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不老松：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不老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出生于河北涿鹿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6岁发蒙，11岁在县立高小开始接受新式课程的教育，14岁起先后在宣化第二中学和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完成系统的中等教育。在此期间，正值青春年华的杨生茂表现出超常的刻苦求知的学习精神。1938年，杨生茂先生进入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在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古老的北平，目睹了同胞深受异族侮辱欺凌的悲惨景象。这促使他苦苦思索：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中国，何以会无法抵御异族的入侵和征服？何以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1941年，青年时代的杨生茂怀着渴求知识、追逐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抱负，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他义无反顾地选定史学作为主修科目。在美国期间，他深深体验到因国家贫弱而带来的屈辱，也对充斥于美国社会的大国优越情态十分反感。然而，杨先生所具有的不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民族情感，而更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探索性思考。这种思考进一步激发了他学习历史学的兴趣和责任，也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治学做人的根底和信念。
1944年，杨先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美国外交史学巨擘托马斯·贝利。当时，贝利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外交史》一书问世不久（1940年初版），该书受流行一时的“新史学”的影响，摈弃以往从政府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史的“自上而下”的编纂模式，改由社会、媒体和舆论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和美国外交活动的开展。同样受到“新史学”熏陶的杨先生自然为贝利的研究风格和路子所吸引。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华文化的素养和本民族的历史体验，又决定了他决不会盲从美国导师，尤其是对贝利外交史学所推崇宣扬的扩张使命观和强权政治不以为然。最终，在离开美国的前夕，他提笔给贝利写下了一封信函，将他的一些疑问和思考留给了老师。事后，杨先生回忆道，以自己当时的功底，那封信并非对贝利史学的系统批判，只是对贝利所吹捧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质疑，并且也不知道贝利是否阅读了这封信，它只是自己的一种爱国情绪的宣泄。但正是这种情绪和批判精神，成为杨先生此后半个多世纪史学研究道路的起点。
1946年底，杨先生返回北平。次年9月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从此，杨先生在南开校园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5年退休。先生于1961年被聘为教授，并先后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此外，还兼任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等，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树立唯物史观，追寻历史真相
杨先生将自己的学习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私塾——封建主义教育；正规学校——资本主义教育；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然而，在前两个阶段，先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旧式的和西式的教育，而是在风雨飘摇、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凭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满腔火热的正义感，冶炼了反封建和反殖民压迫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较为成熟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进步观念。先生回忆道，正是这两种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才使得自己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学习运动中能“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
关于唯物史观，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历史。他坚信，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上才有政治、思想、外交等。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性认识上，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拓和更新自己的观点。他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冠以“经济决定论”加以否定的现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由纷繁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呈现出多层次和立体的结构。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统一性强调过多，对历史的多样性注意不够，这种倾向应当克服。但是诸多因素中，毕竟有一种主导的、基本的因素。它影响了其他因素的存在和运动，决定事物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笼统地把经济看作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或事件中，经济以外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从宏观和总体上看，主导因素仍是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派生、并为之服务的。”[1] 他断言，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单纯的现象罗列。在这里，先生把追求历史真相和内在规律作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
史学的目的是什么？每个研究史学的人都不能绕过这个基本问题，并且由于答案的不同而有学派的分野。客观和实证学派力主史学就是通过考据和运用归纳法还原已经消逝的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只有摆脱个人的成见、偏见，纯客观地整理、研究历史事实，才能达到“求真”。相对主义史学则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研究历史不能仅依赖于考据，还需要“义理”的哲学指导，而且要应答时代发展的需要，达到“致用”。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兰克史学的衰微，由于牛顿机械力学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崩塌而导致的社会思潮流向的转变，又由于进化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现，史学又回复启蒙精神，出现了所谓“新史学”，一时间，“致用”高于“求真”，“主观”压倒“客观”，“相对”胜过“绝对”，逐渐主导了“新史学”流派。
