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桃[1]2002年在《朱熹诗浅论》文中指出朱熹是我国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随着他的《四书集注》等被奉为科举考试的准则，他的思想也上升为官方思想。在后代尊儒的思潮中，朱熹的理学思想得到重视与强化，同时其理学思想对其诗歌的影响也被夸大，他的诗甚至被等同于理学着述。这无疑是不科学的。遍览其一千四百一十二首诗，可以发现他的诗内容比较丰富，纯粹用于说理的并不多，且集中在《训蒙绝句》一百首。除此之外，有对自然山水的歌咏，有对时事与农事的关注，还有说理诗与酬唱交游诗等。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力图挖掘朱熹诗的潜质，探讨其与理学思想的客观联系，还原朱熹诗的本来面目。首先是引言，包括朱熹的理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简介及朱熹诗的研究现状。正文共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朱熹诗的思想内容，分自然山水诗、感事诗、说理诗、酬唱交游诗等。论述过程中，将朱熹的诗与前代理学家的诗作比较，重点论述朱熹对已有成就的发展及其所开辟的独具特色的新领域，如对自然山水诗的拓展及对时事诗的开创。第二部分论述朱熹诗的艺术特征：总体上来说是平淡自然，表现在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意象的内敛、境界的平易及语言的朴素无华等方面。朱熹有时也注重炼字炼意，有些律诗对仗工整，且有意境。朱熹的诗七言居多。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朱熹的诗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又有一定的独创性，在宋代诗史上占一席之地。
杨敏[2]2007年在《“淫诗”说：朱熹《诗》学与清代《诗》学分歧之焦点》文中认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不仅是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源头，而且是研究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部族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史料。《诗经》自春秋时期编成以来，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诗经》诠释探讨的着述，汗牛充栋。尤其是对十五国风中的男女之诗，异说颇多。而其中影响最大，也颇受人非议者，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诗集传》中提出的“淫诗”说。《郑风》《卫风》等风诗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被定为“淫奔”之诗，而且说成是“郑声淫”的具体表现，而“郑风”更背上了“淫诗”的骂名。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包含了许多政治、历史的因素。随着元明定朱熹《诗集传》为科举考试标准，再到清初，理学继续被立为官学，朱熹的“淫诗”之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以戴震、段玉裁、马瑞辰、焦循、胡承珙等人为代表的实证考据派的兴盛，以及以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为代表的辨伪疑古之风的兴起，朱熹的“淫诗”说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成为汉宋《诗》学争论的焦点问题。
甘秋月[3]2018年在《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文中研究指明朱熹为众人所知的身份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但他的诗人身份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朱熹诗数量繁多,《全宋诗》所收录的就有一千四百余首。他展示给世人的形象多是正襟危坐的道学家模样,而对生活情感上的流露却不多见。对家、国的爱与忠,是每个人内心都拥有的情怀,他也不例外。基于此,这篇论文以朱熹诗的家国情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他的生活情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论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前叁章主要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以《全宋诗》为参考,从朱熹一千四百余首诗中将其家国情怀相关的诗分类整理出来,分别列为亲情伦常诗、爱国爱民诗、感怀不遇诗叁个部分加以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美学角度探究朱熹家国情怀相关诗作的审美意蕴,发现其诗中呈现出意韵生动、豪放雄健、冲雅养志等方面的艺术效果。第五章在前四章的基础上,探究朱熹忠孝观致因,主要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家学师承几个方面来论述。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亲情伦常诗创作概况的论述,包括孝悌及敬诸长辈和勉励诸弟子侄的作品。文章通过具体解读亲情伦常诗,结合朱熹诗论及孝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对其天伦观进行论述,发现其中以“敬”为本而表现出的“畏”、“爱”与“诚”的道德伦理情怀。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爱国爱民诗的论述,包括爱国忧时及同民忧乐的作品。文章通过具体解读爱国爱民诗,突出其丰富而深广的社会写实性,反映了朱熹勤于王事、寄身国运、关心百姓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意识,以及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第叁章论述感怀不遇诗,主要从其生命易逝的感怀、政事不济的幽愤、超越不遇的达观叁个方面来论述。通过对感怀不遇诗的探究,发现朱熹面对命运遭际时,幽愤之余,依然对国家寄予了深厚的关切,仍充满“世间无处不阳春”的达观心态,从而突显其现实教育意义。第四章从美学角度出发,简论朱熹诗的审美意蕴,发现其诗具有意韵生动、豪放雄健、冲淡养志的艺术特征,并结合其诗和诗论分别阐述。第五章论述其忠孝观致因,主要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以及家学师承几方面来探究,并发现忠孝观直接影响其家国情怀相关诗的创作。论文通过参考相关史籍文献,对朱熹家国情怀相关诗进行分类整编,通过对比朱熹诗与同时代及前人诗作在风格上的差异,并结合诗论分析其艺术特色。文章对朱熹家国情怀类诗的研究,旨在将他置于一个诗人的位置,挖掘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及人文情怀。研究中发现朱熹也有与常人一样的生活情感,这与数百年来他在大众心中树立的道学家形象略有不同,也为学界对朱熹思想的研究贡献出微薄之力。
