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挑战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机遇论文,高等职业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
高职教育由冷变热，日渐红火，主要原因是由学生、市场、政府三方共同推动促成的。
（一）高技能人才缺乏，市场缺口大，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据有关方面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共需要2500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我国经济的持久快速发展，对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大量高技术含量生产设备进入企业后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创新人才，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创业精神的第一线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是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为了实现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目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还需要数以千万计的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人才市场的基本走势。一些职业教育专家指出，今日之“时”，急需众多优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之“器”，迫切需要高职院校“为时养器”，担当起培养高技能专门人才，以适应时代需要的重任[1]。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的企业长期被“技工荒”所折磨，其后遗症就是，虽然中国的许多工业产品产量巨大，在全球数一数二，但却是品种少、档次低。高级技工成为稀缺人才。有媒体报道，某企业开出年薪××万元的高价聘请高级技工而未能如愿；某地区高级技工月薪五、六千元，年薪十几万元已属寻常，汽车修理工等技术工人的最高年薪定在相当于或高于博士的水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但高职院校毕业生却很抢手，有的还没毕业已被预订一空。价格杠杆向供方市场的倾斜，反映了我国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稀缺的现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经公布数字称：目前全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有7000万人，而在技术工人中，中级工占30%，高级工仅占5%左右，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差距很大[2]。以机械工业为例，我国机械工业占主体的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机械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培养装备制造业创新型人才重点是培养掌握高新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和身怀绝技的高技能人才。这两类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装备制造业振兴的瓶颈。目前我国机械行业技术工人等级结构为：初级及无等级工占31.4%，中级工占36%，高级工占29%，技师占3.2%，高级技师占0.4%，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例合计不到4%[3]。长期以来，人们传统的观念是技工卑微的地位，微薄的工资，职业教育的冷清等，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随着老一辈技工的退出，车间将无人接过他们手中的钳子、扳手。从更高层面看，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就必须拥有一批又一批的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葫芦型”的人才结构，遵守“先出人才再出产品”的铁定规律，否则，只能永远承接最低层次的世界分工，做最苦、最累、最廉价的产业承包工。
（二）中央政府对高职教育重视有加，支持力度显著加大
一是近年来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几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促进职教发展的对策措施，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职业教育由公众议程上升为政府议程，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二是中央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启动了被称为“高职211工程”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安排2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将使60万以上在校生直接受益，为社会提供各类培训200万人次；还将重点建成500个左右产业覆盖广、办学条件好、产学结合紧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特色专业群；培养和引进高素质“双师型”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聘请企业行业技术骨干与能工巧匠，培养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师队伍；将建成4000门左右优质专业核心课程，1500种特色教材和教学课件，每个专业带动区域和行业内3个以上相关专业主干课程水平的提高；围绕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领域，研制并推广共享型资源库，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优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提供技术支撑；推动示范院校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与区域内中高等职业院校对口交流，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4]。
上述信息表明，国家关于高职教育的促进政策，已经转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行动计划，并将开始付诸实施。对高职院校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三）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走俏，高职招生规模扩大，表明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提高，发展前景广阔
近5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共培养毕业生1400万名。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1168所，在校生近861万人。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81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9%；高等职业院校招生284万人，约占普通学校招生总数50.2%[5]。另外，我国独立学院也已达318所，在校学生总数已接近200万。职业教育已经占我国教育的半壁江山。这种结构性调整，无疑将有效缓解结构性“就业难”的矛盾。
