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共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历年来经党史学界的孜孜努力，已获得丰硕的成果。值兹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5周年之际，笔者不揣浅陋，对与中共创建史有关的两个问题提出重议，是否确当，敬请党史学界批评指正。
一、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许多史书都认为是1920年8月，如有的说：“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7月， 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 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1〕“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成立”。〔2〕其他各书也皆如此。 其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应为1920年5月，不少的文献资料和回忆录提及此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于1921年春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 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3 〕党的另一创始人董必武也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4〕参加党的创建时期活动的蔡和森也明确地说：“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5 〕明确说是五一节后成立的。1927年党组织为进行党史教育以社会科学研究会名义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中说：陈独秀“出狱后跑到上海，适有《每周评论》（应为《星期评论》）在谈马克斯主义，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九年五月）。”〔6〕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91年从俞秀松亲属处发见了《俞秀松日记》（1920年6—7月），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历史真实，重新考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问题。俞秀松是党的创建者之一，上海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在1920年7 月10日日记中说：“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茫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7〕说明在7月10日以前已成立“社会共产党”——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的名称。若综合蔡和森和施存统的回忆等资料，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5月中成立，在6月中又再进一步酝酿商讨，在6月20日施存统赴日前，已立社会共产党。
施存统回忆：“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 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8〕施存统是1920年6月20日自上海赴日本留学的。〔9 〕这次会议当在6月20日之前所举行。
施存统又回忆说：“我没参加李达、陈望道等一起讨论发起共产党。可能是我去日本后，陈独秀又找他们讨论组织共产党。”〔10〕这是确切的，这是陈独秀继续筹建党的活动，时间当在夏季，8月之中。
综上所述，上海最早酝酿建党的成员是陈独秀和上海星期评论社的人员，如蔡和森在党史报告中所说的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俞秀松、施存统、丁宝林等，因此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星期评论社列为中共成立的“细胞”之一。所以俞秀松日记和施存统的回忆是反映了建党的最初情况。蔡和森并未提及建党时期的著名人物如李达、陈望道等，若揆其原因，不难明白，因为这些人是稍后不久二、三个月后才加入组织的。李达和陈望道是1920年8 月参加党组织的，沈雁冰参加过酝酿活动，1921年2、3月间加入党组织的。
现在各书所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8月中成立，系根据李达、 张申府等的回忆，他们根据各自的情况，以各自所接触的角度回忆，对8月以前上海的情况可能并不十分了如指掌。李达是1920年8月自日本归国，随即加入了党组织。他说：“一九二○年夏季，C.C.P （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11〕“1920年8月，陈独秀等7人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12〕8月中，即称“共产党”， 可见乃系“社会共产党”之名改变而来。
张申府回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创建……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见，我们回了信。”〔13〕据此，我认为，这是社会共产党或社会党〔14〕改名或正式定名为共产党的时间，即为8月中， 而非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时间。
1920年7月5日至7日， 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过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会议，会上特别指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具备客观条件。为对此相适应，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过会议。即“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15〕这是筹建活动中的又一次会议而已。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情况似乎相类似，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好几次会议，最后才确定正式名称。据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上海的团原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在开第9次会议之后才改变名称，1920年8月22日，才正式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见其在8月之前早已有青年社会革命党。 青年团是如此，中共上海发起组自然更其如此。
二、关于党的一大的闭幕日期
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期间，1921年7月30日曾遭到巡捕房的搜查， 此后移到嘉兴南湖召开。在南湖续会，一大闭幕日期，至今史学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7月31日、8月1日、2日、5日等诸说， 大多根据回忆。因事隔较久，各人回忆又颇有差异与矛盾，因此，若仅仅根据回忆，颇难令人抉择与信服。若有早期的文献资料，应尽可能以文献资料为准。在这方面，一大开幕日期的确定，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和确定，自然是参照了有关代表的回忆。代表中的正确的回忆，最多是可分析为7月末或7月下旬开会。并不可能精确到确定在那一天。现在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之所以确定为7月23日， 主要是依据一大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6〕既然一大开幕日期主要是依据文献确定，其闭幕日期自也应依照当时最早的文献加以确定。
当年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已谈到一大的开幕和闭幕日期。信中说：“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17〕我认为可以依据此文献，确定一大闭幕日期为8月5日。并详述理由于下。
