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阳翰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8年初发表第一篇小说《马林英》开始进入文坛，至1994年逝世，阳翰笙在小说 、电影、戏剧、文论、诗歌等各个领域进行了辛勤耕耘。而从1932年5月关于《地泉》 的批评开始至今，阳翰笙研究已有70年的历史。本文试图对阳翰笙研究作一简略回顾和 归纳，以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纵观阳翰笙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30年代对《地泉 》的批评；三四十年代对他的电影和戏剧的批评；60年代对他的戏剧和电影的批评；新 时期阳翰笙研究的拓展。
一
从1928年到1933年是阳翰笙的小说创作时期，他创作了14个短篇，7个中篇，其中《深 入》(1928年8月)《寒梅》(改名为《转换》，1927年7月)、《复兴》(1930年7月)三个 中篇组成一个长篇小说，以《地泉》为名于1930年和1932年5月分别在上海平凡书局出 版。文学史上称湖风版《地泉》为“华汉三部曲”。“华汉三部曲”不仅是阳翰笙小说 的代表作，而且是初期普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中国普罗文学从1928年开始，经过螺旋 式的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因此冷静地回顾普罗文学走过的 道路，总结经验教训是发展普罗文学的需要。关于《地泉》的批评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生的。1932年，借《地泉》将由湖风书局重印的机会阳翰笙约请易嘉(瞿秋白)、郑伯 奇、茅盾、钱杏邨把对《地泉》的批评写出来，他本人也写出了自己的认识，一起放在书前印出，这便是为“华汉三部曲”写的5篇重要序言。5位序言作者都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成员，知名作家，这次对《地泉》的批评是“左联”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1](p.199)。瞿秋白的序言篇名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成为总结这一段时期左翼文学的权威性定义。郑伯奇进一步总结普罗文学第一期的作品有两个倾向：“一个是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一个是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2](p.329)钱杏邨认为初期中国普罗文学有四个倾向，即个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幻灭动摇的倾向。[2](p.336-337)茅盾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对普罗文学在艺术上的缺点“缺乏感情的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只是“‘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只是‘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2](p.334)进行了分析，切中肯綮，显然融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而对于《地泉》本身，五位序言作者理解是有差异的。尽管包括阳翰笙在内的5位文艺批评家各自坚持独立的批评标准，有认识上的差异，但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能借解剖《地泉》这个个例，一致深刻地指出左翼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即政治上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和艺术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纠正普罗文学不正确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地泉》的批评中，批评家们一致提出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但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本身是“左”的机械论的口号，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组织生活论”的机械文学观，结果在理论上重蹈机械论的复辙。因此，尽管关于《地泉》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认为1932年对《地泉》的批评给现代小说指明了“应该怎样写”的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地泉》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显示了批评家和作家平等对话，对作品进行既是尖锐的又是说理的批评有利于推动文学创作向前发展。它对于左翼文学创作朝着现实主义方向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从1933年春开始，阳翰笙中断了小说创作，着力进行电影和戏剧创作，阳翰笙不仅是 一个电影、话剧作家，而且是一个善于将剧本推向银幕和舞台的戏剧实践家，他的作品 发表后，不仅为读者喜爱，而且为观众所欢迎，往往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
1933年春阳翰笙进入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一起主持了编剧委员会，他写下了第一部 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1933年初创作，11月拍成公映)，从这时起至1949年他写出了 电影剧本16部，其中13部被搬上了银幕。据阳翰笙本人提供，他在30年代创作的几部电 影，如《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1933冬作，1934年拍成电影公映)、《生之 哀歌》(1934年春作，1934年被拍成电影)、《逃亡》和话剧《前夜》、《塞上风云》等 在发表和上映时，都是有评论文章的，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已不能找到。[2](p.743)
