大老》第三首就已经提到了“雪满关河”，可知，他到北京的时候时令已是隆冬，亦即清顺治十年(1653)隆冬。隔年，正月“庚子（初九日），大学士冯铨等疏奏：‘……故明词臣杨廷鉴、宋之绳、吴伟业、方拱乾、中书舍人陈士本、知县黄国琦俱堪擢用。’下所司确议。”（《清世祖实录》卷八十）非常明显，吴伟业到北京的时候清廷并没有给他什么官，而且是经冯铨领衔举荐并由皇帝下旨“下所司确议”了后还一直悬着。悬到何时呢？谈迁在他那《北游录·纪邮上》记道：“（清顾治十一年十月）癸酉（十七日），过吴太史所，时除侍读”，同书《纪闻下·乙未礼闱》这一条还有“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吴伟业”的记载，可知，是一直悬了十个整月，清廷是在吴伟业到北京十个月后才给他一个内翰林秘书院侍读当的。
那么，这“侍读”又是个什么官？
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历代职官表》卷二《内阁上》说：“国初置文馆，天聪十年改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分其事为职掌。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及德行制度之属。顺治元年增设学士。二年定为正二品衙门，以翰林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增设侍读学士、侍读等官。九年设典籍。十五年改……”后文又称：“侍读满洲十人，蒙古汉军汉人各二人。初制四品，后改为正六品。掌勘对本章、检校签票。顺治二年置。”《清史稿·职官一》沿之。可知，这“侍读”乃“正六品”官，职务就是上边所说的那一些。这一职务忙起来吹起来可以说“膺密勿心膂之寄”，可闲起来还不吹呢？那就基本上是个闲职，而就吴伟业任职后所干的应试赴考、写恭纪诗应制诗、修《顺治大训》或《内政辑要》这一些事看来，他所任的这个内翰林院侍讲也确实是个闲职、闲之又闲的闲职。
一个闲职还悬了十个整月。这清廷那么急煎煎地把吴伟业逼来，按陈廷敬这康熙朝盲的说法还是“以秘书院侍读征”（见《吴梅村先生墓表》），然而，来了之后却把他悬着，而且一悬就是十个月，这总有点不正常，或者，更干脆一点说——是出事了吧？
那么，又是出了什么事昵？
非常有意思，这期间对清廷、对吴伟业来说都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情——陈名夏案。
从史料可知，举荐吴伟业的有冯铨、陈名夏、陈之遴、孙承泽等人。冯铨是阉党，举荐吴伟业也是因为他正做着弘文院大学士，职务所关，并非他真的就欢迎吴氏了。陈名夏以及陈之遴、孙承泽这些人就得说一说了。
清顺治年间，一些由明入清的汉宫又在清廷撞上了，如冯铨、龚鼎孳、李森先以及我们就要说到的陈名夏这些人。这些人本来就是政敌，至少是彼此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就一肚子火，斗，是肯定要斗的。何况，国号固然是由明变成清了，但那争斗的诱惑物——权与利并没有变，于是乎，又斗了起来啦。只是，今非昔比，双方头上都顶着个爱在自家脑袋上插鸟毛（花翎）的清人，因而，那斗争的胜负也就得以清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例如，清顺治二年(1645)，冯铨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列同官旧臣之前”，掌了大权。于是乎，吴达等一大堆人就一哄而上，拼老命弹劾他。弹劾的内容本是一结党二受贿三拍马屁（冯铨等人率先薙发改满装）。但弹劾来弹劾去，也就翻老账了。御史李森先说：“明二百余年国祚，坏于魏忠贤，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此通国共知者。请立彰大法，戮之于市。”（《清史稿·冯铨传》）龚鼎孳当然也持这一说法。闹，是闹到得清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听勘了。