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口号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2-0005-12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在最近经历江西根据地丢失、长征中伤亡惨重以及城市中干部叛变、被捕与被杀等一系列挫败之后，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应该扩大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如果它能成功地在大众心中树立起爱国党派的形象，它就不仅能得到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得到全民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护。自1927年以后，由于缺乏“热点”问题(并非蒋介石镇压)而在“白区”内几乎全部中断的群众运动此刻正在复苏，这让延安的领导层看到了无尽的胜利曙光。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的反日示威活动震惊全国，它的影响力只有五四运动(1919年)和五卅运动(1925年)可以相提并论①。此时的政治及心理环境都有助于共产党发挥其最大优势。爱国主义再次为共产党提供了有利于传播其宣传思想的舆论气氛，并促进了党组织的壮大。通过支持并渗入群众运动，共产党抓住了最好的领导时机，并为己所用。反抗日本侵略是民众的诉求，这看起来与共产党的政策完全一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在1932年2月就宣布了对日作战②，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却纵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省。但此时已无暇责备国民党，民族的命运只有通过全民族的联合才能被拯救。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最迫切看到的是停止内战(蒋介石称其为“剿匪战争”)，建立全国性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些正是王明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的几点③，在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后，便已作为口号获得了广泛传播④。抗日战争代替了阶级斗争，团结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如此逆转，无疑使得深植于心的马克思主义迷惑费解。但这就是党的路线，而党也无疑是为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说话的。
于是，怎样“左”便成了当时上海左翼作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至少这是困扰鲁迅的一大问题，而对于其他一些总是服从命令或随波逐流的左派人士来说，“革命文学”是很容易变成“遵命文学”⑤的。左联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为了统一战线的利益，左翼纲领和口号至少需要暂时停止了。左联在1930年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成为他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⑥。但现在却没有任何仪式就宣告它的解散，在最后一天也没有任何讲话来表彰它取得的成就。在左联的历史中，也许甚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解散日期。左联就这样随着所谓左翼文学的巨大热情一同简单地消散了。冯雪峰在1936年4月以延安“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工作，他的任务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当时延安新成立的总部之间中断的联系，而他与鲁迅的友谊也在此时重新恢复。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经常向他吐露解散左联的“心情上的矛盾”：
当初(一九三六年初)解散“左联”的时候，自己内部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尤其党员作家对鲁迅先生这样和“左联”有那么重要关系的人，只简单地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而没有和他深刻地研究，这做法是有很大缺点的。鲁迅先生和我谈起时，也并没有否认他曾经同意解散，而且也以为“左联”在它解散以前已经被压迫得很难做什么事情了，但他又几次说过这样的话，并且带着责备的口气：“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⑦
鲁迅的语气不仅是责备的，也是痛苦的。一条战线——但是又为了什么而战？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他们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日本侵略者和勾结日本(或许也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汉奸。蒋介石是可以呼吁、争取和联合的人。但对于鲁迅来说这却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因为他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有着如此“深刻的永远的仇恨”⑧。“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⑨鲁迅所说的“投敌的分子”指的是杨邨人及其他已经背叛左翼运动的所谓的“忏悔者”们⑩。重新接纳这些人到统一战线中就好比加入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一样，是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但是拒绝他们又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这就是鲁迅的两难，也是他的疑惑与担心。笔者相信，冯雪峰对鲁迅在1935年4、5月间的印象描述是可靠的。在鲁迅自己的作品中也有充足证据表明，他正努力接受这项新的政策，更准确地说是放弃原则来支持这项政策。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11)，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当他的许多战友似乎已经准备好将左翼理想随同阶级仇恨一同抛弃的时候，要鲁迅一下子来调和这两种立场是异常困难的。此时群众运动已在一个接一个城市中蓬勃发起，整个民族都处于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中，但鲁迅却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落伍者”的难堪处境。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加入到队伍中去，但他不能这样做，除非他下定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自己的左翼立场。
