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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6-0028-06 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原因，近二十多年来有许多解释。其中，谢·卡拉—穆尔扎将根本原因归结于西方国家联手戈尔巴乔夫等社会精英，运用安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意识、有步骤和有手段地对苏联进行“分子侵犯”，[1]最终摧毁了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但是，为什么苏共不能根据葛兰西理论为巩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服务呢?为什么苏联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环节的文化领导权如此脆弱呢?谢·卡拉—穆尔扎并没有指出，本文在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苏共是如何实现文化领导权的 文化领导权(西方学者也称之为文化统治或文化霸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明确提出，是指政治社会、国家机器不能只用暴力和强制的手段，还需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学校、社区、行会、教会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机构内传播与构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任何统治者都会不同程度利用这个被罗伯特·达尔看作“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且“经济得多”的手段。[2]苏共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执政党，更需要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其执政提供“来日合法性”资源。[3]由此，苏共一方面特别重视全党全社会的学习和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出版和发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建立各种形式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班、培训班，甚至直接把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送往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时，由于俄国的文化落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又非常强调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学习。[4]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苏共又与所有攻击共产主义实践的活动进行坚决战斗。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书报检查措施便宣告出台。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查禁八种“资产阶级报刊”，并通过专门决议，暂时禁止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第三天，第一届工农政府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出版的法令》，确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勒令查禁反革命报刊。一个星期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这些法令是临时性的，“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5]不过，苏俄时期报刊还是相当丰富多样的，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9月，俄国还保留着226家商业报纸和235家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刊。 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苏共在文化领导方面还是比较理性、客观、开放和包容的，我们从俄共(布)中央对当时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反对派和马哈伊斯基主义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宗派主义和极端“左”倾思想的严厉批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6]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7]“有些领域，党在其中直接地命令地领导。有些领域，党在其中仅只合作。最后还有些领域，党在其中仅规定自己的方向就是了。”[8]“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撺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在“竞赛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事业”。[9]1925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当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争。任何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同样，不允许用一纸命令或党的决议来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10] 但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和紧接着连续不断的党内斗争，文化领导权统治的风向标渐渐发生了变化。1929年底，已经大权独揽的斯大林断然停止新经济政策，强制性地推行其一切为工业化让道的战略。与此同时，在党政和思想文化领域，他也提出必须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提法”，[11]有个“大转变”。于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教育学甚至自然科学如生物遗传学等各个领域的大批判、大进攻爆发了。以往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不同思想意见的批评交流都被看做是对阶级敌人富农分子的姑息和纵容、是“右倾反革命活动”的泛滥，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汲取和学习被当作是向“腐朽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低头。苏俄政权初期被当作临时措施的书报检查令，在此时非但没有弱化或者废除，反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所有出版物特别是史学著作以及研究机构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严厉的审查和整顿。[12]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可以从“空地”上产生，苏维埃政权必须是“100％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国家犹如苏联那样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为她“有……最好的印刷厂、最好的出版大厦、一栋栋的造纸厂、许多高大的会议厅……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为工人阶级出版自由所必须的东西都完完全全地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手中。这在我们这里就叫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13]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屈从强权、被权力覆盖。首先，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决策再也不是以往那样由中央会议集体作出决议而是变成了领袖独裁，学术的自由辩论机制被打破，研究、探索经费的拨付都开始围绕领袖的意志而展开，并由领袖的旨意而决定，不少学术领头人和文化名人被撤换和镇压、迫害甚至肉体上被消灭。其次，与外部世界主要是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有也是出于对斯大林及其体制的歌功颂德之需要而特意装饰的。所有被认为与苏联不友好和不利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西方书籍和报刊杂志都被禁止，而民间的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和彼此间的交流讨论也被解散和取缔，建立了由中央统一管制的全苏学术团体和文艺团体，形成完全行政化、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组织体系和高度集权的领导机制，并通过这种组织管理方式，完全取消了社会自主空间。最后，意识形态宣传中的专制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不容人们质疑和有别样的解释，博大精深、鲜活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遭到阉割、篡改和歪曲。所有这些在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高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联的这种文化统治方式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其间，虽有赫鲁晓夫一度“解冻”，但高度集权的命令式体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虽想打破原先的秩序，“可是他不能改造这个秩序，更不能建立新秩序”，[14]甚至最后又在很多方面滑向老的一套。