多尔衮一出来，“龚鼎孳言铨附忠贤作恶”，冯铨便以攻为守，说“‘流贼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孳何反顺陷害君父之贼，竟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实否？’鼎孳曰：‘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等）但多尔衮认为李自成比不了唐太宗，龚鼎孳也比不得魏征，于是乎冯铨大获全胜，李森先夺官、龚鼎孳被“斥”等等。冯铨等人干么会大获全胜呢？无他，就因为他们率先薙发改满装。清人不管口头上如何“满汉一体”，那心里头总是相当清楚他们总共只有几条辫子的。为此，他们首要的就是网罗奸宄鼓励无耻。自然，话也会说得很漂亮：“以铨降后与（孙）之獬、（李）若琳皆先薙发，之獬家男妇并改满装……王（多尔衮）谓三人皆恪遵本朝法度”等等——清人那一己之私既已变成“本朝法度”，则认为阿附“本朝法度”是拍马屁的不管如何都只有挨训被斥的份了。那么，“贪秽”呢？提出这种问题的人那脑子里总横着个十分善良但确实是极其愚蠢的想头，那就是：朝廷是大公无私的，也一定是要反腐败的。其实，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了。所谓的朝廷，本来就是大私无公的产物，或者说像黄宗羲所揭示的那样，是“以一己之私而为天下之大公”的东西。既是大私，一般也就不可能去反小私，反不了小私，官吏腐败是必然的、司空见惯的。当官的不贪，那才真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也极其出奇的。冯铨、孙之獬、李若琳者流既贪且秽为人所不齿这一种情况多尔衮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中有数得很哪。然而，他还是要用，而且是大量地用。那时，顺天巡按柳寅东就曾为这问题上疏表示疑虑：“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为此，柳氏他认为得“慎加选择”“亟清其源”。然而，多尔衮却答道：“经纶方始，治理需人”，顾不得那么多，还是要用。果然，他也那么用了，只是颁布了一条标准：“归顺”，而且声明“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实录》卷五）。以后顺治登极诏书上还特意加了个期限：归顺前的事一概不予追究，敢攻讦者反坐。也就是说，只要投靠我，不管你过去是干啥的和干过些啥都没有关系，都给官做，而且，不准追究，谁追究谁就得倒霉。冯铨、孙之獬、李若琳者流不仅归顺了而且改头换面连小裤衩都与清政府保持一致了，则李森先、龚鼎孳那阉党云云真正是既犯大忌又触犯条令，安得不败？
随后，便是陈名夏、陈之遴、孙承泽这一些人同冯铨斗上了，冯铨等人为北党，陈名夏、陈之遴、孙承泽等为南党。由于双方都是多尔衮系，所以斗来斗去，一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输赢。然而，多尔衮一死，顺治一亲政，情况就变了——
滑顺治八年(1651)，冯铨罢官。
清顺治十年三月，孙承泽（时为吏部左侍郎）因举荐陈名夏被斥而引退。
清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陈名夏被押至“宣武门内之灵官庙，弓弦绞死”。
只是，冯铨不久便又官复原职，陈名夏却永远死了。
什么原因呢？
宁完我弹劾他说：“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宜洗心易行，效忠我朝。不意其蛊惑绅士，包藏祸心以倡乱。尝谓臣曰：‘要天下平，只依我两事。’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为政之要，惟在法度严明，则民心悦服。名夏必欲宽衣博带，其情叵测。臣与逐事辩论，不止千万言，灼见隐微……”（《清代七百名人传·陈名夏传》）照这说法，陈名夏好像就死在宁完我所指斥的不“效忠本朝”和“包藏祸心以倡乱”上头呢。然而，宁完我这是攻讦，当然要找借口，扯上个大题目，忠呀奸呀地做一篇狗屁文章。谈迁在他那《北游录·纪闻下》写的却是：
