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喇嘛论文,西藏论文,地方政府论文,变动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12月17日21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坛随之发生剧烈变动。学术界对相关的历史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有学者分析了“土登贡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之前所拥有的权威以及后来遭迫害的原因”，认为“遭到迫害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遭到了其政敌的打击和报复”。①有学者探讨了围绕摄政职位产生的权力之争。②还有学者辨析龙厦是爱国分子，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了贡献。③不过，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或需进一步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之争有何关系？从土登贡培事件到龙厦事件演变的规律如何？国民政府对此演变的态度怎样？英国的介入和干涉与此有无关系？龙厦到底是否亲英派分子？本文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格局变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向有关专家请教。
一、历史悬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不但引发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化，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悬案。这里有必要对比各种说法，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的徒弟帕苏·土登曲杰回忆说：达赖患了流行性感冒，服了汤药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12月15日(藏历十月二十八日)，土登贡培请来乃琼寺神汉洛桑索朗“问病”，神汉问强巴“有没有治感冒的药感冒灵十四味”，强巴“认为达赖的病情不宜服此药”而说“没有”。神汉乃说：“问一下站在门外的我的佣人，看看他带来没有？”强巴疑问：“一般情况下，神汉跳神是不带药的，为何今日自己带来药呢？”但是土登贡培“奔往门外，转眼间取来一个小药袋”，神汉“立即掏出口袋内的小勺，从袋内舀了一点药”，达赖“神志不清，根本不知道服药，当小勺靠近他嘴边时，他的头就左右摇动”，而神汉“硬是把药倒进达赖的嘴里”，土登贡培“连忙灌水”，达赖“才把药服下”。“药刚服下，神汉立即还原成普通人，抓起他的小布袋，逃之夭夭。所以，神汉给达赖服的药，到底是不是感冒灵十四味？至今还是一个谜。”服药之后，达赖当天夜里“继续发高烧，说胡话”，12月17日圆寂。④
后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谈判代表之一的土丹旦达回忆说：12月3日左右，“达赖喇嘛身患感冒，医生强巴号脉给了药”。12月8日，“上密院众僧伽按惯例前来‘冬朝’，达赖喇嘛接受朝拜并摸顶祝福”。12月13日，下密院众僧伽前来拜会，达赖“因日前疲劳过度，未能到会，只好按例迎请佛衣模拟朝拜”。12月15日，达赖“病情日益严重”，噶伦格顿曲塔、赤门、朗穷巴等人在得到布达拉宫财务局值班官员土登夏佳的禀报后，“立即约同卸任甘丹寺法主强巴曲扎去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宫西侧之寝宫念经祈祷，遭内侍官土登贡培拒绝，未能进入，无奈返回”。12月16日，土登贡培令土登夏佳邀请乃穷神汉“前来佛座前简易降神”。乃穷神汉洛桑索南“向手下的喇嘛秘密叮咛带上藏药‘祛感英雄十四味’”，于12月17日“前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卧室，随即作法神状，喊道：‘敬服祛感英雄十四味’。在旁的达赖喇嘛保健医生强把应道：‘这里没有此药。’神汉接着说：‘我的佣人有此药。’然后从佣人所带的布袋里取出‘祛感英雄十四味’，让达赖喇嘛服下。达赖喇嘛服下此药后，竟然丧失说话能力。达赖的保健医生立即走向神汉的佣人处厉声说道：‘刚才让佛座服下的药绝对不是祛感英雄十四味！’佣人惊奇地答道：‘啊？那怎么得了！’”12月18日晚10点左右，达赖圆寂。⑤
前段记载未说达赖是哪天开始患病的，后段记载说达赖圆寂时间不同。两段提出的问题是：其一，达赖所患是流行性感冒，但服药后未见好转。由于感冒会引起肺炎、病毒性心肌炎及脑膜炎等一系列并发症，这或许是强巴怀疑不是感冒的原因，他因而反对再用感冒灵十四味，但神汉仍然当作感冒来治。其二，12月15日达赖已经神志不清，发高烧，说胡话，说明病势很重，脑部功能已严重受损，继续下去会导致昏迷。即使神汉所用药值得怀疑，但是达赖是服药后两天后圆寂的，并非服药后立即或一会儿就圆寂。
土登贡培的妻子拉宗卓嘎回忆说：“那是在1933年(藏历水鸡年十月二十二日)，达赖喇嘛患了感冒症，二十八日起，病情越发恶化，即遵照‘乃穷’护法神的圣旨，由御医强巴和宠侍土丹贡培共同喂药，结果无效。延至藏历十月三十日圆寂。”⑥这段记载说明：达赖是12月9日患感冒的，12月15日趋于严重，12月17日圆寂，前后9天；药是由强巴同土登贡培根据神汉的“圣旨”共同喂的，这与土登曲杰的回忆有出入。
今人编写的年谱说：达赖从12月1日起“似患感冒，体现疲惫之态”。12月12日“依照惯例对下密院予以‘冬季接见’，该日达赖喇嘛颇受劳顿”。次日，“未能对上密院予以‘冬季接见’，也未能依例参加燃灯节的各项活动”。“此后，噶厦及甘丹寺卸任赤巴强巴曲扎请求面谒达赖喇嘛，未准，且将噶厦求见哈达退回，谨收下甘丹寺卸任赤巴的哈达及礼品代金。”其间，“医生强巴益西一直在侍奉药物；乃穹护法神假附人体，叩长头，进献药品，达赖喇嘛服下”。12月17日，“于格桑频章附近的寝殿其美巧期中示现圆寂之相”。⑦以此来看，达赖开始患病时间与拉宗卓嘎所说有所出入；不能肯定是感冒；达赖病势是逐渐加重的，噶厦知道此点，要求拜见但未被批准。
《蒙藏佛教史》所载与上述不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因天年已届，如日之西沉，预知发白逝世，回归天上，电令各处，命办逝世后所需用之各项物品。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即藏历水鸡年十月三十日，午后酉时许，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自知将去，即在丈室聚集布达拉官之全体司伦噶伦及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代表安钦呼图克图等，作遗嘱曰……遂于当晚戌时入寂，享年五十晋九。”⑧以此来看，达赖神志清晰，并在圆寂之前专门将噶厦上层人物及班禅代表安钦召到面前；《中央日报》1934年3月26日所载也说他圆寂之时“捌达那寺中全体、摄隆霞巴及中委班禅之代表等均在丈室”。⑨酉时为17点至19点，戌时为19点至21点，达赖是21点圆寂的，按此则他作遗嘱后至少2个小时才圆寂。
