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反应，是试图用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由最初极少数先哲的思想火花，进而生成磅礴激荡的社会运动，再到波澜壮阔的建设实践，其间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曲折和失败，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理念持续不断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张的过程。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主要还是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开始了社会主义实证化进程。那些被实践证明可行的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政策化、法制化和规范化，那些被证明不可行的理论，则被逐渐剔除或扬弃。尽管在当前时代，社会主义无论在观念层面、运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处在剧烈的嬗变过程中，不过，如果以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及其次生形态作为参照系的来观察，我们仍然能够大体勾勒出社会主义当代形态的基本轮廓。
一、当代社会主义是以自身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建构不是基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建设实践，而是对资本主义实践的批判与否定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成就是以同样空前巨大的社会代价换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扩展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的过程。在它的早期，这一过程带有更大的野蛮性与残酷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替代形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最初确立，是建立在一系列否定判决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便把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核心原则；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便提出了生产的计划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社会主义便强调社会支配生产资料；因为资本主义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社会主义便强调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如此等等。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同意空想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从而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但与先辈们一样，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不同的只是把这一批判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分析的理论土壤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随后的革命运动中，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对象变成了是直接的革命对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如果说革命的思想家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有什么修正的话，这种修正仍然是否定形态的推衍，而不是肯定形态的升华。即便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观察社会主义的视角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在确定某种东西是社会主义的之前，首先看它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就不可能属于社会主义了。例如，在斯大林那里，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而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① 同样，在农业方面，“大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集体的。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只能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②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低速度”一类的流行语。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过渡，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从抽象地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中去肯定社会主义。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只有资本主义消灭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资本主义消灭得愈彻底，社会主义便愈纯粹。
与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为中心不同，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是以自身建设为中心的。在这一视野下，社会主义首先不再是以对“它者”的否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自我肯定的形式出现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不过是这种肯定形态的推衍。对于这一视角的转换，邓小平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谈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 于是，针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明确表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④ 对于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的疑问，邓小平的回答是：“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⑤ 发展“三资”企业是不是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⑥ 同样，“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 显然，这些判断都是以社会主义自身建设为中心得出的。社会主义最终“挣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社会主义不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相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是为了社会主义更好的发展。
二、当代社会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点的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对现实制度弊病的批判、消除这些弊病的手段的提出还是对未来理想方案的设计，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从生产的现存物质事实中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出来”的，而只是凭着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凭着头脑的空想，凭着对现实制度的厌恶和愤怒，凭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状况的同情和忧虑“发明出来”。他们不能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以及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作出科学解释，最多只能提出某些天才的猜测。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欧洲19世纪先进文化为依托，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地吸收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推进到了科学阶段。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⑨ 科学社会主义固然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但它所依据的实践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而不是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建构的，而非经验的。因为在整个19世纪，社会主义的理念还没有物化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当然更谈不上经验检验了。只是在比较狭隘的范围内和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它才有小规模的、初级的实验，但这些实践还没有上升为或扩展为一种真正的“全社会”意义上的实证运动。
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经过19世纪的长期发展，不仅在事实上使得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势力，而且在观念上也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在竞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也可以在议会中对政府施加压力。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产生了苏维埃俄国的直接的革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有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这样，社会主义的实证化进程大大加速了。但可惜的是，虽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已非常明确地表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⑩ 但后来的实践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离开了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点，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坑。结果，因为马克思批判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就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因为马克思强调生产要有计划，我们就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我们就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马克思主张社会所有制，我们就搞“大”、“公”、“纯”。更有甚者，一些本来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被附加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下。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许多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离开了实践这个基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难免四处碰壁。
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它重新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实践的基点上。邓小平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1) 社会主义者必须用自己的实践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即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新话”。(12) 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表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3)“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4)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补充。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5)，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也要向发达国家开放，开放是全方位的，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实践为基点进行艰辛探索的产物。
三、当代社会主义是开放与兼容的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而言，社会主义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之时，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末日的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可能共生、共存，两者是相互排斥，不可兼容的。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态还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形态，都把资本主义看成不共戴天的死敌。对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消灭、埋葬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妥协只有在策略的意义上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容忍的。这一形态的社会主义只是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上才是开放的。
进入20世纪，后来被贯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可以看成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形态。就其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总体趋向看，这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16) 这种“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简单化地把资本主义视为腐朽、没落的化身，于是，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苏联以及一切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国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基础。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17) 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也没有交流与往来，只有严重的对立和对峙。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
新生形态的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从思想层面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基本上能够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这个“天敌”：对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现的新生事物不再动辄上纲上线，斥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卷土重来能够冷静对待；不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与“腐朽”、“罪恶”等画等号；开始更多地从共性方面看待对方，强调剥离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东西；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两种主义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交流与合作。总之，当代社会主义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封闭没有出路，只有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
从运动层面来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彼此兼容、相互渗透。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引进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而且还有与资本家的企业相伴随的剥削现象，以及像中国实行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某一地区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洁身自好”，资本主义因子向社会主义的机体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开展的，体制外的反叛已极为罕见。最后，社会主义因素也不断向资本主义体系渗透和扩散。这种渗透和扩散不仅仅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挤压，而且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以及改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政党在实行社会主义化，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原则的借“体”检验、借体发挥的事实，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原则的渗透力与实证化的进程。
从制度层面看，在可以看到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处关系的基本态势。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要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和军事的合作，其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不是一种短期的策略，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支配下，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彻底摒弃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而且也不把消灭、埋葬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可以预见的将来的目标，而是认可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力争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在世界经济、全球经济中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尽管两者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正是在总结过去处理同资本主义世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19)，而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20) 的。
注释：
①②(16)(1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497、542—543、561页。
③④⑤⑥⑦(11)(12)(13)(14)(15)(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225、372、373、373、291、91、203、373、64、373、168、330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719页。
⑩《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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