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及其异同：马克思和凯恩斯（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异同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有很大差异，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经济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的更替演变是影响经济理论变迁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制度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使得经济学不可能脱离“辩护”的轨道而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自1776年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古典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之后不断演化的各种凯恩斯主义（如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理论体系的变更。当然，各时代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是由于人们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如1870年左右边际革命的兴起，使得关注于技术分析的新古典理论取代了一直将社会关系作为研究主线的古典经济学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古典经济学似乎又复活了（如后凯恩斯学派对古典剩余传统的复归、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从而形成了经济学领域两大范式并存和对抗的局面。其中，分别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在各自不同时代经济学范式的革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今天，重新探讨两位经济学巨匠在范式转换中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能否联系到客观实际来发展和改革经济学内容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换
回顾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分析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纯理论的争论经历了多种分析范式的更迭与交替。可以总结为两种传统的对立：一种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另一种是新古典供求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始于英国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斯密运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协调机制；之后，李嘉图追随斯密通过使用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规律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古典均衡的实现机制。
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而劳动价值论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首先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马克思表明了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该抽象法明确表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正是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命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即相对价格与技术选择无关、而只是由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动机所支配，从而导致了围绕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为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其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总量关系基础之上，从而被著名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在马克思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其核心是要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可以说，正是在对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他的解释性理论以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探讨的问题正是半个世纪后凯恩斯理论所表明的。后来，马克思这一强调资本主义研究不能脱离开资本与利润关系的分析方法，在后凯恩斯学派、尤其是斯拉法那里得到了复兴，通过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基础上加入表明特定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决定价值与分配，从而令古典经济传统日臻完善。（注：米克把这种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称为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传统。参见Meek,R.L.,1977.Smith,Marx and After.Chapman and Hall,London.）
然而，1870年前后发生的一场被库恩称之为“范式革命”的边际革命却使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逆转，即完全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而转向了以一套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纯粹技术关系分析，并使用静态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取代了由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这样，到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经由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发表时，经济学界已被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所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支配经济学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新古典理论，完全可以称作是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但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明显存在着经济学领域对自身研究问题的转换，它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只是关注于技术关系的分析，其缺陷在于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总量关系。特别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命题极为狭窄，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对古典学派如斯密一开始确立的经济学应探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或如李嘉图坚持要研究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抑或像马克思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等问题却毫不关心。显然，就经验观察、甚至仅仅依赖于直觉也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因为新古典竞争表明的是市场参与者在通晓各方面信息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即竞争不具有任何个人利益上的冲突；相反，真实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要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垄断、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等。显然，新古典理论必须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主要事实正是这种现实。
随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无情地揭示了主流新古典理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解释力的匮乏，同时也带来了另一场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革命——“凯恩斯革命”。1936年，在经历了“长时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之后，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在标榜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概念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在《通论》一开篇，凯恩斯就明确指出，“古典学派（注：凯恩斯这里所说的“古典学派”不同于马克思，它除了涵盖马克思所划分的从配第到李嘉图这些古典学者外，主要还包括了穆勒及穆勒以后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新古典学者。）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实际上，“凯恩斯革命”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由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借助于这种范式转换，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他认为，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古典二分法的失效是经济运行中的一般状态，而新古典理论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特殊或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凯恩斯暗示了一种强调有效需求作用对积累的分析，比如在固定资本品结构进行调整的增长中，经济所遵循的稳势受到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这促使他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核心问题，并由此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如凯恩斯表明的新古典理论仅是他的一个特例。然而，新古典学者对其理论的种种缺陷视而不见，相反却在无视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则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了，即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资本被视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而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即完全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宏观变量。正是基于这种总量的生产函数，主流理论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理论套用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问题，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就给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带来了沉重打击。