分裂分子夏格巴说：“11月份他患了感冒，越来越重，在水鸡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933年12月17日)，他去世了。”并说是“突然去世”的。⑩
综合上面各种说法，如果达赖是12月1日患病，17日圆寂，为时17天；如果是12月9日患病，则为9天。虽然何时开始患病的说法不一，但都认为是12月15日加重，两天后去世。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其一，达赖已身患某种疾病，到12月1日或9日病状以感冒形式呈现，已非药物可治，因而达赖“自知将去”。其二，开始时以感冒的形式出现，随即出现并发症而在12月15日病势急转直下，土登贡培束手无策而“问病”于神汉。神汉并非神医，仍当感冒来治，不能对症下药，导致达赖12月17日去世。依此，达赖被毒害的可能性不大。
除上述说法外，下列一些情况与达赖的圆寂是否密切相关，值得深思。
一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之争的剧烈和复杂及达赖与属下矛盾的加剧。
《中央日报》在3月26日登载了一篇根据“藏中来信”写成的《达赖圆寂时追纪》，说1933年“达赖所训练之前后藏各缙绅之子弟约三千人被宫壁遣散，或为达赖致疾之因也”。(11)宫壁即土登贡培，这支军队如后所说是他组织的保卫达赖的卫队，并非被土登贡培遣散，这反过来说明达赖圆寂前就有人要求他遣散这支卫队，使他气病。
分裂分子夏格巴有几句话，也反映了达赖与其属下官员关系的恶化：“在达赖死前的几个月，伦钦和噶厦都向他保证所有官员都将勤勉尽职，寺院都在为他长寿而祈祷。达赖在书面回答中表示他对寺院祈祷的赞赏。他说官员们如能忠于职守，一定可以得到成就。但是如果像现在的样子继续下去，鱼目混珠，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他们就要感到后悔。”(12)
二是，达赖圆寂前的政治主张及其对中央政府与英国的态度。
1932年，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和曾任晚清驻藏参赞大臣的温宗尧就提出：“简派大员入藏宣抚，使藏民体知中央，并疏通两民族间之感情，以期共和互助，相安于永远。”(13)达赖也深知康藏纠纷长久拖下去“终非了局”，同时认为蒋介石能“统一中国，复兴中国”，因而“便有非向中央请求合作不可的主张”。(14)就在1933年12月15日达赖病势加重这天，蒋介石致电汪精卫指出：“顷接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灰电称，前次面陈解决藏事意见，亟待俯予采纳，早日奠定边局，除电请达赖佛速饬前方力避冲突，以守和平外，恳请严令刘文辉制止对藏军事行动，并速派公正大员入藏，对于一切问题根本解决，藏事纠纷自可永息等语，特为转达，请妥予核办。”(15)虽然此时关注的焦点是康藏分界问题，但是自然要涉及“一切问题”，其中包括九世班禅返藏问题。安钦称：“达赖自觉年事渐高，而又念班禅久劳于外，颇表示欢迎回藏，催促余等速返内地传达此意……惟达赖复班禅之函，意欲面交余等，适达赖喉痛，未几圆寂。”(16)虽然感冒也会导致“喉痛”，但是安钦认为达赖圆寂是在他要求班禅返藏时发生的，不能不说两者有关。
至于达赖对英国的态度，可以从他在处理康藏纠纷冲突的事例中反映出来。对于1930年至1932年的康藏纠纷，英国政府在一份外交文件中认为：“双方平等地但将之作为‘内战’来谈判并达成了停战协定，它表明西藏当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初期谈判中，西藏人努力让英国担任仲裁者，但中国人拒绝承认英国在这起‘内部’事务中有任何地位。英国没有对休战的任何谈判表示抗议，这是默认违背西姆拉条约的又一例子。”(17)因此，学者多杰才旦指出：达赖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不再坚持所谓的‘西姆拉模式’”，即在协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时不再坚持“请英国人作为中间调停者参加”；“这一点应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汉藏关系立场的一个原则性的修正。”(18)贡觉仲尼指出：英人曾“不惜多方甘言利诱欲遂其私，幸达赖善运智慧应付有方，苦心孤诣，未堕术中。虽因川衅与中土久未续交，但全藏之领土幸皆完整无缺，而复于近日得以与中央相见也”。(19)
因此，蒋介石在12月25日致噶厦电中对达赖大师“遽示圆寂”，感到“震悼殊深”，强调“西藏为国家屏藩之寄，中央视如手足，利害与共。对于藏事之处理，均一本向来亲爱维护之至诚出之，继续无间。务期益加亲善，断非任何人所能摇惑鼓动”，(20)从而强调中央与地方要团结一致共同对外。1934年2月14日，国民政府专门举行追悼大会，《中央日报》特此说明：“各界以达赖大师生平拱卫边陲，卓著劳绩，故此次在京开追悼会。”(21)
三是，英国政府与达赖圆寂的关系及达赖圆寂后的反应。
193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电称：“此处间西藏接得报告，皆称达赖喇嘛之死系由于外人屡次试探爱佛勒斯德高峰之故，盖爱佛勒斯德为喜马拉耶山之最高峰，亦即全世界最高之处，而外人入藏者每喜爬越该岭，致干神怒也。且达赖未死之前，曾通知英当局请通令禁止爬山，以免神宅之不安。”(22)英国舆论却竭力辩称并非英国政府之罪：“据拉萨方面可靠之电报，达赖实死于神秘情形下毒药之魔手”；(23)“据每日邮报马岭滂通讯员电告，西藏达赖喇嘛实为仇人所毒毙，据称此讯系得诸拉萨可靠方面。设达赖果系为人谋害，则藏中恐将发生变故，按两年前藏地喇嘛曾以反对施于商人之严峻限制为名，群起叛乱，致达赖自拉萨出走他寺。其后卒允若辈要求，并将左右亲信贬逐离藏，始告平息，达赖遂复返拉萨。”(24)虽然这段报道同样反映了噶厦内部问题，但是读起来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
根据12月19日路透社电和国民电，英国政府是在该日接到“官电”得知达赖去世的。(25)达赖圆寂之初，英国政府一时难以判断会产生什么影响，(26)但是重申必须坚持三原则：承认中国“宗主权”下的西藏“自治”；英国不能漠视中国扩大在西藏的影响；西姆拉协议规定西藏是“自治”的，英国须提供适当帮助。(27)接着，英印政府制定了进一步的侵略计划，北平通讯说：“达赖圆寂后，印度商人更进一步将西藏红花青果改制各种食品，销售于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又因宗教派别关系，联络后藏青海红教徒、后藏红教嘛嘛甚众，印度人受英人之指导，向后藏扩张宗教势力。其预定计划，拟以宗教商业之联络，实行印藏合作事业。”(28)