……（成）克巩以（陈名夏）告保定巡抚王文奎。文奎召语，大善之，称盟，荐于朝。明年正月，拜修撰，寻超拜吏部右侍郎，赐貂裘鞍马。已，晋尚书入内院。摄政王甚任之，强力敢任。辛卯夏，坐累，幸得解，复职。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隶正黄旗。正黄旗者，天子之亲军也。知国族侧目，故携以纾祸。□□□复相，北人隐忌而无以发。癸巳四月，甄别词林，颇出其意。时给千五百缗，治宅皇城内。时议用师西南，求出镇，不允，以洪承畴往；甲午正月，总督陕西阙，又欲往不果——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虽宁完我、冯铨同位不相能。往者铨获罪，廷讯折之，曰“老先生毋多言”，其谕旨出名夏；前名夏遣，谕出完我。各隐械以俟。二月，宁进议政大臣，识者为名夏危之。上尝出先朝冠服示内院，众称善，实尝之也。三月朔，宁列名夏十二罪，谓复冠服改诏旨纵子通贿等事。明日午刻，上自讯名夏，抗辩不屈。是日，遍召诸臣，名夏未知其故。忽上临内院，侍臣读昨奏，名夏即条对。上弥怒：“即欲辩，何不待宣讫也？”遂令九卿听于左阙门。诸臣环坐，名夏跽对。完我叱之。连逮班役二人，苍头二人。名夏遂宿直舍。又明日复讯。初□王崇简、编修张天植例外补，二月内院题复秩，不许。天植尝谒完我。完我谓陈氏外，若天植某日贷溧阳百金未偿，故衔我；今偿至五百金。见完我奏中。因天植不承，是夜，两人候直舍。诘朝又讯。上自登午门楼望之。诸臣不诘，名夏词不屈。刑科右给事中怀宁刘余谟、御史陈秉彝独为申理。上适见，召余谟登楼诘之。上怒其亢，夺职。是日释天植，幽名夏于吏部之藤花厅。至十日，诸王及大臣讯于内殿。明日复讯。又明日申刻有旨，使者挟之马上。问何往。曰门上。名夏谓收系也，曰：“以铁索来”。使者曰否否。名夏知不测，马上顾其客柳生曰：“我色竟不动也。”过天主堂前，值汤若望班役，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后不复相见，我直含笑任之耳。”至直武门内之灵官庙，弓弦绞死。临祸并无一言。随舁至门外灵官庙。三日，许其家薄殡，厝城南。名夏故善索尼伯，时适外出。死之夕，索尼伯至。或曰：乘其外也。名夏才气骯髒，好为名高，有志经济，性锐虑疏，虽多推荐，人不见德。在吏部时，权归满人，稍执论，亦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意无少私也。其事类此。语人辄露徽指，如植花木曰向南者终佳，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安丘刘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词林后进凌其上，益贾怨相同。冯铨荐梁清远，范文程荐黄志选，宁完我荐法若真，若真不报，余以次迁。而吕宫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选中翰十八人，内院分阅。宁完我取三卷，及互阅，名夏俱抹云。或宁为（为宁）婉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岂不识也！”完我于满人负人望，憾益次骨。不浃旬而难作。是月名夏乞还家省墓，上以机务殷繁，不之许，命携家入京。盖旗下例不得归，名夏或为人所卖，而上亦未知隶旗之累也。□□□□王炳衮外转□督粮参政，别名夏。名夏曰：“才如君而外之，良诎。行内召矣，毋虑也。”廷讯时，名夏云：“不见一人、不受一钱”。刘正宗曰：“若不见一人，何见王炳衮絮语也？”名夏子掖臣年少跅弛，流涉色货，驰捕之。簿录其家，田九百亩，银七百金。掖臣逮至，名夏已不幸。上心知其冤，宥死，杖四十，流满洲。名夏妇强氏隶京师，归其田租。而完我别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录御前，赖上不问。朝士始帖席矣。是冬，上在南海子语冯铨曰：“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铨曰：“陈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上不应，徐曰：“陈名夏终好。”自是铨不复有言。