在1957年的政治清洗运动中，中共的文学史家王瑶批判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的自负性格：“总之，从这本书中读者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那就是鲁迅很伟大，但冯雪峰更伟大；至少也是没有雪峰就完成不了鲁迅的伟大。”(12)在笔者看来，就冯雪峰从延安回到上海给老朋友带来的愉快而言，王瑶的批评文章似乎似是而非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真相。作为一个在长征中幸存下来的战友，没有人能比冯雪峰更生动而有说服力地给鲁迅描述党的力量；作为一个对毛泽东的领导有着绝对信念的老朋友，也没有人比冯雪峰更能打消鲁迅的疑虑。在1935年末，鲁迅和茅盾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祝贺共产党成功建立新的根据地，电报中这样说：“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13)但鲁迅对党的新领导人却一无所知。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和平倡议，并做出让步，是为了准备换取国防政府的建立，鲁迅对此困惑不解。他的脑海中始终缠绕着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的血腥记忆。但是冯雪峰向他保证，这样的情况决不会再发生。陈独秀在1924-1927年间犯下的错误也绝对不会再重演，因为现在有党和红军的力量，更有“毛主席在革命的领导上的许多天才的胜利”的可靠事实。类似这样的谈话一定非常详尽，因为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住了两个多星期，史沫特莱和萧红也都有在场的记录(14)。而当鲁迅招待他的这位客人时，想必也因此获得了不少高级政治的有用的教益吧。
但是，无论冯雪峰对鲁迅有怎样的说服力，他自己却未能避免卷入左翼作家之间相互争吵猜忌的底层冲突。当他1933年末离开上海的时候，左联在瞿秋白和鲁迅的共同领导下还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这也象征着共产党和同路人之间的和谐联盟。事实上，自1928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双方之间发生论争以后，一些私人的敌意便继续存在。比如在1932年，鲁迅把创造社描述为一个“才子+流氓”(15)的团体，这激怒了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来回应(16)。尽管如此，左联也仍然能够保持着团结的表象，至少没有发生过让鲁迅认为是分裂迹象的事件。但冯雪峰这次回来却看到了不同的景象。他发现和鲁迅相隔两年多后第一次见面时，鲁迅却并不十分高兴，他“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17)
鲁迅要说的话大部分应该是他所遭受到的忽视、暗箭、中伤，在信中流露的委屈以及其他可能太微妙复杂而蒙受不公正对待的事情。鲁迅的“牢骚”一开始并没有给冯雪峰这位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当时太兴奋于自己的那些关于红区、长征和毛泽东的伟大领导的故事，未能成为鲁迅很好的倾听者。但在到上海的一两个星期后，当他从见到老朋友老地方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并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络以后，他才了解到“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似乎比过去几年还要复杂和混乱。”他发现，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宗派主义”。
“左联”内部相互间的宗派主义又和“左联”之外的进步文学者相互间的宗派主义，错综地交织着，情形自然就很不好。加以又受了敌人从里从外的挑拨离间的影响，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界就产生了某些纠纷和不团结以及混乱的现象了。(18)
如果考虑到冯雪峰这位来自延安的代表所要执行的艰巨任务是“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作家重新联合”的话，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在左联解散之后甚或之前，他的上海战友们(如周扬、夏衍)就已经在积极筹备一个新的组织了，他们想让这个组织成为一种典范，亦即：怎样建立统一战线，怎样消除旧的分歧，怎样扩大联合基础，以及新旧成员怎样在“国防文学”(19)这一与“国防政府”的相对应的文学范围的口号下和谐有效地合作。他们工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能“联合”的作家人数，尤其是那些能够对这个新团体产生巨大宣传价值的知名作家。因此，冯雪峰的工作就很有帮助了。尽管不可能消除每个作家的宗派意识，他至少可以试着争取鲁迅的加入。
冯雪峰所做的工作没有记录可查，我们唯一可见的是他自己如何在1957年的政治清洗中被指控为宗派主义：没有起到统一的作用，甚至也没有避开派别斗争，而是偏袒——不是拥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偏袒鲁迅和胡风。就像鲁迅受到他的影响一样，他也受到鲁迅的影响了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将想象延伸到陕西黄土高坡的窑洞，特别是坐在其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沉思、计划、在面带自信的微笑时，另一个人却在脑海中重现了上海的那些鞭打、暗箭与造谣，那些使他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左联的一个领导)所遭受的深重痛苦。既然上海与延安的联系当时是如此困难，鲁迅又非常相信“延安来人”(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通过鲁迅和上海的党工作者取得联系)(20)，而冯雪峰在不得不选择时决定支持鲁迅，他的错误也就不远了。不过很快，他将有足够的理由为这次选择后悔了(21)。
在1936年的早些时候，鲁迅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到三月初，为了疲乏和受寒，骤然气喘，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终经医师注射，逐渐安静，卧床多日，渐渐起来，而一面又得渐渐的译作；现在可说已经大略全愈，但做一点事，就觉得困乏，此病能否不再发，也说不定的。
我们×××(译者按：原件此三字被收信人涂去，据其回忆，系“这一翼”，即“左联”。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0405致王冶秋信之注释[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的，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1936年4月5日)(22)
鲁迅另一封给王冶秋的信是1936年5月4日，写于和冯雪峰的一次长谈之后。这封信没有谈论对当时总政策情况的看法，而是对“英雄们”表示出一种憎恶的态度：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23)
鲁迅拒绝加入作家协会(这个暂定的名字很快就被改掉了)，已明确表示了自己与前战友的公开分裂，他有自己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如他之前对邀请函的答复那样，是由于“英雄们”中的一个罢了，这个人正是徐懋庸(24)。但这份资料也许从没有被转载过。尽管如此，前引的那封信为我们理解鲁迅对协会的怀疑态度提供了线索，他对组织这个协会的人的坏品质有着多么第一手的了解啊。他曾经说过，他“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而另一封信表明他已从中学到了许多。这封信寄给时玳——可能是一位向他询问新协会意见的青年作家。
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我看他们倒并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或者想由此洗一个澡，或则竟不过敷衍面子，因为倘有人用大招牌来请做发起人，而竟拒绝，是会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聪明，就签上一个姓名，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像不签一样。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1936年5月25日)(25)
鲁迅把左联的过去描绘成一幅讽刺漫画，预测了新协会的未来。口号虽然从无产阶级文学变成了国防文学，但在鲁迅看来，同样的一帮人，被同样卑鄙的动机所驱使，将只会继续上演同样的老把戏。时玳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所列的协会成员的名单中，他可能没有加入。