在史学的这一迷宫中，杨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性，即承认历史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2](P264) 这段话道出了承认相对性的内涵：历史认识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关于因时而异，先生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和历史理论总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所处的时代……学历史的目的在于极力正确地认识过去，或不断修正对过去的认识，同时借助于历史经验，极力正确地认识现实和解释现实，并尽可能地预测未来。学以致用，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此。”[2](P291) 综观先生的史学论著及他的教学实践，无不贯穿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如他在自己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导言中就声言，撰写该书是为了“应答时势的需要”，是为了“知往晓今”、“温故知新”、“温故知彼”。关于因人而异，主要是指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2](P265)，而这又是同研究者的民族情感、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用”有正误之分。先生曾在各种场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复地强调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愫的重要意义，提出“立足祖国，放眼世界”[2](P285)。他以美国史研究为例，认为美国人的研究不能代替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学者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能轻易发现的重要材料，美国学者往往会视而不见，这就是研究者的观点和立场在起作用[2](P266)。可见，对因时而异与因人而异的强调，在先生那里，已经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思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和书写历史。杨先生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承认（历史的）相对性，但是反对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者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他们从主观意志出发，把历史研究视作拼凑七巧板”[2](P264)。相对主义将史学家的主观作用夸大到极致，断言历史纯为个性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历史科学的实证性和客观真实性，或将历史的客观真实推到康德哲学的不可知的所谓“彼岸”。相对主义史学的“致用”也是完全脱离历史真实的，甚至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而歪曲和伪造历史。“历史学家若囿于相对主义，则会沉溺于主观随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顽固执拗，便是看风使舵，曲意编织”[2](P264)。杨先生反对那种把所有历史都看作是当代史的立论，认为过于绝对，不符合科学历史主义的道理，“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历史不以治史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治史时应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断，损害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他提倡“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将其视为为史之戒律，史家必备之道德。[2](P266—267)
雷海宗先生曾主张将历史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含义，钱穆则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和“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之议，这体现了史学大师面对史论难题的无奈和困惑，以及试图作答时的自圆其说。而杨先生的深中肯綮之论，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新高度，超越了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两大流派，辩证地为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首先，先生认为，历史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是统一的，相对性的综合就意味着向绝对性的靠拢。他说：“承认相对性，才能尊重客观，珍重材料，重视条件，并能辩证地从发展角度去审视历史问题。”而承认绝对性，才能发现“滚动的历史长河中事物的相对性”[2](P264)。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就会陷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教条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两个侧面。
第二，他将“求真”与“致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历史观中，经世致用观的内涵有二：一是运用唯物史观发现和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二是维护和弘扬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把历史研究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史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为“工具性”的致用观，其满足人类的自我认识、鉴赏审美和智识兴趣等精神需求的“求知求智”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学术有着学术自身的旨趣和价值实现。
第三，强调历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联系。这里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分析筛选，鉴别吸收。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先生认为，“全盘西化，全盘吸收”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均不可取，对西方的东西，既要“引进”，又要“消化”，既不搞自我封闭，也不搞唯洋是尊，是为治学的“火候”[2](P265)。此外，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先生多次呼吁要反对教条主义，要踏踏实实地将理论同对历史真相的探索结合起来。二是要加强对话与交流，既有国内同行间的对话，也有中外学者间的交流， 还有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沟通。
第四，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先生向来反对固步自封，钻故纸堆，主张因时而进，不断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也是先生长期关注并钻研美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先生提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他认为，传统史学着重文献资料，着重考证，着重叙述，着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跨学科研究则着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的综合和诠释，因此就要求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靠拢与融合，要求重视边缘即交叉学科。另一个是提倡兼顾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主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即具体分析的学风。
第五，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先生认为，博与约二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博而不约，则缺主攻方向，涉猎范围则不免庞杂，读书易失于浮光掠影，为文易失于泛泛。约而不博，则如盲者摸象，往往以偏概全，作出错误的判断。先生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尤其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却忽略了知识面的扩大，“目无全牛”，“见木不见林”，这不能不是一种缺陷。“博览才能精思”[1](P270)，不论是国别史还是断代史，都必须有通史的坚实基础。融会贯通者，贵在一个“通”字，与“专”相比较，“通还是根本”。