可以说，主流新古典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基本假设并不能表明现实市场经济的性质；相反，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从假设前提、理论体系到研究方法的确立，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完全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理论，尤其是他们的理论发展都能够直接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那么，两位学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或者说，作为后来者，凯恩斯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或试图了解过马克思呢？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一书中，曾经详细考察过凯恩斯对马克思的研究。（注：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文版，第5章，“马克思与凯恩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他们指出，在《通论》中，凯恩斯只有三处提到过马克思，而其论述的态度都是平淡的、甚至有些厌恶。比如，其中一处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首创者。（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二处，凯恩斯描写了1820年以后经济学怎样成功地排除了总需求不足这一观点：“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指有效需求）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不过，因为格塞尔和道格拉斯都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地位的货币异教徒，所以这当然并不是在奉承马克思。但接下来的情况似乎就更糟了。因为凯恩斯断言，与马克思不同，格塞尔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古典假设”（即萨伊定律），而格塞尔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变成了多余的；因此他的论著中就已经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所以，凯恩斯以并不十分肯定的口气得出结论：“在将来，人们从格塞尔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为多。”（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可以看到，在《通论》中凯恩斯对马克思的态度基本上是比较排斥的，似乎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不过，稍微细心一点不难发现，正是在这三处提及马克思的表述中，已经暗含了凯恩斯对两人相似之处的默许。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或“古典经济学”概念的分类，基本上都是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凯恩斯在《通论》的划分；可以说，两人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中都分别对同一概念作了区分。显然，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不论身处哪个时代，只要涉及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那么古典剩余传统的分析范式无论如何都是必须涉猎的。另外，两人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强调也是很多学者认可的相似之处，就像凯恩斯自己承认的，“不入流”的马克思的确对这一概念作过详细论述。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对抗的收入分配性质来探讨有效需求问题相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同样联系到由商品购买力表明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利润和以利润为核心的资本家投资活动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产出、就业和长期波动。由此，作为范式批判的首要目标，两人都把萨伊定律作为自己分析的靶子。正如学者霍奇森所说，“对‘萨伊法则’的驳斥，仍然是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人的著作中重要的和有力的特点。”（注：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中文版，150、150、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在此，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表明了一种与新古典理论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希望通过提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假设前提来更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不过，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虽然凯恩斯的《通论》是一部基于对新古典理论逻辑批判的著作，但它却不是一本组织很好的书。在《通论》中，凯恩斯一方面试图完全使用新的概念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的资本、就业和货币理论提出批评来进行补充和完善。显然，在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的理论之间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明确的价值论基础——劳动价值论相比，《通论》的一个明显弱点是缺少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无法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是如何决定、以及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凯恩斯没有使用他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传统理论所讨论的价值、分配和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点，对于他把传统理论作为其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凯恩斯表述的是，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仍然可以应用，这恰恰被新古典学者们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进行解释的主要论据。所以，凯恩斯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的头脑里还保留了一部分无法摆脱的新古典阴影。出于自身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仰，凯恩斯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始终站在制度的高度来俯视和纵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全貌，因而他所提出的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措施也不过是一种改良。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革命的范式转换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凯恩斯去世以后各种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和相互指责。正像学者多布评论的，“作为一种实践学说，它（指凯恩斯学说）永远是一种‘挽救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学说。……它是一种本质上出之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大树的意识形态。”（注：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文版，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货币经济
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分析的主线或者说一种框架和背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将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能够影响到该理论体系的逻辑推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凯恩斯具有非常相像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两个人理论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肯定和应用。理解这一点，就像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力图构建的“货币的生产理论”所表明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绝不是如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仅仅作为一种交易的媒介而成为中性的；相反，货币不仅是重要的、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整个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也就是说，当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的，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而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进入流通之前已有价值，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劳动时间决定；货币一旦形成，商品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其中的商品单纯作为商品出现，而货币则单纯作为货币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G-W-G′”，这种流通形态就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构成资本家的收入，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是为了不断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在现实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总量关系也就必然体现为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
显然，马克思对货币经济的强调弥补了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理论的不足。相比之下，在洛克、休谟和斯密、李嘉图的传统中，经济学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相对价格被认为是在所谓实际的或非货币的领域内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货币是一种“面纱”，仅仅是系统中的一种润滑剂和交易的媒介；而在旧货币数量论那里，货币也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如果经济中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同比例上升，因而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货币数值的大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运行，即货币是不重要的。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即现代货币数量论。但正如帕廷金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相对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仍然是附加的和无用的，所以货币论和价值论仍然是经济学说的“两张皮”。比如在货币论方面，从货币数量的变动去看价格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面”；在价值论方面，由马歇尔所建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从生产方面的实物经济出发、或从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出发，去探讨价格、产量、分配、进而是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结构等问题，即所谓的“实物面”。二者都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显然是不全面的，同时与现实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也是不符的。