阅读上面这段话，笔者不禁想到，如果鲁迅能够把他所认识的某些左翼作家的怯懦、卑劣、自负写出来，该是怎样一本绝妙的讽刺小说啊。他对现代上海知识分子品性的刻画一定不亚于其家乡绍兴县区的农民和乡绅。如果这些人物形象被虚构出来供人嘲弄和怜悯，一定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但鲁迅自己现在卷入的争吵与口角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不能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更大的世界中，鲁迅的眼界已随着他高涨的革命热情而越来越模糊与扭曲。威廉·舒尔兹(26)认为，《彷徨》时期之后或者说在1926年，鲁迅的创作生命走向终结。在被切割供应、甚至预先消化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拼盘中，他的世界开始变得简单，以至于不能激发任何深刻的思想，或者挑战他的创造性想象。在接受了现成的理论以后，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他再也看不到事情的复杂多面性，也不能深入探究危机的根源。他似乎年纪越大，头脑变得越肤浅与迟钝了。他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并抱怨着工作量的繁重。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忙于他称之为“日常工作”的事情：编纂瞿秋白文集，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翻印木刻、版画及其他杂品(27)。不是说这些工作微不足道、浪费时间，而是说，没有多少天赋的人也可以做好这些工作。鲁迅的灵感迅速枯萎，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中国文学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尽管在后期杂乱、简短而即兴的“杂感”(瞿秋白翻译这个词为“小品文”)(28)中，鲁迅依旧保持着对语言的掌控力，但由于对生活的领悟已经被他所信仰的教义简化了，他的讽刺再也不能传达出早期作品所蕴含的那种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他对所谓的革命作家异常激怒的个人体验，与他的理想和信念是如此滑稽地不相称，这些本来可以重新打开他的眼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仅仅把他下放到盲目的暴怒和毫无意义的绝望中，直到他去世。
唉！左联的解散是鲁迅生命中的一个危机，最后一个危机。他不仅要重新定义自己的立场，而且多年来作为自己精神食粮的马克思主义也处于危险关头。面对这次危机，他没有展现出洞察力，也没有展现出敏锐的头脑和自我批评，而只是表现了他作为道德力量象征的狭隘和固执。他知道应该避免什么。但就是出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情绪原因，他没有能够和假“英雄们”合作，或者在其领导下工作。当然，他也做出了一些积极举措。
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29)，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30)。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并不意味着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伸，并且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中去。在和茅盾等人商量后，他对这个口号做出了决定，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31)。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他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既然他在左联中依旧有领导权，就必须考虑一些事情，他至少能够做点什么以抵消“英雄们”的影响。显然，这些人在支持“国防文学”时只是带着他们自己的私人目的。
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如果如鲁迅所言，在“国防文学”口号下无法产生严肃的作品，那么在两个作家阵营都存在无法改变的“宗派斗争”的情况下，即使是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也没有更好的机会创作出严肃的作品。他更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是曾经攻击过他的敌人们，将会在二十年后被带到北京的审判席上，为了其他的事情来重新评判他们在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所言所行。
在前引的写给王冶秋的信中，鲁迅还提到了自己对哮喘病发作的另一种忧虑。在5月15日他再一次病倒(32)，接着在6月份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第五天后他的日记“遂不复记”。在6月30日，他才对这个月剩余日子里自己的身体状况写了一个概要，并记述自己“一时颇虞奄忽”。对这样一个亟需休息的病人来说，6月却不幸是他格外忙碌的一个月。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回答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骤然引发了一场大论争(33)。鲁迅随即被迫与“国防文学”的支持者周扬和徐懋庸交战，两个口号的斗争由此开始。这场论战很多人参与其中，包括茅盾(支持鲁迅)和郭沫若(支持“国防文学”)，要在这篇主要关注鲁迅的文章中对他们一一做出评价是不可能的(34)。但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很好的论战者：论点混乱、论争夹杂着私人情绪、表述重复而无发展，宗派主义的相互指责在两个阵营之间你来我往、不可开交。
就笔者看来，论争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a)对一个已经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做补充本身就是恶意的企图，这种怀疑可以从胡风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到“国防文学”这一名词的事实得到证实；(b)这个口号是“左翼”的，会“吓跑”非左翼的作家因而不愿加入统一战线。(2)反对“国防文学”：(a)这个口号是模糊不清的且被错误地解释了；(b)忽视了无产阶级；(c)在周扬对“国防文学”做出如下定义，亦即“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和“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35)之后，他便被鲁迅、茅盾和冯雪峰指责为独裁专断，对那些虽然与指定的主题或方法不一致但依然是优秀而诚实的中国作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采取了关门主义。
像这样的论争在鲁迅与徐懋庸的通信中以一种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发生了。据说，这场论争是由鲁迅向徐懋庸做出答复而宣告结束的。
在6月份生病期间，作为新口号的支持者，鲁迅不可能保持沉默。他虽不能因病重而动笔，却可以发表他的口述。他所提倡的政策，或者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做的辩护，如当时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相当于托洛斯基主义和共产党现行路线的折中主义。这或许也是鲁迅在不牺牲阶级斗争原则的前提下为满足毛泽东和斯大林要求而作的唯一妥协了。日本侵略既然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鲁迅也意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他认为在国内方面的斗争绝不能松懈。他公开拒绝了托洛斯基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因为它有悖于民族的利益(36)。但是由于托洛斯基派不能意识到“民族的立场才真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因此他的一些战友们对在统一战线中丢掉自己身份，对抛弃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本应取得的领导地位，也就保持了一份“同样的冷漠”。新的口号的提出，绝非要停止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只是要将这一切斗争现在汇入到抗日反汉奸的总流中去(37)。任何对这一策略和原则的轻微忽视都可能造成战争本身的全部损失(38)。