先生并非专攻史学理论的学者，他的这些珠玑之见，见诸其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之中。
二、独具慧眼，致力于美国史学史研究
先生认为，求“通”的佳径莫过于学习美国史学史。这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因为无论学习什么学科，必须要从学习这门学科本身的历史入手。
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从世界通史“一头扎进美国史教授和研究工作”时，就涉足美国史学史的思索了。他的最初成果《“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表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初。该文的主题是揭露美国肯尼迪政府扩张主义政策，同时对美国的边疆史学流派进行学术评价，该文所依据的丰富史料以及作者的写作功力，成为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学术生命也由此延续下来，至今仍然在学坛熠熠生辉。
上世纪80年代后，先生以三篇论文着重对影响美国史学较大的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法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整个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作了全面的扫描。这三篇论文如按发表时间排序，分别为《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1980年）、《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1982年）和《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1999年），为时近20年，可见功力之深。若按所论对象称雄史坛的年代排序，则正好反过来，为班克罗夫特—特纳—威廉斯。再加上亨利·亚当斯和丹尼尔·布尔斯廷作为过渡与衔接，这一序列基本上涵盖了美国史学两个世纪发展的整个脉络。
先生的选择不是随意的和盲目的。他之所以选中这五位史学家作为研究美国史学史的“航标”，有两重考虑：第一，这些史学家基本符合成为杰出史学家的三大标准，“一是他们能综合并吸收以往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二是能结合所处时代的要求，对这些优秀文化加以发扬光大；三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能起到推动或启迪作用”。[1](P266) 第二，这些史学家，尤其是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分别代表了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三个时期，即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
班克罗夫特不愧是第一时期美国史学的代表，是美国史学的奠基人，“是美国第一代最有影响的国史大师”[3]。是他把美国文化从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从史学的角度培养了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之所以有这样的功绩，全赖于班氏特有的“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素质。他长期在欧洲就读，接收系统的欧式教育，吸收了欧洲文化精华之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美国本土扎根的以清教教义为核心的新英格兰精神，开创了美国自己的民族主义历史学，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内涵就是对美国式民主主义的讴歌和颂扬。杨先生认为，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创新之处。透过班氏的清教史学的外表，我们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新大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要求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二次对英战争后，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美国的蓬勃活力完全体现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上面，一切都是乐观、朝气和昂扬，如弗农·帕灵顿所言，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浪漫主义革命”，班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班氏的辉煌之处在于他既不受美国本土浅薄的精神资源所累，也不全盘照搬欧洲的文明传统，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是摆脱蒙昧主义的佼佼者。先生的结论是：“当时美国科学历史学家的前进道路是以班克罗夫特为起点的”。我认为，这个结论的潜台词是，美国史学在班氏之后没有停止其发展的步伐，班氏为美国史学的发展开创了很大的余地，这个余地来自于班克罗夫特遗留的如下缺憾：第一，班氏的史学思想始终笼罩着上帝的灵光，浸濡在新教精神当中，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这也正是此后出现的美国科学历史学所要解决和克服的问题。第二，班氏史学倾心于美国精神，不可避免地要滑向“美国例外论”，这也同样是美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大痼疾。第三，班氏认为美国民主可以在德意志原始社会的平等中找到源头，这就为后来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生源说”埋下了伏笔，而正是由于对“生源说”的挑战和批判，才有19世纪末特纳的“边疆假说”的问世。
与其把亨利·亚当斯看作是班氏历史哲学的延续，不如看作是该哲学在浪漫主义时代行将结束时，走向颓废的尾声。南北内战后，垄断成为时代的主题，财富的积累造成的是分配不公，海外扩张带来的是民主体制和自由理念的危机， 边疆开发的完成引发的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忧惧和恐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处事原则发生了巨变，对人生意义、精神归宿等人的主观问题的关注导致社会思潮由客观主义转向主观主义。知识阶层也在急剧分化，一部分人被扩张大潮所裹挟，成为新天定命运的吹鼓手，如布鲁克斯·亚当斯，一部分则陷入苦闷、彷徨，浪漫时代的理想主义被逃离现实的犬儒主义所代替，乐观向上为极度的悲观绝望所淹没，如亨利·亚当斯。而这两个亚当斯竟恰巧是手足亲兄弟。毕竟是山转水流，风光不再，亨利·亚当斯双脚已经迈入了财阀巨头统治的新社会，头脑却仍停留在田园风光式的自由资本时代，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已经无所归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所以，杨先生只是在评论班克罗夫特时以两个自然段的篇幅对亨利·亚当斯的思想作了短评，而没有为他单独作传，这是有道理的。
在班克罗夫特和特纳之间似乎还缺了一个环节。欧洲的兰克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后期传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主导了美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先生所言，美国人向来重实际，重实用，不重视抽象原理，不重视追究思想意识的辩证发展，不重视历史细节。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爬梳资料，钩沉考证，辨伪勘误，不是美国人的风格。如班克罗夫特，在史料方面“不若德意志同行们那样严谨不苟”；特纳则着重宏观历史，并不拘泥细枝末节，其边疆论作为体系，疏漏颇多，只能是一种“假说”；威廉斯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在资料的应用方面更是粗糙有余而细腻不足，甚至错误百出。所以，“如实直书”在美国并无太大的市场，如赫伯特·亚当斯虽在美国力擎实证主义的大旗，但他的名声主要是来自于“生源说”。而特纳正是因为把矛头直对赫伯特·亚当斯的“生源说”，才有了他的“边疆论”，才有了他的声名大噪，才有了他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前所述，先生对特纳的研究始于“文革”之前，那篇评肯尼迪政府“新边疆”政府的文章，奠定了对特纳学说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成果便是1982年发表的论文《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以及翌年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特纳的作品，而且其中对特纳学说的点评尤具学术价值。
