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霞[1]2004年在《国家观念、市场逻辑与公共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成和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共教育体制，在工业社会对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生活工业化的追求之下，被赋予了公益性和国家垄断性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逐步转变，人类正面临着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的冲击促使教育在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变政治行政模式为经济市场模式的制度性变革已成为转型期西方公立学校改革中的重要实践取向。 政治行政模式的公立学校制度坚守公正与平等原则，较多地关注到整体社群的利益以及文化的同一性；而以经济市场模式为导向的公立学校改革，却要求公共教育尊重个体的教育选择权，更多关注到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以及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益。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实际表明了公共教育关系格局的重构，这导致了原有的国家与教育单边关系向国家、市场与教育多边关系发展演变。 这场制度性变革的核心是对公共教育权进行重新的分配与平衡。它涉及到对于公立学校的公益性与准市场性、效率与公平的重新认识和对国家教育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表象上体现为公共教育中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的冲突。但是，通过对20世纪以来的教育国家化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看似冲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却是它们的高度统一性。市场非但没有削弱国家的教育职能，而且还作为一种新的干预策略极大地增强了20世纪以来的教育国家化的总趋势。公共教育的内涵和特征在此已经获得了新的界定：在属性上它不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形式上它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教育权，而是由学校、教师、家长、儿童和社会力量等各种教育行为主体的权力和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束。 中国公立学校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下，也卷入了市场化的浪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反思和借鉴西方公立学校市场化的改革实践时，必须观照到中西教育背景的差异性。不同的教育背景，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气味、颜色和形状”，这种构成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不同”正是发展中国家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更值得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教育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完全与计划经济的模式相适应，这是一种在国家神话笼罩下国家与教育高度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教育由于缺乏自身的独立特性而处于一种泛政治化状态。 在对中西公立学校市场化进行差异比较和对中国公立学校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中国公共教育体制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挑战是：随着市场的介入，国家全面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不复存在；政府在实行其教育职能转换之后，全能型的教育行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市场与公共教育关系的重新定位使得政府主导、产权明晰、主体多元和服务公益成为新型公共教育体制的突出特征。体现上述特征的核心制度是有限教育行政和有限教育市场。
吴景松[2]2008年在《政府职能转变视野中的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治理的兴起,是现代公共教育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它表明国家对教育的干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干预公共教育,都试图通过国家强制性权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实现国家利益。时至20世纪80年代左右,在一种竞争与效率导向的市场思潮影响下,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垄断公共教育的不满和反思也出现在公共教育治理之中。“教育国家化”不但没有解决政府最初所指向的那些问题,而且不断加剧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旧的治理范式的合法性危机。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的重建成为公共教育治理运动的重要部分,既涉及公共教育领域内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涉及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野中的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目的在于解决公共教育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概括为:(1)政府在公共教育治理过程中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对政府如何介入公共教育领域的关注究竟对公共教育治理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2)政府沿着不同的治理路径所形成的公共教育治理范式,其内部要素和关键特征有哪些?(3)遵循国家逻辑的公共教育治理范式中,政府成为单一的供给者是否需要批判和消除,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而使供给者走向多元化?消除单一的政府供给在公共教育治理实践中是可行的吗?(4)现实的公共教育治理属于何种范式?导致公共教育治理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转换的方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公共教育治理范式作为公共教育治理实践的提炼与升华,在指导公共教育治理实践并推动公共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公共教育改革的一种新的理念和运动,公共教育治理范式实际上是对各种公共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深刻的反思、继承和“集成”。公共教育治理范式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生成,并沿着某一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公共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国家是否干预”到“国家应该如何干预才是有效的”的转变,“国家如何干预才是有效的”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教育治理的主流话题。遵循“国家逻辑”的“教育国家化”使得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不断实行职能扩展,导致了公共教育的垄断生产和公立教育质量低下。倡导竞争与效率的“市场逻辑”,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公共教育领域,把公共教育的生产交给市场。结果,公共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不断被市场化改革削弱,引发教育机会不均等与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新危机。一种既能维护公共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又能形成公共教育内、外部市场的治理范式成为新的需求。具有竞争性与非营利性的第叁部门成为提供公共教育的最佳选择,人们开始沿着“第叁条道路”探索公共教育的有效治理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公共物品理论,按照公共教育供给过程中的提供与生产组织的不同将公共教育治理范式划分为规制型、市场型、服务型与网络型四种治理范式。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结合调查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公共教育治理的困境及其范式转换面临的问题:(1)教育的公共性与公共教育治理研究范围的不能包容性;(2)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教育治理中的主体资格问题;(3)非强制性治理方式在公共教育治理中的地位问题;(4)有限的教育权利救济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对接问题。同时探讨了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的共存性及其可选择性。进而提出我国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的转换策略:(1)树立效率与公平兼重的治理理念;(2)界定“有限政府”中多元治理主体的权限边界;(3)理性选择“有限教育市场”中的治理工具;(4)重塑公共教育治理的“有效服务”功能。
