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制度主义的激进化发展——激进制度主义思想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激进制度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凡勃伦所代表的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激进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将对激进制度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内容和政策思想作一个评述，最后谈谈它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一、60年代之前的老制度学派
现代激进制度主义都把美国老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索尔斯坦·凡勃伦以及他的后继者看成他们思想上的先驱和启蒙者，因此要理解激进制度主义，首先必须了解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思想的发展。
凡勃伦的制度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采取动态演化分析法。凡勃伦认为所有的现象包括资本主义现实都可以在一个动态的“因果积累循环”过程中被理解，这个过程是无目的的，凡勃伦有时候用盲目的变迁(blind shift)来强调这个过程的随机性和无方向性。凡勃伦强调“本能”是演化的基本推动力，本能在演化的过程中习惯化，而制度就是流行的思想习惯，制度反过来通过“向下因果关系”来重塑个体。其次是提出工具—礼仪知识两分法。所谓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事实的知识，它带来技术的发展，因而是进步的动力；而礼仪性知识则相反，它和掠夺本能是相关的，是为了获取、展示权力和地位。因此工具理性往往是前瞻的、进步的，而礼仪性知识往往是保守的、反动的。凡勃伦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礼仪性价值的商业精英和代表工具性价值的工业生产阶级，并认为代表商业利益的金钱价值对工业价值的支配是资本主义的病根所在。最后是对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凡勃伦强调礼仪性制度往往支配了工具理性并主宰人类的历史，历史上往往是愚蠢的制度获得胜利①。凡勃伦对个人能否战胜环境的限制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人类的思想被礼仪性知识所包裹，为僵化的社会制度所塑造，不能够对改变了的技术环境作出适当的调整。
因此凡勃伦毕生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也不正确的，和马克思类似，“凡勃伦提出了隐含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斗争将加剧和尖锐化的观点，而且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危机”②，除了提出激进改革思想，凡勃伦始终在探究一种由科学管理原则所统治的社会模式，一个由技术法则而不是由人所统治的社会。
此后的老制度主义者，包括康芒斯、加尔布雷思、米契尔，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解上都深受凡勃伦的影响。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提出了极其丰富的改革思想。但是随着凡勃伦的过世和一批重要的老制度主义者退出学术界，老制度主义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在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只有得克萨斯大学的几位经济学家还在坚持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个时期的老制度主义以艾尔斯为代表，他将凡勃伦思想中并没有系统发展的工具—礼仪两分法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技术—制度两分法，认为前瞻的技术和滞后的制度之间的斗争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艾尔斯相信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艾尔斯提出了完整的价值理论，他认为判断经济进步的标准是能否让机器运转起来，而所有的政策，包括增加工资、收入平等化等应该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为目的③。而得克萨斯大学的另外一些学者如罗伯特·李·哈尔和托马斯·尼克松·卡佛等人则将马克思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精神和老制度主义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基础相结合，更为强调市场中的强制和不平等以及改革的必要。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思想体系的构建，而随着60年代哈尔的退休，得克萨斯大学的老制度主义传统随之消失了。
二、激进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
现代激进制度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不满意艾尔斯用技术—制度两分法来诠释工具—礼仪两分法，也反对艾尔斯相对进步的乐观主义，而是强调回到凡勃伦的悲观主义，他们提出了新的工具—礼仪两分法和价值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之道。
(一)新的工具—礼仪两分法
工具—礼仪两分法是激进制度主义的核心。激进制度主义认为，艾尔斯所强调的把“技术的连续性”作为价值的核心内容是有问题的，技术进步在有些情况下会威胁到环境安全、导致政治权力的加强、技术替代劳动，甚至威胁到公民自由，可能是反工具的，因此应该重新界定工具价值的内容。激进制度主义者很少给工具价值一个明确的标准和内涵，他们认为，就像社会经济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一样，工具价值体现在社会文化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最终的永恒的标准，是经验和理论探究产生了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又在具体环境中被证明是否是工具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激进制度主义者认为，在凡勃伦的理论中，隐含着超越时间和文化的但又是动态却非绝对的价值标准，凡勃伦理论中的三大本能：父母之爱、工艺的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可以看成是工具性价值的评价标准。④ 另外马克·图尔指出，可以在杜威思想的基础上把工具性价值的原则概括为：生命的延续、重建非嫉妒性的共同体和工具性地使用知识。⑤ 当然，这些标准只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工具性价值只有在社会过程中才能发现。