特纳的论著不多，但却因一篇论文而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纵横美国史坛的进步学派三巨擘之一。先生着力对特纳的边疆史学得以独领风骚的社会背景作了剖析[4]：第一，19世纪末，美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刻，垄断资本的增长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特纳史学充分体现出“致用”的性质。第二，东部对史学研究的垄断同西部的大发展的现状已不相称，需要有人对此提出挑战和进行冲击，为西部“在全国政治的阳光下占取一个地盘”。东部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源说”的泛滥，以特纳的导师赫伯特·亚当斯为首的一批东部史学家认为，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民主主义来源于古代欧洲的条顿民族的原始社会民主；一是职业史学家们一味地推崇西欧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特纳要想改变当时的史坛陈旧风气，必须提出自己的新史学。第三，“进步运动”的全面开展，也需要有一种“进步”史观下的史学流派。而作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的进化论和经济唯物论，正是支撑特纳整个立论的支柱。第四，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给美国史学界带去经济史观，但是特纳的经济分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多大，值得怀疑，先生认为，特纳过于强调美国环境和经验的特殊性，因此对欧洲引进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先生对特纳史学的背景的分析，实际上为我们展现了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的广阔画面，其手笔之大，视野之宽，立足之高，甚至连试图解读特纳的一些美国史学家也无法比拟。他并不局限于对其史学成就作流水账式的评述，而是把特纳放入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舞台上来探讨，从一种特殊的角度透视特纳史学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实用性。
特纳学说的核心就是一个美国史学本土化的问题，其实班克罗夫特也是一种本土化，只是不及特纳来得彻底，但过于彻底就流于绝对，这是特纳学说最受到攻讦的地方。特纳迎合的是泛滥美国上下的“美国特殊”即“美国优越”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来自日耳曼的“生源”，而是来自环境，这是特纳学说的一大特征。先生指出，特纳学说另一个特征是反对赫伯特·亚当斯仅从政治制度与宪法的角度去考察美国历史的方法，主张从社会大背景出发建立宏观史学。其“边疆论”可以用特纳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退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边疆说”的内容十分庞杂，特纳赋予了“边疆”太多的内涵，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变革都同边疆的“流动”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种“流动”的真正含义，就是扩张。
在这里，先生一下子就抓住了特纳“边疆假说”的要害：一个是扩张，另一个是种族主义。关于扩张的命题，先生顺便引入了新左派史学的论点，从而将这篇论文同评析威廉斯的文章找到了一个连接点。先生还认为，特纳为美国存在的问题开列的药方就是不停顿的扩张，这显然是在启发读者领会特纳的方案同威廉斯的迥然不同之处，这又是另一个连接点。两篇文章的内容互为衔接，浑然一体，可以对照阅读，可见先生的构思的工致精巧。关于种族主义，主要表现是特纳的“边疆”神话中毫无土著印第安人的地位，或者说把印第安人视为美国文明发展的障碍。这里，先生把特纳学说同世纪之末“新天定命运”扩张思潮的泛滥结合起来，从而点出了特纳“边疆论”效力于美国扩张政策的实用“价值”。
先生还评析了特纳学说中的“地域论”，精辟地指出，特纳后来将美国史归结为“地域”间的冲突，表明他的“边疆假说”在解释美国社会症结方面已经走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尽头，不得不求助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实际上也断送了他先前主张的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之，无论是“边疆论”，还是“地域论”，目的都是对新兴垄断资本与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直截了当的吹捧与辩护，这就是特纳史学应用于现实的全部内容。
最后，先生着力分析了特纳学说理论基础崩溃的四方面原因，以及特纳学说在“后特纳”时期的发展与变种，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是概括介绍了美国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和流向，使读者得以扩展眼界，从总体上对美国史学史有个全面的概览。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是20世纪60年代风起的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产物。[5] 先生的论文标明是专论威廉斯的“外交史学”，可能是因为威廉斯牵头的新左派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外交史方面。但实际上，先生所论述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外交史学，他是把威廉斯作为60年代主导美国史坛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的代表来研究的。
在先生的研究中，似乎从特纳到威廉斯也存在一个断环。威廉斯领军的新左派史学，亦称修正派，何谓“修正”？乃是对保守主义正统史学所鼓吹的“一致论”史观进行清算和修正。一致论史学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进步派的“冲突论”落潮后就已经显露征候，二战后达到顶峰。一致论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战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守要求，而在50年代弥漫美国上下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则为一致论史学的鼎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对坚守一致论的正统史学做专门研究，就无法透彻地理解新左派史学。先生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他的研究对象是5位史学家，而不是3位。其中就包括了一致论的主将丹尼尔·布尔斯廷。然而，先生并没有单独为布尔斯廷写出文章，只在论述威廉斯的论文中作为背景材料使用一个自然段和一个注释谈到一致论，并且还没有见到布尔斯廷的名字。先生曾有过专门研究布尔斯廷的打算，但可能是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也许是个遗憾，但也不足为怪，先生显然是把一致论和布尔斯廷作为一个“过渡”来处理的。尽管如此，这种绕过，也并不妨碍对威廉斯的评析，因为作为外交史学，威廉斯还有两个针对物，一个是正统的理想主义派，另一个是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派。
在美国史学史领域内，先生对威廉斯及其学派研究得最多最深，威廉斯的论著几乎通读，威氏的门徒们的主要作品也有细心的浏览，这也许是先生涉足最早并且一直情有独钟的领域当属美国外交史的缘故。
新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是论文的精彩之处。这说明了先生在分析各个学派时，并不只是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和时代的广阔历史平台上来探讨，从而论证他一再强调的史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新左派应时而起，在威廉斯的培养和影响下，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成果迭出，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无从厘清。先生以广阔的视野和清晰的思路，直奔主旨，探骊得珠，一语破的。