关于《生死同心》(1936年拍成公演)，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7篇评论，田汉认为“ 《生死同心》这样以中国民众艰难困苦再接再厉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英勇壮烈的故事 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而一扫电影阵地“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 乌烟瘴气”[2](p.345)。潇潇指出该片启示人们“全民族的死里逃生，只有抗敌的斗争 ”，“中华民族时时在死的威协下，必须时时在生的斗争中”[2](p.347)
关于《万家灯火》(1948年拍成公映，与沈浮合作)，上海《正言报》、《和平日报》 、《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和香港《华商报》上都登载了评论文章。《 大公报》专门组织座谈会进行了讨论，文艺界知名人士25人出席了座谈会，并用两个整 版刊登了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表示喜欢这片子，“感觉亲切、现实、自然”(安娥)， “很有人情味，很感人”(臧克家)，“这剧本现实性很强，对现在一般人都能唤起同感 ”(杨晦)，这片子“跟我的人生经验相符合”(曹禺)，“我很满意”(冯雪峰)，与会者 总结作品的成功之处是：“通过人情味的巧合性来表现主题”(曹禺)，片子的情节，“ 完全是中国式的”(杜守素)，透过作品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矛盾，“这才是最基本的一 点，也是作品的历史背景”，作品给“小市民指出了一个方向”(夏康农)，所有的这些 都是由于昆仑公司在作品上“肯费心血，肯费苦心，而这些苦心是顾到多方面的”(戈 宝权)，同时也谈到《万家灯火》的一些缺点。最后由阳翰笙和沈浮对批评者的问题一 一作答。座谈会在实事求是的批评气氛中圆满结束。[2](p.103-114)这种灵活的批评批 评形式既对作品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又有效地扩大了该片的影响。而稍后发表的邵荃麟的 《<万家灯火>略评》[2](p.415)和周而复的《评<万家灯火>》[2](p.418)则可以看作是 对此次座谈的理论性深化和补充。
阳翰笙曾有完成五部历史剧的构想，但实际上只完成了三部历史悲剧。勾适生认为《 李秀成之死》(1937年8月)，“在鼓动军民合作锄奸的作用上含有强烈的效果。”[2](p .350)徐昌霖认为《天国春秋》(1941年9月)“不单是‘太平天国的兴亡鉴’，它可以说 是整个人类历史地演进的最好榜样和缩影；它不单是‘杨韦之变的写实录’，同样也可 以说是一切人类互相水火、互相残杀的惨痛的教训和结局”，在抗战中“《天国春秋》 的演出是有它更大的意义和宝贵的价值的!”[2](p.353)欧阳凡海认为“中国历史剧如 果能够发展，那么我可以说《天国春秋》的演出，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 一个记念碑。”[2](p.357)何其芳则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分析了历史剧的写作规律 ，及《天国春秋》人物塑造的得失。[2](p.377-382)杜重石的《观<草莽英雄>后》[2]( p.383)和欧阳山尊的《评<草莽英雄>》[2](p.385)肯定了《草莽英雄》(1942年7月)的 现实意义。
对《两面人》(1934年4月)，柳倩认为“作者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深度地在刻划这种两 面人的典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p.369)陈淳耀认为，作品“非常透彻地 分析了祝茗斋又抗战又投降的两面性，找到了这种两面性产生的最深远的根源”。[2]( p.372)
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评论界对阳翰笙电影话剧创作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战斗 性的分析是较为恰当的，也符合阳翰笙的创作初衷和时代对作家的审美要求。到了60年 代和新时期，评论界对阳翰笙电影和话剧进行肯定的切入点仍未越出这个范畴。
三
从1949年到1962年国内报刊未发表过一篇对阳翰笙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翰笙研究完 全处于停滞状态。
从1962年3月到1963年3月《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大众电影》上发表了一批 短文对阳翰笙的电影《铁板红泪录》、话剧《李秀成》、小说《义勇军》进行了评析， 这些文章，保持了三四十年代对阳翰笙作品的评论风格，篇幅短小，而重在肯定其政治 价值。评介《李秀成》的两篇文章发表在《李秀成》上演之际，起到了配合作品上演的 作用。
1963年7月《三人行》(1958年7月发表)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京开始演出，《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文艺报》、《戏剧报》先后发表文 章，对作品予以肯定。赵寻认为这部剧本，“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物性格刻划为 主”，“在风格上却又充满了喜剧色彩、活泼的气氛，它是寓严肃于活泼之中，严肃与 活泼相结合的。”[2](p.431)华夫对《三人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为“ 一面镜子，三种人物，两条道路”。认为“剧本艺术地总结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 经验教训，使人感到十分亲切。”[2](p.433-437)张颖认为《三人行》比起阳翰笙其它 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加成熟，正在走向新的艺术创作高峰。”[2](p.438)
