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研究述评(1979—200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贵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3-0100-06
15—18世纪是西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作为长期在西欧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统治集团，贵族阶层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西欧贵族在转型时期西欧历史上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演变，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研究日渐加强，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本文拟对1979—2001年国内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和总结。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一
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贵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贵族的界定、结构、新贵族、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下面对学者们的观点做一简要概述。
1、贵族的界定
15—18世纪是西欧的社会转型期，西欧的社会结构逐渐由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演变。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决定社会集团划分的基本要素、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对贵族而言，界定其身份与地位的标准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标准了。朱孝远认为，15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严格意义上的旧贵族走向衰弱，新兴贵族崛起，原来确认贵族的等级标准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超越封号、血统、职业、财产世袭、声望和特权等标准，用权势、财富和地位来重新确认贵族(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参见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阎照祥认为，在确定贵族的标准中，出身和财产往往有着更重的分量(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沈汉认为，在这一过渡时期，在身份之外，经济观念和经济标准(即财产)已成为人们确定贵族的另一个标准(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张伟伟也认为，这一时期，依靠血缘、军功、恩宠等资格得到贵族爵位的传统开始遭到破坏，财产资格逐渐成为进入贵族阶层的一个新标准(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确认贵族的标准的变化，必然导致贵族结构的变迁，并进而决定了15—18世纪的西欧贵族已不同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朱孝远认为，15世纪以后，贵族不再是一个具有严格等级规定性的集团，而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富人阶级的统称，更加具有阶层含义，可以称之为“权贵贵族”或贵族统治者(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沈汉认为，这一时期的欧洲贵族在性质上已经部分地发生了质变，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贵族等级，也未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一个过渡型的社会集团。就英国而言，在17世纪革命以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到18世纪末，英国贵族不再构成一个法律规定或法律承认的等级，而成为尚拥有不多特权的地主阶级(注：沈汉：《论欧洲前工业化时期的过渡型社会集团》，《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09—211页。)。阎照祥也持相同的看法，他通过对英国贵族的研究指出，贵族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尽管表面上似乎如旧，但在实质上却大大有别于以往了(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32页。)。从阶级面貌和经济属性上看，他们逐渐成为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资产阶级大地产者(注：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8期。)。许平认为，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贵族就已经开始发生质变，其封建本质渐次蜕变，资产阶级的特性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注：许平：《法国贵族与法国政治现代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7年(总第3期)。)。
2、贵族的结构
15—18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导致了贵族集团的结构变化。朱孝远认为，在这一时期，旧的等级贵族发生了严重分化，贵族集团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有的如德国的骑士已失去了原先的贵族地位和特权。这一时期的“权贵贵族”由来自农村的有贵族血统和封号的贵族、没有贵族头衔的乡绅地主及城市中的上层分子构成(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16—117页。)。沈汉认为，这一时期贵族结构的变化有两个表现，一是古老家族的减少，二是一批市民和资产阶级人士进入贵族阶层(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3—96、142—143页。)。阎照祥在对英国贵族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一时期的贵族结构变化表现为封建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崛起(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48—149、164页。)。张伟伟认为，就英国而言，这一时 期贵族构成的变化表现为，旧贵族的分化及富有的乡绅、富商、工场主和富裕农民加入 贵族阶层(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 》1987年第2期。)。王令愉对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作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法国的贵族 结构由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组成，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 的受封贵族，而佩剑贵族则多是古老的世家贵族，世家贵族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受封贵族 (注：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法国研究》1988年第4期。)。 许平则把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贵族分为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 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贵族结构应分为大、中、小贵族。沈汉认为，在贵族内部，又可按 照身份、财产、权力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占贵族集团很小一部分的是大贵族，在他 们之下是数以千计的小贵族(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05—207页。)阎 照祥认为，在英国，拥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是大贵族，而从男爵、骑士、从骑士和绅士 等乡绅是小贵族(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76—177页。)。朱孝远也认为，一 般而论，可以简单地把贵族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大贵族是公爵、伯爵、侯爵，小贵族 主要指骑士(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00页。)。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贵族构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侯建新认为，英国的贵族仅限于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贵族，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骑士、乡绅和绅士与贵族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二者不可同类而语；因骑士、乡绅地产小而称其为小贵族，因公爵以至男爵地产大而称其为大贵族，无论从史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讲不通(注：侯建新：《英国的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张伟伟认为，把乡绅称为中小贵族不符合英国的实际情况，乡绅只是一个表明拥有中等财产的地主的普通概念，不是贵族(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李德志也认为，人为地把乡绅冠以中、小贵族的称号，硬纳入贵族的范畴，势必混淆英国贵族的内部差别，造成不必要的疏失，因为在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贵族中，已经存在大中小之分(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除了社会经济以外，制约贵族结构变化的因素还有多种。