先生断言，有一个词语可以概括整个威廉斯外交史学，那就是“扩张主义”。对威廉斯来说，“扩张”就是贯穿全部美国外交史的一根红线，“扩张”基本上能说明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接着，先生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威廉斯的扩张命题，“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关于孤立主义，先生一开始并没有亮明自己的观点，只是介绍了美国不同流派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难得的是，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威廉斯关于孤立主义的“执拗之见”反映了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集团的无限扩张政策的不满。在这里，先生将威廉斯的“扩张”说同比米斯等人的“大失常”说进行了对照，但是没有展开。“大失常”是美国外交史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派一直感到困惑和迷惘的难题，威廉斯的修正派史学以其“扩张说”比较成功地解开了这个难题的症结，这正是修正派在整个20世纪60到70年代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予以说明。威廉斯把扩张主义同经济要素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是他的学说最有价值之处。先生向来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威廉斯的研究能遵从这一原则，实属“上乘”和“卓越”。作为对比，先生列举了美国传统的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依据和目标所作的各种解释，五花八门凡24种，由此可见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之厚重，已达到博闻强识、钻坚研微的境界，令人称奇不已。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美国是从重商主义胎胞中产生的，到19世纪末从商业和领土的扩张转变为“海外帝国主义”。在这里，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引入了“门户开放”这个概念。威廉斯断言，美国从来就没有所谓“孤立主义”，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门户开放”，门户开放的制定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政府迷信于门户开放，以为通过这项政策的推行，就可以继续国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可以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度的扩张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会损害自身的福利与安全，精神上会毁坏美国社会道德和理智的完善，物质上会引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美国外交的悲剧就在于此。威廉斯于是为美国开列了一剂药方，他拾起进步史学派比尔德的一个口号：“在国内开放门户”，即致力于在国内实现“社会合作”，并制定了一整套详细而具体的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内改革方案和计划。杨先生就是这样向读者揭示了威廉斯史学的思考逻辑：对外扩张—扩大市场—门户开放—悲剧性失败—加强国内改革。值得提出的是，威廉斯史学从研究外交问题入手，最后又落脚到国内，这说明了威廉斯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美国历史解说体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史学。也正因为威廉斯的逻辑结论，使他难免重蹈比尔德由经济分析而步入孤立主义的歧路，他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去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所精心制定的改革计划只是在扬汤止沸，并不能逆转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解决美国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这正是杨先生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所作出的结论。
先生先后对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的史学作了深刻而透彻的评析，至此，他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已告一段落。先生认为，在威廉斯之后，美国史学理论已经呈现出“支离零碎，无有史学大家出现”的迹象。原因有三：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人一向崇尚实用主义，不重视理论思维。美国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大都源于西欧，在美国加以本土化。“虽然本土化外来的新理论，不失为发展本土理论的方式之一，但美国本土滋长理论的沃土不断遭受淹没，新理论往往也无法存身，更难以本土化”。第二，“二战”后，美国力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强力推行世界霸权主义，“这就加强了武力专横这类硬件措施，本来薄弱的理论思维软件更加削弱”。第三，由于受到垄断性的媒体霸权主义说教的熏陶，美国人日益陶醉于自满自在和优越感之中，也日益变得唯我独尊和自私自利，“这些情况无疑会使萌发哲学思维的追求受到抑制”。[6] 因此，先生觉得已经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对象，只好暂且搁笔。先生原先的计划是对美国史学史作系统研究，但是后来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被迫放弃了“搞大的长期著作的设想”，而是“退而在美国史学史上系统地写些单篇论文，集腋成裘，将来形成一本‘美国史学史’”。但即使是这些单篇论文，亦足可收以一持万，钩深致远之效，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三、拔新领异，别具特色的美国外交史研究
关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先生针对研究领域的特点及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状况，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见解，也是自己研究和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学以致用”。先生曾多次提出，学习美国外交史是时代的需要，他在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时，特意在绪论中强调，该书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我国目前尚无一本美国外交通史著作的现状，以填补学术的空白，另一方面则是要“应答时势的需要”[7](P1)。先生认为，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扩大了国际交往，这就是大事和大势。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在国际交往中，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的历史自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学习历史是为了知往晓今，预测未来，因此学习美国外交史有着“温故”和“知彼”的意义。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止于此，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更好地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美国史学界许多人标榜美国外交政策的“利他”性质，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唯洋是尊，跟在美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有一件事情先生印象极深，甚至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曾说，你们不必研究美国史，美国人写了那么多的书，翻译过来就够了。[2](P287) 先生一方面感慨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另方面又认为，美国人的研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他在为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亚太政策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学者应当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文化背景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缜密剖析，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同美国学者的交流一定是对等的、相互的，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不能鹦鹉学舌，否则便是“流而不交”，便是单向的文化征服[2](P340～341)。先生在组织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时，再三叮嘱在附录部分的“参考书目举要”中多开列一些中国学者写的书（当然要保证学术水平），“不应当全用‘洋大人’的东西”，“不应全是洋书洋人”。
