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思想渊源_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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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其科学性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验证。在目前全国上下认真学习《邓选》和《纲要》的热潮中,探讨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对于全面把握理论的基本内容,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实现“九·五”规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外开放理论来自于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思

邓小平通过对我国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得出一个深刻的认识:封闭必然落后,开放才能昌盛。他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开放与封闭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祖先既尝过甜头,也吃过苦头。我国大约从3世纪到明朝中叶,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个中原因是我们的祖先思想比较开通,国家比较开放。当时的社会处于封建时代,社会分工很不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这种封闭式的经济形态并没能完全阻碍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远在公元前100多年,我国就开始与亚洲、欧洲许多国家建立经济关系。汉朝的张骞通西域,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西部“丝绸之路”的开辟,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就是我们祖先与周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进行域外通商的典型事例。虽然那时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联系主要还是着眼于互通有无,其规模也不大,且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毕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科技文化成果交流。正因为开放,使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世界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由于开放,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在3—13世纪,中国保持一个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也正因为开放,使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从秦、汉到唐、宋、元历代经久不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15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的300多年时间里,由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无视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以至逐渐落伍。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①a]为此,他尖锐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②a]

二、对外开放理论来自于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敏锐观察

在我国经历了十年内乱后刚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就以深邃的眼光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越来越突出。首先,表现在国际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日益加强:随着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原有的企业内部直接生产过程的分工,不断拓展到企业外部;不同工业部门内的分工,也越来越跨越地界与国界,形成为国际间部门的分工。如今许多现代化产品,其零部件的生产与工序之间的分工,已大量发展为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往往是在企业间、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纵横协作中完成的。例如波音747客机的生产,由15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中小企业参加协作,其中不仅有美国企业,还有包括英国在内的6个国家的企业。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国内外中小企业作为协作联系单位。其次,表现在国际间经济往来的范围日益拓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新产品新部门不断涌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建设所需的全部资源,只有通过国际间的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据统计,全世界的贸易额,1950年仅为607亿美元,1970年增长到3000亿美元,1990年则达到34700亿美元。[③a]更令人注目的是,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已从一般的商品交换,发展到多方面的经济联系,如货币资金融通、国际工程承包、技术与劳务合作,国际信托与租赁等等,内容涵盖了生产、流通、资本、金融、技术、信息以及经济协调等领域。涉及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种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过程,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介入到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进程中去。最后,表现在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合作日益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一切科学领域都领先,也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发和掌握所需要的全部技术,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技成果为本国所用。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研门类越来越多、科研分工越来越细的条件下,一项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更是需要许多国家不同学科的相互配合。战后,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和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最典型的要算是80年代西欧国家制订和实施的“尤里卡”计划,以及日美军工高科技合作计划。还有,企业集体间的科技合作也出现了国际化的新动向。例如90年代以来,日本东芝公司与美国IBM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组成了科研共同体,合作开发256兆位芯片;美国波音公司与法、德、英、西班牙4国有关公司共同研制新型远程喷气客机。这就标志着科技的进步,已从依靠个人、企业、国家的力量向依靠国际间群体的力量发展。

面对着世界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把自己封闭起来,连信息都不灵,只能越来越落后。他还敏锐地觉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在这一浪潮冲击下所产生的知识、技术、资金市场等多层次的重构和转移,无疑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接受外来投资和增加进出口的机会,从而导致产业升级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同时,由这一浪潮带来的高新科技产业和边缘产业的出现,必将推动世界酝酿新的产业革命,这也会给未来的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生活带来新的变革。所有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技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很好把握的机遇。正是在纵观了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明察了当今世界经济的特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后,邓小平果断地确定了中国在这一变化坐标中应有的方位,并告诫全党:形势迫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竞争和合作,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才能赶上时代,赶上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三、对外开放理论来自于对外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概括

考察当代外国经济,无论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还是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无一例外地是在自主开发本国经济的同时,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现的。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腾飞、加速经济发展的普遍经验。

就美国来说,这是一个资源丰富、资金雄厚、科技先进的大国,战后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条件,也不是样样具备,万事不求人。且不说它拥有的巨大的生产能力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来补充原料和销售产品,就是在资金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还有求于其他国家。美国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又是最大的债务国。多达几千亿美元的外债中,尽管包含着外国到美国的投资,与一般国家的欠债有所区别,但也说明它正在积极利用国外资本。在科技方面,美国一方面不断地向国外转让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又积极招聘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这种高级人才和技术的引进,在美国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属于资源少、市场小的岛国,更是靠对外经济开放强盛起来的。战后,日本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把“贸易立国”作为基本国策,把“出口第一”作为经济纲领,通过对外贸易为其工业品扩大海外市场,增加外汇收入,获取大量的廉价原料、燃料,从而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时输血,并注意把引进外资同引进先进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改进、创新和推广应用,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十分注重吸收别国有益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的特点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先进的企业管理体制,使之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一起,成为带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两翼。

