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框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8）03—0005—07
引言
1937年希克斯（Hicks）发表了《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文[1]，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把凯恩斯有关不同部门的思想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综合研究了实物因素和货币因素对利率决定的影响。在文章中，希克斯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也称为IS—LL模型）。随后，美国经济学家对这一模型作了解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不断发展完善的IS—LM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纳入总供给分析的IS—LM—AS模型，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进行货币政策讨论时的主要分析框架。尽管从产生之日起直至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模型历60年而不衰，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经济应用能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以及在其基础上衍生而来的IS—LM—AS分析框架，在经过蒙代尔（Mundell）、弗莱明（Fleming）和多恩布什（Dornbusch）的开创性拓展基础上（他们的工作被合称为Mundell-Fleming-Dornbusch模型，或M—F—D模型）[2][3][4][5]，演变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主导性分析框架，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工作母机（workhorse）。随后，大量的研究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将经济中的总供给层面引入到M—F—D模型，从而形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AS模型，并将之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研究（见图1、图2）。
本文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出发，考察该模型及在其基础上融入总供给的IS—LM—AS的发展演变，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选择问题。
一、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由于商品和劳务的流动以及资本的跨国流动（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但劳动力的流动并不像资本流动或商品的国际贸易那样频繁而自由），经济的日益开放使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到经济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外溢效应的影响。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到封闭经济的IS—LM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即M—F模型。[2][3][4] 该模型将开放经济体系最核心的变量纳入其中，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多恩布什在此基础上，用黏性价格代替原来的固定价格假设，同时引入预期因素，建立了一个汇率动态模型。[5] 该模型是对M—F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其构建的新的框架被称为M—F—D分析框架（见图2）。
长期以来，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沿用M—F或M—F—D模型。但是，这种分析框架有着内在的缺陷，最基本的就是缺乏微观基础。1995年奥伯斯特弗尔德（Obstfeld）和罗戈夫（Rogoff）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汇率动态回归》一文，将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常账户跨期分析方法与M—F—D分析框架相结合，建立起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NOEM）。[6]
（一）M—F模型到M—F—D分析框架
M—F和M—F—D模型是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和IS—LM—AS（或AD—AS）分析框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拓展，又称为IS—LM—BP或IS—LM—EE模型①。在20世纪60—80年代经过众多学者的补充和发展，逐渐从最初静态的确定性模型（即M—F模型）发展到动态的确定性模型，最终发展为一种更为成熟、更贴近现实的带有随机冲击的随机动态模型。尽管动态模型和随机动态模型分别是对以前模型的重大发展，但是这三个模型的基本结论却是一致的。M—F—D模型成为20世纪60—90年代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分析范式，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模型及其一系列的后续发展具有明确而丰富的政策含义，是理解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
1.静态模型。静态条件下确定性的M—F模型为②：
在这个基准的静态模型中，式（1）表示融入经常账户差额的产品市场均衡时本国产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其中，本国经常账户差额取决于国内外的产出和本币的实际汇率水平（
）。并且，在这个IS模型中，经常账户余额对本国产出的一阶偏导数小于0。原因在于，本国产出的提高会引致对国外的出口需求，从而本国净出口下降，经常账户差额趋于恶化。而国外产出提高会增加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因此，本国经常账户差额趋于改善，
＞0；本币实际汇率（）提高（本币贬值），将改善本国出口，而降低本国进口，因此经常账户差额改善，
＞0。式（2）表示一国货币市场的均衡关系。式（3）表示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平衡曲线。在蒙代尔和弗莱明最初的研究中，他们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预期是静态的，并且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本国的利率与国外利率趋于相等。