鲁迅如此费心的考虑，如此费心的阐述，或许天真这个词是对他这些观点的最好形容。只有像鲁迅这样充满好意却又不切实际的同路人才会陷入困扰，去担心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会放弃自己的信念，尽管其使用的口号可能表明了这一点。
在1936年，当国家接受共产党是一个爱国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除卖国者以外的所有其他中国人没有恶感时，鲁迅却公然宣布了对革命原则的忠诚。尽管它曾经起过作用，如今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斗争的呼声当然是依旧需要的，但却不是“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通过对自己路线的坚持，鲁迅轻易地取消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努力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忽视鲁迅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是不可能的，而在舆论压力中公开指责他又无异于公开承认了统一战线的失败。但也不能无所作为。如果用恰当的方式规劝他，或许这个人还有救。而一封友善的书信可能是更好的进谏方式。
我不确定的是，给鲁迅写这封信的徐懋庸当时是否是一位共产党员(39)。但他却和以周扬为代表的作家阵营联系密切，而且正如我们所见，他的信也确实是为“多数人”说话的。由于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他便成了做这项工作的正确人选。当鲁迅为徐懋庸的杂文集《打杂集》(1935年3月)作序的时候，他曾赞扬这些杂文“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徐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和友谊并不亚于胡风或《译文》杂志编辑黄源(40)。巴金(小说家)也从没有获得与鲁迅如此亲密的联系(41)。《鲁迅书简》中共收有43封写给徐懋庸的信，日期从1933年11月15日一直到1936年2月21日，而且他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的鲁迅日记中也经常出现(42)。
显然，正是在友谊的力量之下，徐懋庸才不揣冒昧地写了这封劝告信。而且在信中，他也留意自己是在给一位长者写信。贯穿整封信所用的是礼貌形式的“先生”而不是代词的“你”。(很难把这种礼貌方式译成英文)他也不是冷嘲热讽的。他对“基本的政策”的解释，对胡风等一班人邪恶的警告，虽然生硬，听起来却是诚恳的。他或许像他和他的朋友们理解的那样，希望在一切得到澄清之后，鲁迅最终会被争取到统一战线上来。虽然他的笔在攻击胡风等人时是滴着毒液的，但就他自己而言没有对鲁迅表现出丝毫的恶意。显然，他没有料到这封信会引火烧身，导致这位不宽恕的、愤怒的人发出一连串的痛骂。
徐懋庸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他对文艺界正在遭受的“恶劣倾向”的解释构成了这封信的主体部分：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43)。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这封信的注明日期是8月1日，鲁迅在8月2日的日记中的记载是一句无任何感情色彩话：“得徐懋庸信”，接着在8月5日记录为：“夜治答徐懋庸文讫”。鲁迅的公开答复信发表在《作家》月刊八月号上，徐懋庸的信也被转载于此(44)。这封信的效果令人震惊，因为鲁迅从来没有表现过如此无法忍受的盛怒。
鲁迅的回信很长(约有六千多字)(45)。他的语气是毫不掩饰的愤怒，是不可遏制、近乎刺耳的愤怒。没有他常见的聪明智慧和轻描淡写的迹象，没有显示博学的用典的意图，也没有讽刺挖苦的俏皮痕迹，而这些都是鲁迅许多最出色的讽刺作品容易辨认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意图肯定不是讽刺。读者想要探寻那种外科手术刀般的微妙手法，将会无功而返。在这篇长文中，他没有再用匕首、投枪的突然一投进行攻击，而这曾经让他毫不费力，一举击溃敌人(46)。可以说，鲁迅的许多杂感和一些小说都是出于对个人侮辱和社会不公的愤怒而作的。但这种愤怒一直是与冷嘲热讽的幽默与言之简洁分不开的，以至于他的脾气虽然极坏却得到很好的控制；他乐于论战的艺术，迅捷灵敏、有效打击的兴奋使得他的激情占了上风；他的憎恨可能是被艺术深化，表达风格严峻而冷酷。但在这封公开信中，鲁迅却没有那么字斟句酌，在长达数页的回复中始终燃烧着自己灼热的怒火，这对文风简练的大师来说实为罕见。他的敌人，无论是陈源、梁实秋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受到过如此大量的言语抨击。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也从没有让他的愤怒以这样一种可怕的雄辩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举例来说，即便是对1926年北京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对1931年五名左翼作家在上海遭秘密枪决，鲁迅的抗议也要简洁得多(47)。后一事件引出了一首旧体诗，难忘的两行诗是鲁迅表达愤怒的典型方式：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48)
“小诗”表明他想要纪念烈士、谴责国民党政府，并且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对鲁迅来说，难道这次激烈抨击的对象徐懋庸，是一个比那些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刺激其敏感神经、引发其怒火的所有敌人都更可恨的人吗？尽管这个年轻人可能野心勃勃、狭隘而糊涂，但他毕竟也是左翼作家的同仁和曾经亲密的私人朋友。然而，鲁迅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冒犯的个体，而是看作某一群的代表来对待的。鲁迅如此激烈的反应确实是对那些左翼作家长期压抑的愤怒的爆发。尽管他决不会承认，这些人或许会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或非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叛徒并列，都是他最坏的敌人。在某种意义上，前三种人是完全可以任由其摆布的。只要愿意，他随时可以拿起笔抨击他们。但让鲁迅常常遗憾的是，尽管完全有善辩的天赋和擅长的尖刻风格，但对那些被其称为“英雄”、“懦夫”或其他什么的人，他却从没有公开表达的机会。当然，他也有制止自己这样做的顾虑。
而现在，徐懋庸的来信正处于鲁迅的自控能力和健康状况一同衰退的时候，他变得比以前更易怒和多疑。当他写这篇训斥的杰作时，他已经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了。鲁迅怀疑徐懋庸和他的团体有着卑劣的动机，而徐懋庸挑衅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快点死。8月28日，就在他写完“公开答复”三个星期之后，他在给担心自己的朋友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为何不能对此事一笑置之：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以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49)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50)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51)