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朱孝远认为，采邑制瓦解、领主附庸关系的衰败、领主向地主的转化、封建军队向雇佣军的转化，都导致贵族的严重分化(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54页。)。沈汉指出，贵族家族谱系出现的严重危机是造成一些贵族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贵族谱系的中断，主要是由于家族没有男性后代造成的，再就是有相当一批贵族采取独身方式。他认为，法律限制也影响到贵族结构的变化，如各国法律规定，因过于贫穷而无法履行其义务的贵族、从事被认为不高尚的经济活动的贵族、犯有重罪的贵族，都要被剥夺贵族头衔(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3—97页。)。王晋新认为，君王的封爵政策也极大地影响了贵族的结构。他指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贵族的总体规模未出现大的变动，甚至较亨利八世时有所缩减，显然是伊丽莎白女王严格审慎的封爵政策所致(注：王晋新：《试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封爵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相对慷慨、宽松的封爵政策，使英国贵族人数增长过快，大大破坏了贵族数量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注：王晋新：《论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封爵政策及其后果——17世纪英国革命前的社会矛盾透析》，《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阎照祥认为，贵族敕封制度、爵位继承制度、贵族婚姻制度和婚育状况以及贵族制度的开放性，都是影响贵族结构的因素(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18—222、4。)。
3、新贵族
新贵族是这一时期英国贵族集团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也是英国贵族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学者们关注较多，分歧也较大。阎照祥认为，新贵族就是一些同封建贵族处于对立地位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它由若干阶层组成，其中一部分由中小贵族转化而来，一部分是用钱购得爵位进入贵族阶层的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同广义的资产阶级有着下属关系(注：阎照祥：《光荣革命中阶级妥协问题复议》，《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这种看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注：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265页；孙义学主编：《世界中世纪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463页；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页；尹元超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中古分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86页。)。李德志认为，所谓新贵族就是适应了时代变化的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把乡绅作为新贵族的主要成分不妥(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张伟伟认为，新贵族即“新受封的贵族”，其中既有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也有沿用旧的土地经营方式者，那种认为新贵族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或新贵族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看法是不科学的，与史实不符(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顾晓鸣认为，新贵族主要是进入贵族阵营中的非贵族人物(注：顾晓鸣：《略论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新贵族》，《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徐志超、顾复认为，新贵族是英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有名称，指的是15—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它是针对封建贵族而言的，至17世纪英国革命后，随着封建贵族的消失，新贵族就被称为土地贵族(注：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阎照祥则认为，土地贵族是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旧封建贵族在内的总称，新贵族与土地贵族有下属关系，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注：阎照祥：《光荣革命中阶级妥协问题复议》，《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李德志还分析了英国新贵族的特点。认为它形成于红白玫瑰战争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多为国教教徒，既反对天主教，又反对清教；在政治上，不是作为国家的离心力量，而是作为政府的建设力量而存在；在经济上，不追求臣属的人数，而追逐金钱的数量，同商品货币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指出，新贵族在英国历史上的作用绝不止在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君主专制以及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表现是：用暴力加速了对农民的土地剥夺，用“血腥立法”迫使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变成雇佣工人，用国家的超经济干预保证新兴资产阶级对雇工的剥削，积极支持、参加海外殖民贸易和海外掠夺活动(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4、贵族的政治地位
贵族在15—18世纪西欧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评价西欧贵族在这一时期衰落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政治地位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在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贵族尤其是旧贵族在政治上处于衰败状态。许平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法国贵族仍然大权在握，但实际上，贵族的政治权力已被架空；他们上不能依靠国王，号令外省，统治人民，下不能与人民联合，节制国王，因此，贵族的政治优势已是徒有虚名了(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51页。)。王乃耀认为，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旧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削弱，他们在枢密院中不再占有重要权势，在议会中也不再占有立法优势(注：王乃耀：《论英国都铎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朱孝远也认为，从全欧洲来看，贵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下降，贵族的绅士化就是其表现之一(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29页。)。另一派认为，在15—18世纪，贵族仍然占有政治优势，垄断着政治权力。沈汉认为，在欧洲，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从以土地贵族为主向以资产阶级为主的转变，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地主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英国，土地贵族控制国家权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在法国和德国，极多的官职留给了贵族，而且他们还控制着议会(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35、241、92—93页。)。阎照祥、陈仲丹、王令愉、徐志超、顾复、徐浩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仲丹：《论十八世纪前期英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历史演变》；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两派学者都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关于贵族尤其是旧贵族政治地位衰败的原因，许平指出，法国贵族政治地位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三：(1)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变迁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2)法国贵族将自己和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捆在一起，在政治上抗拒大革命，抵制政治现代化，因而被排除在现代政治体系之外；(3)日益强大的专制王权对贵族实行了打击和压制的政策，以消除对王权的威胁(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72—173、151页。)