（一）它所说的7月23日一大开幕， 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给国际的报告）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其内容是完全有所根据，并非分析或推断。
（二）此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距离一大开会仅2个月多， 较之任何人在十几年或数十年后的回忆更具有可靠性。
（三）从当时斯穆尔基斯的身份来讲，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是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即驻远东的代表。1920年11月，国际工会联合会（1921年7 月起改称赤色职工国际）责成斯穆尔基斯在赤塔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他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职工运动的情况。1921年1月， 他派遣福罗姆别尔戈到上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联系，以了解情况和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
一大召开期间，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外，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会议，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也负有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任务。他自然要将一大的情况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斯穆尔基斯汇报。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说过：“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一大之后，他们自然也向远东书记处汇报。
（四）从其他方面印证，斯穆尔基斯所谈的其他方面问题也都是第一手资料，并非是耳食之言。如他最早谈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1921年8月11日建立的。他说：一大后，中共中央由四人组成， 和我们目前所知的是一致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分任宣传、组织主任，在陈未自粤到沪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其他内容也是如此。
（五）8月5日闭幕之说， 和有些代表的回忆是一致的。 陈公博在1924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说：“这次大会持续了两周。”〔18〕陈公博将开会日误写为7月20日，若以准确的7月23日起顺延两周，最后一天即8月5日。李达在回忆中，按照当时的惯例，将开会日和被搜查日期作为7月1日，最后“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个会场是在南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七月六日。”〔19〕也就是说，被搜查之后，隔了5天才去嘉兴开会，并非第一天或第二天，和8月5 日之说是吻合的。
（六）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当时在上海和毛泽东有来往。他在《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一书中回忆，毛泽东对他说：“因秘密警察而出现的麻烦……代表们已散在各处，只间接地保持接触，而且必须停止活动几天。”〔20〕过了几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共到嘉兴后，毛泽东单独去开会，晚间很晚才回来。然后，他们两人去杭州一游。据《少年中国》1921年9月第3卷第2期记载，载明“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 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可见，萧子升的回忆是符合实际的。萧子升说会议被搜查后，隔了几天才去嘉兴的，而并非隔了一、二天。
（七）包惠僧回忆说：博文女校“为各代表住宿之地，付了2 个月的租金，只住了20天左右。”〔21〕住宿于博文女校时间的长短，和代表活动密切有关。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过有关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被上海泰东图书局收入汇编，据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的日记，8月11日毛泽东曾到书局找他。那末，毛泽东当在8月11日之后才离开上海返回长沙。毛泽东在沪住博文女校约20天左右，和包惠僧的回忆是符合的。若8月1日嘉兴开会，毛泽东不可能迟至11日才去找赵南公的。
（八）在早些时候，因斯穆尔基斯的信等文献尚未介绍到中国来，因此，持7月31日闭幕之说者较多，如胡华、 萧效钦所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中也作此说。此说主要是根据周佛海等回忆，说被搜查当晚，他们曾在李达住处开会决定第二天去嘉兴。但此事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搜查当晚，代表都已走散，谁也不敢再在一处聚集，怕再引起麻烦。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都未谈及在李达处开会是当天晚上。实际上，代表们不可能在未征得马林的同意下，自去嘉兴开会，这是不言而喻的，因马林在李汉俊家时宣布过：“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22〕陈公博也回忆说：“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23〕代表要去和马林联系，征求马林的意见，非化一番时间不可，决不可能急冲冲地第二天就去嘉兴。根据荷兰外交部的档案，马林的行踪完全在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中，按常情分析，马林要再找代表商量，继续开会之日非待搜查之事平息数日后不可。因此7月31日或8月1日之说难于成立。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人民出版社。
〔2〕《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中央党史征委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3〕《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4〕〔8〕〔10〕〔11〕〔13〕〔19〕〔23〕《“一大”前后》（二）第292页，第34页，第35页，第1页，第220—221页，第11—12页，第425页。
〔5〕〔17〕《一大前后》（三）第62页，文中所谈有一女性， 系指丁宝林；第47页。
〔6〕重刊于《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版。
〔7〕《上海党史研究》1991年第7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9〕根据俞秀松日记和施存统自述是6月20日赴日，两者完全一致。
〔12〕《七一日记》，1958年《七一》创刊号。
〔14〕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刊于1920 年《新青年》第8卷第1期）中公开说“吾党”是“社会党”，借用此名， 实际上就是“社会共产党”。后来他出版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时，就直接用“共产党”的名称。
〔15〕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156页。
〔16〕《“一大”前后》（一）第20页，人民出版社。
〔18〕〔20〕《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98页，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22〕《包惠僧回忆录》，第30页，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