然而，这些年由于高校的连年扩招，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2002年以前，每年大学毕业约100万人，2003年，即1999年扩招的大学生毕业时，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达到160万人。从2003年到2007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了5倍。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560万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业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职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看好。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就业率已达96%，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就业率超过了普通高校[6]。据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介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找不着工作，有些工作找不着人。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多岗位找不着工人，高技术、高技能性的岗位更是难觅知音。一般的技术性岗位的缺口是2∶1，高技术、高技能岗位的缺口是8∶1~10∶1。高技术高技能岗位人才大量短缺，成为我国的一个突出问题[7]。从供需两方面看，高职教育都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家长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学而优则仕”，为“仕”而学，而非为“工”而学。读书就为做官，不做官起码也得当“白领”。读完大学进车间，放下笔杆拿管钳，决不是他们的期望所在。千百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轻视体力劳动的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上普校比上职校更艰难，尽管职校生就业更容易，尽管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更保险，但职业的偏见还是让许多学生及其家长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实际情形往往是：高分考生报职校——鲜见；中下游考生上职校——无奈。职校办得再红火，如果没有优质生源作基础，则培养质量难免要打折扣。当然，职业偏见其表层体现为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差异，本质上则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与对应。转变国人的职业观，除了正面的教育宣传，还有赖于市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育与成熟。
（二）高职院校办学中存在着盲目攀高、定位不准、套搬普校模式、理论实践脱节、学生能说不能练的通病
高职要办出特色，关键是在“应用性”，“操作性”上做文章，不可按普通高校的套路办学。但实际情况恰恰是，不少高职院校盲目模仿普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上与市场需求结合得不够紧密，教学内容传统化，教学方法程式化，最能体现职教规律特色鲜活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还没能真正凸显出来。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四不像”，理论上没深度，操作上没能力，高不成，低不就，角色模糊，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有的属办学者认识偏差所使然，有的因经费不足，实验、实训条件没保障所造成，有的则是师资力量储备不足，缺乏一支经验丰富而又相对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带来的必然后果。
（三）是政策引导上存在的问题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真正有特色、规范的高等职业院校已所剩无几，过去搞高校“211工程”时，各校全力争取；现在搞高职“211工程”时，各地竟报不出来！据说上海只报了一所护士学校，因为其它好一点的高职院校几乎都已升为本科了。“我们的政策导向看不起高职，很多高职院校追求的目标是‘升格’为本科院校”。杨先生认为，高职与本科院校好似乐队中两种不同的乐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两者的协调性。比如，高考录取政策要调整，改变把“高职”放在“一本”、“二本”之后，考分最差的学生进高职队伍的现状[8]。实际上，这一问题与前所述的“对高职教育的偏见”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由于高职高专在学历层次上处于“低端层次”，招生录取放在一本、二本、三本之后的第四和第五批次，在招生制度的安排上带有明显的“考分后端”的印记，这无形中给高职院校一种强烈暗示：在高等教育序列中，高职院校甚至连“第三世界”都算不上，最多，只能算作“准第三世界”。这也许才是高职院校本能地淡化“职校”特质、积极向普校靠拢、力图改变身份地位的真正动因所在。
三、促进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怎样使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半壁江山”的理论设计与“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相吻合、相对称，政府、职校、学生及家长、社会分别要作出努力。
（一）政府：可以凭借政策杠杆，给高职毕业生以应有的名分与实惠，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逐步消除偏见，扭转风气
提高准入门槛。可以采纳杨福家院士的建议，调整高考录取政策，把高职院校招生位次提前。可以首先在100所示范校中试行，确保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起引领、骨干作用的行业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能够招收到高素质的优秀学生。
提高待遇，高薪引才。一是参照国家关于重点高校师范生免除学费的做法，给某些重点高职院校的重点学科专业学生减免学费。这些重点职校及重点学科专业，必须经过多方专家严格论证，确保它的服务面向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工业经济领域中起龙头、支柱作用的那些企业。二是校企联合，订单培养，让优秀学生到优秀企业找到归宿。通过大幅度提高技能型人才收入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笔者认为，政府只要抓住“入口”、“出口”这两头做好文章，恰当引导，就一定能够让职校火爆起来。石油、煤炭行业系艰苦行业，化学化工系危险行业，过去学生一般不大乐意报考这些专业。但这些年一下子热了起来，考生趋之若鹜。原因何在？就在于毕业生找工作容易，待遇丰厚。今昔比较，这些专业的固有特性（艰苦、危险）没变，但学生的态度变了，其核心竞争力就在于较高待遇。这个现象，对其它用人单位应有启发意义。三是让高职毕业生在职称、职务晋升上保持与同类型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同等对待，特别是应用性技能型人才的技术职称晋升上，应量才评聘，不含歧视。对企业使用高职毕业生方面的状况，应随时、经常地检查、评估，发现问题和偏差，及时干预纠正。
（二）高职院校：应准确定位，订单培养；工学结合，狠抓实践；突出特色，靠质量取胜
