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月刊论文,媒介论文,学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139-06 收稿日期：2007-10-16
《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同人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始于钱穆与张其昀的通信。1941年12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刊出了钱穆的信与张其昀的答复，而钱穆对此问题实有一番自己的认识，遂另著长文——《战后新首都》再次予以阐明、1942年12月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及国民大会，会上迁都北平之论再次称盛。张其昀曾著文释疑，前后凡4篇。翌年2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以《再论建都》为题刊出这4篇文章。文后还附有贺昌群撰《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一文。同期，张其昀、沙学浚等人还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建都之意见及批评，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同人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尽管其中一些论文大多收入当时出版的建都问题论集中，却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论者的专业背景，以及刊发这些文章的媒介因素①。
本文即以这些讨论为中心，以相关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其思想的“内在理路”，探究于此之外的深层含义，以期展现这些学人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媒介厚植现代民治基础的政治诉求，并希冀以此探究媒介、学术与政治三者间互动的多面相与复杂性。
一、建都之争的核心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向
《思想与时代》社同人在建都问题上分为两派，其中张其昀主张建都南京与钱穆主张建都西安的意见针锋相对。贺昌群的观点与钱穆相近，但择定建都北平；沙学浚则倾向于支持张其昀，但对建都南京抑或北平均持公允的态度。就张其昀与钱穆而言，双方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论涉及各自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不易轻下判断，而其中所彰显的学者见识与学人关怀，则别有意味。
张其昀的建都观鲜明地表现出“以海国精神谋中国未来之发展”的特质。早在1927年5月10日，张其昀刊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就曾表明：“民国元年，孙中山力争国都之地点，岂唯所以谋国内之改造，抑亦所以谋海外之发展也。扬子江为世界最完美之水道，而为中国之大动脉，建都于此民族生活之大动脉，足以调剂南北之平，全国之福，莫过于此”[1]。不言而喻，张其昀谋建都南京，最看中的就是南京以河港而兼具海港的资格。因此，当好友钱穆1941年10月来函询问其提倡建都南京有何依据时，张其昀除了以孙中山的言论为尺度，更多地则依据南京在工业经济、国家海防等方面的地位，从政治地理的层面重新阐释了建都南京的原因。
而在1946年建都之争的种种议论声潮中，张其昀的建都南京论所强调的依然是海国精神的创建：“南洋虽非中国领土，但其重要性的确可与东北相提并论。台湾、海南这二岛为祖国南洋之联锁，其形势亦无待论。建都南京方可兼顾东北与南洋，有左右逢源之快，无顾此失彼之病”[2]。张其昀亦不断强调，20世纪的时代乃太平洋的时代，中国欲谋求国际地位的平等，就须以太平洋为活动的舞台，新首都就应建在海道便利之地。其时，中国经过百年屈辱，但凡有识者都想诊断中国“病灶”之所在，张其昀一言以蔽之曰“海病”。他提醒国人，勿忘东北形势，实乃陆国海国之胜；亦勿忘苏联于日本帝国崩溃之后，重新租借我旅顺军港的事实。由此，张其昀极为赞赏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充满的海国精神：“其精义所在即为使久患海病的中华民族向着太平洋呼吸一口新鲜的自由的空气。我们切莫以南渡偏安的旧观念来衡量代表海国思潮的新首都”[3]。
沙学浚的观点与张其昀如出一辙。他亦认为：“百年来海洋民族、海洋国家挟坚甲利兵与海洋权力，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由面向西北变为面向东南，并从而开启了东方的海洋时代。”沙学浚对于形势的判断同其业师张其昀一样，他指出，今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大陆与海洋并重，中国是亚洲大国，同时也该是太平洋上的大国。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战略，“中国的首都不但要在中枢区域，而且要在中枢区域中距海不远之都市。因此南京与北平是最适于建都的地点”[4]。