鲁迅的“公开答复”开头三段就足以表明这样激烈的风格在鲁迅那里也是罕见的：
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2)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接着，他继续为自己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为他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为他的个人生活，为他与胡风、巴金、黄源的关系申辩。
鲁迅说他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一切文学家，不问主义和派别，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对于组织这种统一团体，他也曾经提出过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的“指导家”格杀了(这段插曲让读者想起冯雪峰对解散左联的评价)。这是鲁迅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原因。因为他是多疑的，他要等一等，看一看，看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究竟干的是什么勾当。经验提醒他，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反革命”、“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都是不可靠的。他们只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或借革命以营私。鲁迅指出，在他的阵营里并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感到不对劲的。“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总之，避开他们就是避开一个即使没有实际危险、也无益于人的团体，不如“不听他们的指挥”。至于他们的真相，鲁迅相信，只有未来的事实才会证明。
关于文艺家协会，鲁迅说：“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
在这之后他还批评了周扬，虽然并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们以上所看到的周扬的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他的独裁主义，但意图也许是存在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在两个极端之间只有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要么革命要么反动，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要么唯物要么唯心，要么国防要么卖国。如果有超越这种二分法之外或之上的文学存在，对党的理论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鲁迅、茅盾以及对共产党员来说属于例外的冯雪峰，都攻击了周扬，他们试图为文学创作争取更大的自由。鲁迅指出：“‘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如果我们用“工农兵文学”(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党的正统路线)代替“国防文学”，用“资产阶级文学”代替“汉奸文学”，那么鲁迅的话在今天看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至于胡风提出的口号，鲁迅说，这个主张也不是胡风的。胡风写过一篇引发争论的文章是事实，但那是鲁迅请他写的。这不是鲁迅个人的“标新立异”。这个口号是几个人经过一番商议达成的结论，茅盾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郭沫若远在日本且被侦探监视，去信联系困难，所以就没有和他商讨。鲁迅挖苦道：“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新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因而是必要的。但他绝不认为这两个口号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在这里，他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文学“垄断”的厌恶：“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无可置辩，“国防文学”是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在先，但优先并不意味着垄断。
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
至于近半年的生活，鲁迅说他印过、出过、翻译过一些东西，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53)，但他并未到过“咸肉庄或赌场”，也从未出席过什么会议。因此，他愤怒地反驳道：“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对鲁迅而言这似乎是他唯一的错处了。
至于他的朋友胡风、巴金和黄源，也没有犯过什么严重的错误。鲁迅认为，黄源是个勤奋认真的译述者；巴金虽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却也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如果他们要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为他们都已签署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当然是受欢迎的。他们到底哪里“卑劣”了？至于胡风，鲁迅不得不说的话就更多了。胡风“鲠直”而易于招怨，他神经质，繁琐，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并且在文字上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鲁迅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如果在1955年的共产主义清洗运动背景下阅读，想必是别有趣味。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54)。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55)
这个“名人”就是鲁迅给胡风信中提到的那位“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的“元帅”么？(56)在我们读完这则轶事之后，无论如何让我们只能惊讶的是，迟至1955年，将胡风作为“叛徒”、“内奸”的官方指控还一直在发生。
鲁迅的这封长信引起了徐懋庸非常微弱的回应。徐懋庸也不再坚持“恶劣的倾向”、“叛徒”之类的指责。似乎他对胡风、巴金、黄源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回应文艺家协会的邀请(57)。鲁迅去世后，他还送了一份薄礼，亲手写了一副要挂在丧礼仪式上的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58)
但这副挽联最终没有展出。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懋庸和周扬去了延安。在那里周扬成了陕北边区教育厅厅长，而讽刺的是，徐懋庸则任教于一所献给鲁迅的学校——鲁迅艺术学院。1957年，当这个故事中我们那么多的老朋友都在政治清洗运动中沦为阶下囚时，徐懋庸并没有更好的命运。他也被清洗了。指控他的其中一个罪名是这样的：
1936年，党在上海的组织以及左翼文化团体都处在极端困难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徐懋庸竟擅自写信攻击鲁迅先生，破坏党及“左联”和鲁迅的关系，并且拒绝党的劝告，继续攻击鲁迅先生。(59)
