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星[1]2000年在《中国富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这种已持续20余年的大发展与大繁荣不仅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而且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史以后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那么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理论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来构建理论框架的？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富民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来论证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渊源。通过对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在古代的产生及其地位，在近代的演变与实践以及发展到今天的富民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论述，力求说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在政策思维方式上具有的历史继承与发展、创新的特点。本文正文内容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讨论国富与民富的相关性，指出本文的中心是分析论证民富与国富两种路径的利弊得失，基本内容是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富民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最终结论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所要选择的政策模式。第二部分是分析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内涵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地位。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富民思想是在何种文化氛围下出现的？主要是对儒家文化的和谐持续观分析，得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富国富民说“。其次论述了中国传统富民思想的内涵，主要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富民说为主要内容，并将这种富民说同统治阶级的政策安排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指富民与富国的相关性。再其次对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地位及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富民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中未居主要地位。其原因有三：一是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采用了“重本抑末”与“弱民”的政策安排；二是为了主权的稳固，采用限制私人财富的增长的手段；三是中国古代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特点决定了统治者可以用比监管商业更小的制度成本对社会进行统治。最后<WP=3>分析了富国强兵思想给国家带来的弊端。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因为缺乏“民富”这样一个基础，单纯的“富国强兵”是虚弱的；二是通过“弱民”来进行富国强兵，严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三是在消费领域推崇“黜奢崇俭”，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富民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开始加入了“求强”的内容。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求强”与“富民”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富民思想的发展是伴随文化变革而演化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开始遭到批判与冲击，西方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范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在混乱的制度环境里，中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的导向下，提出了“求富”与“求强”。其次是对富民思想与“求强”进行分析论证。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看到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带来的打击，从反面认识到中国的虚弱。为了“求强”，一些较开明的地方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观点进行批判，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并且当权的统治集团还进行了“求强”的实践——洋务运动。并且资产阶级改良派后来也提出“工商立国”的主张，特别是康有为等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民生主义”，通过革命手段以解决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实现“养民”之目的，具体政策安排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将广大农民纳入了政治体系，并提出“解放全中国受压迫人民”的纲领。最后是对近代中国“求强”之路的论述。中国是在外部压力下走上“求强”之路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革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变革开始触及到制度层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对社会现实有所触及，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缺乏“轴心”的社会，直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顺天应人，建立起了一个民族发展所需的权威政府。所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富民思想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以追求民族尊严，独立自主为中心，即富民思想已开始接触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论证了现代富民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当<WP=4>代中国现代化之路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阐述了现代化的含义，主要是依据的历史与现实，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化阐述为一种动态转变过程。然后论述了建国后三十年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全新制度模式，在现代化道路上采用了一种超经济手段来发展经济，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化的工业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一个畸形发展轨道。再其次分析了当代富民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国建国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最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现状认识的失误。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原理，邓小平作出了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也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一个理论前提。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富民为先导，以实现富民强国，从而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徐智环[2]2001年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富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共同富裕”思想与“两个大局”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与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践标准
宁晓菊[3]2005年在《浅析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富有开创性的内容。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富民”。本文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展现了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形成渊源及过程。
柳垠初[4]2011年在《新中国的富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富民思想是我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社会财富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分配中主张“藏富于民”,强调民生,使民富而安的一种经济思想。鉴于经济思想史学界对新中国的富民思想的研究较少,本文便对新中国的富民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民富国强”的新概念,表明我国首次从追求“国富”转向更加追求“民富”。党的十七大更是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二五”规划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十二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标志着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历史将彻底告别国富民穷的千年传统和国强民富的发展道路,走向了一个民富国强的新时期。因此挖掘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富民思想,探寻新中国的富民思想将有助于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富民政策,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走向。另外由于我国当前贫富分化现象严峻,且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本文旨在通过纵向地梳理富民思想,重挖掘新中国的富民思想,以期从中寻找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首先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富民思想分别作总体性的考察,接着着重介绍新中国的富民思想,最后通过对富民思想的分析,挖掘出对现代民生问题的启示。
薛莉[5]2016年在《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教化作为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维护统治政权、规范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据中国传统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提出广义层面的教化包括刑教与礼教,二者互为表里。左宗棠是晚清同治中兴名臣之一,"以平回乱,复新疆为最伟"。文章以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事、收复新疆为事件脉络,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学的解释与分析、比较与综合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角度进行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系统地论述了左宗棠民族教化活动;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了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内容、特征与历史影响;最后总结出一些能为当今所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文共分六章,分别从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的产生背景、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的主要构成、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与启示等主题出发,对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探究。各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关于左宗棠研究的历史现状、研究设计、可能创新等。第二章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的产生。本章首先立足于传统中国"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对"民族教化"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广义上的教化分为"刑教"与"礼教"两个方面。"左宗棠民族教化"问题正是探讨处理西事过程中,对民众(尤其针对起事的回民)剿抚兼施、施以教化以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按照左宗棠处理西事(靖乱抚绥)的先后顺序,又将"刑教"与"礼教"具体操作化为"安民"、"富民"、"化民"三个部分,并对文章的主体内容(安民、富民、化民)的逻辑结构作一概述。接下来文章在晚清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下,从理论渊源与现实依据两个方面对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的产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从理论基础上看左宗棠的民族教化思想以传统理学为圭臬,同时又对理学发展,有经世实学的特点。左宗棠家庭教育背景、个人实学积淀、师友等人相关思想的影响构成了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的现实依据。第三章安民思想与实践。该章论述了陕甘回民起事与新疆动乱产生背景以及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事与平定新疆动乱的实践,并对安民思想做一总结。第四章富民思想与实践。该章从人口管理与社会秩序重构、恢复发展农业、振兴工商业三个角度系统介绍了事后左宗棠振兴西北经济的实践举措,并对富民思想做一总结。第五章化民思想与实践。该章从社会精英教育、社会大众教育、禁绝回民传习新教三个方面探讨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文教实践,并对化民思想做一总结。安民、富民、化民共同构成了左宗棠民族教化的主体内容。第六章左宗棠的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评价与启示。本章首先从原则、方法、目的三个层次对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特征做一概括。然后对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的积极影响与局限性进行了思考。最后结合实际,在评析左宗棠民族教化功过是非的基础上,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探讨了它对当今社会尤其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意义,主要表现为民族和谐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经济发展是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和谐的久远之策。
