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东方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探讨这一问题，马克思几乎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恩格斯对此问题也高度重视，并直接参与和协助马克思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不仅是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而且是东方落后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走向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在1877年至1882年不满五年时间里，马克思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典型三次专题论述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在1877年11月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初步表达了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见。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如果立即中止这条道路，这个民族就会抓住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免遭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获得新生。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俄国革命家查利奇的复信中再次重申了他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见解：“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时隔不到一年，即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向世人公开了他们关于俄国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将以上三份材料综合起来，会得到这样一个思想，即俄国社会可以将农村公社这种古代类型的公有制作为复兴的因素或现实的起点，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有的同志存有异议，认为以上所引用的三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其观点是含混的、模棱两可的。那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 ，则更加明确而详尽地展开了这一思想。我们可以从复信的草稿中消除对马克思观点“含混”和“模棱两可”的嫌疑，获得无可争议的共识。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阐述说：“如果土地公有制是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形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4〕，到此，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实质也就非常清楚了，即俄国社会应该在农村公社这种古代类型公有制基础上，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而跃迁到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恩格斯指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5〕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问题的差距就在于“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掌握起来”。〔6〕显而易见，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以及恩格斯对它的深化和拓展，其实是统一的，就是开辟东方社会发展的非资木主义道路。
二
马克思晚年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是邃密而深沉的，它反映了马克思开始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起源、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问题，揭示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对此，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给予了充分的验证。从巴黎公社失败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最充分、也最全面的西欧和北美，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前途，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亚洲和俄国等传统的斯拉夫国家中建立起来的。从地理位置上讲，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均处于世界的“东方”；就社会性质而言，这些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绝大多数都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母斑”，例如：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专制、文化上的愚味和野蛮等。这些客观事实告诉人们，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不是东方国家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障碍。在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已有数百年之久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仍然是一种理想和希望。
历史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是科学的，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讲的，说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考虑，只是一种已失去现实意义的设想，并不是一个肯定的结论。有的还说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关系。不错，由于俄国革命没有及时发生，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袭下灭亡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兑现。然而，马克思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典型的关于东方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思想、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并没有消失，三十几年之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在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中，以深化和发展的形式再现出来，成为东方落后民族走向人类理想社会的理论先声。
列宁——这位20世纪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率领着贫穷而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勇敢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前途。依靠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和孟什维克代表人物的思想原则。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都鼓吹生产力的高水平，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视为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条件，其实质是用生产力发展水平作托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都认为“俄国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7〕，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搞社会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8〕他们竭力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所谓“博学的”先生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千篇一律的模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9〕因而成为了俄国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反对派。
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正处在一种“特殊的形势”，这就是统治阶级卷进了帝国主义战争并遭到惨败，而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则十倍地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利用工农革命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创造出“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的俄国已具备了成熟的革命条件，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失时机地发动并领导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创造出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力水平。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在具体谈到俄国社会的情况时，列宁分析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11〕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种非凡的理解和辩证的把握，基于对本国国情这种全面的了解和透彻的洞悉，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路线，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这条正确的“跨越”路线，从而保证一个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对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验证，这是活生生的、胜过一切雄辩的历史事实。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他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2〕这些论述既立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实际，又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列宁的这一理论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东方落后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也就是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东方落后民族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不难看出，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20世纪又一位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最优秀的选手，率领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翻身解放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毛泽东是最早也是最自觉地接受列宁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曾依据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明确告诫全党，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最明智的选择。所以，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也反对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科学理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两个革命过程虽有区别但又有紧密的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条件具备时，必须将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容许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这一科学理论的实质，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1953年，毛泽东领导全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国人民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我国成功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着我国人民以自己中国式的革命实践再次验证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仅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就相继有一系列东方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早已成为伟大的现实。这一事实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的正确性。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给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捷径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也给东方落后国家的政党和人民遗留下一系列的历史难题。从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挫折和磨难也就从未中断过。尤其是80年代末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使人们对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所产生的疑惑就更多了，所以非常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故的原因做深层次的探讨。
