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历史沿革及影响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沿革论文,外国文学论文,中学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古代的教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虽在夏、商、周时就有了学校教育，但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语文教育一直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混杂在一起，德、才、学、识都纳入当时的各种教材中。古代语文教材主要由四书五经、蒙学读物、文选读本等组成。“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的合称，后来成为封建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长期作为蒙学阶段之后的重要教科书。蒙学读物流行广泛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文选课本影响较大的是梁朝萧的《昭明文选》，清朝吴乘权、吴调候的《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其中的《昭明文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国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创了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的先河，一直为后世所仿效。
鸦片战争后，我国的教育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现代新学制的诞生。现称的“中学语文课”中的“中国文学”开始从哲学、史学、伦理学、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这也意味着语文学科开始创建独立的教学体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语文教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语文教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被白话文所代替。一向被讥为“引车卖桨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终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语文教材，改变了旧式文选本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
正是有了语文学科的独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及“五四”新思想的渗透，才为外国文学作品选入语文课本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20年代的语文教材，不仅大量选用了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论文和演讲等。而且首次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入语文教材[1]，如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等。
如果说，20年代的语文教材在外国文学作品选材上迈出了实实在在的、重要的第一步的话，那么1955年，国家颁发的“初级（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却是从纲领上确定了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一事实。这两份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有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书信、游记、传记、随笔、杂文和富有文学趣味的论文等各种体裁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大纲所选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可以说，这两份教学大纲选材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是以往任何语文教学大纲都不能相比的。虽然这种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从1955年秋季开始试行，1956年秋季全面实施，到1958年停止，前后不到三年时问，但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改革语文教学做了可贵的尝试。
1958年，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语文教材的编选，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受制于政治运动，紧跟形势，无所谓教材体系的科学性。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选了不少当时报刊上时事性很强而质量不高的文章甚至政论文、社论、大跃进民歌等，几乎成了报章杂志文章的大汇编，结果自然是短命的。1963年制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材进行了反拨，纠正了以往出现的错误倾向，把作品的艺术性作为首选标准，认为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能够接受一些外国作品，于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卡夫卡的《变形记》、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等文学名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中[2]。1966年6月，中央转批了教育部《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自此，全国统编中学教材停止使用。随后，负责编写、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取消了[3]。可想而知，在当时“外国的就是反动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状况下，外国文学作品就成了毒草，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彻底绝迹了。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语文学科也进入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时期。1978年颁布、1980年修订了第三套大纲，即《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依照新大纲精神编写的、1978年开始试用的中学语文教材，经过1980年的小型调整和1983年的大型调整增编高中五、六册，已成为全国通用的正式教材。1983年的中学语文教材对于开辟新时期语文教学新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套教材中，不仅选用了较多的外国纯文学作品，还选用了少量的外国散文类作品，如巴甫洛夫的《给青年的一封信》、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及斯大林的《悼列宁》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导言等。
到了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育大纲》修订本的基本要求，贯彻降低难度、减轻负担、提高质量的原则，在1987年版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套新教材出版了。这套教材课文篇目明显减少，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少而又少，现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这套课本的“高级中学课本《语文》（必修）”的外国文学作品列表如下：
外国文
本册课文
外国文学作品篇目
学作品
总篇目数
篇目数
《蝉》（法布尔），《蒲公英》第一册
28
（壶井泉）
2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第二册
28
格斯），《时钟》（高尔基）
2
《守财奴》（巴尔扎克），《装
在套子里的人》（契诃夫），第三册
23
《母亲》（高尔基），《项链》
4
（莫泊桑）
外国诗歌两首：《致恰达耶第四册
26
夫》（普希金），《啊，船长我
1
的船长！》（惠特曼）第五册
19
《警察与赞美诗》（欧·亨利）
1第六册
17
0
0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学语文统编教材在内容和体系上都存在许多不足，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时期，有关语文教学的种种论调此起彼伏。从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起，引起了语文教学界的大争论，1997年，出现了全国各大媒体对语文教育现状的措词激烈的批评，导致语文教学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有人甚至说语文教学“误尽苍生”“祸国殃民”。虽然这些说法有的言词过激，但说明了语文教学的确有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但是20年来语文教学还是发展的、进步的，当然，语文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作为语文教学系统的三个基本因素（教师、学生、教材）[4]之一的语文教材的改革必将带动语文教学中其它因素的改革。正如人民教育出版的编审周正逵先生所说：“语文教改是全方位的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教材的改革，教材体现一定的教育思想，任何教育思想都要渗透到教材中。先进的教学思想要开花结果，必须渗透到教材当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有赖于教材的改革。”为了贯彻落实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吸收自1997年以来社会上关于语文教育讨论的积极成果，1999年，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已于2000年3月正式颁布施行，教育部决定从2000年秋季起，在全国推广供试验用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新大纲在“教学内容和要求”中写有对语文教材选文的要求，这也是历次大纲都有的内容。新大纲除了保留“选文要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外，还增加了“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体现教学目的，适合教学”等要求，对各类课文的比例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选文以我国现代作品为主，古代作品占有适当比例，兼顾外国作品，比例一般可为5:4:1。”同时，新大纲在“附录”中规定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其中外国文学名著有《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巴黎圣母院》（雨果）、《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复活》（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诗选》（普希金）、《老人与海》（海明威）、《泰戈尔诗选》（泰戈尔），美学著作有《歌德谈话录》（艾克曼）。[2]
2000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有关专家对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施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已于2000年3月正式颁布施行。新大纲在“教学内容和要求”中对选文的要求及课文的比例也与高中语文教材新大纲基本一致，明确提出了“兼顾外国作品”[2]。在“附录”中列出“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外国文学名著有《鲁滨逊飘流记》（英，笛福）、《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名人传》（法，罗曼·罗兰）、《童年》（俄，高尔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奥斯特洛夫斯基）。[2]
二
以上是中学语文教材选入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与沿革。从这个历史与沿革中我们不难看出，在80多年的近代、现当代历史中，中学语文课本选取外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历经坎坷：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由单一到多元，由工具性到人文性、由不自觉到自觉，直到在大纲中明确规定所选外国作品的比例及具体的阅读推荐篇目为止，实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
勿庸置疑的是，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一方面改变了语文教材的结构，给语文教材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能量，同时开阔了中学生的视野，使他们积淀了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也完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引起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对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燕》《母亲》《二六七号牢房》《西西里亚的纺织工人》等作品，曾像灯塔一样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磨练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意志，也激励了他们的斗志；《变色龙》《项链》《竞选州长》等作品中创造的生活在沙俄帝国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典型人物，使学生可从这些典型人物身上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时代、那种社会所特有的腐败、虚伪、尔虞我诈的本质特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柯察金、《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先生、《母亲》中的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等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使学生深刻的感受到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而献身的人该怎样生活、该怎样无私无畏的生活；《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让学生学会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怎样的与自然作斗争并征服自然；《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主题，没有枯燥的说教却给了学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的课，等等。事实上，这些影响和积极意义是无法用语言来穷尽的。
外国文学作品可起到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的作用，文学不是奢侈品，文学对于人的教育功能是功不可没的。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在1984年7月召开的“教学改革座谈会”上说：“好的文学作品能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培养美好的情操……其实还不止这些，如果说，人们的思维活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话，那么，文学，无论创作或欣赏，主要是诉之于形象思维的，需要联想力或想象力，需要一种浮于生活实际而又超脱于生活现实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事实上，决不是只有文学家才有，才需要这种能力，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同样有，同样需要，正像文学家也不能不进行逻辑思维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教育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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