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好途径——学习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光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两制论文,光辉论文,祖国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1日，在这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翘首以盼，无不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顺利回归伟大祖国的怀抱而激动而自豪。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提出用“一国两制”方法和平统一祖国这一伟大构想的邓小平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论述，我们会进一步领会到这一光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我们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未来会更加充满信心。
一、民族的夙愿
1986年9月2日，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邓小平时问道：“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他强调：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
纵观历史，我们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维护和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体现，是一切爱国者的奋斗目标，因此也就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精神追求。
如果说，我们为中华民族曾在世界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自豪的话，那么，我们却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和遭受侵略瓜分而痛苦。从上个世纪的那场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被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列强入侵，国土沦丧，独立主权横遭侵犯，江山社稷满目疮痍；人民大众惨遭奴役，骨肉同胞被迫分离。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在内的大片宝贵领土。一百多年来，争取国家独立和获得民族解放，结束四分五裂和实现祖国统一，摆脱贫穷落后和走向繁荣富强，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夙愿。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多少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单从本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宣布不承认外国强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提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口号时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又付出了数千万先烈和平民百姓生命及社会经济发展极度缓慢的代价，才真正站了起来，中华民族独立的目标才得以实现。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香港、澳门、台湾和祖国大陆还处于分离的状态，国家统一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香港、澳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港、澳、台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们与大陆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海水悠悠，情思绵绵，骨肉要团聚，国家要统一，这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声。“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一直致力于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一代伟人毛泽东为祖国的统一思虑了一生，1974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把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事业的继承人和开拓者邓小平。几年后，邓小平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他还说，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他坚信，中国肯定要统一，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这也代表了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二、伟大的构想
香港、澳门、台湾与祖国内地近在咫尺，但是，多少年来却天各一方，处于暂时分离的状况，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要改变这种状况和结束这种悲剧，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恢复对这两个地区行使主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解决台湾问题，实质上就是找一个最好的途径结束敌对和分裂，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寻找和设计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方法和途径。
台湾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中的最主要问题。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割去了台湾及澎湖列岛。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才重返祖国怀抱。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后退踞台湾，挟美国财力、武力的支持与大陆对抗，使海峡两岸又处于他离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上严峻的冷战局面和国内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我们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主要是立足于以武力解放台湾。但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与台湾的统一问题。
1955年4月，当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时， 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5月，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提出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只要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重要设想和主张。但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这些倡议、设想和主张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更不可能付诸实施。然而，这些倡议、设想和主张已经为我们党以后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香港、澳门问题具有历史的特殊性。香港和澳门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强行掠夺的。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国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时期。在新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邓小平抓住了关系全局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的最主要任务。时代发展了，世界变化了，冷战思维和方式行不通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实现祖国统一呢？这是萦绕在邓小平心中的大问题。他后来这样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求实和创新，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最典型特征。他以既尊重历史又着眼未来，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前进的气魄和胆略，以全新的视角进行构划和设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应运而生了。
1978年底，邓小平在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时都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外国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后，台湾军队变成地方武装。可以看出，此时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构想的思路已相当清晰。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正式表达了和平统一的意愿和建议。一个月后，邓小平访美期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公开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这表明，我们党的对台工作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海内外详细阐述了关于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11日， 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一国两制”这一崭新的概念。
继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之后，1983年6月26日， 邓小平将“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推进祖国统一的六条设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后来，邓小平在一系列谈话中，对“一国两制”的定义、内涵、来源和意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使之成为既具有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又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的科学构想。按照这一构想，邓小平指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一国两制”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科学构想，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这一科学构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理解、支持和赞誉。就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赞誉说：“‘一国两制’是富有天才的创造。”这一伟大创造随着和平统一大业的推进而不断丰富。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和内容，而且还根据90年代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为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提出了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建设性主张，这将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产生重大影响。
三、成功的实践