这是蒙代尔和弗莱明最初的模型。模型由Y，M[s]，i和S四个内生变量以及Y*，i*，P和P*等外生变量构成（P和P*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原因是该模型假定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在模型为线性条件下，内生变量的数量超过了方程组数量，因此需要额外的条件才能求解。但是，由于经济的开放性，我们应该考虑到一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联系，这种联系通常表现在一国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安排上。在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汇率是基本不变的，所以S＝0；而在浮动汇率制度条件下，M[s]又成为一国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因此，模型正好可以用来讨论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安排下，货币政策（M[s]）和财政政策的效力。模型同样也可以用于货币政策分析的其他主要方面，如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等。从研究汇率制度选择角度看，这个模型还能说明，以不同的政策效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标准时，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哪一个更好。
这个最初模型的基本缺陷在于：（1）价格水平刚性假定；（2）资本完全流动假定；（3）静态预期和投资者风险中性假设。这些基本不足逐渐为动态模型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随机模型所弥补，后来的理论发展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2.动态随机模型。最初的M—F假定价格水平固定不变，经济行为人是静态预期的。1976年，多恩布什在该模型中引入了理性预期，并考虑到价格渐进调整的特征，最终形成了M—F—D分析框架，由此发现了汇率超调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并开创了汇率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汇率动态学。[5]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理性预期革命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同时，现实经济中，随机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冲击也日趋重要。而最初的M—F模型以及由多恩布什等人所拓展的动态模型都没有考虑到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随机冲击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使M—F模型或M—F—D模型更贴近现实，奥伯斯特弗尔德和斯道克曼（Stockman）在1985年又发展了融入随机因素和理性预期因素的M—F—D模型。[8]
动态的带有随机冲击的M—F—D模型的基本构成如下：
式（4）—式（8）中，y，p和m分别表示本国的产出、价格和名义货币供给；s是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i和r分别是名义利率和事前的实际利率；u，ψ和e表示产品市场冲击、货币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假设服从白噪声过程。除了名义和实际利率之外，所有变量都以对数形式表示。另外，E（·）表示期望算子（expectation operator）；
，表示根据第t＋i－1期所能获得的全部信息对第t＋i期的价格水平所形成的理性预期（Ω是信息集）。
式（4）—式（8）就分别给出了本国产品市场、货币市场、总供给、表示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费歇尔方程及无抛补利率平价的方程。这种融入理性预期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的M—F—D分析框架使得对一国开放经济的描述更符合现实，为20世纪60—9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提供了描述一国开放经济运行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
因此，单从这个方面看，M—F—D范式已经基本弥补了最初的M—F模型的重大缺陷。尤其是这个动态的M—F—D模型弥补了最初的M—F模型所没有考虑到的现实中的价格黏性和经济行为人的理性预期对一国宏观经济的深远影响。但无论是最初的静态模型，还是最终形成的动态随机模型，这个分析范式中各行为方程都是研究者人为规定的，而不是从经济行为人最优化行为中导出的，因此是ad hoc模型③，并不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经不起卢卡斯（Lucas）批判[9]，因而也难以用于严格的福利分析。
（二）NOEM范式的研究
经过早期M—F—D传统的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经常账户跨期分析法的准备，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有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即1995年由奥伯斯特弗尔德和罗戈夫开创的NOEM研究。[6] 其开创性主要表现为它在克服了M—F—D范式基本缺陷的同时又保留和吸收了该传统的合理思想。M—F—D模型都是ad hoc模型，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使传统的分析框架难以对货币政策进行规范的福利分析。因此，使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同时又保留价格黏性和理性预期假设，实际上就是综合了M—F—D范式和20世纪80年代经常账户跨期均衡分析方法的优点，而同时又避免了二者的主要缺陷。另外，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国际产品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一种垄断竞争市场，因此，考虑经济中供给层面的定价能力也就成了后来理论发展的重点。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产生了NOEM研究范式。
NOEM分析范式主要是利用了效用函数中的货币分析方法（money-in-the-utility approach,MIU）将实际货币余额引入代表性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确定性条件下的基准模型如下（对这个基准模型的求解可以参考瓦什的文献）：
