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图书馆学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本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在《图书情报工作》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的短文以后，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都对此文给予了积极的呼应。笔者也连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图书馆学本土化方面的文章，[1][2][3] 就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含义、特征、目的、方法及图书馆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尽快形成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然而，最近拜读了《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1期刊登的李金荣先生的文章——《“本土化”及“图书馆学本土化”之审视》，立即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的探讨，李先生对学术研究“本土化”及“图书馆学本土化”命题提出不同看法本应无可厚非，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特别是他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面临被证伪的危险”，[4] 笔者却不敢苟同，现提出与李先生商榷。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就是这种“西学东渐”的产物。作为近代来自于西方为数不多的学术“舶来品”之一，这种带有异域特质的图书馆学要“落户”中国，它在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基础对接时，不管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于是，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无论是初期的图书馆学制度化阶段，还是后来的图书馆学发展阶段，就是到了今天的图书馆学学科变革与重构阶段，作为“强势”图书馆学的西方图书馆学都一直在影响着“弱势”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不得不在不断吸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的同时，也不断地对西方图书馆学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造。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图书馆学不断学习西方，同时又不断寻求中国本土化的历史。
笔者曾经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图书馆学本土化是指，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5] 显然，图书馆学本土化并不是要对已经存在的西方图书馆学给予否定和拒绝，更不是要重新建立一门与西方图书馆学完全不同的新的学科。它只是发生并体现在将西方图书馆学的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图书馆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意味着中国本土图书馆学研究者在批判地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图书馆学思想融合在图书馆学研究活动中，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中国图书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学本土化这一命题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可否认，本土化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界为对抗西方学术“霸权”而提出来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的一种挑战。从某种程度讲，它确实带有一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进色彩，但从理论层面上看，“本土化论者预设非本土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概念、分析工具等，由于受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难以解释本土社会现象，两者不能契合，因此它要经过本土化过程，乃至从本土生成新的理论方法才能适用于本土社会现象，这无疑也是合理的”。[6] 因此，笔者不赞成李金荣先生将学术研究本土化这一命题与政治倾向放在一起讨论，并以我国台湾的“台独势力”为例，以“‘本土化’这一‘民族独立与文化自觉的追求’，成了动荡与混乱的根源，也成为当地民众深陷苦难的祸根”[7] 这一判断来否定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这一命题。笔者曾多次强调，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倾向，不应随意地将它与政治挂钩，否则学术问题就变成了政治问题。例如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我们曾经对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和学术思想一概持否定态度，称其为“洋奴哲学”，并大加批判。尽管它也号称是对“全盘西化”的抵制，但它却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非理性的盲目排外，一种狭隘的自我封闭，与我们所说的“本土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汲取。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图书馆学本土化”，关心的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即怎样吸收、借鉴、改造从西方传入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使其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促进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并使图书馆学在中国得到更有效的应用。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来讨论图书馆学本土化，则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命题持不同看法的双方才可能有共同的、平等的讨论语言。
由于笔者在前面多次提到了学术研究要本土化，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需要本土化，而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却没有人讨论其本土化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
如果我们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发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异，前者以自然现象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后者则以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8]“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9] 正是由于自然界中大多数同类事物的活动在不同地域都会表现出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形，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对特定自然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只要研究者的研究水平基本相当，其构建的学科体系都应该是基本一致的，而不会出现“本土化”的问题。(当然，这里所称的“本土化”并不包括用本土的语言去翻译外国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也是本土化的内容之一。)但是，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却“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10] 这样一来，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大部分活动就必然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表现出一种不重复性。而既然社会活动具有不重复性，那么，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就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研究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科学之间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必然会具有“此时此地”性。也就是说，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现象表现形式不同，其社会科学研究也往往带有各自国家的特征。因此，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就有了中国的、美国的这样的区分。由此推论，那些起源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学科在被移植或引进到另一个国家时，为了使其能够适应本国的实际，必然就会产生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承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都是存在的，作为一个过程，它将贯穿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非起源国的研究活动之中，并通过本土化，逐渐形成各国有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显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范式和结论。
如果从总体上说社会科学学科存在着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更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各个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制约的社会环境不同，必然会使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在体系与内容方面存在许多差别。图书馆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对这种社会环境进行实证研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历史渊源不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环境也是不相同的。比如，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有差异。美国是一个强调所谓“自由”的国家，因此它的图书馆学研究就必然会包含“知识自由”、“图书馆自由”的内容。而中国比较重视国家、集体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就有较多“引导阅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即使我们现在也开始研究图书馆“保证信息公平获取”的机制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我们所说的“信息公平获取”还是和美国的所谓“知识自由”、“图书馆自由”不完全相同。既然图书馆事业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图书馆学在建立的过程中就肯定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综合这种现象。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图书馆学理论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第二，各个国家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别，不能不对各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图书馆学中的“图书馆”，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文化机构，而西方国家很早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制度或机制了。这就引起了人们对图书馆学这一概念的多样性理解。