第二，讲求研究方法。在“博”与“约”的问题上，先生一贯强调“博”的重要性，“博”即“通”，也就是要渗透美国外交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向，必须通晓决定美国外交的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意识以及国际的背景，而这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所做不到或不愿去做的。他们往往视外交为发展国家利益的手段，折冲樽俎的方略，以及外交官们的谈判艺术，因而往往就事论事，对外交的广阔背景不作全面综合研究。先生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环境的控制和适应机制”，总之是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合力”所推动[8]。在这方面，新左派史学有很大的改进，但仍然不能做到将外交与内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一些外交现象的解释往往脱离实际[9]。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因素中，国内因素是基本的、主导的、决定性的；而在国内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因素有时不能起决定作用，也不等于说每个具体事件都可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2](P171)。先生在主持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时，将这一思想确定为统领全书的主导思想。他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时时提醒撰写组贯彻这一思想，并针对一些章节所存在的同主导思想脱节的问题予以具体而详尽的指正。在全书基本定稿之后，他又叮嘱在附录部分的大事年表中体现“大背景”。如他提议在早期外交中加强对重商主义的论述，在“二战”后的部分加入科技发展、军工复合体、跨国公司的发生发展等内容。人物分析也要注意其经济背景。其中的1815年后国家主义盛行、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开始、1845年天定命运、1890年边疆消失、垄断的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1894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33年国家垄断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等内容，都是先生提议加入的。他尤其强调“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和“资本国际化”这五个名词一定要出现在大事年表中。
第三，以“扩张”作为美国外交史的主线。先生认为，以“扩张”为钥匙，才能了解美国外交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站在宏观的高度，揭示内在的涵义，把握通篇的基调。首先，美国本身即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政策的产物，到北美大陆的第一艘船就带去了资本主义，同时也带去了商业精神和扩张意识，以及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美国独立后自然就把欧洲殖民者向大陆西部进行扩张的追求，作为大英殖民帝国的遗产继承下来。这是出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扩张是资产阶级的本性[8]。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到此止步，《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第一章写道：“地理大发现时，西欧诸国跨过大西洋，寻找向东方拓殖的道路。北美殖民地乃至后来的美国积极从事的横越北美大陆的扩张是洲际商业扩张的这一长链中的一个环节。从这种意义上看，美国人是接过了英国扩张主义的接力棒”[7](P28)。这已经是站在全球史的高度俯瞰美国外交扩张的历史地位了。先生还指出，美国扩张主义的思想核心是所谓“使命观”。使命观发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宗教教义，到19世纪40年代发展成为大陆扩张的理论“天定命运”论，19世纪末又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成为鼓吹海外扩张的“新天定命运”，二战后又结合全球称霸，以“承担义务论”的面目出现。先生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使命观的实质和致命弱点是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它自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一种特别的权利，这种民族优越感和自满意识一旦发展到极端，便表现为颐指气使，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并设法去驾驭别人，这种霸道作风实际上也把自己置于失道寡助和力不从心的困境。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美国外交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年）、海外扩张时期（1898～1945年）和全球扩张时期（1946年以后），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策口号，即作为大陆扩张指导思想的“孤立主义”、适应海外扩张需要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为了全球争霸而制定的“遏制战略”。
先生关于美国外交主线的认识是同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过程息息相关的。美国外交史学形成于20世纪初，背景是美国步入帝国主义时期，开始上升为世界性的扩张大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史学家以理想主义解释美国外交的历史，如比米斯“自由的赐福”、贝利的“使命”说、格里斯沃德的“自决”说等等，实际上是为美国的扩张进行道义上的辩护。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孤立主义者，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充满自信。他们对美国19世纪末的海外大扩张感到无法理解，认为追求帝国扩张、夺占海外殖民地有悖于他们标榜的民主传统、民族自决原则和孤立主义准则。但是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无法深刻地阐释海外扩张的社会根源，只能做些表面文章，把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归结为一种不合常规的“大失常”或“大背离”。由于这种无力的辩解无法自圆其说，导致理想主义史学的衰颓。二战后涌现的一批史学新秀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感到用传统理想主义所诉诸的“人类理性”已不能说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作用，他们更为直接地提出，美国的外交行为应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为尺度作出选择。