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剖析相似，凯恩斯也极力反对新古典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人为断裂为实物与货币两方面的做法，比如他致力于重新塑造的“生产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将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当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些总量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与价值论和分配论范畴密切相关的货币经济制度的完整理论，而并非一个与之相分离的货币论的范畴。从而指出，“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所以，凯恩斯试图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的两分法，以建立一种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的货币价值理论。同时，凯恩斯也强调了货币作为“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就像学者迪拉德评论的，凯恩斯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之金融经济的性质，而凯恩斯正是以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性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而突出了货币经济的本质。（注：转引自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326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而且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与新古典实物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一种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著名的一章（凯恩斯，1936年，第17章），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一点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对统一利润率的强调是一致的。这样，凯恩斯不仅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而且强调了宏观经济分配中利润的决定只取决于对货币利息率的依赖。通过给定这个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即可以决定货币供给和收入流量，从而得到现实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加总的统计资料）。显然，这些现实统计中由货币价格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一种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并不是与新古典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同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
在“生产的货币理论”中，凯恩斯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比如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得到的，由此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均以货币为导向，即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实际上，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技术无关。相反，只有联系到货币以及由货币引起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博弈规则，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和竞争背后的逻辑。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注：Keynes,M.,1973.The Collected Work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Macmillan,p.89.）所以，只将货币视为交易媒介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数量将决定价值总量，而货币数量论却完全否认存在一种货币价值总量和由总量表示的人们之间的分配关系，其中的货币数量完全是外生的。比如在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名义量值的大小无关紧要，即货币中性论；而一旦存在着总量关系，则名义价值总量的变动必然就会影响这种总量关系。相反，马克思所表述的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同时资本也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这样，如果假设存在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一利润率必然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当企业（资本家）计算的资本预付并不是实物的资本品和生活资料、而是货币价值时，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就表述为：如果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必然等于这个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显然，这正是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表述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性质所在。
其实，霍华德和金后来也曾经指出，凯恩斯并非对马克思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藐视的态度，而这一点正是表现在他们两人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强调上。根据霍华德和金的研究，《通论》第一稿其实是写于1933年，而在该稿中，凯恩斯无疑是欣赏马克思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尽管其后他对这一观察的利用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W-G-W′的情形，即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注：转引自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文版，9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接着，凯恩斯指出他赞同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生产预期的可获利性，而不取决于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满足。显然，凯恩斯这里对资本家逐利本能的描述，无疑与马克思是相似的。就像霍奇森所说，“用一些同马克思完全协调的说法来解释很大一部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可取的。”（注：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中文版，150、150、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不过，霍奇森对凯恩斯的理论始终未能与马克思的理论放在一起讨论而感到遗憾：“凯恩斯的说法同马克思的说法相似之处，是令人注目的。因此很可惜，凯恩斯始终没有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较量过。”（注：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中文版，150、150、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问题是市场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就像马克思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简单商品经济给予批驳一样，当经济的发展由于货币的引入及货币形式的不断完善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他们也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然，由于《通论》的全篇甚至核心正是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讨论，从而使得凯恩斯常常被视为有效需求理论的开创者，而马克思那里似乎并没有这一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通过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等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凯恩斯，甚至更为深刻，只不过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比较零散，同时也较为隐晦，从而增加了人们理解上的难度。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联系到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来探讨有效需求问题上，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是相似的，因为他们的论述都涉及到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即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
在马克思那里，有效需求问题正是来自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利润的追逐。在工业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前，由于竞争仍是统治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因而决定着经济剩余和占有剩余的存在，不过这里并没有货币量值的经济计算和利润率。由于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是一种特定资源，不可能通过投资再生，所以他们对剩余的占有只是为了消费，而不存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当然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储蓄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贮藏，而且来自于标志资本家社会地位的积累财富的欲望，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竞争，即资本积累是由竞争支配的，这使得货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简单交换经济中，货币是一种方便交易的媒介；但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就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一种财富累积的象征，从而直接联系到生产的动机与决策。假定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当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为其提供服务时，这里不仅需要劳动者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还要为资本家挣取一笔利润；否则，利润实现不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可否认，马尔萨斯也曾论述过这种有效需求问题，但他引入了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他认为唯一补救办法是维持地主的收入，只要地主把地租花在奢侈品的消费上就能保持有效需求的水平。显然，马尔萨斯忽视了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强调的资本家阶级之间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竞争，所以当土地被资本化而使地主成为资本家时，马尔萨斯就无能为力了。这表明，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必须要联系到利润，这与新古典理论“消费是生产最终目的”的说法并不一致。