1963年11月阳翰笙发表电影剧本《北国江南》，1964年6月影片《北国江南》在全国公 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电影》和一些省级报纸发表文章，一致肯定 此片。而就在月底，全国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总结会上康生以忽然袭击的方式点名攻击 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良》 等，把这些作品打成“大毒草”。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应当严肃认真地 来评论<北国江南>》的署名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积极参加“讨论”，并为《 北国江南》定下了基调，说影片，“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红线”，人物是“一群不好不坏 的‘中间人物’”，从影片“只能感到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2](p.439-447)随即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批判此片的浪潮，并形成围剿之势，到年底才接近尾声，据统计批判文 章达五百余篇[2](p.439)，在批判过程中仍有些作者在文章中肯定此片，但这些作者自 身也很快受到批判。1964年11月22日《文汇报》发表罗思鼎批判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 》的文章，为围剿推波助澜。以后的事实证明，康生与江青勾结，康生在会上的突然袭 击，以及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在全国发动的围剿，是他们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 次行动，是先从易于攻破的文艺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的 一步。江青后来称这次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3](p.478)对《北国江南》的围 剿，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
可以看出，在“十七年时期”阳翰笙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政治旋涡中，但他不愿放弃一 个党员作家的职责，在党需要时，他总是力图用作品为自己献身的事业服务，《北国江 南》等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左”的痕迹，但其中也有他自己对对生 活的独特理解，这就疏离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流，而阳翰笙的个人品格决定 了他不会见风使舵，屈从于某些利益集团，这样，用批《北国江南》来为“文化大革命 ”祭旗便也就势所必然。
四
新时期的阳翰笙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表现在研究者增加，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角度 较前新颖。一批大专院校教师和专业工作者进入阳翰笙研究的领域，其中北京的两位专 家张大明、潘光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四川作为阳翰笙的故乡，对其研究也较为活跃 ，从1984年开始，中国剧协四川分会、四川省文联等召开了一系列的阳翰笙创作研究讨 论会，四川的一批学者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宜宾的阳翰笙研究上升为对宜宾地方文化精 神的宏扬，并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市政府设立了阳翰笙文艺奖，在广场上塑造 了阳翰笙铜像，宜宾师专成立了阳翰笙研究室，对阳翰笙进行专门研究，宜宾文联也成 立了以阳翰笙命名的文学院。
作品是研究作家的基础，在新时期阳翰笙的著作陆续出版。1981年9月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了《阳翰笙电影选集》；从1982年7月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齐了《阳翰笙选集》1 —4卷；1982年1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阳翰笙剧作集》(上下卷)；1985年2月四川 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阳翰笙日记选》；198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阳翰笙的回忆 录《风雨五十年》，而此前该书所收内容已陆续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上发表；1991 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阳翰笙诗稿》，而在出版的阳翰笙的箸作中，阳翰笙 本人往往附了后记，编选者也写了导读附在书后，这对理解和分析阳翰笙的作品起了很 大的作用。
对阳翰笙作品的评价进入主流文学史。文化大革命前，供高校使用的文学史，对阳翰 笙及其作品或讳莫若深，或一笔带过，轻描淡写，文革后，打破这一局面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对三十年 代蒋光赤、阳翰笙等左翼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价，指出“阳翰笙(华汉)有中篇小说《女 囚》、短篇集《十姑的悲哀》等，较重要的作品是《地泉》”，“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 社会生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却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表现的弱点，给人以概念 化的感觉。革命作家曾借该书再版的机会，撰写序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4] 该书还客观地评价了30年代对《地泉》的批评。198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把《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放在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此后众多的供高校使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也对阳翰笙的创作进行了评介。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把《北国江南》放在60年代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发展中来评析，揭示了阳翰笙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动机，及《北国江南》受到批判的社会原因。这是主流文学史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之一。