而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图书馆学，从什么角度去建立和发展图书馆学，又与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各个国家的学者总是基于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概念体系、自己的方法论和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学体系。例如，美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国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盛行，它对美国的图书馆学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就曾说过：“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的理论正确性，都要让位给实际的效用。”因此，他“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实际问题。”[11] 而在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党和国家的政策成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图书馆学研究特别强调党性和阶级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必然要排斥各种“异质”的学术资源，很少去发掘和汲取西方图书馆学的合理成分。这样，前苏联的图书馆学者自然就要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替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就形成了他们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这种为执政党政策服务的图书馆学，被当代的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者批评为是一种“功能科学”。[12] 各个国家社会、文化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第三，图书馆学学科本身的相对不成熟性，也使得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学体系不尽一致。就一门科学来说，不管其具体情形如何，理应拥有基本的相似之处，理应具备大量得到公认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但是，图书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图书馆学从其产生到现在，只有不到200年的时间，无论是就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情况而言，还是就其结论的验证而言，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积累、证明和发展。尽管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些相对比较老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式、基本理论已比较成熟，虽然它们也需要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然而这种更新与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与图书馆学遇到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图书馆学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怀疑它是否为一门科学。图书馆学的这种不成熟性，造成了它在许多元问题上还存在争论。比如说，仅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就有上百种的看法，而且新看法还在层出不穷。而这类问题在别的学科已经很难见到了。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看法，主要是由于研究者们在界定图书馆学时各自遵循的原则相距甚远。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图书馆学研究中这些元问题的争论必然会造成各个国家图书馆学之间的差异，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因此也会具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国的图书馆学不会同于德国、英国的图书馆学，中国的图书馆学也不会同于日本、印度的图书馆学。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每一个国家都还不存在“一般”的图书馆学，而只存在“特殊”的图书馆学。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能够适用于各国的“一般”图书馆学模式还没有出现。当然，这里所说的各种“特殊”的图书馆学之间并非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人类活动的一些共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要素，否则各种“特殊”的图书馆学也就不成其为图书馆学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认定，迄今为止，以本国图书馆实践为基础的各国图书馆学理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使得各国的图书馆学在相当程度上仍不可避免地将以区域流派的外貌出现。由于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目前国外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学流派都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原封不动地扎根与生长。因此，就来源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而言，确实存在着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世界通用的，是可以直接从欧美西方国家照搬的话，那将使中国的图书馆学完全丧失自己的个性，从而彻底失去其在世界图书馆学体系中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需要指出，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发展过程来看，“本土化”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在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却表现出了程度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活动是不能够简单地用“哪些是本土化的”或“哪些是非本土化的”来给予绝对区分的。不仅中国老一辈的图书馆学家如杜定友、刘国钧等所做的大量图书馆学研究是本土化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图书馆学家，如吴慰慈、黄宗忠等，他们所取得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又何尝不是本土化的呢？所以，李金荣先生关于“界定前辈们的劳动及其成果是否具有‘本土化’的特质，无论是‘取’，还是‘舍’，都会使今日的‘本土化’论者在逆悖的困境中难以自拔”[13] 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今天提倡图书馆学研究要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过去的研究是“非本土化”的，就像我们提出图书馆学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说我们过去的研究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它只是提醒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要注意克服照抄照搬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的不良倾向，在主动学习西方图书馆学时更要自觉地将西方的图书馆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坚持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
笔者坚持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广泛地存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中的，它本身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图书馆学的知识，并对它们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转换，以求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次是立足于本土社会，将国外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图书馆实际中加以应用，将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特性融进图书馆学研究之中，以解决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第三是在对国外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中国传统图书馆学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以达到中国图书馆学学术上的自立。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比较重视国外图书馆学知识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了，许多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已经在中国扎根；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形成图书馆学的中国学派，使中国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能够引领世界的研究潮流。这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最根本的目的。
当前，可以用以下几个标尺来衡量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程度：第一，是否建立了一整套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图书馆学概念。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其环境有许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图书馆工作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交织。这些特点是现有西方图书馆学概念和理论无法给予准确描述和解释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西方图书馆学的概念和理论为借鉴，进行新的综合与创造，从而建立起若干能够准确描述、分析与解释中国图书馆现象的理论和概念；第二，是否确立了图书馆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门学科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程度是判别这个学科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以及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中深浅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图书馆学具有综合性强、现实性强、实用性强等三个明显的优点，理应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图书馆学在社会信息管理方面的优势，扩大图书馆学在社会中的应用面，图书馆学本土化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三，中国图书馆学流派是否在世界图书馆学界产生了影响。世界的图书馆学体系可以说是由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都在以其独特的内容与风格相互发生着影响。如果某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就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国家的图书馆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内容与风格。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图书馆学能否形成自己的流派并在世界图书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更是衡量图书馆学本土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吴慰慈教授因此将“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14] 作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完全正确的。