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工阶层民众的政治心态与行为特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劳工论文,阶层论文,民众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工阶层是岛内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不仅人数众多①，且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为维护自身权益积极投身于岛内的社会运动之中。于是，这一群体不仅成为推动岛内政治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成为岛内政治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各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他们也用手中的选票表达着自己对执政者政策走向的好恶，并由此而影响到岛内政局的变动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这一阶层民众的政治心态和行为特征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问题之一。
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下述意义上使用“劳工”的概念：所谓“劳工”是指在适用于《劳动基准法》的行业中，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及有关工人、机械设备操作工，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在公务机构工作的技工、工友、司机、政党雇用的劳工等②。这一阶层成员大多具有中等或中等以上文化水平，他们目前正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地区的出版物中涉及劳工阶层政治心态的民调资料或相关研究成果极少，因此笔者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媒体所报道的劳工运动诉求、台湾学者的田野调查，以及岛内劳工组织的劳工培训课程内容等所提供的信息，从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两条线索、五个方面试作归纳。④台湾地区建立劳工组织的企业以公营事业单位为主，因此上述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未必能完全反映民营企业劳工的情况。
一、劳工阶层在岛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
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近50年，虽然造就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又在岛内民众的政治意识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不能不影响到劳工阶层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
首先，从50年代起至1987年解除“戒严”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以省籍为轴线纵向进行分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它用反共意识和封建的“四维八德”塑造人们对其在台湾进行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其结果是，它侵蚀了台湾劳工阶层和其它社会阶层的民众自1895年以后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反内战、争民主、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社会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政治权利以省籍为轴线纵向分割的现实，又使得台湾地区的阶级矛盾以省籍矛盾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现实一旦与形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并潜存于战后台湾社会心理层面的那种“外省人”等于“中国人”的意识相结合，便为岛内分离主义意识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
其次，蒋氏父子作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在塑造战后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认知方面具有两面性。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其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同时又人为地阻断了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他们通过教育、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等各种途径向社会大众灌输“一个中国”的观念，并从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方面来保证这种灌输的效果；但作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无论其如何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其所治理的范围却只限于台、澎、金、马地区。这种宣称与实践、灌输与现实的脱节对社会大众而言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中国”仅仅是概念性的。台湾民众不可能领略祖国疆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从而很难使他们把热爱乡土的朴素情感扩展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并升华为对中国的热爱和认同。其二，他们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所谓“中华民国”其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地区。如果说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这种矛盾尚未完全暴露的话，那么这种矛盾一旦被人们所了解，那么对于包括劳工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而言，便很难区分他们对台湾、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哪一个属于地域认同，哪一个属于政府认同或国家认同。
再次，在“解严”、“开禁”以前，蒋氏父子用“爱国”、“统一”的名义压制岛内民众合理的政治改革要求。但他们所说的“爱国”其内涵是“爱中华民国”，而不是爱中国，这就在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方面，将其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转化为对“中华民国”政权的支持力。其“统一”的内涵是“反共复国”，这又为其镇压岛内左翼力量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同时，大陆地区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更成为他们强化民众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认同的重要佐证。这种扭曲在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这种误解和人们在国家认同方面的盲点，以及人们对50年代白色恐怖统治的历史记忆，将“爱国”的概念经由“爱中华民国”注入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内容，进而将“爱国”引导为“爱台湾”；将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简化为新与旧、统与“独”的二元对立，从而为其追求“台湾独立”的政治理念重塑社会心理基础。