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来讲，首都于国防意义之外，更担负着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双方的讨论更涉及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判断。就经济建设而言，重工业为工业的基础，钢铁业又为重工业的基础。张其昀认为，长江上游之四川，长江中流之两湖，长江下流之南京附近，南洋之广东，北洋之渤海东西岸河北与辽宁，均可设厂炼钢，以建立各区域轻工业之基本。而南京之钢铁厂，战前已有计划，将来若能利用其优越形势，亦不难在工业上取得领导与示范的地位。关于都市建设，因南京邻近长江，水源自无缺乏之处。将来三峡水力充分发展以后，可成为世界上电能供应量巨大之处。南京借电流的传输，恰在三峡电力范围之内，廉价电力的应用，可为城市发展带来能源便利。因此，从钢铁工业及水电设备方面来看，南京完全符合建都的条件。当时有人提出，南京距离上海太近，政界风气难免要受上海繁华都市的影响。对此，张其昀则以南京与上海的关系，同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纽约的关系相比较来免除世人的担忧。1946年5月2日，针对时人对工业文明的担忧，张其昀坦言：“那种对于都市文明、物质文明的疑虑，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锐意奖进工商，提高生活水准，是我国既定的国策”[2]。在张其昀看来，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必须抱有新观念与新标准，而认识南京作为新首都的真正价值，有利于促使经济建设向工业化的方向努力。
张其昀在国际环境与世界背景整体之下思虑建都问题，眼光已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观念，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世界工业化进程，希冀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纳入世界体系中。他始终不断地提醒人们，勿忘中国在新时代所处的地位，对于远东大局的命运应负有积极进取的主动精神。张其昀以人文地理学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讨论这个问题，颇有深意。
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对于张其昀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于1941年末发表那封与张其昀的信件之后，又于1942年12月，另著一篇长文阐释自己关于建都的见解，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讨论时政的文章之一。
就国家防御，钱穆抱持着“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的认识，认为世界大规模战争仍将在大陆上展开，尤其是国家民族一决生死的战争，必定在大陆上演出。而中国乃—大陆农国，将来工农配合发达，绝不怕海疆封锁。他声称：“中国人只要暂时不想攫夺海外殖民地，中国的国防，主要者必是陆空配合的大陆国防，即是北方国防线。”[5]
就经济发展，钱穆在文中相当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未来的一个判断：“中国本是一个大陆农国。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中国人已往在大陆，中国人之将来依然要在大陆。中国人已往是农国，中国人之将来依然仍是农国。只不过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5]。对于海路的发展，钱穆并非不重视，但因其观念的根源仍是农业的中国，这就决定了他更看重大陆中国、农业中国的发展与未来。
就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钱穆更钦慕汉唐文明，希望建都北方以重振昔日辉煌。他曾谈道：“若果效法隋唐东西两都的形势，则新中国之建都应在长安，而以北平为陪都。从长安到北平划一横线，约略相当于黄河平原之地带，即代表前期中国汉唐精神的地带，应使成为新中国之首脑指挥地带。”[5]可见，钱穆建都西安的意向十分明确。钱穆建议建都西安的另一个重要考虑，则是根据农业上轮耕番休的道理。从历史上看，西安、洛阳处于内陆中心，虽在汉、唐获得充分的发展，但自此一千年来，已渐趋没落与荒废。因此，他主张国家应集中力量，从东南沿海地带回归至中原西北地区。此种回归，一方面，是重振农业国家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农业文明重新复苏。
此一建都建议引来众人热烈讨论。诚如1945年9月，钱穆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的那样：“国人讨论此事者，颇不乏人，不佞于三年前草《战后新首都问题》一篇，刊于《思想与时代》杂志，主张战后新首都应迁西安。鄙文一出，时贤对此问题讨论甚趋热烈”[6]。在此文中，钱穆关于建都的论点与此前一脉相承，依然强调“新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6]，故西安仍为最适合的建都之地，并希望以建都西安来重振昔日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辉煌。
尽管钱穆的着眼点落在农业立国上，以如今的现代化视角观之，这似为一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但若就中国历史自身脉络而言，它实又指出问题症结所在。因为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无疑是中国最严重的、最亟待解决的难题。处于中华文明发源地而又渐趋没落的洛阳、西安等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亦已凸显。故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对于中国的未来既抱有期望亦有所担忧。与张其昀着眼于工业发展不同，钱穆更多地注意到中国农业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从千年历史的角度俯瞰中国的未来走向，钱穆的眼光自有其深远之处，彰显了学人对农业中国的关怀。