唐晓娟[3]2007年在《美国择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后期，美国出现了区别于传统择校的当代择校，当代择校的主要特征是赋予家长自由选择学校、选择教育的权力。美国政府因为不满公立学校历经数次改革后仍没有更多改善的状况，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消费者的自由择校来培育竞争的教育市场，以刺激公立学校在竞争的压力下主动谋求创新、改革和提高，因此自从公立学校制度建立并确立就近入学政策以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政府的名义和力量来大力支持、鼓励和推动择校发展的情况。然而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并没有使得美国择校的发展变得更加顺利，相反地，围绕择校出现了太多的争辩和分歧。这些辩论中除了对择校是否促进公立学校的改善、公立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公立学校家长对学校满意度的提升等就事论事式的争论外，更为重要的分歧在于择校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是否会损害公平和平等?择校是否导致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无法得到传承?择校是否会损害美国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因此，美国择校之所以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出现起伏和曲折，正是与这些分歧背后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在最概括的层面上讲，就是美国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以及包括个人、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内的美国利益。具体说来，一方面，择校符合美国理想价值中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而它所面临的对于平等和公正的损害的指责和质疑已经成为影响择校继续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显现出平等在美国理想中的地位，然而当自由和平等必须进行取舍时，择校反映出的就是当代美国政治气氛中更为看重自由的事实，因为政界和学界的众多人士认为自由将带来教育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和公立学校制度的改革，从而为美国继续领先世界称霸世界培养更多的卓越人才，同时，在保守派看来，通过自由择校培育的竞争的教育市场也为市场经济原则或私营部门掌握公共领域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择校也能更好地实现和满足当代美国社会中个体的、利益集团的、民族国家的利益，他们的政党利益、经济利益、宗教种族利益、文化利益等都能在择校中找到满足的途径，同时择校也会出现使一部分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而这种利益的满足和利益的受损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围绕择校出现诸多分歧和论争的原因。在不断的辩论和妥协中，美国择校已经发展到21世纪初，强调教育消费者选择自由的择校还将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美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实施公共教育的主导学校形式上，它使得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和区别于传统公立学校(government-run school)的“公共学校”(public school)能在美国基础教育中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赵全军[4]2006年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研究（1978-2005）》文中认为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行政学的角度出发，在规范与经验的层面上，对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运作机理、变迁过程、内在逻辑及其行政后果进行考察与分析。同时，本文把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研究置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历史演进之中，试图通过义务教育的个案研究，探寻出诸如此类的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普遍规律，为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农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从考察和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历史入手，在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及其变迁过程的运作机理与内在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自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城乡有别”、“以基层政府为主”、“农民负担”一直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过程中一个不变的传统，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具体的微观制度设计可能会有所不同。与改革前一元化的政治空间相比，改革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组织方式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村治理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在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从供给责任配置的纬度来看，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责任体制发生了两次显着的变迁：一是改革初期“以乡为主”的责任体制的确立；二是税费改革中“以县为主”责任体制的建构。但无论是“以乡为主”还是“以县为主”，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筹资责任主体与管理责任主体始终是统一化、基层化的，而且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划分也始终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这一过程中有着不同层次政府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但中央政府发挥的是一元化的建构作用。而从供给方式的纬度来看，在改革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采用行政垄断的方式来供给农村义务教育；而90年代以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的机制及其相关的运作方式开始介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领域，公立学校自主权的扩大、新的供给主体的出现以及学生自主权的增长等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由完全的行政垄断走向了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局部参与。但在穷国办大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基层化的背景下，尽管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存在着对供给质量和效率的追求，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它的热衷更多的是对让渡义务教育筹资责任的渴求，这显然与通过市场机制的引进来全面改善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效率的动因是不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国教育市场化改革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困境。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一方面，在我国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始终只是边缘性而非核心化的结构，有关这一物品治理的制度会不会发生变迁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的考量而非义务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变迁不仅始终都只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和“附产品”；而且所有的变迁也始终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在变迁的过程中不乏各种诱致性因素的诱导，但行政权力才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变迁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经济分权已经发生、但行政集权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改革后我国的行政体制仍是一个压力型的体制，行政权力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中仍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其不仅是我国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范围划分的依据，而且是支配地方政府及其其他社会主体行动的主导力量，横向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纵向的上级对下级的动员大都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在压力型的体制下，政治结构与行政权力仍是主导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以及诸如此类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及其制度变迁的支配性力量，与之有关的事权的划分、供给机制的建构以及所需资源的筹集与动员主要是由高端的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来确立和推行的。