在上述背景下，原体制外的多数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因追求政治改革、劳动与生存权益保障等，而倾向或程度不同地支持民进党所宣传的政治改革要求与关怀弱势群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上述劳工组织的文宣品及其领导人的谈话从不同侧面显示，自1986年民进党成立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初期，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将民进党视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将国民党视为“黑金政治”和“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民进党的成员们也出于各种原因而支持或介入劳工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必然会无条件地支持民进党当局。因为正如下文所要谈到的，对于岛内绝大多数劳工而言，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问题，他们将据此观察各政党或政治人物的言行而决定支持与否。以2004年2月岛内“产业总工会”⑤所进行的《“工”投救台湾民调》为例，在其回收的13,774份问卷中，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一个政党关心劳工政策；有高达七成五的受访者认为台湾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有三成四的受访者表示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支持“泛蓝”，二成三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泛绿”，同时有高达三成的受访者表示“都不支持”。⑥由此可见，下层民众的心态与政治人物有很大区别。
二、维护自身利益是劳工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台湾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劳工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区分为六个面向，分别是失业、贫穷、劳动弹性化、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障和制度性参与。”其中失业问题是“台湾劳工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对于失业劳工而言，最大的痛苦是他们难以保障身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而岛内“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速财团化的现象，使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致使贫穷成为劳工们所面临的又一严峻问题。此外，“在台湾，每一个工作天，就有5名劳工因职业伤害或职业病死亡，近20名终身残废。”但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劳动者无法“在短期或永久退出劳动市场时有所依靠。”⑦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们感叹：“我们都是劳动者，无法靠资金来生财，必须用双手来营生。我们日夜打拼，创造台湾的繁荣，但是财富却快速的向某些人集中，贫富的差距竟随着经济的成长，年年增加；物价成长指数也永远飙过薪资成长的幅度。”⑧于是他们提出：“要老年保障、反劳退缩水”；“要稳定就业、反弹性劳动”；“要劳动三权、反三法修恶”⑨；“要赋税公平、反贫富不均”；“要经济民主、反资本垄断”；“要弱势参政、反政客专制”；“要劳工平权、反经济侵略”。⑩
90年代以来，为解决劳资纠纷、为缩短工作时间、为扩大《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范围、为抵制公营事业民营化过程对劳工利益的损害，岛内各劳工组织领导其成员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劳工们这样勉励自己：“远方闪烁自由火光，照耀着人民的前方，挣脱身上所有枷锁，迎向前方的朝阳，快快投入斗争战场，不要再犹豫和彷徨，只有把旧世界打倒，劳动的人才有希望。”(11)其抗争的主题也逐步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以“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组织的“秋斗”为例，1988年以来其每年的游行内容大多是针对某些议题或法案——如反“贱”保、反失业等，提出劳工阶层的诉求。近年来他们感受到其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执政当局的作为密切相关，因而2002年11月他们首次在失业问题之外，提出执政者应重视劳工“赚不起”、“住不起”、“病不起”、“生不起”、“读不起”及“老不起”的现状。与此相关，这一年的斗争口号是“活不起，反贫穷！工人干谯垃圾政府！”以此为开端，劳工“秋斗”的主题开始指向影响其生存状况的政治因素。2003年他们策划了“百万废票运动”，号召劳工“唾弃蓝绿烂苹果”；2004年他们发起“人民老大”参选行动，试图推选出能够代表劳工利益的“立法委员”；2005年秋天针对岛内经济景气恶化、执政当局弊案连连，他们发动了“政客还权、财团还钱——人民火大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通过各种方式将劳工最关注的失业问题主要归因于台商赴大陆投资所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劳工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较能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产生共鸣。例如2004年2月“产业总工会”的《“工”投救台湾民调》结果显示，虽然针对失业问题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者反对当局目前所实行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有七成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外劳人数，但是仍有五成二的劳工反对两岸立即三通。(12)因此，一切以维护自身权益为考量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岛内政治人物漠视民生的行为，又可能为这些政治人物所利用。
三、劳工阶层以工会或相关劳工组织作为其利益的代言人
笔者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岛内劳工参加的主要团体是各级各类工会或相关劳工组织。当与资方发生劳动争议时，他们往往通过这些组织向资方争取其权益，而劳工组织也通过不同形式吸引和动员劳工参与社会运动及各种选举活动，并进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与心态。