关于阳翰笙的生平研究，张大明的《阳翰笙年表》[5]《阳翰笙年谱》[6]、潘光武的 《阳翰笙生平年表》[2](p.3-102)对阳翰笙的生平进行了系年整理。在对阳翰笙进行长 期研究的基础上，张大明和潘光武合作出版了《阳翰笙评传》[7]，评传使用了作者多 年的研究成果和与阳翰笙直接交往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使该书成为深入浅出，具有学术 性和可读性，代表20世纪90年代后期阳翰笙生平研究成果的的专著。徐志福从80年代中 开始进行阳翰笙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了两部专著，他的专著《阳翰笙研究》[8 ]中的《阳翰笙答问录》、《胡绍轩答问录》、《我所知道的阳翰笙》等发掘了有意义 的史料，他的另一专著《阳翰笙和他的战友朋友》[9]梳理了曾与阳翰笙有过交往的恽 代英、周恩来、陈毅、叶挺、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老舍、冰心、曹禺等人的关 系。凌受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阳翰笙品格》[10]分析了阳翰笙个人品格、创作风格的 形成与他所受儒家文化和宜宾地方文化的关系。《阳翰笙与川剧》[11]则分析了川剧对 阳翰笙创作的影响。《阳翰笙与鲁迅》[12]对“四条汉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曾与 阳翰笙有过工作接触和私人交往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冰心、林默涵、陶金、白杨、宗璞、 钟敬文、张光年、赵寻、傅钟、贺敬之等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在阳翰笙逝世后弥觉珍 贵。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2月版的《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的此类文章达82篇， 对再现一个真实的阳翰笙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阳翰笙的综合研究和对阳翰笙研究的整理。张大明长期致力于30年代文学的研究， 整理出版了《阳翰笙选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与马良春合编)等，在他 的专著《踏青归来》[13]、《三十年代文学札记》[14]、《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 》[15]中，阳翰笙的创作被放到30年代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纵横比较，深 入研究了阳翰笙的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和文艺批评，充分肯定了阳翰笙创作的意义， 中肯地指出了他创作的缺点。潘光武整理出版了《阳翰笙日记选》，著有专论《阳翰笙 》，与张大明合著了《阳翰笙评传》。潘光武编选的《阳翰笙研究资料》[2]分阳翰笙 生平和文学活动、阳翰笙谈自己的生平和创作、阳翰笙创作的研究评介文章选辑、阳翰 笙著作系年书目、阳翰笙创作的研究评介资料索引五个部分，全面总结了阳翰笙研究的 情况，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小说研究方面，张大明的《三十年代文学札记.阳翰笙》中把阳翰笙的小说创作放在普 罗文学中来考察，认为阳翰笙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可贵的政治热情，自觉地 写革命，阳翰笙的小说在普罗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地位是铸定了的，而他的小说的缺点也 具有普罗文学的共通性，文章分析了普罗文学创作中“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出现的原因 ，比较了蒋光慈、洪灵菲、阳翰笙三家小说创作的特点，认为他们鼎立于普罗文坛，为 现代文学注入新的因素，引起前所未有的变化。无疑，这样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把 阳翰笙的小说放在左翼小说中进行比较的还有陈卫平的《论早期左翼小说中“革命的浪 漫谛克”倾向》。[16]凌受勋的《试论阳翰笙的小说创作》[17]论述了阳翰笙小说创作 的特点，及在左翼创作中的地位。研究阳翰笙小说的代表作《地泉》的论文有方浴晓的 《<地泉>和“革命的浪漫谛克”》，方浴晓认为“《地泉》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坚持的方向”，起到鼓舞青年投身革命的作用 ，其缺点是概念化，充满了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18]凌受勋的《论<地泉>》肯定《地 泉》是“普罗文学”的代表作，是一部带有强烈时代精神而艺术上却显粗糙作品，对《 地泉》的批评在现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但也有偏颇，用“革命的浪漫谛克”来概括《 地泉》的特点是不准确的。[19]
关于电影创作的研究。薛赐夫的《评阳翰笙的电影创作》对阳翰笙的电影创作，从时 代精神的表现，人物形象的的塑造，戏剧矛盾的展开方面进行了分析，高度评价了阳翰 笙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20]阎纯德在《阳翰笙及其创作》中引述了《三毛流浪记》 在法国嘎纳电影节期间放映引起轰动的事例，将阳翰笙的电影创作放到国际电影创作中 进行比较，高度肯定了《三毛流浪记》的意义。[21]凌受勋的《卷舒时代风云之色—— 论阳翰笙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创作》认为，阳翰笙不仅是一个电影剧作家，而且是电影作 品创作全过程策划者和组织者，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审美风范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成熟 的电影作品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体现，对观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22]