同为历史学家的贺昌群虽然认为国防线应位于北方，但却认定建都北平更为适合。他的建都观更关注首都的军事、政治及外交价值。他也是从历史的维度出发，认定中国从古至今是一个大陆国，国防第一线至今仍是在大陆，现在的重心尤在东北与西北。同时，贺昌群同钱穆一样，认为建都北方更需要人为的努力，即一种取逆势守动态的精神。但与钱穆不同，贺昌群并不认为首都应选定在西安，他更看重的是河北之地。他以为，北平处于国防第一线内，最近于敌。“九一八”事变以后，敌人的侵略路线是从东北而来的。因此，他对于国都偏安于江南的主张表示不满。对于张其昀坚持南京地处国防第一线内的看法，贺昌群亦不能苟同，“帝国主义在长江及沿海口岸的势力，是以兵舰为后盾的经济侵略，中国的国家财政不能不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相勾结，所以政府迁都南京，毋宁说全因国家财政的关系，绝不能以国防为理由”[7]。贺昌群亦以东南为例，认为东南为全国经济重心，近古以来已然，并非始于现代，因此，国家财政与国都的关系，亦可以分而论之。显而易见，贺昌群认为首都的国防地位要重于经济地位，并认为经济因素不足以作为建都的凭据。
二、学者的视野及关怀：设定陪都与均衡发展
以往论者有关抗战建都之争的研究，对于当时学人提出的设定陪都及均衡发展问题鲜有关注。实际上，对于设定陪都的重视及谋全国均衡发展才是当时学者对于建都问题的独到见解，亦彰显了学人与政治家所不同的视野及关怀。
选定首都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陪都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在首都之外另设一处或多处都城，这些非首都的都城被称为陪都，或别称为陪京、别都和行都。从地理分布看，历史上凡设为陪都的地方，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城市。陪都的设置，能够使统治者更为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全国[8]。在这场建都之争中，尽管存在建都南京、北平及西安的不同见解，谋全国各地均衡发展却是《思想与时代》社同人的共识。可以说，在全国重要地区合理设置陪都，是学人提出的谋均衡发展的一种途径。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张其昀已经注意到，抗战之前，沿海六省与西北、西南各区在经济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经济重心偏于沿海区域已是事实。为解决这一难题，张其昀建言：“今后建国大业决不致偏重沿海，忽视内地，重蹈过去之覆辙。首都迁回南京，非即轻弃陪都之谓。我国各陪都均有其地理的个性与时代的使命”[9]。对于陪都的设定，张其昀认为当时西安和重庆已升为陪都，将来可斟酌国情，再为添设。张其昀将近千年来的北平故都定位为一个东方的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不是军事与政治的中心。此外，在张其昀看来，东北部也应设有陪都。新陪都更应该注重经济建设，四川盆地、关中盆地和渤海周围之地都有特殊的形势，因此值得特别注意。
关于陪都的设置，钱穆同样予以关注。钱穆理想中的首都应在长安，而以北平为陪都。那么，对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沿岸的都市，钱穆又给予怎样的关怀呢？在地理上，他将中国分为四线。以新疆为中心，东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为第一线；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唐汉古都为第二线；自此以南，以五岭山脉为界限，又可划成两横线，即长江平原与珠江平原两地带。他认为长江流域是代表着中国宋、明精神的地带，应成为新中国的“胸腹营卫地带”。因此，文艺、美术、科学、工业应在此一带发展。“此一地带象征中国民族之活泼温良清新智巧，这是家宅中之花园区与书房区，不当在此建立大礼堂与纪念碑。”[5]而最南一线，则代表着近代中国的海国精神，此地带与世界接触最紧密，因此工商制造和贸易往来最繁荣。
从全国均衡发展着眼，钱穆认为倘若战后新首都仍逗留在第三线上，虽顺势自然，能博得大多数国人的赞成，并取到目前一时的便宜。然而人文国家的大体制，历史国家的大精神，终将无从发挥，发掘不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至高情感。综合历史、艺术、军事、政治、哲学、文化、经济、地理各方面的条件，钱穆再次强调：“(首都)应向北迁移，尤其应该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则长安厥为首选”[5]。可见，钱穆的这种思虑，除了国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考量，更多地是从均衡发展的要求着眼，希冀中国第一、第二线之内的地区不至于太过衰败与穷困，这些地区地理环境不如南部，更需要政府人为的努力与筹划。
贺昌群也坦言，自己写作关于建都问题的文章也是出于国家均衡发展的观念：“南北譬如两兄弟，一个赤贫了，一个虽差够衣食，已不能坐享安宁，必须设法使赤贫的也够衣食，然后自己也才可以保全，中国也才能统一，这是作者写这篇文字的基本意念”[7]。
依然是从南北均衡发展的角度考虑，沙学浚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着眼，提出建国必须海陆并重，并认为南京、北平均有各自建都的优势与必然，而西安因已没落一千多年，其地位价值已被北平夺去，遂不足以建都。
但究竟建都南京抑或北平？沙学浚并未给出明确的择定，只是分析了南北二京的优势：“都南京是席丰履厚，都北平是任重道远。都南京是掌握现在，都北平是创造将来。都南京是守成与创业并重，都北平则为创业、为进取。就海陆并重言，都北平之国防意义大于都南京，因此北方边防问题未克澄清。都南京之经济的意义大于都北平，因此长江大动脉的雄厚势力难以摇撼”[10]。对此，王尔敏有极高的评价：“每字有千斤之重，点破人们看清问题，增强信心。当是金石之言”[11](P54)。沙学浚还特别指出，在过去，建都南京或北平象征并决定了中国的分裂与对立，而在今后，倘若国家能够加以有力的控制与充分的利用，南北两京将发挥经济配合、民族团结、政治统一的伟大机能[10]。这个没有定论的答案，或许就是沙学浚心中理想的国家均衡发展模式。