据统计，目前台湾地区有工会3,658个，其中产业工会有1,180个，职业工会有2,478个(13)。产业工会会员数为648,920人，组织率为2.69%，职业工会会员数为2,543,272人，组织率为51.97%。(14)虽然我们尚未找到相关文本说明岛内劳工加入各级各类工会的目的，并且岛内的《工会法》有劳工强制入会的规定，但是媒体的相关报道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解严”后岛内劳工是如何依托工会或劳工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岛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结论。有研究者这样概括：80年代末期“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劳动基准法开始实施、戒严令解除、工党适时成立。长时期遭受政治压抑和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工人群众，此刻在‘有法可据’，无惧无端被捕的形势鼓舞下，突然群起展开“讨债”性的抗争，目标直指自己的老板。工人兄弟姊妹们在此起彼落的浪潮中，怀着积怨和亢奋的心情勇敢挺进，要求依法改善工时工资、要求提高年终奖金分配、进而要求工会自主化，争夺工会领导权……。”90年代以后，“个别的劳资争议不断”，工运团体“每年的‘秋斗’（或‘春斗’）照常，劳工法令运用娴熟，同时开始懂得以‘专业’知识和技术将抗争矛头直指‘官方’。”(15)2002年5月21日的《中国时报》曾报导：由中华电信、台铁、产业总工会、台北县市总工会、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及劳动人权协会等劳工组织发起的“520全国劳工大游行”，“先在立法院群贤楼外陈情，再转往中山南路、总统府表达诉求”。“游行队伍一路高喊‘白金政权、欺压劳工’、‘捍卫工会、三法驳回’、‘保费调整、立委监督’等口号，并提出反劳动法令修恶及反健保费调高诉求，希望公营事业暂缓民营化、阿扁百分之百落实其劳动政策白皮书。”“一向支持民进党的台湾石油工会，20日也在陈水扁就职两周年时参与大游行，抗议陈水扁的劳工政策不兑现。游行队伍以‘五子哭墓’的街头剧讽刺经济部长林信义‘红顶商人干政’。”
这表明岛内各级各类工会及其他劳工组织在利益表达和争取与维护劳工阶层的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6)，当劳资矛盾出现后，它们基本站在劳方一边从事维权活动，劳工们也将它们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由此引发了3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这些劳工组织及其所属成员能够在岛内劳工运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由于这些组织所面对的是大量劳资矛盾和劳工维权问题，因此在它们的视野中处理劳资矛盾重于统独争议。第三，由于执政当局处理劳资矛盾的立场是协调、平衡；其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岛内经济发展时，往往对资方利益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导致了劳工组织与执政当局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上述劳工组织与岛内主要政党拉开距离，或者，其执政当局支持者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是岛内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的反映。
四、劳工阶层将参与选举作为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岛内政治转型过程中各劳工组织逐渐意识到，“由于政治利益必须是‘有组织的利益’才能发挥影响力”，工会作为一个压力团体，需要“透过集体力量进行施压”才能“在政治上获取重视”，(17)所以它们往往把参与各类选举作为维护劳工权益的重要手段。
1969年加入国民党的台湾企银产业工会理事长李鸿炎曾这样叙述其是如何将维护劳工权益与岛内选举相结合的。他说：自己在争取员工权益过程中，对国民党感到很无奈，“觉得劳工的诉求不受重视，都是以前的在野党比较支持劳工。”于是，他们开始在选举中“配合全国联合会的行动”。例如，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工会干部“把立法院里面反对我们银行员纳入劳基法等立委名单，列入反辅选的对象”，这使有关政党大为紧张。(18)在1997年的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中，他们运用其号召力阻止那些不能维护劳工权益的人当选。李鸿炎强调，他们并不是以党划线、逢国民党必反，“一些国民党立委支持我们的，我们也支持，并没有亏待他们。”在民进党执政后，“我们比较不分这个政党那个政党，只要支持劳方诉求的，我们就支持他，反对劳方诉求的，我们就给他吐槽！”(19)再如2005年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中，一位产业工会负责人表示，以团体的形式去批判当局的政治作为“具有正当性”，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稍稍打破会员长期习惯以蓝绿作分界的政治思考，转而以工人的认同与利益作为政治判断的依据。”(20)
除了“辅选”与“反辅选”之外，劳工组织还尝试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直接参政。例如在2004年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和“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就曾分别在台北县第三选区和台北市南区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其口号是“人民老大直接参政：他当立委你做主人”。(21)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一些政治人物注意到劳工阶层在岛内各种选举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因而将参与劳工运动作为其拓展政治资源的捷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说明广大劳工期待自己的意见被表达、被重视，进而使当局的政治决策有利于本阶层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政治转型之痛以后，岛内民众正在从最初的狂热走向理智。就劳工阶层而言，他们除了继续运用抗争的形式以外，也开始尝试在法律框架中运用各种方式维护其权益。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与10多年前相比他们在意的恐怕不仅仅是“蓝”、“绿”的区别，而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候选人更能带给他们美好的未来。
总体观察，约占台湾地区劳动力人口1/3的劳工阶层(22)其绝大多数接受过中等教育，目前他们面临着失业、贫穷、劳动弹性化，以及缺乏职业安全与卫生保证、社会保障和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等诸多的问题。为此，他们以工会或相关劳工组织作为其利益的代言人，以参与岛内各种选举作为维护其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之中。