当然，如果将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论述抽丝剥茧，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实际上散见于他的整个《资本论》三卷，尤其表现在他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而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问题的相应分析，比如再生产比例的失调、利润率的下降、经济危机和失业等问题。按照罗宾逊夫人的总结，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三条清楚的思想线索。“第一，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它表现失业如何倾向于随着对劳动提供就业机会的资本量和堪以使用的劳动的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而变动。第二，是利润率下降理论，它表明资本家积累的贪欲如何由于资本的平均报酬率减低而陷于自相矛盾。第三，是资本货物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关系论，它表明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冲击着劳动者的贫困所规定的消费力的极限。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这三种理论是没有区别的，并且是融合在这个制度的一幅图景中的，这个制度为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所折磨，产生了其本身崩溃的条件。”（注：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根据罗宾逊夫人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并未使用过“有效需求”的概念，但上述问题的讨论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供过于求（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的剖析，即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就像马克思认为的，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乃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永远无法克服的困难。
1825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工人的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注：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这种失业造成的贫困化。）这是马克思讨论经济危机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通过大量分析和论证，马克思表明这种危机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导致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就是由剩余价值的实现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采用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Ⅱ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Ⅰ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由此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其中，给定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一致，否则就会产生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从而引发危机。重要的是，马克思用资本主义为利润和积累而生产的性质表明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他指出，如果假设利润用于储蓄、工人工资用于消费产品，那么资本家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就可以得到利润率。进一步假定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比例，从而使利润率不变；而当资本积累的加剧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比如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呈周期性变动，当收入分配导致相对价格扭曲时，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带来经济衰退。马克思表明，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按过去劳动计算的资本存量价值的积累与按活劳动计算的剩余价值流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而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显然，这就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保持了一致，即利润率下降或经济衰退来自于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或扭曲的收入分配，这正是产生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关键。
1929年，西方世界再次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次几乎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受传统教条束缚而严格遵循萨伊定律的新古典理论无法对危机作出解释，自然也就提不出任何有效对策。1936年《通论》的出版，正是凯恩斯面对严重失业的经济大萧条而提出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与新古典充分就业信条的决裂。在《通论》第一编，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效需求原理，以后各章包括消费、投资、利息、货币和就业等等都是围绕这一原理展开的；可以说，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收入变动就是《通论》的核心。按照凯恩斯的分析，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是一个（短期）均衡点，而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决定产出和就业。那么，这个有效需求如何决定呢？凯恩斯认为，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其中，消费决定于收入和消费倾向，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是，凯恩斯这里的消费不再是利率的函数，而是收入的函数，这样投资就可以通过收入影响消费，并通过乘数的作用最终影响国民收入。可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的各个变量通过围绕预期利润而变动的投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利润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凯恩斯首先强调了消费函数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重要性。正如凯恩斯所说，“消费——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就业的机会必然会受到有效需求多寡的限制。”（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可以说，这正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出发点。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新古典理论把消费依赖于表示时间偏好的利率的观点。他表明，现实中的利率变动很少影响消费，从而提出消费取决于收入的消费函数理论，并着重强调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在这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其含义表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而这一点来自于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导致的消费不足与技术无关，由此联系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见，凯恩斯的分析与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是相似的，这正是现实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事实。
同时，凯恩斯也表明了稳定的消费倾向对于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当然，由于消费倾向稳定，所以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由投资来实现的；因而，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起着决定作用，即投资波动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国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给定消费倾向，一个投资的变动将通过乘数使收入发生变动，并通过收入的变动使储蓄等于给定的投资；而当投资由利润推动，即资本积累基于利润动机时，储蓄将被投资决定。显然，这种收入-支出模型表明了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意义，即总收入取决于总支出，从而国民收入并不决定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而是取决于有效需求。其中，凯恩斯强调了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当投资量增加时，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会造成资本家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过低，从而失去投资的愿望和动机，以至减少收入与就业；同时，收入的降低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又会减少消费，从而引起衰退。所以，凯恩斯主张由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消费，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在这里，一些学者常把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联系到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比如英国学者斯特雷奇曾指出，凯恩斯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要增加就业就需要扩大投资，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资本积累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是“凯恩斯先生背后的战车。有趣的是，一位一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竟把利润率下降趋势重新确立为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注：Steleidge,J.,1990.“Mr.J.M.Keynes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Modern Quarterly,1,p.106.