谈迁是随弘文院编修朱之锡来北京任其“记室”的，来北京之后主要也是与吴伟业、曹溶、龚鼎孳这一些人往来，因此，他这一段话无疑是从吴、曹、龚以及朱之锡这一些人谈论中听来的。那么，这一段话又说明了什么呢？
陈名夏有民族思想，而且“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国族侧目”，得罪了掌握朝廷实权的满清贵族。但这一些只是他的罪状，却不是他致死的缘由；他其实是死于“抗辩不屈”，亦即死于顺治帝的一时勃然大怒，仅此而已。
那么，这陈名夏案之于吴伟业的影响呢？
陈名夏是明崇祯癸未(1643)会元、榜眼，更是复社中人，和吴伟业共同共通的地方太多了。鼎革后，两人固然劳燕分飞、各奔其道，但陈名夏对吴伟业还是相当尊重的。《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陈百史文集序》说：“溧阳陈先生以诗古文词名海内者二十余年，余也草野放废，未尝一及先生之门，先生顾寓书余曰：‘吾集成，子为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海内，乃于三千里外，欲得穷老疏贱者之一言，此其通怀好善，诚不可及”。于斯，可以想见这位溧阳陈名夏对梅村夫子的倾倒与推崇了。他之极力推荐吴伟业，无疑也是想得到一有力的帮手。这是一面。另一面呢？陈名夏对吴伟业是推崇的、倾倒的。然而，吴伟业呢？他于陈名夏却只有这一篇《陈百史文集序》；而且，这一篇《陈百史文集序》无疑还是他到北京之后推托不了才写的。别的呢？查遍《梅村家藏稿》，只有这一首诗：
投金濑畔敢安居，复楚奔吴数上书。
手把属镂思往事，九原归去遇包胥。
——《伍员》
投金濑在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江宁府·溧阳县》说：“溧水，县西北四十里，即永阳江也，一名濑水，相传子胥乞食处。今其地有投金濑，亦曰金渊。”简言之，就在陈名夏的老家。另，吴伟业的朋友或者说整个复社被顺治帝赐死的也就只有这一个“居”住在“投金濑畔”的陈名夏。为此，这一首诗无疑是咏叹陈名夏。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十七下说：“此首是读《伍子胥传》而作，非过投金濑也，盖梅村时已入都矣。”这断时没错。不过，吴梅村明显并不是“读《伍子胥传》而作”，而是借伍子胥抒其感慨。感慨谁呢？就是感慨这一个才死于非命的陈名夏。结句尤为冷峻——你陈名夏这一回又将如何去见那些复社老朋友呢？
吴伟业何以会对陈名夏这么冷呢？
一般讲来，推荐，那被推荐者往往是会感谢推荐者的。然而，吴伟业却不一样。程穆衡说：“顺治中，当路多疑其独高节全名者，强荐起之，两亲惧祸及门户，严装促应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据清保蕴楼钞本影印”之《吴梅村诗集笺注·娄东耆旧传》）“强荐”，那力度“强”到了吴伟业的“两亲惧祸及门户”，那被推荐者的感受也就可以想知了。谈迁在我们上引的那一段中也说陈名夏“性锐虑疏，虽多推荐，人不见德”；这其间，未必就没有吴伟业的影子。吴伟业本人在写给他老师周廷
的诗中也埋怨：“巨源当日称知己，误玷名贤启事中”（《寄房师周芮公先生》）；这“巨源”，少不了也是指陈名夏，至少是把这溧阳陈氏包括在内了。我们前边不是说陈名夏“三千里外”寄信要吴伟业为他的文集作序吗？吴伟业不是在夸陈名夏“通怀好善诚不可及”后紧接着就来一句“而余则逡巡未敢也”吗？“逡巡未敢”啥？这文皱皱的话一剥开，那不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吴伟业就是不同你陈名夏搅到一口锅里去煮吗？然而，“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陈名夏抬出了清政府、以清政府的诏书来对付老朋友老社兄，梅村夫子不仅那家给弄得“田因买马频书券，屋为牵船少接邻”，本人也终于被逼到“匹马天涯对落晖，萧疏白发怅谁依”，就道了，来了。他心里会舒坦？况且，作为一代诗人，他哪里会不清楚他这一“白头风雪上长安”客观上必将成为清人那文治的炮弹而自己也必定“为后世儒者所笑也”？清楚得很哪！只是，才一踏入京师，陈名夏自己却被赐死了。情势真是滑稽到了出奇、也残忍到了不可思议了。吴伟业震惊之余，只有冷笑；冷笑的结果，就是这一首诗。诗嘛，想咋评就咋评，悉凭所好，但其所支撑的民族风骨却也确实是抹不掉涂不去的。