如果那时他再次提出自己是否已被原谅的问题，鲁迅或许会在红色天堂回答：“是的。”
关于1936年的论争还有更多的细节。鲁迅十足的辩才震慑了所有的论战者，它被比喻为“‘万喙息响’，被鲁迅的铁扫帚‘一扫无余’了。”(60)只有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仍然在为“国防文学”辩护，他评论说：“读了那篇文章的朋友，尤其年青的朋友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愈见的悲观，说情形是愈见的严重了。”(61)虽然这种情绪几乎没有表达出来，但在严重分裂的左翼作家中，那种愤怒和悲观的情绪也被郭沫若在上海的朋友感受到了(62)。
这封长信的写作及其注入的激情，对鲁迅这样一位一个月前刚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的病人来说，一定是相当痛苦的煎熬。8月1日，在收到徐懋庸“挑衅”信的前一天，鲁迅在日记中记录其体重为38.7公斤(85.8磅)，而且被肋膜炎折磨着。在写完答复信的第二天(8月7日)，医师从他的肋膜间抽去积水二百克。又一周之后(8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夜始于痰中见血。”但并没有多休息。10月17日他患了感冒，10月19日便去世了。
注释：
①关于1935年12月9日前后的学生运动以及相关的运动(如上海的民族救亡运动)可参见同时代记录的《一二·九运动》一书(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新华书店销售，1954年版)。
②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208页。
③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瑟克·瓦伯格出版社，1938年版，第438-439页。
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78页。
⑤鲁迅1932年11月北平五讲之一，即“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但《鲁迅全集》中只收入了这一标题而没有内容，《鲁迅全集》(第七卷)，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版，第557页。
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6-242页。《鲁迅日记》1930年3月2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述可参见韩托夫的文章《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⑦⑧⑨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56-157页，第156页，第155页。
⑩包括杨在内，穆时英、韩世恒、穆木天的名字也在鲁迅的文章中出现过。丁玲和姚篷子在被捕获释后可能也做了某种程度的“忏悔”，但鲁迅对他们却没有微词。
(11)鲁迅在上海有几个日本朋友，有一些关系还非常好(尤其是书商内山完造)。郑学稼在《鲁迅正传》(香港：亚洲出版社，1953年版)和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一封信(见曹聚仁《鲁迅评传》，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中都怀疑鲁迅秘密参与了亲日活动，但他们的推测都没有事实的根据。鲁迅的反日情绪遍布于他1934年后的作品中，他与日本人的私人友谊不应与他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感情相混淆。
(12)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载《文艺报》，1958年第1期。
(1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178页；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44页。
(1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133页；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9-10页。
(15)《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76-292页。
(16)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光华书店，1932年版。
(17)(18)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44-145页，第151页。
(19)“单说这口号(国防文学)的产生，那并不是‘华北问题发生以后’的事情；这在两年以前，进步的刊物上就有人立过这个名目，不过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巨大的反应(这当然是由于现实形势之故)。等到‘华北问题发生以后’，进步的刊物上所提出的抗日救国文学的口号，本有两个，一个是‘民族自卫文学’，一个是‘国防文学’。但当统一战线一组织，救亡运动一开展，‘国防文学’这口号，就和‘国防音乐’、‘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一同，成为文艺界的中心口号。”徐懋庸：《理论以外的事实》，见登太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版，第209页。
(20)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44页。鲁迅以前为共产党起过交通站的作用，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的学生联合会也是通过鲁迅和党的总指挥部取得联系的，见邹鲁风：《党在战斗中最亲爱的朋友》，收《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68-174页。
(21)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冯雪峰从政治中退出，在他的老家浙江过了一段隐士般的生活，见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5期。而在我看来，冯雪峰异常的行为可能是由于他已经在党内失势所致，他在上海期间的不当处理或许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22)许广平编：《鲁迅书简》，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第969-970页。王冶秋是《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上海：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一书的作者。
(23)《鲁迅书简》，第971页。他给杨霁云的信(《鲁迅书简》，第710页)中提到由于气候变化，他正考虑一次旅行，在《鲁迅书简》的其他地方也记载他曾和朋友们尤其是沈明甫(可能是茅盾的另一个名字)讨论了旅行的可能性。他想重访日本，但因为他的夫人不会说日语而放弃了；浙江的莫干山离上海很近，但对鲁迅来说似乎太拥挤也太小了(《鲁迅书简》第1006-1007页)。也有人邀请鲁迅去访俄国，见茅盾：《纪念鲁迅先生》，收王士菁：《鲁迅传》(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489-490页。信中提及的“二文”可能是《三月的租界》(日期为4月16日)和《〈出关〉的“关”》(日期为4月30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16-526页。但这两篇文章都是尖锐讽刺而非充实有力的。
(24)徐懋庸：《理论以外的事实》，见《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第213页。
(25)《鲁迅书简》，第1001-1002页。
(26)威廉·舒尔兹：《鲁迅：多产的岁月》(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西雅图)。
