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迪斯尼：奢侈与公共行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迪斯尼论文,上海论文,奢侈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迪斯尼与公共行政
上海可能兴建迪斯尼大型游乐园的消息近来再次浮出水面，一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令笔者感兴趣的倒不是诸如“迪斯尼到底是落户浦东川沙还是崇明”、“据说多达400亿的庞大预算”以及“香港迪斯尼的前车之鉴”或相应的地缘经济学等问题，而在于这一事件在全球化文化生产和传播体系中的象征意义。此事事关上海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文化事业，自然可以放在诸多理论背景下进行审视：发展经济学的思考起点是：“发展为了谁？通过谁来发展？为什么而发展？”① 政治经济学则关注：“谁在赚钱，赚谁的钱，赚钱后怎样使用？”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则关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分工体系及其新旧秩序（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公共行政理论或公共管理学则更多关注公共利益服务，“一个公共事业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为所有成员提供服务）”②，及其方式：是政治与行政的分立以及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还是决策与执行运营的集权③。换言之，首先必须弄清楚迪斯尼项目的中国合伙人及其经济身份，即由谁来投资和运营，是国有还是私营，是国家控股还是私人投资——这也涉及公共行政理论中所谓的“国家的边缘”即“政府公司的不断膨胀和公共政策的私有化”等问题④ 等等，只有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才能进入到下一步的分析。
倘是政府投资（这意味着使用纳税人的钱，因此亦是一种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在决策或纳入预算时必须综合考虑其经济收益与社会文化效应等诸多方面。从社会文化效应方面来考虑，则涉及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定位与城市建设与发展定位（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还是“以权力、资本和财富为本”等，何为目的，何为手段、杠杆，也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全体市民、中高收入阶层乃至权贵阶层？）等论题，所以首先应思考如下问题：第一，在上海市的城市建设、公共行政和公共文化事业等方面，迪斯尼项目是否占据着一个应予优先考虑的位置，是否尤为紧追和必要，有着怎样的（短期与长远的）社会效应或后果，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象征意义；第二， （就中国投资方而言）对迪斯尼具体的管理、运营如何，政府如何监管，利润如何在国家、（地方）政府与管理者、经营者之间进行分成（这涉及所有权、使用权与经营权等之间的复杂关系⑤），又如何通过诸如合理的税收政策杠杆、公平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合法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不断扩展的公共文化建设事业等，让全体（上海）人民获得切身利益，等等。一言以蔽之，在建立起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全、完善、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包括公共财税体制）和行政制度前提⑥ 的基础上，如何保证其“公共性”，其“公共性”又如何体现出来。
这便首先需要回答何为“公共性”的问题。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的理解有三个维度：机构、利益和参与。就“机构”而言，“根本的区别在于机构成员的行动是因私还是为公。公私之别对回答以下问题非常重要：作为机构成员，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行动和决定对他人的影响有多大？”公共“利益”意味着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即公共利益。“参与”指机构、服务、事务等的开放度，换言之，是向全体人民开放，还是仅仅只有部分特定人群受惠？这包括活动、空间、信息、资源以及服务、决策等的参与性。与上述三个维度相对应，便有关于“公共性”的制度定义（不可简单地定义为政府机构，而是同时也包括公共部门、某些非政府机构、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基金会、民间财团以及诸如志愿组织、非赢利公司、慈善事业等的非赢利、志愿性的第三部门组织等）、规范定义（新公共行政学理论不注重政府机构而更注重公共利益，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及其行动，还包括其他机构、技术和相互关系。换言之，公共行政理论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优先论为其首要原则）和组织定义（以促进全体人民和最广泛群体的利益服务，强调其覆盖范围、最大利益化、公正与公平等）⑦。以这一“公共性”概念来考量上海迪斯尼项目，就应该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公共行政建设、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市民实际生活质量改善之间的关系⑧。换言之，对迪斯尼项目的优先性进行战略评估。显然，迪斯尼项目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这也应该是政府或相关部门有意引进迪斯尼项目的初衷。但需要考虑的是，在目前中国和上海经济总体发展形势下，时机是否成熟？是否牺牲了当下其他或许更为重要、紧迫、需要优先资金投入和行政应对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来换取迪斯尼项目带有一定风险的将来可能的经济收益？这仍然值得深思熟虑和周全思考，进行全面周密的可行性分析调查。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是集中财力优先办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公共文化等方面的事情，因此，与单纯的商业、娱乐目的的考量相比，是否应该优先考虑诸如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直接惠及全体市民的公共事业？这应该是相关部门将其纳入行政决策考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政绩考核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应当承认，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事业等多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显然同样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而就当前的上海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目前的大多数上海普通市民而言，迪斯尼其实仍然属于高消费娱乐产品，而上海历来并不缺乏针对富人阶层的高消费娱乐，相对欠缺的恰恰是适合平民的有质量有品位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以及相关的公共空间和场所。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作为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或平民身上。在进行城市公共文化规划设计时，理应认识到这一点：同质的、单一的、过度商业化的娱乐设施、项目的大量建设和密集分布，并不意味着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化，而恰恰是狭窄化了，不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质量，不利于人性的扩展和丰满，无法促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城市公共文化、娱乐消闲事业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丰满，而并非数量上的单一层次的同质扩展。