Moggridge,D.,1990.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3.Aldershot:Edward Eggar.）
这里强调的是，虽然凯恩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但他却采用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以劳动为计量单位的作法。就像凯恩斯所说，“我欣赏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注：指凯恩斯眼中新古典理论之前的古典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件物品都由劳动生产出来，……因此，应该把包括企业家和他的助手的劳务包括在内的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要素，而该生产要素则在既定的技术水平、自然资源、资本设备和有效需求之下发生作用。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以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只把劳动当作经济制度的唯一物质单位。”（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可见，凯恩斯试图将工资单位和货币工资与有效需求联系起来。解释这一命题的关键是利润率，即当存在一个给定的自然利润率时，资本品价格及资本存量价值和货币工资率将同时决定；这说明，劳动价值论是与自然利润率的有效需求相联系的，显然这正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表明的。其实，在前面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分析中，即可看到凯恩斯受马克思影响而形成有效需求波动理论的思想轨迹。例如凯恩斯在讨论货币工资经济（企业经济）时曾暗示，马克思讨论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时涉及的经济就是他所说的货币工资经济。如经济学家考虑的是C-M-C′，而商人实际感兴趣的是M-C-M′；后一公式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公式G-W-G′，其中M′与M之差（M′-M）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当（M′-M）大于0时，社会商品不能全部被购买而有过剩，从而出现经济危机，使（M′-M）趋向于小于0，导致资本家亏损严重。对此，凯恩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真理的内核”，正如他批判地综合了马克思、马尔萨斯、道格拉斯少校以及古典学派的相关观点，得出了经济中可能存在（M′-M）大于0、等于0和小于0三种情况，而在1920-1930年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其中（M′-M）小于0，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显然这正是凯恩斯研究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注：一般认为，真正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相联系的是波兰学者卡莱茨基。1933年，卡莱茨基发表《经济周期概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正如卡莱茨基的名言所说，“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比如在两个部门模型中，投资和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将使利润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会加大固定成本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与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是一致的。）
不过必须承认，尽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凯恩斯的思想中仍然存留了他不能与新古典理论完全决裂的保守成分。就像学者达雷尔强调的，追随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凯恩斯研究的是自私的个人，并认为人们的偏好、消费倾向和对利润的预期都是既定的，这与现实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并不吻合。虽然凯恩斯与马克思在有效需求问题的某些方面（如利润率下降）是相似的，但总体上看，凯恩斯对危机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说明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凯恩斯对个人主义心理的强调是错误的。因此达雷尔指出，《通论》是一本与主观价值论相符的经济学著作，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因为它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注：Darleir,J.,1987.“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Keynes.”Science and Society,1,pp.194-211.）与此对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齐也通过引入制度和社会关系，指出了《通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肤浅。他认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失业、垄断增强、危机和国际扩张等现象的成功预言相比，凯恩斯理论对这些预言性内容的缺乏是他未能将制度变化融入其中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凯恩斯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一个整合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总体，因而使他看不到有效需求问题引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显然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局限。（注：Sweezy,P.M.,1933.The Present as Histor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p.25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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