(27)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被枪杀(见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页)，鲁迅于1935年10月开始瞿秋白文集的汇编工作，最终以《海上述林》两卷本的形式出版。鲁迅一丝不苟地亲自进行校对、编印、装订，甚至设计版面等工作，他和几个朋友一起自费出版了这本文集。鲁迅于1935年完成《死魂灵》第一部的翻译，1936年2月至5月又翻译了第二部中的三章，后续翻译由于疾病而被迫中止，10月份他稍微恢复健康便进行手稿译本的编辑工作，经过修订最终将其出版在《译文》杂志上(见《鲁迅全集》(第二十卷)，第606页)。1936年他还翻译了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编辑了两本艺术类书籍：(1)《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印行)；(2)《苏联版画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8)“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1933年第1版，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再版)，第2页。
(29)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57页。
(30)这些词频繁见于鲁迅《“病中答访问者”》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
(31)《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38页。
(32)“5月15日，再次病倒”，见《鲁迅先生年谱》，《鲁迅全集》(第二十卷)，第633页。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下日本医师诊断他的病因在胃部。看来他似乎已经被哮喘、胃病、肋膜炎、肺结核等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33)胡风是在鲁迅的授意下写作这篇文章的，见注释所引《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说这个口号也不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
(34)笔者参考的文献有：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三版，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版)；《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杨晋豪编，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版)对追溯当年出版的刊物很有帮助，但却没有表明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确切日期。上面三本书中都收录了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文章。从《鲁迅书简》第1001—1002页可以发现，文艺家协会早在5月25日就已经存在了。据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第233页)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于6月7日，由拥护“国防文学”的作家组织成立，会上宣布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据说是在6月成立之后随即宣布(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181页)，由鲁迅领头，有67位文艺工作者签名，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组织。比较这两份宣言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是为当前政策(即“国防文学”)说话的，强调的是新形势，“从去年十二月起”这样的用语出现了三次之多。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为左联纲领说话的，强调的是革命传统。它指出外国的侵略不是昨天才发生的，而签署者也不是今天才明白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重要性的。在笔者看来，这两份宣言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35)这些话出自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见登太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第189页。周扬驳斥了徐行的极左理论，认为他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完全否定。虽然徐行的第一篇文章也在5月发表，但他对两个文学阵营始终保持着独立于外的态度。他是支持无，阶级文学的，还把爱国主义称作“污池”，这引得郭沫若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国防·污池·炼狱》，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等到周扬和郭沫若对于机械论的清算文章发表后，徐行即再未作声，大约是被克服了罢？”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63页。而郑学稼却推测徐行的沉默可能是由于已被暗杀(《鲁迅正传》第96页)。徐懋庸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提到了“实际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指胡风等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5页。由于徐懋庸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笔者同样被这个“实际解决”弄得很困惑。
(36)《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由鲁迅口授，O.V.(冯雪峰)笔录，《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84-588页。
(37)《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89-591页。
(38)《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答〈救亡时报〉记者》，见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第2版)，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
(39)据说徐懋庸在上海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见张大军编：《中共人名典》，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年版。曹聚仁在上海时和徐懋庸关系密切，他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那时，懋庸和我住在一起，而且是无话不谈的(当然，他对于重要机密是不谈的)。”(《鲁迅评传》上册，第140页)这似乎暗示即使徐懋庸不是共产党员，也属于“党”。但是据中共刊物(《文艺报》第35期，1957年12月8日)记载，徐懋庸在上海时虽是左联成员，但直到去了延安才加入共产党。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可能表明徐懋庸在1936年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在《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中，徐懋庸的名字出现在了文艺家协会的成员名单上(第228页)，但却没有周扬(周起应)、田汉、夏衍(沈端先)、潘汉年和其他知名共产党员的名字。这或许是党的政策，目的是为了给文艺家协会一个“无害”的面貌，而党员则在幕后操纵。徐懋庸作为一个活跃的同路人，就不可避免地被人利用了。