代表性经济人在跨期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产生效用的现值之和。解这个约束条件下的动态最优化问题就能得到消费的欧拉条件、最优实际货币余额条件和最优的内生产出（当然还包括一个横截条件）。这些一阶条件和预算约束及模型的其他设定（视不同模型而定，可能包括购买力平价、费歇尔（Fischer）效应及非抵补利率平价等）就构成了描述一国开放经济运行的非线性系统。将由奥伯斯特弗尔德和罗戈夫这个基准模型所得到的非线性系统在稳态附近线性化，从而可以得到一个线性系统，并用来分析货币政策效应问题。[10] 瓦什做了这个方面的工作。[11] 他利用这个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中性和汇率决定问题，并考察了黏性价格条件下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的传导机制问题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等问题。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选择
从上文中已经看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为货币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两个竞争性的、但又是一脉相承的分析框架和分析体系。通过对两种分析框架的利弊讨论，笔者认为，在研究我国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问题时，M—F或M—F—D框架仍然是优先的选择，而NOEM框架因为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仍然难以适用于我国这样转型经济的货币政策研究。
（一）M—F—D框架的缺陷及在我国的适用性
通过对M—F—D分析框架的简单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该模型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和封闭经济条件下的IS—LM和IS—LM—AS模型一样，它最主要的缺陷就是它是ad hoc模型，缺乏微观基础，难以用于严格的福利评价。然而，目前理论上已经证明，在效用函数中的货币分析框架下，从代表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模型中是能够导出IS—LM—AS模型的行为关系式的④，而开放经济宏观学的研究也已发现，从代表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行为中也能导出M—F—D模型中的基本行为方程。[10][11] NOEM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一个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融入名义刚性的模型，并试图得到模型的解析解，无论是闭式解，还是近似解。从这个意义来看，新的模型或分析框架可以被理解为是M—F模型的带有微观基础的版本。因此，可以把M—F—D模型看作是从经济行为人最优化行为导出的基本模型，其主要缺陷——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⑤
20世纪60—90年代的实践已经证明，M—F和M—F—D分析框架在政策分析领域的预测能力和适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并且，由于这个模型简单和易于处理（tractable）等特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国际经济领域分析政策效果的基本手段。尽管如此，这也并不等于说它相对于NOEM框架而言更适合于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研究，对此，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本文认为，除了M—F—D模型简明、易于处理以及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等方面的优点之外，M—F—D范式能够适用于我国货币政策分析和研究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1.M—F和M—F—D模型简明且易于处理的特征大大便利了该模型在应用经济分析领域的运用。由于该模型仅利用少量的内生变量就基本勾勒和刻画了一国开放经济中的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并且使研究者能够非常方便地求解模型，或者通过二维的平面坐标系就可以表示出模型的解的特征。因此，它的这种简明和易于处理的特征使该模型在应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分析和商业周期领域的运用十分普遍。
2.由于基准的M—F—D模型是由总供给曲线（AS曲线）、融入经常账户的IS曲线和表示本国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所构成的，国内很多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些行为方程在中国是基本成立的，这就为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运用M—F—D分析框架来开展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支持。首先，国内大量学者的经验研究基本上证明了总供给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其次，对我国IS曲线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IS曲线在我国是基本成立的；最后，对货币需求的经验研究更为丰富，这些经验证据充分表明，LM曲线在我国也是基本成立的。
（二）NOEM范式及在我国的适用性
NOEM范式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同时也融入了价格黏性和国际商品市场垄断竞争的基本特征事实。然而，尽管NOEM范式取得了开创性的突破和贡献，这一模型的如下弊端还是阻碍了它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运用。
1.模型求解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的M—F和M—F—D模型对经济行为所采取的ad hoc规定，NOEM分析框架的基本优势在于，它为研究开放经济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然而，伴随着这种微观基础而来的却是模型处理上的复杂性。由于引入了微观基础，使NOEM模型的处理和求解十分复杂，并且常常难以得到解析解。因此，很多研究不得不通过规定一个具体的效用函数以得到闭式解或解析解，从而导致模型的结论过分地依赖于模型所设定的效用函数及其参数。尽管模型在求解上难以处理并不会影响研究的深入，但是，在非常多的政策导向的研究领域，这是使新的分析框架难以为研究者所接受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M—F或M—F—D分析范式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的政策研究领域仍然是十分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分析框架易于处理，也易于表达。