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噶厦内部权力之争的剧烈与复杂，其政治主张及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他圆寂后国民政府、英国政府的不同反应，可以为他圆寂的复杂原因提供一些思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的圆寂难以避免。了解这些问题，就不难理解他临终遗嘱具有深刻的含义：“尔等不听吾训诲，吾将去矣。师兄班禅在南京中央有力，应速请彼回藏维持政教，前藏后藏缁素人等应听班禅之教诲。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恼于戏。”(29)
二、土登贡培事件：摄政职位的恢复与热振当选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立即发生变动。
1895年，摄政第穆“屡次提出辞职”，乃穹寺护法神挂卜达赖“执掌政教宏业时机成熟”，光绪帝复谕批准。本应在18岁“开始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到20岁才得以“亲政”。(30)1898年，他借故将第穆禁毙狱中。自此至20世纪30年代，《中央日报》刊载说达赖手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其下设司伦一名，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司伦之下设两机关，噶厦“管理政事”；译仓“管理教务”。噶厦由四名噶伦组成，内僧官一员，俗官三员，“称为‘外四大臣’，略同内阁”。译仓“为四大中译所组织，称为‘内四大臣’”。噶厦与译仓“虽形同并立机关”，但噶厦“尤为重要”。两机关外设马基“总管全藏军队”。(31)夏格巴描述说：“达赖喇嘛是西藏政府的首脑，它的支柱包括司伦(Silon，首席大臣)、噶厦(大臣会议)、译仓(yigtsang，僧官会议，它的成员被称为秘书长)、孜康(俗官会议，它的成员被称为财政秘书)和春都(国民会议)。”(32)虽然两段记载略有差别，但基本相同，这是基本通制。
但是，这一基本体制因达赖重用两名侍从、保健医生而被打破。两名侍从即土登贡培和龙厦·多吉次杰。土登贡培是达赖的亲信和“重要随员”，执掌“内务军事”。(33)他从1921年成为达赖喇嘛贴心侍从至1929年“已经成为全藏赫赫有名的头号实权人物。甚至权力竟大到破礼仪惯例。如历来达赖喇嘛向最高行政机关——噶厦咨询政事时，须特派布达拉宫的‘大嘎准’到噶厦，再通过噶厦的‘准仲’向噶伦问政，同时在噶伦坐席前另设坐席才能传达达赖喇嘛的旨意。而这一切礼仪规定，对于土丹贡培则可以例外。他不仅不通过‘准仲’直接获得‘大嘎准’的坐席，甚至噶伦们见他到来，反而诚惶诚恐地奉迎。”“他去噶厦或到其他机关，或去视察其一建筑工程时，一出门，就有人异口同声地高呼‘坚赛贡培驾到！’”(34)此外，土登贡培在1933年下半年用贵族子弟组成一个团，称“仲扎马喀”。按照夏格巴所说：“这个团得到特别的制服、粮饷、住房和其它便利，它的总部就在宫比拉(即土登贡培)办公室的附近。他的意图是使这个团帮助他掌握权力。”(35)龙厦的权力虽然不及土登贡培，但也“常常为达赖喇嘛草拟一些重要文件，甚至可以左右达赖的重大决策，成为噶厦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达赖虽然撤去龙厦藏军总司令顾问一职，但仍然要龙厦为他“拟写所有的文件，咨询政教大事”。(36)保健医生为强巴，他“除了为达赖喇嘛治病，每人早晨给达赖切脉一次，然后决定达赖一天的饮食外，晚上七点至十一点，还要对达赖内库的各项财务进行结算，并向达赖汇报。此外，还常常给达赖抄写一些公文等”，(37)其地位也很重要。
达赖还设置两个机构，剥夺了噶厦的一些权力。一是“扎布基来孔”，由它来统一管理原来“由不同部门管理”的造币厂、制币厂、军火厂；(38)二是“包西勒空”，即征粮检查局，向大小贵族征收粮食。达赖以土登贡培、擦绒负责扎布基来孔，以龙厦担任孜本、包西勒空负责人和藏军司令顾问。在这些情况下，噶厦的权力大大下降；以往由噶厦通过司伦到达赖的程序颠倒过来了，通过土登贡培、龙厦直接通到达赖，达赖甚至要两人签署处理意见。噶伦赤门指责说：“达赖喇嘛在世时，噶厦徒具虚名，并无实权。近侍贡培和龙厦两人仰仗达赖宠信，掌握实权。”(39)这说明达赖圆寂之后，噶厦必然要对这些人物动手。
达赖圆寂后三四天，司伦朗堆·贡噶旺秋、噶伦喇嘛格顿曲杰、噶伦赤门·洛布旺杰和朗穷娃等人共同执政，即“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40)这就初步剥夺了土登贡培等人的权力。与此同时，众人“围绕着因达赖圆寂，是否需要一位摄政王来掌管政教大业，私下进行争论，同时也在‘春都杰错’(即全藏扩大会议)进行酝酿”。12月21日，“春都杰错”召开，有人提议不必设置摄政王，“有在政司伦尧西朗堆，再加上两位僧俗官员为助理司伦便可”，(41)因为司伦“在特殊情况下，可代行摄政王职权”。(42)有人提出按照惯例须设摄政王，由达赖生前器重的土登贡培出任。大多数人认为应设摄政王，但反对土登贡培出任，提出上策是“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同时仍请司伦尧西朗堆为摄政助理”。大会同意，并决定“通过宗教仪式筛选请封一位大活佛为摄政王，主持政教”，以甘丹赤巴米娘·益西旺堆、热振呼图克图土丹白益西丹巴坚赞、经师普觉活佛土丹江巴次臣三人为候选人，占卦求神结果热振当选。(43)这样，“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转到由摄政、助理摄政负责上来。不过，这只是占卜的结果，还未经过全藏僧俗官员大会通过；热振本人当时也不在拉萨，噶厦派人到热振寺迎请。
由此看来，焦点人物一度集中在司伦贡嘎旺秋和土登贡培之间，两人实际上并无可能。贡嘎旺秋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有人说他是达赖身边红极一时的亲信侍臣，(44)但也有人说他虽然担任司伦，但“年仅三十左右，更无作为”，“实际则徒有虚名”。(45)就前一种说法而言，噶厦要排除达赖生前亲信，贡嘎旺秋不可能出任；就后一种而言，他并无什么权力基础，也不可能出任。至于土登贡培，由于他在达赖在世时“专横跋扈”而遭到西藏上层权贵的“怨恨”，由于反对英国的介入和干涉而遭到英国的嫉恨，(46)不可能出任摄政。热振出任，并非偶然：其一，与达赖的安排有一定的关系。他深知自己圆寂后噶厦政局必然发生变动，因而在圆寂前到热振寺朝圣，送给热振一本白度母女神卜卦册，嘱咐“要以此卦册为今后观察善恶取舍的借鉴”。(47)因此，有人说热振为达赖“生前所眷爱，兼且神通广大、素娴法术”。(48)一些僧俗代表强调：“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向十分赏识热振活佛，从上次亲临热振寺的玉香以及各方面征兆情况来看，热振活佛是唯一候选人。”(49)其二，与英国具有一定关系。在热振出任摄政后，有人认为热振是“英国势力下之傀儡”。他为摄政，西藏政权与英国之关系“更为明显”。(50)可见，英国并不反对热振出任。