关于建都问题，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究竟孰是孰非，不易轻下判断。沙学浚对此的概括最为精准，他说：“建都问题是一个政治地理的问题。政治地理学的任务，简单地讲在于研究政治权力之分布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因此研究建都问题，除开历史、地理(包括气候、地形、经济、交通、聚落、民族等项目)两大因素外，尚须考虑到与权力很有关系的国策与力源两大因素”[10]。事实上，建都问题在于研究何种条件为主要因素，其他条件则视为次要或根本不加考虑。因此，首都的择定最后往往是由政治因素(国策及力源)左右的，因此于首都之外，谋求全国均衡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建都之争的意义：学术、政治的互渗与互动
毋庸置疑，以《思想与时代》社同人为中心的这次建都之争，依然是在学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学理之争。但因《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一媒介的特殊性，又赋予这场建都之争以学术之外的意义。
有论者认为，在抗战后期的建都大讨论中，政府要员基本上处于超然态度，报章杂志少见他们的言论，只有胡秋原和张其昀参与论争。事实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战后建都的地点问题早有答案，那就是“还都”南京，根本不需要讨论，建都论者热火朝天的辩论，实为多此一举。这类观点仍值得仔细分析。若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而论，战后“还都”南京确为不二之选。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事关重大，绝不能有半点含糊。民国历史上，首都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一直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对象。在民国初期的定都之争中，“孙中山之所以格外强调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意在将袁世凯调离其实力和影响的核心地带——北京和直隶，以便接受《临时约法》的约束，由革命党人继续掌控国家的政治生活”[12](P94)。如果说民国初期定都南京、北京之争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能否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表征，抗战后“还都”南京则象征着国民党统治法理性基础的再次确定，凸显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所继承的孙中山作为现代中国国父的影响和权威。身处战后政治环境中的国民党政府亦迫切需要重树统治权威。战后的情况，正如胡素珊(Suzanne Pepper)所言：“国民党的民众基础，以及它在抗战中所获得的荣耀，在抗战后都逐渐失去”[13](P161)，再加之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更直接威胁着它统治的合法根基。故国民党政府急需获得来自学界的支持。
这由此就凸显了这场建都之争于学术之外的含义，同时也赋予了《思想与时代》及其同人以两重含义：其一，《思想与时代》月刊作为学术刊物，同时还担纲了学人向政治人物“进谏”之责。据张其昀的好友陈训慈(亦是陈布雷的胞弟)回忆，这份刊物创刊后，“布雷对之深表满意(也送蒋一份)，始终支持《思想与时代》社的发展，几度增加预算”[14](P15)。事实上，《思想与时代》月刊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关注，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亦曾参阅此刊。由此，除学术之外，这份刊物还担当了向重要政治人物建言之责。其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国民参政会议，作为参政员的张其昀对于当时要求迁都北平的呼声，屡屡发表言论，强调建都南京的重要性。张其昀的学人、政治家双重身份，以及他在人文地理学领域的造诣与成就，深深地影响着国民党的建都舆论走向。对于政府而言，这又是一种可以依凭的学界力量。
同为《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竺可桢亦曾写作一文，讨论战后建都问题。竺可桢从物产、人口、地位、天时四个方面分别对南京、北京、西安、武汉等四处战后可能的首都地点进行甄别。竺可桢的核心点落在工业化及开发东北，故主张建都北京，而立重庆、西安二地为陪都[15](P581)。有意思的是，竺可桢的文章原本是应王世杰之邀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而作，最终却没能发表。竺可桢曾在此文稿上方注明：“卅二年六月作于重庆。此文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不能发表。”[15](P581)不能发表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此文的意见与政府意欲“还都”南京相背，而竺可桢在学界及教育界均有相当地位及威望，此文发表一定会引起更多的争论与不同意见。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抗战胜利之后“还都”南京已成定论，政府绝不希望由此引起任何歧义。这一段插曲也从另一层面显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建都问题不是没有担忧，事实上，政府急需从学界获得支持力量。