1.关于办学定位与服务面向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面对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致力于培养特定层次和类型的专才。培养的主要对象不是“精英人物”，而是面向大众、甚或是“草根”；他们瞄准的办学方向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偏重于应用型、技术操作型；他们的办学经费基本不靠“皇粮”靠学费。正因如此，它必然地要和市场贴得更紧更近，更加注重差异化竞争，更加注重特色的打造和培育，更加注重以学生为本，为学生的就业着想。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职业教育有三个目的：“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9]。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性、人民性、技能性的属性。温家宝总理讲：“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民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教育事业关注人人成为可能”[10]。这表明，职业教育还具有“民生”属性。基于上述理解，高职教育理所当然地应当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实用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强调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培养人才，以就业为导向，瞄准生产实践，追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的零距离。如果离开这个宗旨，一厢情愿地向普通本科院校看齐，难免会使自己迷失方向而陷入困窘。
2.关于办学模式与方法
有关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全国各地已经出现许多成功的案例，有待梳理总结，加以推广。其中包括产学结合、工学交替、半工半读、顶岗实习、订单教育等。概括而言，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模式，就是工学结合和订单培养。前者克服了书本教学与实际操作两张皮的流弊，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后者的优点在于学用一致，教学双方目标明确，针对性更强，专业学习更系统、更扎实，并且可以直接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与企业的用工问题，实现院校、学生、企业“三赢”。另外，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结合得不够紧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通病。有鉴于此，应当创造条件鼓励行业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已经进行了成功尝试。该会下辖数百家大型骨干企业，50多个国家级专业协会、学会，20所原机械工业部所属高校及200余所行业职业院校。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为装备制造业的腾飞插上翅膀。”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筹组中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集团，组织行业示范性职教活动，加强教学指导专家组织建设，制订人才培养标准，组织开发工学结合的职教资源等。他们确信，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完全大有可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颇具借鉴和推广价值。
3.关于质量与特色
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到底该怎样评价？笔者认为，高职教育沿用教育部对普通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做法显然有缺陷。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应当吸收用人单位的代表参与评估，加大其在评估结论中的权重。如果说，质量是学校的生命，那么，特色，就是学校的招牌。普校如此，职校也是如此。我国的高职教育历史短暂，缺乏积累，品牌不多，特色鲜见。要闯出牌子，提高知名度，就必须在“特色”二字上狠下工夫。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或学科、专业，或师资、设施，或办学模式，或服务面向，总之，特色不局限于一个狭窄范围。但没有特色必然会丧失很大的市场份额。
（三）家长、学生：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上职校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阻碍学生及家长选择的表层原因是待遇问题、社会地位问题，而深层原因则是观念问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校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曾撰文，归纳出上高职院校的9个理由[11]，她指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家长和考生的择校观念和价值判断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们对高职教育由排斥转向接受，是因为，高职面向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精英分子”；高职充满了活力与潜力，因为它真正为经济建设服务，世界各国无不把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就业形势好。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7年高职（专科）的就业率在80%以上的专业有17个大类计220多种专业。就业率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报考率。人们不选复读选高职，不重学历重技术，不要面子要实惠，升学、择业观念越来越趋于现实、理性，这实在是一种可喜的变化。但就整体而言，看重高职，高职与普校无差别的理念尚未普遍形成。强化职校地位，提高职校生尊严，才是促使观念根本转变的催化剂。市场与政府对此应共同承担责任。
（四）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浓烈的尊重实用性技能型人才的环境氛围
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务必要学习借鉴德国、日本的成功经验，争取少走弯路。二战后的德国，到处是颓垣败瓦，残楼废墟。英国的一个代表团团长不无感慨地说，德国人光是把这些战争垃圾清理出去也得花30年时间。实际上，德国人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并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30多年后，德国总理科尔将他们的“秘密武器”公之于世：促使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正是发达的职业教育。日本的情况与德国十分相似。日本的强国之道，就是以教育的振兴促进经济腾飞，先出人才后出产品。他们认为，博士、硕士是人才，但掌握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也是人才，而且是社会需求量最大的人才。为此，二战后，日本一下子冒出1000多所“专门学校”，亦即职业技术学校，源源不断地为社会经济建设各行业各部门输送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专门技术人才技术精湛，功底扎实，只需把国外的发明创造加以解剖，稍加改进，就可以大批量生产制造，投放市场，因而使得“日本造”往往由于技术性能优良而率先占领市场。这就是日本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果。能说职业教育无足轻重没有前途吗？另外，德国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在德国安通公司培训中心，墙上悬挂着三条标语，体现的正是他们的培训理念：一是，告诉我，我会忘掉（Tell me something and I would forget it）；二是，做给我看，我会记住（Show me something and I would remember it）；三是，让我动手，我就会做（Let me do something and I could do it）。总之，一个平庸的博士未必比一个技术精湛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有贡献、更有价值。当这种理念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的时候，职校的春天就真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