(40)《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89-293页。鲁迅也帮助黄源编辑了《译文》(见《鲁迅全集》第二十卷，第639页)，黄源自己关于《译文》杂志出版的记述收于王士菁的《鲁迅传》，第448-453页。鲁迅编辑了该杂志的前三期(1934年9月-11月)，对它的成功起了很大帮助。
(41)巴金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笔名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结合。他自己说只见过鲁迅十来次左右，见其《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收于《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07-111页。他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也只出现过几次。关于他1949年后在大陆的生活，参见赵聪的《肃反中的巴金审判》，见《祖国》周刊(香港》第24卷第7期(1958年11月17日)。
(42)有些信明显是遗失了。1936年3月2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收到了徐懋庸的来信并立即作了回复，在5月5日、6月3日，他又记下收到徐懋庸的来信，但可能都没有回复。如果这些信都能被找到，我们就可以对导致8月份争吵的大体情况有更加充分的了解。
(43)傅可能是指傅东华(1895-)，曾翻译过荷马、亚里士多德、但丁、塞万提斯、卡兹琳·温索尔、玛格丽特·米切尔等人的作品，他也是大型杂志《文学》(生活书店印行)的编辑，那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很多都发表在《文学》上。郑可能是指郑振铎(1897-1958)，文学史家，《文学季刊》(北平，1934年)和《世界文库》(上海，1935年)的编者，他也是那个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学人物。
(44)《作家》第一卷第五期。这个月刊由孟十还主编，但《中国文学》(Y.H.Su著，邮政信箱5271号，香港，1959年)认为，合编者还有胡风和冯雪峰。该刊第一期于四月出版，发行八期后被查禁。
(45)郭沫若把它称作“万言书”，但据笔者统计，大概是有六千字左右，见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
(46)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适合时代需要的小品文就应该像匕首和投枪，见《鲁迅全集》第五卷，第170页。
(47)见他写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的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7页；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67-269页。
(48)这首诗作于1931年，但记录于鲁迅1932年7月11日的日记中(他标注这是一年前写的一首诗)。许寿裳说，就他所知，这首小诗原是“刀边”而非“刀丛”，见《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第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再版)。
(49)“Running against nails”，是笔者据原文“碰钉子”的意译。徐懋庸曾有段时间被大肆攻击且无反击之力，鲁迅便在1934年6月21日的一封信中建议他对这些批评一笑置之；“不过，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间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御战。这事受损很不小。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见《鲁迅书简》，第610页。
(50)《文学界》，月刊，六月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为“国防文学”机关刊物。署名周渊编辑，实际上是“集体笔名”(《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第5页)。
(51)《鲁迅书简》第710页，关于他的旅行计划见前注。
(52)这是对在发起全民族抗日运动之前蒋介石第一次“剿共”政策的暗讽，见《总裁言论》第四卷(四卷本；重庆：中国文化社，1939年版)，第82页。
(53)鲁迅在这里做了注释，“签过一个名”是指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他领导的一批作家签署的“宣言”是对文艺家协会的重大打击，左翼战线此时已明显地分裂。
(54)穆木天，创造社诗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79-80页)。在1934年7月30日，鲁迅的日记记载说：“闻木天被虏。”在1934年8月5日，他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穆木天被捕，不知何故。”在1935年1月8日，他给郑振铎的信中又说：“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唯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鲁迅书简》，第566-581页。
(55)《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1页。
(56)《鲁迅书简》，第944页。这位名人可能是孙逸仙的夫人(译者按：著者此处有误，“名人”是指夏衍)。
(57)据李何林的说法，徐懋庸的回信《还答鲁迅先生》发表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刊物《今代文艺》(月刊)上，李何林的书中只转载了这封信的缩写形式，见《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530页。
(58)这副挽联见范诚编选的《鲁迅先生的盖棺论定》(上海：全球书店，1939年版)，第38页。徐懋庸仍旧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他说鲁迅犯了错误，尤其是在选择朋友这件事上。至于这副挽联，并没有悬挂在鲁迅丧仪一事，见本书第182页。
(59)关于徐懋庸事件的报道可见《文艺报》第35期，1957年12月8日。除了胡风和冯雪峰，下面这些人也被定罪：黄源——“他这几年来在浙江文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见《文艺报》第34期，1957年12月1日；穆木天——“20年前，穆木天就成为革命的叛徒转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所以鲁迅在那时就称他为‘转向’文人。”见《文艺报》第37期，1957年12月22日；潘汉年——笔者只在前注中提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个活跃的党的工作者，也是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创造社)的先驱者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1955年和胡风一起被清算。见《文艺报》第11卷第4期，1955年7月25日。
(60)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74页。
(61)《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第315页。
(62)郑学稼在《鲁迅正传》第112页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鲁迅的出殡葬礼上，有共产党的工作者在街道上散发传单，攻击鲁迅生前犯下的错误。由于郑学稼没有说明这事是否来自目击者的描述，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