激进制度主义也不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反工具的，相反的，制度可以分为工具理性的制度和礼仪性制度。只有礼仪性制度会对工具理性产生阻碍，但它不是来源于对过去的迷信、传统或者制度的惯性，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在别人的反对之下也能达成意愿的能力，权力往往和身份相结合产生强大的力量。⑥ 礼仪性知识强化了权力，是权力为自己寻找的神话外衣。神话(myth)或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把不合理的结论相信为合理从而毫不怀疑地接受。因此，神话扭曲了个人的理性，它使得我们对现实中的非正义视而不见，这种神话远比神话故事和迷信更为有力。激进制度主义强调，神话并不会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随着教育和工业化而逐渐消失，因为神话的制造和传播是既得利益的精英们合理化他们的地位的结果，它们不断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而且非常隐蔽，而受害者却会在无意识中接受神话并成为它的维护者和支持者。因此，“现实中的权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强制和专断权力，这些权力变成了非逻辑的文化构建的和合理化的神话，取代了归纳性构建的事实性知识。个人和社会做出违背他们个人利益的事情，因为知识是由既存的制度提供的”⑦。这个新的工具—礼仪两分法成为了激进制度主义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权力、市场和国家
激进制度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改造。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市场理论和国家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市场通常被理解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是通过“竞争”来界定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每个劳动者按照贡献来取得收入，同时每个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自由选择商品实现效用最大化。在这个框架中只有自由，没有压迫。但是在激进制度主义看来，市场就像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市场是一种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市场是可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参与者出于不同的原因塑造了市场，因此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权力配置将对市场的运行和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激进制度主义强调市场就是而且永远是阶级冲突、传统、立法和调节的结果，权力的作用渗透到每一部分，它不仅能够超越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而且是通过立法和管制来影响市场的运行。社会的冲突、技术、流行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市场激励等相互作用，决定了市场中的权力的实施和配置，因此市场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竞技场，自由市场并不总是可能的。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外部性”往往被看成是高交易成本导致的，但是激进制度主义者认为外部性实质是一个参与者施加给另外一个参与者的强制而已。至于市场分配也不可能以个人对总价值的贡献为标准，因为价值和分配制度本身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是权力配置的结果，因此分配结果取决于权力的结构和比重。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结论是一个“神话”、一种伪装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新古典经济学采取的是市场和国家两分法，他们认为国家通过立法、管制来影响市场，应该成为市场的“看门人”。但是在激进制度主义者眼中，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和市场的区别只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国家的权力强大而直接，市场参与者的权力较小而隐蔽。如果说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实施控制，包括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那么每一个企业或者个体都希望借助政府来提高自己的机会，因此政府是权力的另外一个竞技场，它受市场权力的影响也反过来决定市场中的权力配置关系。但是，激进制度主义同时也强调国家干预的积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也是善的来源，也只有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共利益，并且能够通过干预来控制市场中私人的权力而捍卫公共利益。激进制度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效率、收益成本分析、帕累托最优、最大化等作为干预标准是虚妄的，他们认为干预的根本在于消除市场中包含的歧视和压迫，从而有助于工具性知识的生产和运用，因此除了传统经济学的政策内容，他们认为干预应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公共教育、法定入学规则、大学研究的公共支持、对试验工业新产品的公共扶持等等。
(三)不平等、时代问题和民主化
激进制度主义对现实问题极为关注，它的发展是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自由主义运动和人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研究重心也随着这些社会问题的变化而变化。激进制度主义者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所导致的不平等，因此必须剖析并努力改变这些不平等，因为他们相信平等是工具价值的一部分。
激进制度主义认为，不平等是一个社会过程，是社会拥有权力的群体以无权者群体为代价而获取利益的过程。不平等主要有四种类型：性别、阶级、种族和国家不平等。而每一种不平等都会编造相应的神话来强化自身，比如通过男性至上主义神话让所有的妇女接受她们在社会中的狭隘角色。因此激进制度主义认为，改变不平等首先就要去揭穿虚伪的神话，改变信念，唤起被压迫者的觉醒，并进一步改变社会结构，而每一次民主运动都起到了这种作用。