但宁完我等人似乎没觉察到吴伟业这一内心隐微（觉察到了吴伟业那处境自然就更糟了），他们“别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录御前”。这“名夏南党四十一人”中是否包括吴伟业如今已不可得知了，但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却必然是要笼罩到他头上的。他的学生顾湄说他“精锐消耎，辄被病，弗能眡事”，谈迁说他“善病”，他自己对他三弟吴伟光也说他“客游三月病”，其实就是这一恐怖政治气氛凌逼下郁郁成疾的。话说回来，拖了一阶段，顺治并不理会宁完我的“别摘名夏南党”，他“不问，朝士始帖席矣。”再拖一阶段，对吴伟业的任命也颁布了。但是，吴伟业并没有从这表面的放松中解脱出来，他写给来北京找他的三弟吴伟光那诗中就有难明所指、庾辞隐语一样的表述：
此意无人识，惟应父子知。
老犹经世乱，健反觉儿衰。
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
北来三十口，尽室更谁依？
——《病中别孚令弟》之六
同样的，他对他那个“居同巷、学同师、出必偕、宴必共”的老友穆云桂也“苦将前日泪，重向眼前流”，并埋怨穆云桂“忍作独归人”（《送穆苑先南还》）？所指云何如今确实是很难考出了，但心境却无疑描述得相当清楚：在北京，起码是在这穆云桂归去之前的清顺治十一年(1654)的北京城，梅村夫子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在“弓弦绞死”陈名夏所造成的恐怖政治气氛中挨过的。
自然，北京五方杂处，来北京的人也形形色色。例如，吴伟业三弟吴伟光是来“代女营婚”，可能还是兼来谋差事的，他老友穆云桂是来为别人公干的，周肇是来考官的，谈迁是来当朱之锡的“记室”兼为他那史学巨著《国榷》求教与继续搜集充实史料的……如此等等，形貌不一，目的各异。吴伟业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应对。因此，我们就不便以他与谈迁“每一论文然
数百言”或与龚鼎孳、曹溶等有所唱和就断定他精神十分愉快，那样必定失之皮相也低估了梅村夫子。
清顺治十一年之后是清顺治十二年、清顺治十三年，吴伟业人是做了“清”官，也奉命去参予纂修《内政辑要》、纂修《孝经演义》什么的，甚至还被顺治帝福临叫去问了一通。可是，他就舒服了？或者，可以说这就是“由于他在前朝的名声”与“作为汉人文学之士而受到统治者的眷顾”了？
非也。清顺治年间，因为故宫大部分被李自成焚毁，顺治帝得修宫殿、造个窝。这一边在修，他也就常常往南苑亦即吴诗中多少提了几次的南海子那跑，甚至于一呆就是几个月。于是乎，包括吴伟业在内的各种大小官员也就常常被叫了去。只是，被叫去，那滋味又如何呢？谈迁说：“南苑周四十里，离宫一区，诸侍从俱毳幕。”天寒地冻的，猴在那毳幕里边憋诗抠文字，至少也得有点不生冻疮的能耐才行。
扈从游甘泉，淅淅惊沙厉。
藉草贫无毡，仆夫枕以块。
霜风帽带斜，头寒缩如猬。
——《送何省斋》
这就是吴伟业“扈从”的“实录”。看来，他一点都不“感激涕零”，甚至连“激动”都没有，有的只是满腹怨诽、一肚子不快。
自然，更要命的并不是大自然的霜风，而是来自清人那武功之余的文治：
（清顺治十二年）正月末太史（吴伟业）召入内苑，纂修《内政辑要》。在内苑时，再被召，知其抱疴，放归，则二月之八日也。召问自宦履及父母兄弟父子，俱缕悉。问其弟何状。对曰：“二弟并生员。”上即笑曰：“外国尝进两猿，命中官饲以白粲，一食一不食。主者谂其故，旁云：‘一熟猿，一生猿。”众为之启齿。