这些被称为“现实主义派”的史学家实际上是想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回避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这一难题，但仍然无法解释美国外交中存在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和悖论。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以威廉斯为核心的修正派（即新左派）史学家敢于直面美国外交的种种弊端，敢于批评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他们从研究美国国内社会经济入手，探寻美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主流和动力。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后迅即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当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历史逻辑，而非不可思议的所谓“失常”和“背离”[10]。新左派史学的这一论证得到了先生的赞赏和认可。然而，中美学者的两种“扩张说”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首先，先生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来自于他从青年时代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霸权外交的反感和嫌恶，以及他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汲取的文化营养和民族情愫。而威廉斯等人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则发端于为美国面临的危机寻找一条出路，为美国政府提供一剂振兴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的动机。因此，威廉斯等人不可能正确认识美国的扩张，只是把“扩张”作为中性名词来使用，认为扩张是一种需要，淡化其侵略和非正义的性质。更有甚者，他最终把美国外交的主导思想美化为人道主义、民族自决原则和使别国按照美国方式生活。而先生则对美国的外交扩张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认为扩张反映的是美国资本集团
争夺市场、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扩张是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紧密相连的。其次，先生固然主张以经济分析作为研究美国外交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又强调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威廉斯等人则片面沉迷于经济因素，而忽视社会因素对外交的推动和制约，就经济因素而言，也没有区分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不同影响。至于韦恩·科尔的“合力论”，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最后，威廉斯为解决美国社会危机所开列的药方是“开放国内门户”，通过社会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合作”和“社会均衡”的国家。先生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威廉斯是在“隔靴搔痒”。可以说，对威廉斯学说的前半段，即他的扩张说，先生是有限度地肯定的，而对他的后半段，即最后由外交转向内政，陷入孤立主义的结局，则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四，提倡“读书、思索、对话”的治学精神，注重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先生认为，读书是美国外交史研究工作的关键之关键。1986年3月底，在杨先生的主持下，《美国外交政策史》编写组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先生前后两次给全体作者发出长篇通函，针对大家提交的提纲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各章的提纲中没有贯彻好全书的主导思想，没有将美国外交政策置于国内政经背景和国际格局中去考虑，其主要原因在于“读书不够”而导致的知识面过于单薄，眼界过于狭窄。就读书来说，分为读文字的书和读社会的书两种。关于文字之书，先生认为，要扎扎实实地读书，“要集中力量多看些美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和论文”。为此，先生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参考书目，他说，“写书目的目的还是解决体系问题，有的书不是美国外交史著作，其用处还在开阔视野，解决体系问题，解决史与论的问题，解决创新问题”。为了配合该书的写作，在先生的主持下，编写组编制了美国外交史中文论著索引，几乎网罗了上个世纪之初以来的全部有关的中文文章和著作。关于思索，先生提出“两张皮”的难题，就是在撰写美国外交史时，如何将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思潮背景同外交史有机结合起来，“切忌硬性拼凑，累累斧凿之痕”。这就需要缜密的思索。思索的另一个意义是提高辨别能力，提高鉴别吸收的硬功夫，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剖析筛选的本领。先生认为，个人研究和集体合作的关系要处理好，“研究工作有个体作业的特点，往往出现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现象，如何在发挥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某些课题适当组织起来，集思广益，使百川汇为大海，以块块砖石砌成雄伟大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P281)。答案是：开展和加强对话。先生认为，对话势必涉及民主作风和学风的问题，平等开诚的对话是民主作风和学风的体现。 对话不但是学术上取长补短的有效方式，而且是集体科研的必要途径。思想沟通可以避免将集体合作变成单纯的形式拼凑。
先生反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就事论事和资料第一的倾向，但是，绝不等于说资料不重要。先生多次强调了资料收集和整理是史学研究中避免陷入主观随意性的保障，为治学的基本功，不可忽视。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际，先生就先后编译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其中几乎全部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1982年，在先生的指导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又编译了《美国史译丛》第二期，包括4篇译文和17件资料，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精选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大致说明了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三个策略口号的发展过程。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编写过程中，先生也反复强调资料的重要意义，并且还打算在撰写的过程中编译一本美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但是因种种原因，先生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先生认为，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收集资料为万事之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体现了一个人的史学功底。资料收集与分析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鉴别筛选，识别哪些资料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此外还要分析资料文本的历史性，将其放到历史当时的环境和语境当中进行鉴别。特别要注意资料的全面，有利于和不利于自己立论的资料都要进行分析考证、切忌孤证。另一个是外语问题，先生形象地说，无资料，固然是“难为无米之炊”，而无外语，则是无炊具了。
先生有关美国外交史方面的论著不多，其主要的学术思想都体现在他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当中。但是，先生在美国外交史方面提出的一整套系统而完整的史观体系，影响了我国的美国外交史学的整整一代人，先生的美国外交史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形成学派的基本条件。