而从制度实施的后果来看，这种治理机制在国家资源或体制内资源比较匮乏的条件下，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选择，但同时其也存在着内在治理激励缺失的缺陷，并由此导致了诸如基层政府财政危机、农民负担增加、干群矛盾激化等非预期的负效应的产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体制已经成为诱发当前农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耿海波[5]2010年在《制衡与匡正：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力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力量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第叁部门理论和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为依据,以理论文献与实证问卷相结合为研究方法,分析呈现出当前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力量失衡问题,提出了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力量整合匡正的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以期能对我国教师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及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相关综述、核心概念及体系框架等。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的现状,包括教师资源配置的机制、模式、政策回顾和制度现状。其中,教师资源配置机制包括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以及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现行教师资源配置制度则提到了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聘任制度、教师支教制度、特岗教师制度以及免费师范生等制度。第叁部分,对现行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力量进行了分解,提出了政府、市场、学校、教师个人等配置力量的生成背景、运行机制、运行特点、运行局限以及主导教师资源配置的条件等。第四部分,分析了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过程中四种力量制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出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都有其实现的可能与局限。但鉴于我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任何一种力量目前都还不能决定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的配置,即只有将四种力量整合到一起并彼此之间相互制衡,发挥各自的优点,弥补彼此的缺点,才是当前现实的和可能的路径选择。第五部分,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来呈现当前教师资源配置力量所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四种教师资源配置力量作用得当,那么教师资源配置就能够实现优化,但现实是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仍处于非优化状态,因此可以说,当前教师资源的非优化状态正是教师资源配置力量失衡的外在表现,那么教师资源配置力量失衡现状究竟如何,失衡程度又有多大,这正是本部分重点分析的内容。第六部分,针对第五部分所呈现的问题,提出了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力量匡正的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提出各力量在匡正模型与路径中应重新调适并共同作用,在此过程中,各力量主体不同的利益追求成为教师资源配置的原始动力,而不同利益主体在公益性的教育事业中必须做出的让步与妥协则成为教师资源配置格局调整的决定力量。政府从过度干预的权力体系中退出,市场机制的充分引入,学校用人自主权的规范与教师自主择业权的规范是本文提出的现实匡正路径。
何鹏程[6]2012年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教育公共服务和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为研究对象,运用教育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系统学及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明晰了教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并以上海为例,研究分析了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教育公共服务已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最基本内容之一。而目前公共管理和公共教育研究领域对教育公共服务尚未能形成比较准确或比较完整的定义和系统的界定。本文首先梳理了教育公共服务产生的历史脉络,深入分析了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共产品、公共教育、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等基本概念。以此为基础,界定教育公共服务为“由政府主导,惠及社会公众与满足社会教育共同利益需求的公益性服务,教育公共服务产品由政府部门提供,但其生产可由政府部门、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乃至私营部门完成”。同时根据教育公共服务理论源自公共管理与公共教育理论这一特点,对福利国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体影响作了分析介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对于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内涵特征及相关内容的认识界定也是一个没有公认结论的命题。本文在界定教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理论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理论及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初步明确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属性、范围及指标,并对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供给、监管、绩效评价等构成要素进行了剖析。教育公共服务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最为重视的公共服务领域。从公共教育的实践来看,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的发展历程,教育公共服务是教育公平的基础,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指标之一。本文对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在教育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其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上海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公共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上海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一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些指标也达到国际同类城市水平。表现在具有较强的政府服务意识,较高的财政保障水平,较为完善的教育公共设施等。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上,上海在国内也具有一定优势。2011年,上海市人均GDP约1.2万美元,达到中等富裕国家的水平,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20年人均GDP将达3万美元,接近目前英国等最发达国家水平。但参照目前发达国家和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标准,上海教育公共服务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一些与教育公共服务相关的核心指标明显落后。高水平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未来上海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各级各类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比目前应有所提高。以此为目标,本文最后结合上海实际,对上海构建公平、普惠、完备、高效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国家观念、市场逻辑与公共教育[D]. 朱利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政府职能转变视野中的公共教育治理范式研究[D]. 吴景松.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美国择校问题研究[D]. 唐晓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4].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研究（1978-2005）[D]. 赵全军. 复旦大学. 2006
[5]. 制衡与匡正：我国公办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力量研究[D]. 耿海波. 河南大学. 2010
[6].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D]. 何鹏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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