东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失败，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但是，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没有、客观事件也不允许象马克思晚年设想中所规定的那样，要以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为前提，要以利用世界市场为中介；而在完成“跨越”任务之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一个锁国的社会，远离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大潮。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东方社会特殊性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实现现代化的可行途径，因此，在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众所周知，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这些国家内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冲突所招致的结果，而是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及挽救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全面的民族危机所采取的举措。东方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晚年设想中所要求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客观条件。相反，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都已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和瓜分的对象，“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必然要采取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等手段，阻止东方落后国家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用现代化生产力改造落后的生产方式。东方落后国家在完成“跨越”任务后，又不具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那样的条件，可以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来享用资本主义数百年来所营造起来的物质文明，从而摆脱贫穷的压迫和愚味的困扰。与此相反，东方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却没有获得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工艺技术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以及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也就是说，完成“跨越”任务后的东方落后国家，仍然缺乏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先决条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应该说东方落后国家完成“跨越”任务后，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当时历史曾向东方落后国家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与发达的世界市场挂钩接轨，尽最大可能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就。然而，由于共产国际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形势和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误认为资本主义腐朽和垂死的时期已经到来，根本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公共关系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缓解作用。于是共产国际采取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措施，如：强迫各国政党无条件地服从苏联的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仇视和冷战；长期热衷于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斗争。1951年，斯大林提出了所谓“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即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这就从主观上拒绝和放弃了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普遍经济联系，以便吸收资本主义所染指过的人类社会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就的历史机遇。此后，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一国国内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部范围内依照苏联模式谋求生存的。总而言之，70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在缺少交往联系的孤立性、封闭性和落后性的状态中进行的，被强劲的世界现代化文明大潮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东方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民族矛盾所掩盖，但在完成“跨越”任务之后，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又凸现出来，夺取了国家政权的政党和人民必然还要受到比资本主义更加根深蒂固的封建和半封建残余势力及思想观念的阻碍和干扰，使他们远远不能坚定地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不被重视或重视程度不够的经济建设问题上，又不顾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野蛮地搞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这种瞎折腾的后果，非但没有完成马克思在晚年设想中对东方落后国家所要求的、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力对自身古代类型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的任务，反而严重扭曲了尚不够健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损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功能。与此同时，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从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学得聪明起来，他们充分利用科技进步促使社会经济复苏，有效地运用公共关系调节劳资矛盾，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管理国民经济，相应地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使自己走出了困境。所以，在国际力量的划分上，完成了“跨越”任务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屈居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
问题的第四个方面，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大多数都属于“外投式”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从开始操作就带有与原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协调的性质，在其运作过程中，被吸收来的文明成份一时难以被这些社会所接受，该社会内部的封建残余虽受到现代文明的涤荡，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彻底清除，现代文明与封建残余还有生存的土壤。所以，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经过持久而不懈的努力，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功，而不出现根本性的失误已实属不易了。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其深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要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体制的转轨。而社会经济在其转型和体制在其转轨过程中，势必会带来社会生活某种程度上的紊乱，同时还要派生出一系列相当严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失业、通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种社会生活的紊乱和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方面必须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得到理顺和解决。这是一条坎坷漫长而又异常繁难艰巨的现代化改革之路；东方社会的各个民族将要在这条任重而道远的现代化改革之路上经受脱胎换骨的嬗变和新生命分娩前的阵痛。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要想成功地解决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必须敢于和善于从世界历史体系中去审视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出一条既顺乎世界文明大潮，又符合东方社会实际和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不具备大机器工业文明的物质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绝不能用“穷过渡”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野蛮方式；去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构想；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滋补自身发展的养料加以吸收，绝对不能不加分析地拒绝和排斥资本主义染指过的人类文明；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政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让世界走向民族，让民族走向世界。如果不能如此理智、如此恢宏地认识事理和解决问题，就会使“先天不足”的东方社会主义背离“世界历史”、背离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70多年来东方落后国家在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恰恰在上述几项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上都犯有让人痛心的错误，这恐怕也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失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所以，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思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剖析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得失成败的内在关系，这是实践对理论提出的必然要求。
注释：
〔1〕〔2〕〔4〕《马恩全集》第19卷第129、269、451页。
〔3〕《马恩选集》第1卷第231页。
〔5〕《马恩全集》第39卷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2卷第 502页。
〔7〕〔8〕〔9〕〔10〕〔11〕〔12〕《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690、690、690 、690、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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