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常常是远离均衡位置的。如前所述，NOEM框架下的分析模型比较复杂，一般难以得到解析解，从而需要借助数值模拟的方法获得近似解。这就需要对模型进行线性化处理，这种处理会把对均衡的扰动限制在均衡附近非常小的邻域内。然而现实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常常是处于远离均衡位置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结论的适用性。
3.NOEM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对NOEM领域的实证研究远远落后于理论研究，NOEM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这个新的领域，实证分析主要采用校准方法，这就需要对模型所涉及的基本参数进行赋值或估计参数值，然后再进行模拟。然而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看，我国经济系统一些关键参数的经验估计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使用的经验估计方法和所得到的估计值都存在很大的不足，需要经济学研究人员不断地开拓和积累。因此，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实证模拟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利用了国外学者对美国经济系统参数的估计值来近似代替中国的宏观经济参数。但众所周知的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模式、规律以及各种表征都已经非常成熟了，用这种经济系统运行的经济系统参数来代替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系统参数，肯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其直接后果就是经验研究结果将可能存在巨大的误差甚至是谬误，不足以客观准确地描述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这方面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国内在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
4.新的分析范式的基本结论对参数的敏感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验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使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模型形式。尽管它开启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但是，它本身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这种理论的不成熟性和不统一性也阻碍了它在实际中的运用，降低了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模型形式也使得它难以成功地应用到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分析领域。到目前为止，新的分析框架也仅仅表明，在研究开放经济问题时，不应忽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问题的微观基础。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M—F—D框架和NOEM模型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M—F—D模型的微观基础完全可以在NOEM分析框架中找到。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M—F—D模型似乎是NOEM分析框架的简化。
三、简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和IS—LM—AS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对应模型，即M—F和M—F—D模型的回顾表明，在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问题时，M—F和M—F—D模型由于其简单明了及易于处理等优点，仍然是优先的分析工具选择。而NOEM框架在目前来说，还难以运用于转型经济的货币政策研究。即使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由于NOEM分析范式求解的复杂性也限制了它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应用性。
［收稿日期］2008—01—12
注释：
① 称呼的不同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该模型的第三个构成要素，即国际收支均衡关系的命名不同，有的学者用BP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均衡，有的则用FE表示，也有学者用EE表示。
② 托诺夫斯基给出了一个静态的带有随机冲击的M—F类型的模型。[7]
③ 这里的ad hoc指行为方程是研究者人为规定的，而不是从经济行为主体最优化行为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是没有微观基础的。本文前面所论述的IS—LM和IS—LM—AS模型也是ad hoc模型。宏观经济学中的ad hoc一词一般指模型中的行为关系是研究者直接规定的（如IS曲线等），而不是从经济个体最优化行为导出的。由于目前这个词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译法，因此，本文直接用了原文。
④ M—F模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对应模型IS—LM模型也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目前，麦克勒姆（McCallum）和尼尔森（Nelson）在效用函数中的货币分析框架中为IS—LM模型找到了微观基础。[12]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NOEM分析框架和M—F—D分析框架的类似关系也能得到理论上的支持。[10][11] 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展开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并构建了中国基于代表性经济人最优化行为的动态IS—LM模型和IS—LM—AS模型。
⑤ 理论研究还表明，M—F—D框架得到的基本结论和NOEM模型得到的基本结论也是比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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