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沿袭了斯大林路径，僵化思维依然盛行不衰。 随着这种领导方式的日益失效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引起的反感，苏共不是自省和反思，反而认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宣传工具”的渗透，反动组织的“煽动”和“敌对分子阴谋危害”的结果。[15]于是，苏共加强了审查制度，甚至还通过立法来实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1966年9月，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命令在刑法中增加了第190条各款，规定凡是“以口头形式”、“以文字、印刷品或其他形式”进行“思想颠覆”，制作或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处以三年劳动营监禁的惩戒”。[16]对此，曾为苏联将军后因反对个人崇拜被开除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格里高连柯认为，苏共二十三大后斯大林主义明显复辟，宪法空置，刑法越位，这在根本上“彻底取消了宪法授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17]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告诫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坚持原则”，“揭露在‘研究’苏联和苏共历史问题、世界共运、工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进行活动的职业反苏分子和反共分子”。[18]1969年1月7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出版、广播、电视、电影部门和文艺艺术机构领导人对出版物和演出剧目的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心的决议》，被禁止出版和上演的作品日益增多，对文艺作品，苏共不仅规定题目、体裁，还指定作者甚至安排演员角色等。1970年代以后，苏共更是通过大肆扩建精神病院的方式来为其维护这种统治服务，至少有五百个以上的“被精神病”者关押进这种“特殊精神病院”。[19] 二、苏共文化统治为什么会日趋失效 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俄确立之初就凸显刚性特征。[20]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文化统治或文化领导权是基于先夺取政权，再确立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出一种政治决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特征”。[21]这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在理念上有所不同，在程序上和手段上正好相反。后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首先必须是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才可能掌握政治上的权力。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一种教育关系，但它是基于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而民众自觉自愿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的一种平等的关系。然而，俄国根本不存在西欧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在比较成熟的工人运动中诞生，即她不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自然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22]这个党又在沙皇专制统治下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不能不特别地强调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当布尔什维克抓住历史赋予的时机夺取政权以后，她实际上是在缺乏广泛的无产阶级基础背景下担当起“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主要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此时，她拥有的法宝以及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一个长期受沙皇专制制度奴役、贫穷落后、温饱还没有解决、国民中70％以上是文盲的农民国家里确实能够吸引众多的跟随者，同时，也能够激起追求自由平等立志于推翻黑暗专制统治的热血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情怀。可以说，没有哪个政党比布尔什维克更迫切需要依赖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功能引领人民，实行自上而下的“从外部灌输”，也没有哪个政党那么在意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并时刻为其纯洁性而战。从“在国民教育方面”，坚决要“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到大规模地兴办各种层次的，不同时间段培训教育的共产主义劳动学校；[23]从1921年苏共党内取消反对派到1922年“哲学船事件”以及新经济政策实践中的矛盾纠结和摇摆最后被终止；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又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在19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24]都能明显看到这一点。由此造成意识形态制度安排本身的张力日趋绷紧、固化加剧，刚性特征愈加凸显。这个缺陷不但没有随着苏联国家的强大和环境的正常化而被当作问题引起重视，并与时俱进作出适当的调整变化，反而被有意无意不断利用、不断强化终于导致断裂。 其次，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被日趋扭曲。1930年代“大转变”后，苏共及其领袖——斯大林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他的思想成为一切思想理论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解释者和终结的裁判者。然而，他的思想理论“排斥了任何的个人思考的努力，任何的批评态度，任何的精神自觉性”，“它像一种信经那样被传授，像一本圣经那样必须坚信”。[25]也就是说，它不要求受众用理性思想作出理解和判断，只需要像多莫式的“信”即可。①也只有这种“信”在当时的苏联才是安全的。任何独立的思想，别样的解释和质疑都将被视为对苏共、对社会主义的不忠和背叛。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曾提醒道：你没有认识到俄国的拯救不能靠神秘主义、不能靠禁欲主义、不能靠虔诚主义，而只能靠文明化的成功、启蒙的成功、人性的成功。[26]就是说俄国走向进步走向现代社会不能靠那些主义，更不能靠强权，而只有依靠现代文明，即首先是现代启蒙教育，培养对人和人的权利的尊重，对科学和理性的崇尚，对真理和德行的追求等，尤其是对吸收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直接源于西方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更是需要现代意识、现代理念来解读和领悟。然而，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教化已经将“共产主义从历史责任转为赤裸裸的纪律，从自我批判转为否定，从马克思主义转为迷信”[27]。不仅如此，这种教化甚至伴随强制和暴行，要求人们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它已经严重背离了现代启蒙教育的原则，剥夺了人的思考和讨论的权利，摧毁了人的自尊，将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和卑劣者的乐园。 再次，苏共意识形态建构上的自我封闭性。尽管苏共意识形态还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但是，马克思、列宁等博大精深、生动活泼的思想学说却被纳入斯大林理论的框框，成为斯大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撰的《教程》是一部在当时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28]曾被用126种文字在世界上出版，发行4280万册。[29]这部党史教程不是真实地去反映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历史，而是完全要求活生生的历史来切合它的“普罗克汝斯特斯床”。②这样，苏共历史已经不是真实的原版的，而是经过裁剪和歪曲过的只看到一个巨人和一群侏儒、一个神和一群鬼的“简明”历史。《教程》被指定为苏联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党史教科书”和所有国家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必须遵循的范本，又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高峰”。[30]充满活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充斥着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教程》的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摆设，成为庸俗的实用主义思维下被任意裁剪和肢解的碎片。