——谈迁《北游录·纪邮下》
这就是皇帝“天语”垂询了。
可是，该如何认定呢？
有人认为，这说明了吴伟业“作为汉人文学之士而受到统治者的眷顾”。我看不像，而且是很不像。是人而被譬喻成猴子，会是“眷顾”？除非那被譬喻者的脑袋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否则，要认同（还别说是高兴）也难。何况，顺治固然年纪不大，可绝非“全无心肝”者。谈迁不是说他“尝出先朝冠服示内院……实尝之也”吗？他干么要对内院来个“尝之”呢？那就是放心不下，认为这一些“汉人文学之士”不管嘴巴上如何如何皇上圣明、心里头却难说是会买他那个“我大清”的账的。否则，何须如此“侦察”？这爱新觉罗·福临“狡猾大大的”哦！如此，他把吴伟业这前明会元、名闻天下的大诗人叫去“生猿熟猿”了一通，那就很不皇恩浩荡了。那一阵子，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士大夫青衿士子正在强调“不食周粟”、不与清人合作，而清人也正在使尽吃奶力气搜罗山林隐逸等等，这吴伟业氏的被召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司敦逼……二亲流涕，办严摄使就道”，吴伟业人来了、囚在北京了，真正成了一只“熟猿”。这就难怪顺治那么一比，“众为之启齿”、笑了。两百多年后，龚自珍那书读着读着，突的拍案大叫：“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龚自珍全集·吉史钩沉论一》）试问，他这真是在钩沉古史吗？同样的，梅村夫子也不会那么蠢，对顺治的弦外之音一点都听不出来。自然，作为臣子而且是作为由明入清的“危疑”之身的臣子，他更不致于傻到去当面顶撞、反唇相讥。然而，心里头的滋味呢？他当然明白，他确实成了一只“猴子”，顶多只是成了一只钦定的叫太监饲以“白粲”的“外国”猴子，“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里必须稍稍停一停。梅村夫子那著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自陈廷焯、梁启超说是“梅村绝笔”之后，是有不少人也跟着“绝笔”了。其实，不是的，记录顺治这猴论的谈迁就在同一本《北游录·纪闻上·崔青蚓》条全文抄录了这一首《贺新郎》，并且说是“尝作”。为此，这一首《贺新郎》极有可能是作于清顺治九、十年间，是他那精神郁郁的产物。梅村夫子那郁郁从何而来呢？一方面，清人于他是软禁，恐怖的政治清查随时都有可能落到他头上，陈名夏那“弓弦绞死”惨局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得到师友社会的谅解。更为现实的是，他连自己都不可能谅解他自己。师友社会那一面是怎样的呢？他在《送何省斋》诗中说：“忽接山中书，又责以宜退”。程穆衡、杨学沆《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八在这一句之下注道：“尔时昆山葛芝及朱汝砺辈皆尝致书规劝。”可是，这局势能“退”么？清人会让他这已入囚笼可作宣传广告的“熟猿”告退么？笑话。难怪，他苦笑道：“卿言诚复佳，我命有所制。总未涉世深，止知乞身易”——他被无形的绳索死死捆着哪。
何况，那一阵子汉官的地位极低，北京的汉宫尤其是这样。方文《
山续集·北游草·都下竹枝词》说：“牛车无数塞天街，尽是兵儿运草柴，科道相逢谁敢喊，欠身立马任挤排”。科道，朝廷命官、吴伟业的同寅呢。然而，他们就只能在天安门前被旗人推推搡搡，还得“欠身立马”、“任”凭所为。更隐微的还有没有呢？有。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争道》云：“八旗下厮养，挽车策骑，值朝绅不避。稍一谁何，遮舆诟侮。或效各役呼导之声以博笑；或褰帷曰：‘是谁家姬乎？’陈少宰名夏语尚书：当令满汉人值朝臣皆旁行远避，犯者送部扑责。然不能行也。给事中林起龙至争道受鞭。”当然是“不能行也”了，堂堂清政府，还是满人讨债的打手呢（注：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说：“顺治初，满人橐溢。长安新定，谓其易与，往往告贷。须一人预券，如百金例