二、迪斯尼：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分工体系
上海迪斯尼项目的经济、文化身份也必须予以分析辨认，这包括国际身份与国内身份，前者涉及西方迪斯尼公司与“中国合伙人”之间的权责约定和利润分成等问题；后者要追问的是，项目到底属于公共行政事业还是私人商业，抑或是国有企业或其他——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伦理原则。两者都涉及不同范围经济、文化秩序中的差序格局，即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内经济结构体系。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在当代世界，即使不同国家、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互相渗透交融，颇难尔吾分清，但透过云遮雾障的表面现象深入到本质层面去弄清楚隐蔽的但却实际存在的彼此疆界，至少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仍然极为重要。如果将迪斯尼项目置于全球化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中进行观照和拓展分析，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愈发繁复起来。全球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都注意到了以下现象，即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和体系中的严重不平衡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日益采取新的种种形式，由产业扩张、资本扩张而至于金融扩张、信息技术扩张与文化扩张，造成各个领域等级制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劳动）分工体系和利润分配链条中日益处于低等级的不利位置，发达国家处于优势主导位置。与此同时，在跨文化交流或文化影响方面，也表现出不对等、不平衡的特点。质言之，西方国家更多地扮演文化输出国和主导者的角色，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被动接受，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与传播的优势——有学者甚至宣称当今世界已经由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进入到了传播的帝国主义⑨——日益主导了世界文化市场。事实上，世界文化市场也日益形成一种国际文化新秩序或世界文化分工（等级）体系。
上海迪斯尼项目是这种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部分表现之一，并在西方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娱乐等涌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可能产生种种问题和后果。
第一，加深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技术、文化分工体系。迪斯尼项目是由中国方面提供地皮与资金，迪斯尼公司提供品牌、技术和管理。换言之，对方主导文化产业，以此吸纳财富，拿走大量利润。最后就导致这样的后果：你生产我消费，你销售我掏钱，你掌握核心技术、文化创意和文化品牌，我则日益沦为一个做着技术含量低下的简单工作的打工仔。就短期和局部范围以及少数人群（譬如中国的商业合伙人）而言，或可以获得一定利益，但就中国的长远和整体利益而言，却可能造成危机，导致中国愈加深深卷入和定格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地位，加深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并使翻身的成本愈发巨大，积重难返，甚至使其永恒化。于是事情就演变为“少数人的骄傲，整体社会或国家的悲剧”。被动卷入不同于主动融入，后者试图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争得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仅仅满足于被别国资本和技术客体化、市场化和物化，这样一种状况对维护本国的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是远远不够乃至十分危险的。
第二，被外部因素主导和市场化了的审美、消费口味以及相应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文化）产品的倾销和利润掠夺。影视传媒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年青一代的审美口味与消费习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化，年轻人更受到平面化、麦当劳化的美国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迪斯尼在内的西方大众传媒文化的消费对象往往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过于引进这种单薄的流行娱乐文化，并不能让消费者获得更深刻和更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体验和收获。
第三，跨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以及由于外来强势文化（何况还是不完整的西方文化，即仅仅是西方的影视传媒、流行娱乐文化等大众消费文化）导致的本土文化发育迟缓、活力迟滞，和在培育自身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产品和文化品牌方面的问题。就接受者而言，看似是积极消费（这是文化强势或传播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影视文化等的综合长期作用下，所培养出来的审美趣味等整体背景的一部分，是其表现，亦是其结果），其实是成为资本运作后的文化俘获物，通过种种看不见的手的中间环节的运作，将发展中国家的血汗钱拱手转移给西方发达国家。另外，由于这种依附性文化、经济、技术的国际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总是停留在模仿和被动追赶的阶段，难以从文化进口（输入）国转化为文化出口（输出）国。
第四，自我文化身份失落和（历史）认同感的模糊，甚至导致在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方面出现障碍，这是尤其吃紧的一个重大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兹不赘述。