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也不乏其例。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算是60年代后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以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为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地少人多,资源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内部市场狭小,但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虽然经济起步的动因各有不同,但发展过程都步入相同的道路——外向型经济。在这条道路上,它们除了大力吸引外国资本以外,还凭借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海外交通条件,在60至70年代期间,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向海外转移的机会,积极发展出口加工业,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促使国民经济迅速起飞。这几年来,马来西亚经济的成功转型,也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目前,马来西亚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产品出口国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已达2000多美元,成为东盟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经验就是实行广泛吸收外资的政策。据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马来西亚年均吸引外资50亿美元,比1985年以前的年均吸引1亿美元增长了49倍。大量的外资用于发展出口制造业,使该国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此外,拉丁美洲的巴西和智利,东南亚的泰国和印尼等国家,也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国内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上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践表明,拓展国际经济交往,实行对外开放,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世界各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后,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b]

四、对外开放理论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

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往往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而是在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和附属国取得成功。因此,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度上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需要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这是一条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遍规律。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发展,就与它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十月革命后,当时的革命导师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和国际形势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②b]他还详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具体的政策和途径,提出了租让制等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式,并亲自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大胆地实践:(1)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加快俄国技术设备的更新步伐。(2)利用各种外交活动,争取外国贷款;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吸引外国资本,以弥补俄国经济建设的资金不足。(3)同外国共同举办合资公司,既引进了外国资本和技术设备,又直接学习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4)大胆聘用外国专家,以解决俄国当时的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些成功的实践,对于解决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困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成功地利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苏联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雄厚基础。由于列宁、斯大林实行了正确的开放政策,使一个经济不发达又遭战争严重破坏的苏联,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走完了西方大国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后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客观上限制了苏联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再加上苏联领导人受到“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进一步限制了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往来,从而大大制约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是对外开放,只不过开放的门不够大,主要是面对苏联东欧国家。当时我们从苏联获得了14亿美元的贷款,并引进了156项成套设备,打下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基础。但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单方面中止了同我们签订的经济合同,撤走了专家,使我们开放得很不够的大门被迫关闭。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我们长期采取敌对态度和封锁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同他们发展经济关系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自己推行“左”的思想政策,也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障碍。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①c]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国内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我们得以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经过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呈现出勃勃生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样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发展国际经济关系,这是一条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正是基于对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邓小平再三提醒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②c]“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③c]“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④c]

五、对外开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思想一脉相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作家和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曾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问题,进行过探讨和论述。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就阐明了机器大工业与国际分工、经济关系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他说:“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⑤c]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随着新的工业的建立,“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⑥c]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条件,而且还对未来社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预测。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⑦c]在未来社会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⑧c]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以革命导师的远见卓识,第一次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说过:“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⑨c]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强调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并以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面对着连年战争使年轻的苏维埃俄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列宁明确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虚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⑩c]为了迅速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①d]他还告诫全党:必须“在经济上积极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则,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大厦。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②d]列宁不仅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实施的多种形式和途径,并领导俄国人民进行成功的实践,从而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列宁上述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宝贵经验。

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引进外资发展战后中国经济的思想。他曾对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③d]建国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④d]1956年,毛泽东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把向外国学习,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列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之一。他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他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⑤d]虽然,囿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严重制约和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但它毕竟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正是基于前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邓小平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反复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它吸收了马恩关于当代社会任何民族都必须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思想,并对马恩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将更加开放的思想进行系统的阐发;它继承了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和途径;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利用外国资本、同外国人做生意”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全方位开放的论断;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正确提出了在对外开放中要“采取两手政策”;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利用外资以发展经济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思想一脉相承,它源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灵活运用和大胆创新。

总之,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形成,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又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它不是个人先天经验的构筑,而是充分占有现实思想材料的成果,是历史经验和现实材料有机结合的结晶。这就是它之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并产生空前实践效应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a]《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②a]《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③a]王绍熙:《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5期。

[①b]《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②b]《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3页。

[①c]《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②c]《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③c]《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307页。

[④c]《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⑤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8—169页。

[⑥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⑦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

[⑧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8—169页。

[⑨c]《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2页。

[⑩c]《列宁全集》第40卷,第42页。

[①d]《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②d]《列宁全集》第4卷,第501页。

[③d]《新观察》1983年第20期,第12页。

[④d]《毛泽东选集》第1—4卷(合订本),第1435页。

[⑤d]《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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