但是激进制度主义从来不相信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权力和不平等是动态演化的，因此以上概括的四种不平等也不是永存的，也不能认为只有这四种类型的不平等。它们都仅仅是时代问题，因此就需要不断地去分析不同时代所对应的问题并针对性地去解决。社会价值就是在这个不断探究的过程之中发现和实现的。因此激进制度主义是反乌托邦的，社会问题就像希腊神话中那块不断滚到山下的巨石一样，需要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推上山去。
当然，激进制度主义认为瓦解权力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主化，也就是将经济系统改造成更为民主和更多大众参与(participatory)的社会结构。⑧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的民主化能够实现安全、卓越、富裕、平等这些工具性价值。但是，尽管民主化被每一个激进制度主义者所强调，但是它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一直是含糊的。和其他为民主化寻求程序和具体实现方式的学者不同的是，对于激进制度主义者来说，民主化体现在行动之中，是一个不断试错并寻求满意的过程，它没有终点，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最终的实现方式。
三、结语
激进制度主义把演化分析法和价值分析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一个能够分析现实、评价现实和寻求改革方案的分析框架，这使得激进制度主义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激进经济学派。而激进制度主义对广泛的问题的关注使得它是一个开放的流派，比如在探讨性别歧视问题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结合、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交融，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它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在强调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本矛盾、对激进改革的诉求等方面，激进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制度主义的“神话”无疑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诠释。就理论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过强的决定论色彩和激进制度主义的相对主义之间必须寻找某种中和，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应该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结合激进制度主义所强调的文化社会因素以及权力配置的影响。詹姆斯·L.迪尔兹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几个方面远比激进制度主义成熟和完善，也是激进制度主义必须借鉴之处：在国际不平等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对依附和帝国主义的形成机制和作用形式的剖析更为全面，而激进制度主义却往往只去分析国内礼仪阶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技术发展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分析了技术进步所需的各种制度条件，而激进制度主义还在讨论制度到底是妨碍还是推动技术进步这个问题；激进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相对薄弱，而马克思主义在把国家看成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把国家看成由各个阶级组成的并能够相对独立行动的实体这两方面的发展都能够给激进制度主义者不少启迪。⑨ 值得关注的是，威廉·杜戈和霍华德·J.谢尔曼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⑩ 等书的出版标志着两者之间有意识的对话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激进制度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交流成果无疑是极为必要的。
注释：
①Thorstein Veblen,Some Neglected Point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is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892( 2) :pp.387-408.
②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③张林：《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51—58页。
④Sheehan Michael F.& Tilman Rick,A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strumental valuation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2( 3) :pp.197-208.
⑤Mark Tool Some Reflections on Social Value Theory and Regul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0( 2) :pp.201.
⑥Dugger William M,Radical Institutionalism:Contemporary Voic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9.pp.8.
⑦Dugger William M.& Waller William,Radical Institutionalism:From Technological to Democratic Instrumentalism,Review of Social Economy,1996( 2) :pp.175.
⑧Waller William T,Radical Institutionalism: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the Radical Trad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1988( 9) :pp.667-674.
⑨Dugger William M,Radical Institutionalism:Contemporary Voic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9,pp.55-61.
⑩Dugger William M.& Howard J.Sherman,Reclaiming Evolution: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on Social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