在摄政职位恢复设置和人选决定后，西藏地方上层权力之争并未结束，所有对土登贡培不满的僧俗官员进而对他动手，并顺便处置强巴，最好借口就是追究达赖圆寂的责任。本来在12月22日宁沪一带报刊就登载12月20日路透社电，称“新德里拉萨传来消息，据谓达赖喇嘛有中毒而死之说，此种谣言已引起种种猜测”。(51)这时正争论是实行司伦体制还是摄政体制，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噶厦指示贡觉仲尼呈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说：“达赖佛座治藏，恩周遐迩，全藏上下爱戴如父母，拥护若天神，安有所谓仇人，更难萌此逆谋。此种骇人听闻之流言，确系出于破坏藏局，别有用心”，要求“通知京沪各报分别更正，并咨内政部严行查禁”。(52)
热振出任摄政后，时机成熟，全藏僧俗官员大会于12月28日召开。(53)会上指责土登贡培“隐瞒达赖喇嘛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54)勾结神汉谋害达赖。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说：强巴说“我一直守护在达赖喇嘛身旁，乃穷护法跳神时，坚持要给达赖喇嘛服用‘包乌十四味’药，我认为根据达赖的病情，不宜服用此药，就说没有”。神汉“说他的随从佣人手里有此药，可用马上拿来给佛王服用”，于是土登贡培“就从佣人手里拿来了一个小口袋，把里面装的药给达赖喇嘛服下去了”，可见强巴“所叙属实”。神汉辩称“我那时正在降神，什么知觉也没有”，其佣人“却承认这个药是他的主人自己带到罗布林卡的”。(55)强巴辩称“自己一直是认真负责地给达赖诊病治疗的，只是二十八日服的药是神汉亲自给服下去的，这些情况土登贡培一清二楚”，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所服的药是毒药”，自己才“当场没说更多的话”。至于土登贡培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认为：“土登贡培起初深得十三世达赖宠信，后来达赖又器重另一个侍从官索朗罗布，对他有些疏远。土登贡培很可能因此产生嫉妒，怀恨在心，进而趁达赖病危之机，勾结乃穷寺神汉加害达赖。”(56)对这一切，土登贡培“据理申辩自己无辜，表明他是完全遵照乃穷护法神的旨意献的药，绝无违医妄为。在达赖喇嘛病情恶化时，曾多次准备汇报噶厦政府，但达赖喇嘛执意不允，他恐怕噶厦得报会惊动全体僧俗官员，都来敬献‘永安’礼物，这会使他不能安静养息，反与病情不利”。因此，“明明是遵佛旨等待佛体病情好转，才没有及时汇报噶厦政府的”。(57)
从土登贡培的权力靠山是达赖这点来说，他不可能毒害达赖；从噶厦因达赖剥夺其权力而不满来说，它很可能希望达赖早日圆寂。因此，认为达赖被毒害颇多猜测；土登贡培所言也难反驳。达赖圆寂问题只是西藏上层权贵权力重先安排的一个借口。噶厦做出处置：对土登贡培以失职论罪，以对“达赖病危未及时报告噶厦，亦未组织有效的治疗和祈祷为由”，判处发配工布江达，没收其全部财产；对于神汉洛桑索朗，以其“下药不明”而“撤销其大喇嘛职务，交哲蚌寺下属的果瓦康村处置”；对于强巴，认为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判处流放加查县。强巴伤心地说：“我自幼刻苦学习，当了保健医师后，也竭尽忠心为达赖效劳，茹苦含辛奋斗大半辈子，最后落得这种下场。”(58)
国民政府注意到噶厦权力格局变化，对事件提出疑问，关注对土登贡培的处理。噶厦致电驻京办事处否认政变，称“绝无发生变乱之事实”，强调“所有政教措施一律秉承达赖遗志，拥护政府”，要求“据实转呈中央，以制止流言”。(59)有人说，噶厦本想判处土登贡培死刑，但因“土登贡培再三求饶，念其‘以前忠心侍奉过达赖’，才免于一死”。(60)这反过来说明土登贡培不会毒害达赖。不过，土登贡培被免死，与英国政府的态度有一定关系。有学者分析了土登贡培对达赖晚年的爱国态度具有一定影响，(61)自然属于英国政府眼中的“别派”。孔庆宗也指出土登贡培事件的发生与英国有关：达赖圆寂，“一时引起僧俗群众惊疑，人心浮动，亲英派见有机可乘，野心大炽，加之英帝从中鼓动，政潮由此衍成”。(62)但是，英国政府反对处死土登贡培，他1936年从流放地到印度寻求政治避难，英印总督“承诺予以保护”。(63)这种情况或许是国民政府支持处置土登贡培的原因。虽然未见国民政府公开支持处置的文件，但是蒋介石亲笔题写刊名的《开发西北》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所载文章值得注意。
《开发西北》登载《一月来西北》，阐述两点：其一，指责土登贡培操纵噶厦，称：“自宫比以善媚见宠于达赖佛师，一切政权，暗中操纵，噶厦之名，同于虚设，藏中凡有会议，由伊仓四人(僧官)孜康三人(俗官)合组主席团，而辅以甘丹别蚌色拉三大寺之堪布(传教首师)暨僧俗官员，前后藏民议决之后，由主席团将议案送噶厦，复由噶厦签转呈达赖佛师批准，然后执行，而宫比每于实现授意，把持主席团，指亲近派充之，于开会之时，先行承意取决，名为会议，实则宫比个人操纵也。”其二，指责土登贡培反对国民政府加封九世班禅，称：“民国二十一年，中央政府封班禅佛爷以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及西陲宣化使封号，藏中人民，竟有呈中央反对者，实亦宫比一人所指使，其时三大寺中色拉寺主堪布，曾于会议中提出，谓西藏仍属中国统治，颁赐封典，政府自有权衡，况班禅佛师，为吾全藏教主，中国赐以(封)号，实为尊重吾藏。”(64)
5月23日，《中央日报》登载一封信《达赖逝世后藏人盼班禅回藏》，这是根据“由印度数藏人方面以及数汉人往来西藏者，得悉西藏自达赖逝世后之实在情形甚详”而写成的：其一，批评十三世达赖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其威权实无限制，全藏僧俗官民对之无不帖服，较之专制时代之皇帝有过之无不不及也。同尝虽有不惬意者，亦只得隐忍含蓄，莫能发露，亦莫敢发露”。其二，指责土登贡培。“当达赖在世时，全藏政教大权虽集于一身，但把持操纵之者则又为一‘监舍’公批拉。‘监舍’者，犹往昔宫廷中之宠幸，有权势”，人称“第二达赖”。“彼遇事凭借达赖名义任意断行，所谓‘内四大臣’、‘外四大臣’均不在眼中，且尤受其指挥，故皆隐忍含恨。”其三，对达赖被害也持怀疑态度。“据闻当达赖病时，彼隐其情而不报。及至危急，达赖问各大臣鞥曷尚不见来，彼始通告各‘伽龙’及三大寺喇嘛等。前传达赖为其近人所害者，盖即因此。”其四，认为土登贡培只被流放而“未明遭杀戮者，闻犹藉某外力之保护也”。这封信最后认为，土登贡培事件之发生虽然“具一面理由”，但“实则由藏人最好妒忌与报复，多由平日积怨所致也”。(65)