在岛内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一方面程度不同地接受执政当局意识形态灌输，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过程，并形成了不同于大陆民众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知；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利益指向不同而与资方存在矛盾。因此，相对于劳资矛盾而言，省籍意识在劳工阶层中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则是其各种行动的基本目标。由此出发，他们支持执政当局舒缓劳资矛盾、改善劳工境遇的各项举措；同时他们又运用劳工团体的压力和手中的选票与各派政治力量在特定领域中、特定问题上进行着程度不同的合作，对执政者的政策走向起着一定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就基层劳工而言，国民党执政期间积累的劳资矛盾、国民党所主导的工会组织为维护本党执政权所作的种种努力使其丧失信心，他们由此将目光转向各在野政治势力，特别是标榜自己为“弱势群体代言人”的民进党。他们还曾用手中的选票实现了“换人换党做做看”的期待。时至今日，尽管他们对民进党执政5年来的表现不满，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普通劳工对“蓝”、“绿”的认同高于对阶级利益的认同。如前所述，不少劳工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尝试运用组织的力量去教育、引导、进而转化这部分成员的意识，但是劳工群体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阶级身分与政治认同相分离的状况恐怕在短期内尚难解决。究其原因是岛内“工人的政治意识中根本缺乏阶级这一块”。(23)
就岛内劳工阶层对两岸关系问题的态度而言，资讯的不对称使他们难以了解目前两岸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症结，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因此而难以将两岸关系的变化与其切身利益相联系。加之他们尚未直接分享两岸交流所形成的各项成果，劳资矛盾的存在又使他们在特定条件下直观地将台商投资大陆视为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尚对两岸“三通”心存疑虑。受这种心态驱使，他们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呼应或者赞同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某些限制或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因此，通过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使这部分民众及时准确地了解事实真相，同时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共享两岸交流所带来的各项利益，是能否把他们引导成为一支维护祖国统一之重要力量的关键。
注释：
①台湾当局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岛内“劳工”的人数高达800余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②岛内《劳动基准法》对“劳工”的定义不仅包括上述群体，而且包括适用于“劳基法”的各行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
③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印的《“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台湾地区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所提供的数字归纳。
④在这里政治认知包括劳工的政治意识、劳工关于执政当局对其个人生活的影响的看法两个方面；政治情感则包括他们对现居住地的认同情况和政党支持情况。
⑤“产业总工会”是原体制外工会之一，于1997年开始酝酿筹组，2000年5月1日正式成立，并获得执政当局的承认。因其理事会成员中不乏民进党籍人士，该会通常被认为有民进党的背景。这次调查主要是以该会所属各会员工会的基层劳工为调查对象。
⑥(12)(17)《“工”投救台湾民调结果发表会》，台湾《工讯》杂志第13期，http://www.tctu.org.tw/article.php?sid=290
⑦潘世伟：《五一节的省思：台湾劳工需要的是什么？》，国家政策论坛，http://www.npf.org.tw/monthly/0303/theme-231.htm
⑧《〈劳工摇篮曲〉诞生》，台湾劳工阵线网站，http://labor.ngo.org.tw
⑨指2005年初台“行政院劳委会”强行推动“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团体协约法”的修正。
⑩台湾《工讯》杂志第17期，http://www.tctu.org.tw/article.php?sid=384
(11)《劳动者进行曲》，《劳工摇篮曲》，台湾劳工阵线网站，http://labor.ngo.org.tw
(13)据“劳委会”2002年5月2日编印的《工会法修正草案》说明中解释，“同一产业内由各部分不同职业之工人所组织者为产业工会。联合同一职业工人所组织者为职业工会。产业工会、职业工会之种类，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http://61.222.52.195/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print.asp?ID=14356
(14)台湾“总工会”网站，http://www.cfl.org.tw/abouU?webtitle=info
(15)汪立峡：《反思台湾工运》，《左翼杂志》第6号，http://61.222.52.195/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 ID=227
(16)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地区存在两大工会系统：1个“体制内”工会——台湾“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级工会；3个“体制外”的工运团体——“劳动人权协会”、“台湾劳工阵线”和“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民进党上台后，岛内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各工会组织的地位、主张和运作方式。首先，原“体制外”工会组织获得了在体制内存在的合法性。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其一手培植起来的“总工会”在地位上的唯一性不复存在。其次，原“体制内”工会组织分化，新的工会组织纷纷出现，“总工会”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尽管出现上述变化，但这些工会组织都将维护劳工权益作为其宗旨之一。
(18)(19)台湾《工讯》杂志第6、7期。http://www.tctu.org.tw/article.php?sid=233
(20)《从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台湾工运的政治实验室系列报导之二：参与才不会局限自己》，苦劳网，2005年11月26日，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kback.asp?tbID=108209
(21)苦劳网，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1957
(22)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印的2002年《台湾地区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所提供的数字计算。
(23)《从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台湾工运的政治实验室系列报道之三：不找方法，路会更难走》，苦劳网，2005年11月28日。http://61.222.52.195/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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