关于话剧创作的研究。潘光武发表了《阳翰笙和他的话剧创作》[23]。廖全京从1983 年开始连续发表了三篇研究阳翰笙话剧创作的论文，对阳翰笙话剧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刻 的剖析。徐志福的《英姿飒爽光彩照人——试论阳翰笙剧作中的妇女形象》[24]和《豪 雄多于惨戚，振奋大于颓丧》[25]力图对阳翰笙话剧的人物形象系列和审美风貌进行整 体把握。尹从华的《阳翰笙历史剧的现实主义特色》分析了阳翰笙的历史剧体现的以史 实为核心的真实观，达到了历史虚构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26]韩日新的《石缝里长 出来的花朵——三四十年代郭沫若、阳翰笙、阿英史剧比较》对三位剧作家对史实的处 理、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风格、抒情方式的异同进行了综合比较。[27]凌受勋的《在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拓展——论阳翰笙的历史剧创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和肯定了 阳翰笙历史剧的价值。[28]凌受勋的《论<草莽英雄>的构思和创作》探寻了阳翰笙话剧 所受地方文化的影响。[29]
关于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张大明的《阳翰笙文艺理论批评述评》把阳翰笙的文艺理 论批评文章放到历史长河中，联系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政治形势、文艺思潮进行分析 ，认为阳翰笙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具有理论价值和某种史料价值，对传播马列主义的基 本原理和建立普罗文艺的基础理论作出了贡献。[30]李国选从阳翰笙在“左翼十年”的 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31]曹家治在《阳翰笙文艺批 评论略》中对阳翰笙的文艺理论批评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认为其价值在于，从文 艺思想史的角度看，集中的反映了党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文艺思想方针；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真实地展示了他的人格；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是他从对艺术规律认识的偏颇到较 好地把握艺术规律的轨迹。[32]
诗歌研究方面，徐志福的《情深似海动人寰——读阳翰笙诗稿》联系阳翰笙的人生轨 迹，对其诗歌创作的意蕴进行了阐释。[33]
阳翰笙研究已经进行了70年，从研究进行的轨迹来看，1949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基本 上是一种感观式印像式的批评，缺乏理论深度；从1949年到文革前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 态；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阳翰笙及其作品遭到了粗暴的围剿；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阳 翰笙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论文大量出现，在研究的方法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 ，阳翰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到了90年代中后期，阳翰笙研究的文章减少， 但一部份学者仍将研究继续深入下去。通过对阳翰笙研究70年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 到阳翰笙研究逐渐从零散走向整合，从单一走向多侧面，这使我们逐渐把握了阳翰笙的 创作特征；作家作为地方性的人，受到原籍的高度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在中外文学 史上也不乏其例，四川宜宾对阳翰笙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规律。阳翰 笙研究70年来的成绩不容低估，但是某一时代的研究，无论当时它占据了怎样的前沿位 置，后来者总能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对作家作品作出新的评价，随着文学理论和研究 方法的更新，研究视野的扩大，阳翰笙研究将会出现新的面貌。因此现在的阳翰笙研究 还仅仅是开始，而非结束。阳翰笙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前要进一步做好阳翰笙著 作的整理出版工作，这不仅包括30年代初版、重印后未再版过的《地泉》等作品，也包 括阳翰笙的一部份未刊稿，这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对阳翰笙进行社会政治学研究 的同时，应拓宽视野，在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有新的认识 和新的突破。阳翰笙的创作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把阳 翰笙的创作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综合研究，是阳翰笙研究纵深发展的必然趋 势。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学的交汇中发展起来的，阳翰笙的创作同样受到外国文学 的滋养，因此研究阳翰笙的创作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应该是阳翰笙研究有待拓展的一个 方面。在阳翰笙的故乡宜宾，阳翰笙和宜宾地方文化关系的课题也可继续深入下去，并 成为宜宾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和研究多元格局的指导 下，不少有意义的阳翰笙研究课题等待我们去进行，去完成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