出于自身的考虑，政府需要凭借一份学界刊物在当时中国思想界造成一种他们所期望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其昀、沙学浚等学人从学理的层面论证了建都南京的正当性，使政府建都南京的决策更显合理，亦彰显了政府所获得的学界支持，增强了其统治的合法基础。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相当重要。但同时，学人的学识与见解恰与国家的政治需要相一致，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知识分子与学术的背离，或许正如萨义德所言：“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一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16](P17)。
在这场建都之争中，我们仍应看到学术所具有的一定张力。因为这场建都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场学术之争，且主要在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贺昌群与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张其昀、沙学浚之间展开。钱穆与贺昌群长期在学术机构及大学任职，教授史学，因此更重视建都问题中的历史因素，对于当时国防线的判定仍依照历史上的固有经验，故建都北方自然是不二之选。而钱穆关于农业立国的言论或许不符合中国现代化途径，但其重视农村与农业文明的苦心仍深具意义。张其昀与沙学浚作为人文地理学家，尤其重视国防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并曾在政府机构及研究机构任职或兼职，于中国现实有更深切的了解，他们更注重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倡海陆并重的理念，注重海国精神的重振，故建都南京成为必然。在这场争论中，学者的专业背景是其阐发建都意见的思想资源，职业背景及身份转换则在思想资源之外，为建都之争呈现更多元的现实意义。
总之，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马紫梅(Mary G.Mazur)关注到当时具有这样一种时代共性：“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政治，其中许多人在政治领域颇为活跃”[17]。而胡素珊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胡素珊亦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上大量发表他们的文章。这些报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大公报》和《观察》。与此相较，《思想与时代》社同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并非以党派政治抑或政治言论的方式表达，而是希冀通过学术的力量影响政治。此亦彰显了中国学人以“学统”影响“治统”的抱负，这一点在钱穆这样的学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钱穆的西安建都论固然有其理想主义的色彩，却也显示了一名史学家对于学术及自身的坚守。张其昀、沙学浚虽持南京建都论，却也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且无论建都何地，谋全国各地均衡之发展都是《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同人的共识，这更彰显了学者的视野和关怀。这些学人以学术为公器，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媒介，欲达建设政治的目的，其结果究竟如何，则远非他们自身所能控制的。以此而论，建都之争亦凸显了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
注释：
①关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建都问题的讨论，尚未见公开发表的专题研究。时人关于建都问题的评论多汇编为论文集出版。主要包括：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战后建都问题》，中华书局1944年版；独立出版社资料室编：《建都问题论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康国栋：《战后建都论丛》，人文书店1944年版；孙公达：《战后之建都》，中华出版社1944年版；梅盦：《中国战后建都问题》，总动员出版社1944年版。既存的研究中，徐畅的研究曾概论性地分析过这一时期的建都论战，见《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钟少华的研究则主要着力于评介新中华杂志社编辑的《中国战后建都问题》一书，并就书中涉及的各种建都理论加以介绍，见《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尽管有论者认为，发生在抗战后期的“第四次建都之争与政治斗争无关，属于建国理念的学术之争，论争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学者之间，辩论没有最终的结果，而且辩论本身也没有能够影响政府建都的决策，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见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然而，就《思想与时代》社同人围绕建都展开的讨论而言，此论断仍有商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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