五金，月征子钱，不爽时刻，少负进，则移坐顶券者。宛平陆嵩，丙戌进士，选庶常。尝预券失期，道上被执，裸剥于家。竟免官。”“又，弘文院编修宜兴陈子鼎，为姑苏申氏预券，方修史于玉熙宫，殴赴刑部责之，跽三日，命杖二十免官。”）。至于这“或褰帷曰”什么的，说实在的，乃小焉者也。铁杆汉奸范文程的妻子还被清人“谋夺”、吴伟业的座师李明睿的家伎还悉数落入满清新贵的手里头呢（注：范文程妻被“谋夺”事见《清世祖实录》卷二，李明睿家伎归满清贵事见拙著《李明睿钩沉》（刊《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或拙著《吴梅村歌诗编年笺释》上册第375-377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亡国臣虏，又能怎样？寇白门老于风尘了，她老人家还得想法子避开这一些“雄心尽向娥眉老”的满清新贵呢（注：“雄心尽向娥眉老”乃方文诗句；寇白门，秦淮名妓，她逃脱北京事详见拙著《寇白门考》，刊《集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所以，吴伟业也就“理”所当然的撞上了：
吴伟业……鼎革后……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
之，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三《鼎甲不足贵》休小看这一类侮辱刺激了。吴伟业自己说：由于这一类侮辱刺激，“比三载得归，而青房过访草堂，见余发白齿落，深怪早衰”，而杜濬也“一见嗟余头白早”；陈维崧更是说他“挟瑟以阳狂”。一言以蔽之，吴伟业羞愧愤懑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强自压抑着（按中国的国情，这一类事那受害者一方一般是非掩盖不可还掩之唯恐不密的）。
如此，他对“我大清”还会有好感吗？
偏偏，情势愈来愈不妙，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险恶：“清顺治十二年八月，龚鼎孳被“诏降八级”，随后，“再降三级”，隔年四月，“补上林苑番育署署丞”，做弼马温去了，而他那儿女亲家、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又被人扳倒，“命以原官发盛京居住”，再加上曹溶外调、苍雪圆寂、侯方域死等等，吴伟业可以说茕茕孑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难怪，他在《送何省斋》诗中会这么说：
长安十二衢，画戟朱扉卫。
冠盖起鸡鸣，蹀躞名豪骑。
通籍平生交，于今悉凋替。
由于孤独感，我们这位大诗人：
磬折当途前，问语不敢对。
衰白齿坐愁，逡巡与之避。
禁掖无立谈，独行心且悸。
诗也者，心声。我们这位大诗人的处境确实十分不妙。但是，非常明显，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他也学得了困处逆境时防护自我保全自我的方法，那就是谨小慎微不苟言笑以待时机。所以，当这一个号省斋名何采的人兴致勃勃地邀他同退归隐的时候，他就“虽称茂陵病，终乏鸱夷智；逊子十倍才，焉能一官弃”云云，婉言谢绝了。何以其然也哉？局势如此险恶，清人虎视眈眈，再去辞官挂冠表示不与人家合作，岂非自找死路？何采虽好，终究是“顺治戊子己丑联捷”的兴朝新贵。换转是别人，例如胡彦远，梅村夫子是“还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的直抒胸臆、毫无隐瞒的。可这面对的毕竟是兴朝新贵哦！人与人不同，话与话也得有别——梅村夫子人纯真，却不傻。
［收稿日期］2003－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