这两篇文章的口吻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一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态度。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批准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人事变动：占卜之后，西藏噶厦向国民政府汇报：“至上怙主达赖喇嘛之灵童业已认定，但在其未坐床执掌西藏政教前，经西藏僧俗民众同意，并通过在布达拉宫自在观音菩萨面前占卜，由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司伦、噶厦等文武诸事照旧。”(66)换句话说，全藏政教大权由热振“暂行代摄”，“至军事政治一切事宜，仍由司伦噶厦负责办理”。(67)1934年1月15日司伦、噶厦、译仓及僧俗官民全体大会正式推举热振为摄政后，西藏地方政府于25日致电驻京办事处“即转报中央为要”。(68)这是西藏地方政府自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将重大人事变动向中央政府汇报。1月3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即日呈准国民政府以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佛职权，深信热振呼图克图必能益宏智慧，敷施教化，翊奉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69)
三、龙厦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权力格局的完全终结
其实，热振出任摄政离不开龙厦的支持。按照后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所说，龙厦在土登贡培倒台过程中“活动最力”。(70)有学者认为，龙厦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一方面存在着赢得摄政地位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认准这是对坚塞·土登贡培实施报复的最好时机”。(71)前一个原因很难说，后者有一定道理。土登贡培指责龙厦“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同歌女们厮混，很少关心地方政府的事情”。(72)龙厦藏军司令顾问一职就是达赖听了土登贡培的话而被撤的。孔庆宗指责龙厦为了搞垮土登贡培，“暗向藏军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并唆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舞弊；一面由三大寺代表在西藏僧俗民众大会中提出达赖病逝怀疑案，呈请司伦、噶厦核办”。同时，龙厦“签请以噶丹赤八益西旺典、普觉活佛江巴图旦楚臣、五世热振活佛图邓坚白益西旦白坚赞为代摄达赖志为候选人”。(73)显然，如无此举，土登贡培有可能出任摄政。
可以说，噶厦利用龙厦与土登贡培的矛盾首先解决了土登贡培，下一步就要对龙厦动手。这是必然的：其一，征粮检查局对大小贵族征粮，“直接触及了大小贵族的切身利益”。但由于当时龙厦“所处的地位，加之有达赖喇嘛做后台，虽然大小贵族对他不满，也无奈何，这就为以后发生的悲剧埋下了不幸的种子”。(74)其二，在土登贡培事件过程中，龙厦“大胆主张西藏政治‘改革’”，“并制定摄政条例”。这被孔庆宗说成是“另组政权”。虽然尚不知“摄政条例”规定的具体内容，但龙厦在土登贡培垮台后以孜本身份兼任藏军总司令，摄政、司伦、噶伦“均有名无权”。(75)这是要恢复自己权力的噶厦所不允许的，众噶伦指责：“达赖喇嘛虽然让龙厦做了一些文牍工作，但他不该胡乱进谏”。(76)因此，龙厦与噶厦的权力之争立刻紧张起来，参与龙厦集团的土丹旦达说：龙厦与土登贡培同为达赖的“亲信、宠臣”，因而对土登贡培被流放“深为不安，大有祸已临头的恐惧”。(77)虽然难以说明龙厦是否因此“深为不安”，但说明了他与噶厦的关系紧张。
这种权力之争在英国的介入下变得更为复杂，而国民政府派遣大员入藏致祭的消息恰恰又是龙厦告诉英国的。1933年12月31日，他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通报：中国政府接连急电噶厦，表明要派遣一名可靠的人作为专使，立即入藏协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有关事宜。噶厦已经表示欢迎，英国政府应当关注此事。(78)英国政府立即采取对策，它“明知南京派员入藏可能打开其控制西藏、封锁内地与西藏往来的缺口，自非所愿；但因此事已为西藏地方当局所接受，遂亦暂时缄默”。(79)但是，它企图在黄慕松到达拉萨前造成亲英派控制噶厦的局面，于是派遣威廉逊的助理诺布顿珠以祝贺热振就任摄政为名，前往拉萨。
诺布顿珠先是策划擦绒发动政变。擦绒在担任藏军总司令时，就于1924年召集代本上书噶厦：“允许武官派代表参加西藏政教重大会议”；“军方军事审判无需通过请示噶厦再行办理，诸事概由藏军总司令部全会自行决定”。(80)这显然是以军干政，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容忍，撤去擦绒藏军总司令职务。达赖圆寂后，擦绒“忽然潜逃江孜英人军营中”，“藏中来信”认为擦绒“乃达赖前期之心腹，剥削民款均存英殖民地”，此次潜逃或“惧僧官民众痛恨”或“另有野心媚外”。(81)诺布顿珠到江孜与他会谈，“劝其统兵协同英兵进入拉萨，举行政治改革”。擦绒以时机未成熟为由，予以拒绝。(82)他后来对黄慕松明确说：“当达赖圆寂时适在江孜，外人有劝其率兵助英人入拉萨行政治上之改革者，以时机未至却之。”(83)接着，在黄慕松启程前一日即4月25日，诺布顿珠抵达拉萨。他一面刺探西藏地方政府对国民政府派遣大员致祭的态度，攻击国民政府，一面玩弄阴谋诡计使西藏地方政局变动。
龙厦改革恰恰在这背景下发生的。龙厦成立了一个称为“吉求贡布”的组织，意为“求幸福者同盟”。(84)5月10日，他召集僧俗官员70余人及三大寺主要代表拟定“改革”计划13条。黄慕松入藏途中听闻，其核心有5点：“停止民间差徭五年”；“将各处所屯积之粮食贷与民间，以后不再积谷”；“任官宜按资格，选贤能，严考绩，定任期”；“与中央和好”；“对西康不再用兵。”(85)前两点是解决西藏地方社会的矛盾，第三点针对噶厦制度而来，后两点是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和康藏关系，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值得肯定。