。朱孝远认为，贵族权威丧失的原因是：落后的分封制和地方割据在新的形势下已完全过时了，贵族在经济上日益贫困，日渐强大的中央王权逐渐收回了贵族手中的行政、军事和司法权力。一句话，贵族的末日正是封建社会终结的一个写照(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29—133页。)。关于贵族政治权势延续的原因，沈汉认为，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工业资本尚未对地产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权力集团社会构成尚未完成从以土地贵族为主向以资产阶级为主的转变之前，地主阶级乃代替资产阶级执掌政权(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35页。)。阎照祥分析了英国贵族政治权势的延续，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代表的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大地产者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政治领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和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在有产者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上，资产阶级无力与地主阶级抗衡；贵族阶级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且实行颇为灵活的统治策略；贵族认可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律制度，且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求生图存(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00—208页。)。徐志超和顾复认为，土地贵族之所以长期控制英国政权，是由于他们：(1)占有巨大的地产，而地产一直是英国社会的基础；(2)接受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拥有大量人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3)控制着托利党和辉格党(注：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历史演变》。)。
5、贵族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生活
“一般说来，衡量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有两个尺度，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45页。)在15—18世纪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欧贵族的经济地位出现了波动。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在这一时期，整个西欧贵族集团的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朱孝远认为，欧洲贵族在这一时期经济上日趋没落，其表现是收入日益减少，开支日益增加，贵族的贫困化是必然趋势(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30—133页。)。沈汉认为，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衰落，表现为实际收入骤减，负债累累，拥有的地产迅速减少(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7—98页。)。许平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法国贵族在经济上走向衰落(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49页。)。侯建新也认为，从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贵族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其表现是收入降低和庄园数减少(注：侯建新：《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级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兼与明清绅衿阶层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二种看法是，这一时期西欧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表现为贵族集团内部的贫富分化。阎照祥认为，就英国贵族而言，其经济地位有两种变化，一是17世纪革命之前，旧贵族经济实力的下降，乡绅新贵族经济地位的上升；二是在革命后贵族集团的普遍富有(注：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8期。)。陈兆璋认为，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表现为，旧贵族经济力量的没落和新贵族经济地位的上升(注：陈兆璋：《论中世纪英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王乃耀也认为，都铎时期英国旧贵族在经济上趋向衰落(注：王乃耀：《论英国都铎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三种看法认为，在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一直居于社会前列。徐浩通过对英国贵族的研究指出，15—18世纪英国贵族在全国土地份额中所占的比例在稳步上升，由于其人数较少，这些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有数据表明，他们的收入在逐渐上升(注：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尽管学者们对贵族经济地位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贵族经济地位下降原因的分析却基本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导致西欧贵族经济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土地经营方式落后，“价格革命”引起货币贬值，生活上奢靡浪费、挥霍无度(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30—131页；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49页；王乃耀：《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51页；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15—18世纪是西欧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受经济发展和自身需要的推动，贵族的经济也呈现出多样性。学者们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沈汉指出，在这一时期，部分贵族不再依靠领主权剥削农民，转而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还有不少贵族投身于工商业和矿业经营，其中有些人的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欧洲贵族还参与了金融业，创办银行；这些情况在英、法、德等国都可看到。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贵族的收入来源也呈多元化。沈汉以英国贵族为例说明了这一变化，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主要收入是租地农场主交纳的租费及每年交纳的地租，从城市和矿业中获得的收入，逐渐成为其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出任官职的薪金也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们已不再依赖封建税，庄园法庭的收入、代役租、公簿持有农的地租也只占其总收入中的极小部分(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137、151—152、208—211页。)。阎照祥对这一时期英国的贵族大地产制及贵族与工业革命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以贵族为核心的大地产者主要采取资本主义方式，代表着英国农业发展方向，英国贵族还投身其它领域，特别是与地产密不可分的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另外，在城市房地产业、银行金融业中也可以见到贵族的身影。他还对贵族大地产发展的原因和贵族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做了评析(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31—250页。)。许平则认为，虽然在17、18世纪，法国贵族经济也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的兆头，如一小部分贵族开始改变土地经营方式，有的开始从事采矿、冶金、海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受到贵族观念和法律的限制，这样的贵族很少，而且他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深度也无法与英国贵族相比(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64—166页。)。王令愉认为，大革命前法国贵族的财产和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年金和赏金、地产收入、封建特权收入，到17世纪末，法国贵族也有限度地从事采矿业、冶金业、航运