林春惠[4]2017年在《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的诗歌创作研究》文中指出朱熹不仅是南宋的理学宗师,也是一位优秀诗人。本文以其在福建武夷地区创作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具体文本,结合宋代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学术思潮、福建武夷地区的地理民俗,以及朱熹的成长教育环境、生平经历等方面,论述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形成的诗学主张、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绪论简介学术界对朱熹诗歌的研究现状。正文共有叁个部分:第一章展现以理学为主导、兼有佛老思想的家学师门对朱熹思想、性格、诗教观的影响,推崇古风,淡于技巧,提出萧散闲澹、平易自然、雄健豪放的诗歌批评标准;第二章论述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诗歌创作的题材,分为山水田园诗、说理诗、交游诗、即事诗四类,主要结合山水田园乡村的景色、朱熹日常读书和斋居生活的体验、对时事民生的关注以及平时交游往来的唱和等,展现诗人在福建武夷地区经历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论学体物的感悟、平凡生活的图景等方面;第叁章分析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创作实践呈阶段性,早期模拟,中期变化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体裁多样发展,晚期格调低沉。整体而言,诗歌语言具有自然平易的特点,语序完整,意脉畅达,善于白描,语言质朴,兼有用典、比兴等多种手法的运用,在自然山水、理学视角、气格品性、环境心境等的影响下,形成以萧散闲澹为主、兼有清新活泼、雄健豪放的诗歌风格。
庄伟民[5]1989年在《《诗经》悼亡诗浅论》文中研究说明《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古典诗歌之一。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周代社会现实,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就在它的《国风》和《小雅》类别的诗篇中,有几首悼念亡故者的诗歌。除了个别篇章古今聚讼,各说不一,仍无法定准外,其它比较一致的,认为《邶风》中的《绿衣》、《唐风》中的《葛生》和《小雅》中的《蓼莪》都是悼亡诗。《绿衣》是鳏夫悼念亡妻之歌;《葛生》是寡妇悼念亡夫之歌;《蓼莪》为征人还家后悼念父母双亡的哀歌。但历来诗评,对于这叁首悼亡诗,却有不同程度的曲解。本文试就它们的含义及思想、艺术价值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董超[6]2009年在《曾几田园诗浅论》文中研究表明曾几的田园诗既有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的快乐、丰收的喜悦、民风民俗等,而且毫不回避地展现了农家生活的种种艰辛,如天灾之苦、饥寒之悲等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农家生活的多种细节,从而亦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王光磊[7]2003年在《刘禹锡乐府诗浅论》文中指出刘禹锡的乐府诗在他的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独特的一生中,作为诗人,他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诗歌的特点和风格;在继承前人相关的艺术成果的基础上,他以个人特有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在中唐的诗歌的创作中而卓然成为一家。
张箫[8]1985年在《雅诗分类简说——雅诗浅论之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自结集以来特别是汉代以后,一直被尊为经典,“掌之王朝,颁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朱彝尊《曝书亭集》),作为一种说教——诗教——的工具,担负起了维护封建道德的政治责任。“五四”以后,《诗经》的研究冲破了经学的束缚,特别是对“国风”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对“雅”、“颂”也作了一些分析和评价。但是,较之“国风”,“雅”、“颂”的研究就显得相形见绌了。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在全面考察《诗经》的基础上,对雅诗作了较细致的探讨,认为雅诗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刘晓南[9]2012年在《唐宋叶音异同说》文中提出叶音萌于南朝,唐代得到发展,宋代大兴。唐、宋两代的叶音是否相同?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宋叶在继承唐叶注重语音根据的学术传统基础上,在注叶形式、对象与内容等方面作了术语规范化、对象集中化、操作规程严谨化等改进。尤可称道者,宋人叶音较唐代有两大新的拓展。一是在语音根据上的拓展,即运用当时方音和切韵学"四声互用""切响通用"原理作叶;一是在使用范围上的拓展。宋人除了传统的读古诗作叶谐韵之外,还将叶音运用到现时诗歌创作之中,有效地扩大了诗歌押韵的自由度,为诗人突破诗韵僵化的框架,利用实际语音押韵提供了根据;同时保留了宋代实际语音,为语音史留下了珍贵的语料。这些材料对诗律史、文学史甚至是科举史也都有研究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海燕[10]2005年在《戴震与朱熹诗经学比较》文中指出有关《诗经》的研究,在朱熹和戴震的经学研究中都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朱熹的《诗集传》、《诗序辨说》、《朱子语类》和戴震的《毛诗补传》、《毛郑诗考正》、《杲溪诗经补注》,从注校和诗说两个方面对朱、戴二人的诗经学进行比较。全文分叁个部分:一、有关注校的比较,包括注释原则、利用古注、博采众说、训诂考证和校勘五个方面;二、有关诗说的比较,包括对《毛诗序》的态度、对诗旨的阐释、对爱情婚恋诗的看法叁个方面;叁、戴震对朱熹诗经学的继承和批判。通过对比研究和探讨,可以看出戴震在治《诗》的思想和方法上对朱熹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以及戴震诗学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朱熹诗浅论[D]. 李春桃.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2]. “淫诗”说：朱熹《诗》学与清代《诗》学分歧之焦点[D]. 杨敏. 四川大学. 2007
[3]. 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D]. 甘秋月. 贵州师范大学. 2018
[4]. 朱熹在福建武夷地区的诗歌创作研究[D]. 林春惠. 南昌大学. 2017
[5]. 《诗经》悼亡诗浅论[J]. 庄伟民. 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
[6]. 曾几田园诗浅论[J]. 董超. 语文学刊. 2009
[7]. 刘禹锡乐府诗浅论[J]. 王光磊.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8]. 雅诗分类简说——雅诗浅论之一[J]. 张箫. 绥化师专学报. 1985
[9]. 唐宋叶音异同说[J]. 刘晓南.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0]. 戴震与朱熹诗经学比较[D]. 陈海燕. 安徽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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