根据土丹旦达的回忆，龙厦“改革”的核心在两大方面：其一，对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崇和寻找转世灵童。龙厦宣布“将要出现经塔无顶之哉”，“现在若不着手修建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恐怕会引起意外事故”，提出：“为了保全政教宏业万古长青，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吾辈理应权力效劳。”在向噶厦提交的文书中就强调三点，即“请准予修建灵塔”、“尽快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保全政教宏业万古长青”。其二，改革噶厦制度。龙厦集团成员、俗官米日娃称：僧官们分担了宗教上的忧愁，俗官理应分担政权上的忧愁。他指责噶厦任免官员“极端不公平”，例如：“僧俗官员在任职期间，噶厦规定轮流担任管理糌粑、饲草、柴薪等各项事务，并负责摊派支应。可是我们俗官均有世袭的领地、庄园，一切都有来源。而僧官虽担任助理人员，却两手空空，不好办事。”“掌握政权的四位噶伦中，僧官之有一位”，理应“再增加一位僧官。这样，僧俗双方各有两位噶伦主持政务”。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首席噶伦赤门，批评他“一人独断专行，从各方面都表现着极端的不公道”。(86)这些要求的核心是废除噶伦终身制，僧俗官员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即拉鲁所说：“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87)龙厦将此赋予英国的色彩，认为：“英国的社会制度对西藏很适合。因为英国上有女王，下有办理具体事务的大臣，实行社会选举制度，我们噶厦也应实行这种制度。即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的地位和待遇依旧不变，而且还可以给予至高无上之荣誉，全民予以拥戴，主要对噶厦进行改革，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各部大臣，任期为四年。满四年另进行一次选举。选举应公正投票。”(88)
由此可见：其一，龙厦在诺布顿珠到拉萨之后要求“改革”，又强调改革是仿照英国政制，他是英国走狗的罪名坐实了，英国达到了在黄慕松入藏前利用噶厦内部权力之争摆弄噶厦政局的企图。其二，改革不但要废除噶伦职位终身制，还要剥夺摄政权力，使之虚设，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龙厦的失败不可避免。参加5月10日会议的曲杰尼玛向赤门告密，赤门诱捕龙厦，“以龙厦反对政府，挖其双目，永远监禁，财产充公。株连官吏百余人，除所谓主犯江金贡·索朗杰布、检查官吉朗巴、俗官米日娃、达赖经书管理员列村·土登格丹、俗官列村·扎木苏尔、僧官扎吞巴、僧官嘎强·丹巴才旺、如本恰巴·旺钦龙拉等判处放逐，财产充公外，其余皆科以罚金”。(89)黄慕松先行入藏的随员蒋致余向国民政府报告：“前捕九人，均有力亲英分子，除龙厦仍监禁外，余流各宗。”(90)
龙厦事件发生后，英国竭尽所能进行挑拨。5月30日路透社电为挑拨噶厦内部矛盾称：“前任藏军总司令伦夏尔(译音)已遭残害，闻先被挖目，后始被杀。其人前为达赖啦嘛所信任，今之遇害，想系出于现握西藏政权者之阴谋。”(91)6月4日之电重复该电腔调，称：“前任西藏陆军总司令隆夏尔五月三十日在拉萨遭人暗害，死状甚惨，先被挖目，后始被杀，其子三人与同志四人现已被逮”，还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并向噶厦施加影响，指出事件发生之因，在于“藏军下级军官四人承认与隆夏尔等结合，拟铲除华人势力，而阻止班禅喇嘛回藏也。此项阴谋之发现，使政府地位愈为稳固；而班禅回藏，亦愈属可能”。(92)
因此，国民政府自然认为龙厦事件与英国有关。石青阳在6月2日的谈话中指出：“报载西藏前藏军总司令伦夏尔被杀事，未接报告。”(93)孔庆宗认为：“英帝国主义扶持其走卒攫取藏政，原是一贯阴谋，鉴于擦绒之失败，达赖在世，未敢轻举妄动。今见龙厦登台，乘机促成政变，以图进一步控制西藏地方，破坏其与祖国接近。龙厦有此后台，认为时机已至，又见黄慕松入藏已启行在途，其由海道赴藏之部分先遣人员更距拉萨不远，深恐黄氏一旦到藏，所谓‘亲汉派’必将抬头”，遂发动政变，“谋杀热振、赤门(即泽墨)，自为藏王，求英保护”。(94)蒙藏委员会的报告说：“达赖圆寂后，中央决定派大员入藏致祭，司伦噶厦来电表示欢迎，实有意解决中藏问题。龙厦自知大员到藏，亲汉派必将抬头，本人为反对班禅反汉最力之人，必不见容于大员。故该党徒僧俗官员百余人，拟于中央大员未到藏前谋杀热振、司伦、泽墨噶伦，自为藏王，改变旧制，创立国会，求英保护，拒绝中央大员入藏。”(95)
龙厦事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其一，龙厦到底是否亲英分子甚至卖国者。有学者认为龙厦是亲汉派(包括三大寺部分僧人)领袖，(96)而首席噶伦赤门“亲英反汉思想强烈”。(97)有学者从双方面材料，即刘曼卿所著《康藏轺征》及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所著《西藏简史》、贝尔所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强调“龙厦并非亲英分子，他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所谓‘亲英’的罪名安在他头上是莫须有的”，并批评黄慕松及其随员“入藏伊始，并未对‘龙厦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调查了解，便偏听偏信，凭主观印象，不惜给龙厦戴上亲英帽子，而求自我安慰。同时，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承认西藏地方的既成事实”。(98)然而，不能认为龙厦是受英国左右的，也不能认为他投英卖国。不过，如前所指出，黄慕松入藏致祭的消息就是龙厦秘密通报威廉逊的，英国舆论又做了上述挑拨离间，英国政府后来还认为“1933年达赖的圆寂导致了西藏两派间的冲突，一派是保守派，它的基础是寺庙和尚，他们倾向于赞成中国；另一派是进步派，它的基础是军队，他们对来自印度的军火感兴趣”。(99)况且，龙厦提出改革恰恰是在诺布顿珠到拉萨活动及黄慕松入藏前发生的。因此，国民政府把龙厦和擦绒一道列为两名著名的亲英派首领，(100)并非无根据。