业以及对殖民地的开发贸易(注：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法国研究》1988年第4期，第13—14页。)。
5、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15—18世纪的西欧，在思想文化方面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对西欧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受此影响，西欧各国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变化。西欧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也明显有别于中世纪，他们抛弃了骑士教育和文化，转而接受新型教育和文化。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西欧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研究不多，主要有阎照祥对英国贵族教育和文化活动的研究和罗芃等人对法国贵族的“沙龙”文化的研究。
阎照祥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的贵族教育有了较大变化，中世纪的贵族家庭教育和贵族子弟投靠贵族和宫廷接受骑士教育的做法已被抛弃了。贵族子弟受教育的历程基本上是：进公学，入剑桥、牛津，进行“大陆游学”。在公学及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贵族子弟接受的是精英教育和绅士教育，而大学里的法律、语言、历史逐渐成为培养通才和政治精英的专业。他认为，这一时期英国贵族教育的发展变化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推动：人文主义者呼吁社会政治精英提高上层阶级文化素质，以备胜任公职；贵族当中的有识之士和显要人物也意识到了提高贵族文化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伊丽莎白女王和一批贵妇们高雅的文化素养，迫使那些不学无术的高官显贵完善自我，加强子女教育。他指出，贵族教育的发展变化，极大地提高了贵族的从政能力和文化素质，还有部分贵族由此进入学界士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90—197、265—274页。)。
罗芃等深入探讨了贵族“沙龙”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法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贵族沙龙成为贵族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并对贵族的文化形态产生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沙龙生活的特点有四：社交谈话是沙龙生活的主要内容；沙龙生活具有强烈的文化氛围；沙龙生活造就了一批风雅贵族；沙龙生活对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形成具有指导作用，其表现是：陶冶了贵族的情操，训练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为人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最便利的场所。他们指出，沙龙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孕育了一种以简洁、明晰、规整为特征的贵族语言，这种语言对法语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有重大影响；这种语言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于是就有了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沙龙是除了法兰西学院的干预之外，17世纪乃至18世纪法国贵族对文化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干预和指导手段。由此，他们得出结论，综观17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法国文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贵族对文化的全面改造(注：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4、89页。)。
6、贵族的婚姻家庭生活
贵族的婚姻家庭生活也是国内学者较少涉猎的一个方面。阎照祥对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家庭和婚姻做了一些描述。他认为，决定贵族家庭体制的基本原则仍未改变，父权制、夫权制和长子继承制仍是决定家庭成员地位的三大要素。在婚姻问题上，财产、地位和传宗接代是重要的考虑，到16世纪晚期，宗教信仰也成为一个考虑因素。在这一时期，贵族的婚姻仍要受到父母和监护人的包办和君王、政客的干预，但到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父母的包办权有所减弱。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贵族婚姻还逐步越过等级界限，贵族内婚率有所下降。尤其自17世纪以来，贵族和富商的联姻数目有所增加(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82—190、286—294页。)。许平也注意到这种地位与财产的结合在大革命前法国的表现(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70页。)。
二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些方面有了突破。第一，打破了前苏联学术界的研究定式，在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学者们对乡绅和新贵族等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第二，由过去以研究贵族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为主，发展到逐步开展对贵族的全方位研究，贵族集团的结构、贵族的社会流动、贵族的经济活动、贵族的教育和文化生活、贵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都纳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第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借鉴、运用了新的理论范式，给贵族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沈汉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运用形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15—18世纪的贵族这一过渡性的社会集团作了透彻的分析。许平则使用现代化的研究理论，探讨了抗拒现代化的法国贵族的历史命运。第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和扩大，不仅论文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贵族研究的专著。朱孝远的《中世纪欧洲贵族》和阎照祥的《英国贵族史》，虽然不是专门论述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但相关内容篇幅不小，且具有相当的研究深度。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提出，与大家共同探讨。首先，目前的研究还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就地区而言，多数研究集中于英国，法国次之，而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研究成果极为稀少。地区个案研究的不足，不利于对西欧贵族的整体研究。从时间上看，多数研究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它时期相对要少许多，这妨碍了对贵族发展演变历程的全面认识。从研究领域上看，多数研究仍旧集中在政治领域，对贵族经济、贵族文化、贵族的思想和心理以及贵庭的婚姻家庭生活的研究吸引了多数学者，而对中小贵族、旧贵族、穿袍贵族等的研究显得单簿。其次，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例如，绝对主义王权的兴起与贵族政治的关系问题，贵族的廷臣化、官僚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问题，贵族经济的多元化问题，贵族集团内部大贵族与小贵族、新贵族与旧贵族、富贵族与穷贵族、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的关系问题，贵族文化与17、18世纪欧洲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贵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全面认识，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力度。再次，研究方法仍显单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们的视野。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手段较为单一，缺乏对相关学科研究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借鉴和运用。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在贵族研究中不断创新。在研究手段上，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在贵族研究中被利用；在史料采用上，小说、戏剧、绘画等文学艺术类作品被加以利用，极大地拓展了史料范围。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国内学术界应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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