“一国两制”构想本来是邓小平首先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历史的发展使香港、澳门先于台湾实践了这一伟大构想。在8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解决香港问题和争取香港顺利回归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表现出一代伟人的非凡智慧和雄伟胆略。回顾这一过程，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由邓小平亲自掌舵，确立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所以说，邓小平是这场成功实践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界”租约1997年期满的临近，英国朝野人士纷纷前来“投石问路”。1979年3月29日， 邓小平在会见港督麦理浩时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随后，邓小平即向有关部门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与此同时，他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多次征询香港同胞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借鉴对台方针、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 明确表达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是主权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这时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二是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邓小平说，香港要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在15年过渡期内香港不出现大的波动问题。邓小平强调，中英双方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这次会谈双方“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共识：双方同意本着维护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标，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邓小平后来说，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是按照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既要坚持在主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又要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和现状，还要争取英国的合作并适当照顾英方的利益。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只能用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邓小平说，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中国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从“三个条约有效论”开始，到“以主权换治权”，还有什么“经济牌”、“民意牌”、“民主牌”等等，由于邓小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英方设置的这些障碍都一一被中国政府排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和我国政府从香港问题的实际出发，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提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在体现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财政独立地位、独立关税区地位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回归以后，中央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除派驻军队体现主权外，不派干部去香港，而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些政策50年不变，50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后，我国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十分关注这部决定香港未来的法律的制定，要求起草委员会“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实质上是将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具体化、法律化，为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邓小平高兴地称《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四、科学的理论
邓小平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光辉思想，是他从实际出发，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和科学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随着在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上的成功实践，这一思想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显示出了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要和平统一祖国，就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各方面都能接受。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概念。邓小平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讲过的”。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内地这个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这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统一的国家主权。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容许并保障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长期实行资本主义，不会损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实行这样的战略构想和方针，是由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由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突破。允许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一国两制”的构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国家调和阶级矛盾和缓和阶级冲突的职能以及国家的民族属性，把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主权放在第一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
（四）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列宁，一般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在一个国家内，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有法律保障的好办法，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灵活运用和重要补充。
（五）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提出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具体和集中的体现。邓小平指出，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与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行“一国两制”，这些地区不仅可以为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和可以借鉴的技术和经验，而且可以成为我们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桥梁，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六）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途径。“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还为解决当今国际争端提供了启示和新的途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从“一国两制”构想延伸，邓小平对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领土争端问题，提出了“共同开发”的重要思想。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思想也是为化解疙瘩，消除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而提出来的。
五、美好的未来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来，由于我们坚定地贯彻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从而排除了过渡时期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距离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仅有十多天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论什么人心中如何不快并试图设置障碍，都已无法逆转。这就向全世界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而且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香港回归已经并将继续向人们印证1984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过的这句话：历史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
对于香港的未来，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充满信心。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就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 ”我们是有中华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江泽民总书记1997年5月9日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采访时说：有些人对香港回归后有点担心，但事实将会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已经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回归后，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将会依法得到保障。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预，我们坚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定会顺利进行的。有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向心力，有600多万香港同胞的勤劳和智慧，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作坚强后盾，有香港《基本法》的法律保障，香港一定能够顺利回归并长期保持繁荣，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
香港的命运是同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香港的顺利回归，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现在，我国正处在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香港的回归，对我们就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和极大的鞭策。香港的繁荣稳定，将会为内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祖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将会为香港繁荣继续提供强大的生产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支持。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具有深远的意义。1999年12月20日，我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的顺利回归，为澳门的顺利回归铺平了道路，也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为此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现在，香港顺利回归在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5年春节前夕又提出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项重要主张。这些都为打破现阶段两岸的政治僵局，早日结束敌对状态，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开辟了新的前景。
香港的历史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同一位世纪伟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样，香港百年屈辱史的结束和未来的繁荣与稳定，也是同这位伟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立者邓小平。邓小平生前曾多次表示过一个心愿：争取活到1997年，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这片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然而，就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前夕，他却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邓小平的心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在1989年说过，“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邓小平走了，带着他未了的心愿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位伟大爱国者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赤诚的爱，留下了包括“一国两制”光辉思想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一定会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包括坚持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我们坚信，香港一定会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祖国一定会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一定会实现，21世纪的中华民族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