其二，龙厦是否以政变推行改革，是否要谋杀摄政热振。有学者认为龙厦“改革的方法则是联络西藏地方政府的中小僧俗官员，建立改革组织，以和平请愿形式进行”，即并非政变。不过，龙厦虽无发动政变之实，但作为藏军总司令却有以武力威胁之嫌；况且要“政治上改革西藏地方原有的封建政教合一的体制，代之以类似西方君主立宪制”，(101)和平请愿形式只能是一种幻想。《中央日报》4月4日称“有人拟危害目前摄政者之生命”。(102)拉鲁指责曲杰尼玛“不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还编造了该组织正在密谋杀害地方政府中的在职噶伦等等骇人听闻的谎言”。噶厦也以龙厦“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要毁灭宗教”定罪。龙厦辩称“我们主张噶伦的人选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根本没有谋害噶伦的意图”，(103)有学者据此认为“龙厦对‘企图谋杀噶伦’的罪名自始自终没有承认”。(104)但土丹旦达则说：在龙厦鞋中搜出了“制伏赤门·罗布旺杰的咒语”，初审时龙厦“拒不承认”，但在曲杰尼玛“出面对质，一一揭发重大问题后”，龙厦“才低头认罪”。(105)夏格巴宣称：“一个审查委员会在龙霞的家中找到一些文件，证实了阴谋的存在。他的目的是在谋杀池门之后推翻政府。”(106)可见，说法不一。根据摄政虚位、废除噶伦制度的情况来看，是否谋杀摄政值得考虑，但对赤门却很难说；热振与赤门对龙厦不同的处理态度也能说明此点。
这样，从土登贡培事件到龙厦事件，噶厦剥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两个侍从的权力，恢复了原有的权力，新的权力格局形成。孔庆宗指出：“龙厦失败后，拉萨政潮平息，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操于噶厦，事实上则入赤门首席噶伦之手。此时摄政、司伦虽在高位，尚徒有虚名，而无实权。”黄慕松进一步认为：噶厦形成了所谓“现政自主派”，它“以首席噶伦赤门为首，掌握大权，朗穷噶伦唯命是听，彭雪噶伦承其意旨，摄政、司伦徒拥虚位，亦与通声气。噶伦以下各级官员多属此派”。(107)英国政府则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新摄政王……成功地阻止了敌对行动，保住了自己的权力”。(108)
总之，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经历了近侍专权、藏军总司令擅权、噶厦恢复实权的演变。按照西藏地方通制，达赖喇嘛通过司伦问政噶厦，行政大权由噶厦行使，但是达赖通过两名近侍土登贡培、龙厦总揽政教大权，两名近侍尤其是土登贡培凌驾于噶厦之上。他的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激烈的权力之争及当时英国的侵略密切相关。他圆寂后，摄政职位并非按照惯例而是在噶厦反对司伦贡嘎旺秋掌权的情况下恢复的；热振当选摄政，是土登贡培、龙厦和以赤门为首的噶伦等相互间较量的结果。他的圆寂也成为噶厦、龙厦搞垮土登贡培的借口。但是，龙厦设法废除噶伦制度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失败。这样，两名近侍的权力不但被剥夺殆尽，而且他们本人也遭到处置，噶厦的权力得到恢复，实权落到赤门的手中，新的权力格局形成。
注释：
①达瓦：《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前爱国人士坚塞·土登贡培的权威及后来遭迫害的原因》，《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参见周伟洲：《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上层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西北民族论丛》2010年第7辑。
③参见喜饶尼玛：《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④帕苏·土登曲杰：《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⑤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213—214页。
⑥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55页。
⑦《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212页；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⑧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140页。
⑨《达赖圆寂时追纪》，《中央日报》1934年3月26日，第3版。
⑩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族史组1978年铅印本，第227、234页。
(11)《达赖圆寂时追纪》，《中央日报》1934年3月26日，第3版。
(12)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26—227页。
(13)《蒙藏会最近政训：请宣抚西藏》，《蒙藏旬刊》1932年第30期。
(14)《黄次长慕松讲演出使西藏之经过及感想》，《湖北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82期。
(15)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94页。
(16)《安钦等昨午觐见林主席》，《中央日报》1934年5月3日，第2版。
(17)蒋耘译：《西藏对外关系总结》，《近代史资料》第10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18)多杰才旦：《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浅析》，《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
(19)贡觉仲尼等：《达赖事略》，1934年铅印本。
(20)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第126—127页。
(21)《达赖追悼会今日在考试院举行》，南京《中央日报》1934年2月14日，第2版。
(22)《中央对藏事在缜密研究中》，《申报》1933年12月27日，第3版。
(23)《英伦对藏非常注意》，《华北日报》1933年12月21日，第2版。
(24)《英方称达赖系毒死》，《申报》1933年12月21日，第5版。
(25)《达赖喇嘛圆寂》，《申报》1933年12月20日，第3版。
(26)Annum Report on China for 1933,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I Volume 21 China,1932-1939,Ann Trotter,1994 by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80.