显然，如何避免这种状况意义重大。而倘要打破宿命，扭转和走出此一文化发展的恶性循环，就需要确立长远和切实的整体文化发展战略，譬如：重视教育（亦是一种——事实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公共文化事业），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识教育和通识教育，这是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最关键的基础环节；重视对外文化、知识和信息的全面而深层次的交流，培养全球意识和眼光；重视打造本土文化品牌和特色，包括培育本土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培养本土的文化产业人才和文体明星；重视挖掘传统与文化的融合创新，由模仿创新、跟踪创新而至于自主创新；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竞争意识，重视宣传推销本土优秀文化产业和产品；致力于扭转在国际分工和报酬体系中的低层级地位，争取向高端移动，赢得比较优势，乃至建立文化、科学技术、经济等领域的世界新秩序；等等。质言之，世界经济新秩序与世界文化新秩序应该相须而行，要致力于逐渐由文化的输入国转变为优秀文化的输出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笔者一味反对引进类似于迪斯尼项目的娱乐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也不是无视商业机会和经济学逻辑进行泛道德化的批评，更不意味着秉承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闭关主义乃至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自由开放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不是试图限制边界的自由有利的变动，但要对边界状况（经济文化等国情）有充分的把握。其实，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 “融入得越深，平等对话的能力就越强”。既要自力更生，也要引进外界智力；既要自己创造和掌握，也要学习和引进各种核心技术。就此而言，泛道德化地片面拒绝和批评迪斯尼项目并不可取，因为引进亦是一种扩展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但这种引进要掌握时机，要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
三、迪斯尼：奢侈与炫耀性消费
毋庸置疑，迪斯尼项目显然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时机成熟且运作得当的话，亦能获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并通过公共行政等造福公众。迪斯尼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公共文化建设，前提是尽可能多的市民都能够参与进来。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及其水平之间的关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避免收入失衡和消费失衡现象，即避免娱乐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的过度扩展损害公共行政或公共文化建设事业，或由于收入失衡以及相应的消费能力失衡而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就涉及对“奢侈消费”或“炫耀性消费”的分析。
本文无意对奢侈的概念、奢侈文化及其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⑩，而重点关注往往与奢侈消费相须而行的一种消费心理即“炫耀性消费”，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后果。
笔者并不反对适度的奢侈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奢侈性消费亦有其正面作用，是一种“革命性力量”(11)。奢侈能刺激消费，带动经济繁荣。奢侈品是“有用的弊端”(12)，奢侈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有奢侈品工业才能提供投资的机会”，并因此“生出了资本主义”(13)，尽管其“目的是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但炫耀性消费亦具有“孕育品牌”等正面功效(14)。奢侈消费甚至还具有国民经济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15) 是其最常用的自我辩护的口号。事实上，奢侈品及奢侈消费还具有其他种种功用：它往往意味着身份（的象征）、社会分层、品位、时尚、风格个性、商业信用、声誉和经济实力的象征、欲望满足、心理慰藉和优越感（炫耀）等多重社会文化含义。
笔者也并不反对娱乐，在现代社会，娱乐需要亦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应予相当的满足。笔者所担心的是论者称之为“炫耀性消费”的社会风尚、消费心理、消费行为方式以及其他由奢侈消费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因素。所谓“炫耀性消费”指其消费目的并不在于消费物品或其使用价值本身，而在于通过这种消费所获得的一种身份的夸耀和心理的慰藉，或魅力的附加值等。“夸耀性消费具有使个人和家庭误入歧途的诱惑力，在军事领域投入巨资同样具有使国家误入歧途的诱惑力。我们也许能幸运地逃避核灾难的降临，但是，我们热衷于夸耀性消费所造成的浪费却日甚一日。”(16) 如果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文化事业中助长夸耀性消费，那么，问题就更加严重。相反，“如果有一天夸耀性消费的增长趋势能够得到抑制和全面的削减，那么全社会每年就将节省上万亿美元的财富。……可以用在能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其他各种非夸耀性消费项目上。”(17)
事实上，除了炫耀性消费，由奢侈品和奢侈消费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批评反对意见在所不少。譬如，让人成为奢侈品的俘虏，不断追逐奢侈品，身心疲累；传染性攀比习气；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消费心理和习惯以及空虚、浅薄的生活格调和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为了赶上消费而忘记生活和失去快乐；消费愈多，愈不快乐；增加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浪费（人才浪费、资源、经济浪费等）与恶性竞争；小则造成人性柔弱女气，大而至于国家灭亡——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国际贸易失衡，国际矛盾争端增多；贫富分化、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刺激欲望和贪欲，怂恿腐败贪污（奢侈与腐败是一对双胞胎）；损害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奢侈与社会身份、社会分层、等级制，奢侈与社会主义）等。
名为体验经济或体验型娱乐消费的种种“炫耀性消费”，一方面造成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的普遍贫困、贫弱和浅薄，另一方面还造成巨大浪费，并影响到相应的社会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也并不利于真正的社会和谐。炫耀性消费使得人人都想拥有其实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譬如豪华汽车、大而无当的住房等，消费日益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炫耀性消费具有传染性，刺激他人的欲望和盲从，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争着去体验而缺少对娱乐和消费本身的反思，“我娱乐、我消费，故我在”取代了“我思故我在” （所以，名为旅游和娱乐，其实往往不过是忙着照相留影而已），娱乐消费成为谈资、攀比和盲目的从众行为。