李英[6]2016年在《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富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根本任务。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善于观察与借鉴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重视科技与创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形成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强调利用科学技术使人们脱离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揭示了科技是人们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其运动和发展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动力,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的核心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上,它抓住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为人们走向富裕找到了一条捷径。论文围绕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依据、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以及现实意义等几方面来展开论述。其中重点探讨了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的理论要义及其实践原则,揭示了其理论要义包括: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科技是农民致富的先行官等。并概括归纳了实践原则:双管齐下,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改革科技体制,消灭贫困;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好后勤工作,为科技致富扫除障碍等。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完善了我党科学技术思想的宝库,而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理论基础,为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提供了思想指导,为人们共同富裕指明了路径,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容忽视。
刘丽君[7]2012年在《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富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积淀了深厚的富民传统与民富向往，浸染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挥本土特色，试图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达成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社会形态向“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邓小平富民理论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而当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十六大以来党的富民思想的形成就提供了新的富民理论武器。十六大以来党的富民思想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它对跨入21世纪的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富民，怎样富民，富民的路径这三大问题的回答上。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立于人的主体价值及党的根本宗旨两大基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制定富民政策，消除富民障碍，旨在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富民强国理论，显现出民本性、包容性、实践性、发展性等四大特征，并在富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上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对十六大以来党的富民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势必能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时期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全面系统地解读十六大以来党的富民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形成党的富民思想的清晰的发展脉络；辩证地认识党的富民政策在理想与现实间存在的差距，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使研究更为科学也多了现实意义。
王保庆[8]2004年在《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老祖宗不能丢，一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活水源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遵守执政规律，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挖掘其现实价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执政党建设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浩大工程，搞好党的建设需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而中国传统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文化不仅对建党和党建初期具有深刻影响，而且对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也有借鉴作用和重要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执政党建设的现实基础。执政党建设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素。 本文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从执政党建设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现实需要出发，研讨优秀民族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其对执政党的当代功用，为党建理论研究及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稳定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吸取于今有益的东西。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原则、道德理想、民本意识、尚贤思想、廉政观念、治国方略、用人之道、管理智慧等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今所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应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 本文首先从回顾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对建党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寻找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的结合点，阐述其结合的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指出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相结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次，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形成，总结了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基本精神，论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再次，本文分别对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传统文化与境:的政治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组织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制度建设、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专题研究，就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党的思想路线、民本主张与党的宗旨、传统文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传统富民经济思想与党的基本路线、传统社会理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传统治国思想与党的德法并重执政理念、传统用人思想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古代人才选拔及其现实价值、传统官德思想与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国古代具体制度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启示、传统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思想、古代家训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及其当代功用等专题作详细论述，对继承借鉴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最后，本文还专门就传统的封建专制、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宗法观念及其他封建没落思想等消极因素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作了深刻剖析。 总之，加强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吸收借鉴一切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古为今用，以扬弃的态度，科学、严肃、谨慎地对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促进传统又化现代化，发挥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功用，为执政党建设的创新和发展补充政治营养，从而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
沈杨[9]2018年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是对孟子“仁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有"数",理政有"方",融合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先哲的集体智慧,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方略,引领"中国梦"这艘巨轮不断向前驶去。习近平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重要性对于当今处在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孟子所提出的"仁政"的思想更是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2012年11月15日以来,习近平在所有讲话中引
王兵, 路韬[10]1996年在《中国古代富国强兵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富国强兵是中国古代国防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富国与强兵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强兵是富国的保证,国富不等于兵强,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是:富国先富民;寓兵于农,农战合一,屯垦实边;薄赋税,休养生息;发展工商业,加强物资储备等。对现实的启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求富国;和平时期要加强国防观念,寓国防于国民经济之中,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等。
参考文献：
[1]. 中国富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D]. 吴明星.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2]. 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富民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 徐智环.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
[3]. 浅析邓小平富民思想的形成[J]. 宁晓菊. 社科纵横. 2005
[4]. 新中国的富民思想研究[D]. 柳垠初. 山西财经大学. 2011
[5]. 左宗棠民族教化思想与实践研究[D]. 薛莉. 南京理工大学. 2016
[6]. 邓小平科技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D]. 李英. 长沙理工大学. 2016
[7].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富民思想研究[D]. 刘丽君. 长沙理工大学. 2012
[8]. 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D]. 王保庆.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9]. 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是对孟子“仁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 沈杨. 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 2018
[10]. 中国古代富国强兵的理论与实践[J]. 王兵, 路韬. 军事经济研究.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