四、澹泊惜阴，一意探进，做史学研究的底层人梯
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杨先生的学术思想，那就是“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我国的世界史学和美国史学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且引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的历程。先生的治学生涯涵盖了整整一个时代。
先生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治学经历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先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专注于世界通史的研究和写作。1961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杨先生参与了其中近代史卷的主编工作。这部通史是我国首部世界史教材，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的扛鼎和奠基之作。但由于国内世界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该教材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批判色彩以及教条主义倾向。先生后来时常提起当时撰书的情景，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和反思。这说明，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成就和荣誉之中，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思索，不仅使其学术思考更加丰厚，而且逐渐体系化，由一砖一瓦而构建成一座宏伟的思想大厦。
1964年，在先生的策划和主持下，南开大学建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此，先生就“一头扎进”了美国史研究。为了寻找和开辟一个“入口”，先生在美国史学史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是先生成果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写出一本有关美国史学史的专著，但是几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基本构建了美国史学史发展的完整脉络，同时也折射出先生在该领域的思考和治学的轨迹。稍后，先生还在史学史的大海中遨游之际，又开始涉足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实际上先生对外交史的兴趣蓄之已久，早在30年代，他在贝利门下接受的就是外交史的训练，回国后写作了大量的时评文章，也是出于对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兴趣和关注。解放后，由于当时先生给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世界观的改造，而这项任务又是宏观的，必须在学习和研究通史的过程中实现思想改造的目标，所以先生只好暂时放下对外交史的爱好。如今，转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才又回归外交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最终的成果除了数篇文章外，主要是一部主编的专著，即我国首部美国外交通史《美国外交政策史》。这部书可以说是凝结了先生对美国外交史的全部思考和观点。至此，先生在世界史学的天地中已经积累了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研究起来完全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由王国的状态了。
其实，在对专史的研究过程中，先生始终没有脱离对通史的思考，他不仅对学生们发出“博与约”的号召，而且亲自信守并践行着这一治学原则。1990年，先生与陆镜生先生合著的《美国史新编》出版，该书放宽视野，将经济发展、社会演进、思想文化变更和外交扩张溶进了美国史的庞大框架当中，这不能不是我国的美国历史编纂的一次新的尝试。2004年，先生与张友伦先生合主编的《美国历史百科辞典》问世。是年，先生88岁高龄。这本160万字的辞典共收集了有关美国史的词目共4千2百余条，表面看来，这是一本“学科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书”，实际上是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辞书、专著、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保持了科学性和客观性。应当指出的是，先生担任的主编，绝非挂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主”，在“编”。4千多词目，先生亲自审看了1700余条，有些词目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审阅的。先生在主编外交史时，也是强忍病痛，坚持工作，大到结构的框定、内容的安排，小到全书字数的控制、附录的撰写、初稿的打印、出版经费的筹措等，均亲自过问和操作，先生的学风和工作作风，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最后要提出的是先生会同刘绪贻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美国通史》。这套3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凝聚了老中青三代美国史学者的心血，历经20余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2002年结集出版。该书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史研究各自为战、零敲碎打的散兵作战的局面，引导中国的美国史学研究进入了系统化、整体化、全面化发展的新时期。这部通史对美国的全部历史作了极其完整的叙述和评价。从横向看，它不仅论述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历史，还深入探讨了美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生活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历史。从纵向看，它叙述了美国上自16、17世纪之交，下至20、21世纪之交长达400年的历史。由于时空的广阔，一些历史定位要比专题性的狭窄研究更为得当和准确。杨先生在“编后絮语”中，称总主编的职责只是“各卷史实的衔接、史实有无硬伤、文字是否切实等方面尽力推敲”[11]，实际上，杨生茂、刘绪贻等老一代学者为该书的编撰付出的辛劳远远不止于此。其中包括制定全书的编写原则和体例格式、审阅和修改各卷主编提出的编写提纲、参与撰写的各单位间的联络与协调、与出版部门打交道等，都是在先生等人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进行并完成的。
总体来看，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路，是沿着通史—专史—通史的途径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正是古今中外大多数史学大师所走的治学之路。大师们一般都是在完成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在大通史方面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对此，先生实际上在晚年有所思考，这体现出先生所具备的“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规”的学术素质，以及“澹泊惜阴”、一意探进的奋进精神。学者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刻苦钻研的考究型，一种是灵性思考的哲理型。先生是二者兼而有之，聪慧睿智而又不失严谨扎实。然而，学术之路是艰巨而坎坷的，完成史学的宏观思考，重新搭建世界史的观点体系，谈何容易。关于这个问题，先生具有惊人的清醒和明智。他在一篇写于1985年的“自述”中这样说道：“我年逾花甲，学习美国史近45年了，但博与约、通与专的问题解决得还不好，还不满意，还不能感到心安理得……有时我想，我们这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一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355) 先生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正充分折射出他的思想之恢宏，人格之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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