因为炫耀性消费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和消费模式，使得诸如迪斯尼这样的（奢侈）娱乐消费项目具有吸纳中国各地的富人阶层前来上海进行消费体验的吸引力，这当然也使上海从全国各地吸纳来了财富。但尤其重要的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西方投资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成比例地吸纳了整体中国的大量财富，加重了本已存在的中西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在这样的一种国内经济结构和基础上（内需不振，内部消费能力的两极分化和极端不平衡等）的国际贸易，即使从表面上看上去十分繁荣，发展迅速，却往往反而可能造成十分危险的后果，这是值得警醒的。桑巴特谈到奢侈的革命性力量时说，“贵族的财产主要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财产通过种种方式被转移和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中，又通过后者的奢侈消费或娱乐消费以及其他经济、金融形式等转移到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老百姓的手中，并由此造成种种国际、国内的矛盾和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威廉·莫里斯的评论一语中的， “奢侈一词的现代含义，是指一大堆的虚伪财富，它们是竞争的商业所发明的东西。奢侈不仅奴役了那些被迫去生产奢侈品的穷人，而且也奴役了那些愚蠢而不太快活的人，他们购买奢侈品，受到它的牵累，增添自己的麻烦……”(18)。
面对奢侈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相应的理论和现实应对策略。对奢侈性消费的负面因素有种种对策，而且，多数属于且理应属于公共行政的应对，换言之，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进行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应对，这也和本文第一部分对公共行政的强调接榫起来了。就奢侈消费而言，譬如颁布法令，征收奢侈品税，限制进口外国奢侈品，征收不同税率的奢侈品消费税以及更普遍广泛的累进消费税，而不是单纯的奢侈品消费税，并因此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方式和行为；为国计民生和公共整体利益进行资源配置，为“和谐社会”重新分配财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对世界经济新形势和能源危机；树立节约型社会新风尚，建构节约型社会伦理即创造出一种提倡节约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反对夸耀性消费的社会氛围、舆论和公共伦理。
以上是由上海迪斯尼项目所引发的一些思考，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进行公共行政或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时，尤其是涉及大型项目的运作时，除了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体社会文化效应，包括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以及整体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p.174。
② ［美］尼古拉斯·亨利著，项龙译，《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p.35。
③ ［美］罗伯特·丹哈特著，项龙等译， 《公共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p.65。
④ ［美］尼古拉斯·亨利著，《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p.36。
⑤ 关于当代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税收（政策）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参见：［英］马克斯·H·布瓦索著，王寅通译，《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pp.512－603。
⑥ 当下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即建立“大部制”亦可进行相应解读，参见：《大部制植入分权制衡概念五年内完成》，来源：《镜报》，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1511257&extra=page%3D1。
⑦ 参见：［美］尼古拉斯·亨利著，《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PP.35－37。
⑧ 经济学家在谈到菲律宾在经过早期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后陷入持续的贫困境地时分析说：“为什么宏观经济增长和贫困加深这两者之间有矛盾，那是由于该国用于社会政策的经费匮乏和国内以孤立的小块区域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为主导。”［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症》，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p.103。
⑨ ［法］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⑩ 参见如下诸书：［美］克里斯托弗·贝里著，江红泽，《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德］维尔纳·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美］罗伯特·弗兰克著，张杰、蔡曙光译，《奢侈病：无节制挥霍时代的金钱与幸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一版。
(11)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奢侈与资本主义》，p.212。
(12) ［德］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3)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是节俭还是奢华？参见：［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奢侈与资本主义》。p.215。
(14) ［德］拉茨勒著，《奢侈带来富足》。
(15)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奢侈与资本主义》，p.151。
(16) ［美］罗伯特·弗兰克著，《奢侈病：无节制挥霍时代的金钱与幸福》，p.282。
(17) 同上，PP.282－283。
(18) ［英］威廉·莫里斯著，《艺术和社会主义》，转引自：许民彤，《热点：“奢侈”正在成为鸦片》，《中国教育报》，2007－5－29，http://www.noblechinese.com/guiren- news2/info/66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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