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只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几个孤立的词语，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沿用着“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定论。源于资本主义的但却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须创设的一系列机制诸如民主法治机制、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市场机制等等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一并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任何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思想理论都没有插足的空间，苏共意识形态建构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完全没有重视恩格斯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发现的资本的发展正向“正义和仁爱让步”[31]，无视战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还在拿着长矛与早已不存在的那种资本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并坚决捍卫完全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人为建构起来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封顶，导致“文化建设的有机过程，对世界文化的消化吸收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高级模式的塑造都被以最粗暴的方式中断了”。[32] 最后，苏共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产生严重悖论。伯纳德·鲍桑葵曾指出：“任何组织制度，如果它根据诸如建立一种尚属完美的生活的行动目标，在总体上向我们提出了为肯定这种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它就会对我们的忠诚和服从，提出强制性要求，以此体现我们的自由。唯一可能出问题的是这个制度是否真是它所自称的那个样子。”[33]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在确立之初便注定了它与苏联社会现实的巨大鸿沟，虽然这种鸿沟一度因为革命的胜利带来的英雄主义激情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盼而被遮蔽。如果说，这种鸿沟并不是必然构成后来导致苏共倒台的元素，只是显现了她先天不足的基因，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先天不足没有得到后天很好的调理，巨大鸿沟并没有伴随苏联国家的强大而逐渐缩小。而且随着苏联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的基本灭迹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候，文化统治上依然坚持不容置疑的“真理”，占据绝对的地位，教化内容和教化方式依然简单粗暴如初，人们除了全盘接受、无限歌颂外不容其他。当人们解决了温饱以后产生了更高的更多样的诉求，而苏共意识形态给予每个人过上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承诺在现实中却是“永远的未来的馅饼”，这些渐渐导致人们由于心理预期被无限制地拖延而产生出越来越强烈的焦虑、怀疑和怨愤。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教化没有因为时代和环境以及心理诉求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反而一如既往地用陈旧的、过时的和永久许诺式的那套话语来规范和要求他们。而党和政府的官员——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却越来越沉溺于信奉特权，意识形态教化的悖论被越来越多的人看透揭穿。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也承认说，苏联模式的失败是在文化层面上被挫败了。 三、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寻找文化领导权的新资源 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就得益于其在意识形态建构上的一些突破，使她在文化领导方面有了为之论证的新题材和教化方面为之提供动力的新能源： 首先，在改革准备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拨乱反正，其理论指导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是两个“凡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会犯错误，他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无疑对回响在中国大地多年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一切理论、政策、思想等都必须接受“实践”这个铁面公正的裁判的定夺。这样，支撑开展改革的理论资源本身就是从毛泽东思想那里提取出来的。这既保持了意识形态和现有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又合法地摆脱了原来极左思想的话语体系，并能为新时期的改革作出辩护、动员和提供政治社会凝聚功能作用。而苏共文化统治的失败，不仅仅在于她没有从传统权威文化资源中很好地发掘提炼，继而架起新的链接来提供苏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并在没有新的明确的指导思想引领下匆忙实行公开性，更在于她原本意识形态建构上固化僵化到了极点，更新或再生产能力几无，何谈对统治的合法性的辩护功能和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凝聚作用。 其次，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发展生产力、促进商品经济，建立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此时，中共在理论上、思想意识上和实践上从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苏共至戈尔巴乔夫的那场无奈的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却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又没有及时地形塑一种能够令国民达成共识的新的价值观体系，致使苏共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在遭到全面挑战和批判中分崩离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共自己把自己执政70多年的舞台基座给拆卸了。 最后，“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提出，把中国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更为深广的阶段。前者的创新意义在于她将发展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判断其执政合法性的标准。苏共文化统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其意识形态制度安排预设能力的缺失、意识形态话语的陈旧密切相关，更与后来苏联经济发展停滞、苏共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特权、苏共已经完全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有关。她的败亡，苏联人民没有为之唱挽歌。而中共则对发展作出了全新的科学的阐释，对前阶段改革开放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否定了有增长无发展，只追求GDP，不考虑生态平衡的传统模式，确立起“以人为本”、社会公正、统筹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尤其是“中国梦”的提出，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中国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能否更加巩固，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与时俱进地提供“新题材”、“新能源”。这不仅是保持文化统治之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执政党必须刻不容缓地去落实、去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治理能力，真正赢得民众拥戴、巩固执政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注释： ①希腊作家卡扎赞斯基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边有个段落，耶稣的门徒多莫问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认识一个字，也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上帝，我怎么走进你?”耶稣说“走进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思想’”。多莫马上欢欣鼓舞，他说“我知道了，我是通过信来达到你的”，就是很简单的“信”，没有什么。 ②希腊神话故事，讲妖怪普罗克汝斯特斯利用他的床杀死过往的旅客。他将所有路经这里的人请到家里，让他们放松一下疲惫的筋骨。但当客人入睡后，就开始折磨他们。他要求客人与床的大小正合适，如果腿过长，他就将其砍掉；如果太矮，他就将客人拉长，直至将人折磨死。标签：斯大林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实践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