(27)L/P&S/12/4177 P.Z.1140/1934，印度事务部秘密档案。
(28)《英商扩张侵藏势力》，《申报》1934年5月7日，第7版。
(29)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140页。并参见《达赖圆寂时追纪》，《中央日报》1934年3月26日，第3版。
(30)《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133页。
(31)《达赖逝世后藏人盼班禅回藏》，《中央日报》1934年5月23日，第2版。
(32)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29页。
(33)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143页。
(34)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54页。
(35)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23页。
(36)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8页。
(37)帕苏·土登曲杰：《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77页。
(38)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23页。
(39)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拉鲁·次旺多吉的经历》，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585页。
(40)《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转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蒙藏委员会代电》(1933年12月20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5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41)李苏·晋美旺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16页。
(42)色新·洛桑顿珠：《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黄慕松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片断》，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0页。
(43)李苏·晋美旺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16、215页。
(44)李苏·晋美旺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15页。
(45)《达赖逝世后藏人盼班禅回藏》，《中央日报》1934年5月23日，第2版。
(46)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19页。
(47)李苏·晋美旺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15页。
(48)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144页。
(49)热振·江白降村：《第五世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传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I，第2页。
(50)郎德沛：《西藏现政权与英国之关系》，《边事研究》1936年第4卷第1期。
(51)《达赖死后传藏局有变化》，《申报》1933年12月22日，第3版。
(52)《西藏代表请取缔达赖被害谣言》，《申报》1933年12月24日，第3版。
(53)夏格巴则说是在达赖圆寂后第四天即1933年12月21日，“春都在龙霞授意下开会讨论达赖突然去世的问题。”参见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30页。
(54)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55页。
(55)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8页。
(56)帕苏·土登曲杰：《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78页。
(57)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55页。
(58)帕苏·土登曲杰：《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78、179页。
(59)《拉萨司伦电京欢迎中央派员入藏》，《申报》1933年12月26日，第5版。
(60)帕苏·土登曲杰：《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强巴》，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78页。
(61)达瓦：《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前爱国人士坚塞·土登贡培的权威及后来遭迫害的原因》，《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62)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19页。
(63)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56页。抗战期间，土登贡培得知英印政府入侵门达旺地区而向噶厦汇报，被英印政府列为“不法分子”而限期离境。他在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帮助下回到内地。
(64)文萱编：《一月来之西北》，《开发西北》1934年第1卷第3期。
(65)《达赖逝世后藏人盼班禅回藏》，南京《中央日报》1934年5月23日，第2版。
(66)《噶厦为热振出任摄政暨司伦等照旧奉职事循例呈报中央政府致西藏办事处电》(1933年12月)，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5册，第336页。
(67)《藏迎“结政乌振”总摄政教大权》，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9册，第66页。
(68)《行政院为核准热振总摄全藏政教大权事致国民政府函》(1934年1月31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5册，第354页。
(69)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145页。
(70)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20页。
(71)达瓦：《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前爱国人士坚塞·土登贡培的权威及后来遭迫害的原因》，《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72)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8页。
(73)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19－420页。
(74)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8页。
(75)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20页。
(76)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拉鲁·次旺多吉的经历》，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585页。
(77)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我参与“龙厦事件”的经过》，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32页。
(78)Express Letter from Political Sikkim,Gangtok,to Foreign,New Delhi.No,18(1)-P/33,Dated 31st,December.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秘密档案。
(79)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19页。
(80)甘典：《我所了解的擦绒·达桑占堆其人》，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37页。
(81)《达赖圆寂时追纪》，《中央日报》1934年3月26日，第3版。
(82)《黄慕松为报擦绒云达赖喇嘛圆寂时外人劝渠统兵协同英兵入拉萨举行政治改革事致行政院等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页。原文为“甘孜”，应为江孜。
(83)黄慕松：《使藏纪程》，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344页。
(84)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9页。夏格巴说：龙厦成立的组织称“克巧恭敦”(kechog kunten)，意为“快乐的联合”。参见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31页。
(85)黄慕松：《使藏纪程》，拉巴平措、陈家璡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第245页。
(86)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我参与“龙厦事件”的经过》，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32—234页。
(87)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9页。
(88)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拉鲁·次旺多吉的经历》，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第586页。
(89)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20页。
(90)《行政院秘书处为抄送黄家濂转呈蒋致余报噶厦及三大寺派代表欢迎班禅回藏电事致蒙藏委员会函》(1934年7月4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5册，第412页。
(91)《前任藏军总司令伦夏尔遭惨杀》，《申报》1934年6月1日，第4版。
(92)《班禅回藏亦有实现可能》，《申报》1934年6月7日，第3版。
(93)《安钦昨晨赴赣谒蒋》，《中央日报》1934年6月3日，第2版。
(94)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23、420页。
(95)蒙藏委员会：《西藏内情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报告》，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第170页。
(96)孙林：《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97)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98)喜饶尼玛：《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近代藏事研究》，第225页。
(99)蒋耘译：《西藏对外关系总结》，《近代史资料》第108辑，第256页。
(100)蒙藏委员会：《西藏内情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报告》，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第169页。
(101)周伟洲：《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上层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西北民族论丛》2010年第7辑。
(102)《安钦活佛等来京迎班禅入藏》，南京《中央日报》1934年4月4日，第2版。
(103)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169页。
(104)喜饶尼玛：《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近代藏事研究》，第217页。
(105)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我参与“龙厦事件”的经过》，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234页。
(106)孜本夏格巴·汪钦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第231页。
(107)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第420、423页。
(108)蒋耘译：《西藏对外关系总结》，《近代史资料》第108辑，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